太原西南郊清理的汉至元代墓葬

太原西南郊清理的汉至元代墓葬

《考古》 1963年05期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56年4、5月间，在太原西南郊义井、黄坡、寨沟、北堰、石庄头等村附近地区，发现一批汉至元代的墓葬。由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重点清理了其中的一部分。现将清理结果简报如下：

一、汉墓

这次清理了汉墓九座（编号为墓6、7、9-11,14—16,18）。除墓16位于黄坡村东0.5公里外，其余各墓分布在义井村西之高地上。其中墓6、16为砖室墓，其余皆为土墓。

（一）土墓7座。墓顶均残，从残迹看，墓14、15为洞室，其余均为长方形土坑竪・穴墓（图一）。墓室一般长2.38—2.88、宽0.93-1.7米。墓的方向，有正南北的,有的100—116°；有的9一24°。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具均为木棺，但都已朽，多已看不出形状，仅有墓18中的木棺痕迹尙较明显，为狭长形，头部略宽。棺旁有碎漆皮，可见棺上曾经用漆涂饰。皆无档钉。

随葬器物均排列于人骨左侧，有的及至头部以上。以陶器为主，有壶、罐、灶、井、盆、奁、耳杯、博山炉等，器物的组合一般是壶（或罐）、灶和井，也有的壶、罐兼备。另外，也有的墓中还出有小件铜器。分述如T：

1.陶器

壶18件。形式大致相同，均口复圆盖，长颈，平底，肩饰二铺首。墓15的一件肩部阴刻隶书“日利千万”等铭文（图二）。墓9的三件壶，通体着薄白铅釉，壶盖的中央有模制的方格形和雁状花纹，周绕凸弦纹（图三，5?四，1、3）。

罐12件。可分两类，一类有九件，为长核形，作直口或卷口，器身多有浅细绳纹。另一类三件，为圆腹，短颈，口复以几何形花纹的圆盖（图三，1一4；四，2）。

灶6件。梯形，灶面设五釜，’釜上置甑。有的灶面仅作五孔。一般灶上还附塑有耳杯、勺等器皿形象。灶前作长方形火门。有的灶火门旁饰斜方格纹。灶后均作圆孔，形成管形的烟囱（图三，6）。

井6件。均圆筒形，折唇，井内均置水桶一只（图三，7）。

奁1件。腹部原着有红色，现已脱落（图三,9）。

耳杯6件。大小各三件，制作较粗，器壁厚（图三,11）。

此外，有博山炉、盒（图三，12）、盆、小盘（图三，13）、小缸各一件。

2.铜器均岀于墓18,有盖弓帽、轴、弓形饰各一件。

3.货币3枚。一枚完整，两枚残碎，均为西汉宣帝以后所铸之五铢。

上述七墓，出土位置相距不远。葬式、葬具以及随葬器物等均大致相同，应属同一时期。据各墓葬式皆为单身直肢、木棺无钉、以及器物组合和器形特征，幷葬有西汉宣帝以后的五铢钱等情况观察，这些墓葬的时代当属西汉晚期。

（二）砖墓

共两座（墓6,16）,分述如下：

墓6以砖砌筑前后两室。墓顶与墓门及北壁已塌毁无存。墓内曾有积水，底部沉积有较厚的泥沙，人骨、葬具及随葬器物均略有扰动。墓室方向13°。门在前室北端略偏东，前接斜坡式墓道，墓道残长2,63米。前室长方形，东西2.7、南北1.65米。墓壁砌砖均三平卧一横立，墓砖制作的不甚整齐。墓底铺砖成人字形。前后室间由一长1米的圆拱形甬道接连。甬道及后室底部较前室高35厘米。后室方形，四壁向外孤，南北长2.55、东西长2.57米（图五）。墓中只葬一人，人骨位于后室偏东处，头向北，两臂交叠于右侧。人骨底部铺一层厚15厘米的白灰，葬具为木棺，已全朽，尙有残漆皮。无棺钉。

随葬器物置于前室及雨道内。有陶罐四件，皆为圆形，口沿外折，其中两件饰绳纹，两件在腹部下端和底部饰篮纹。陶灶一件，梯形，灶面作三釜，釜上置甑，长方形火门，无花纹亦无附设器皿。小陶碗二件；陶勺一件；陶井一件，为方形，井架上端残缺，井旁置一水桶（图三，8）。陶俑一件，立于灶前（图六，1）o陶狗一件，卧于东南墙角下（图六，3）。陶鸡一件，立于灶后（图六，2）。规矩纹铜镜一面，置于甬道中（图三,10）。另有装饰品二十五件，死者头部有穿孔玉佩及蚌珠等，另一串蚌珠及一枚莽币"小泉直一”，饰于死者左手腕上。

此墓墓壁向外弧。随葬器物中的规矩纹铜镜和陶鸡、狗、俑等，为东汉墓中常见之物，因此，其时代当属东汉。

墓16使用制作较精的绳纹砖筑成前后二室。二室间亦以圆拱形甬道接连。墓门、墓道均在北，已塌毁，墓顶全场，墓壁多已残毁。墓向21°。前室方形，东西两壁外弧，长、宽各2.75米。墓底铺砖，为平行直铺。墓壁砌砖为五平卧一横立（后室亦同）。西侧有一圆拱形小耳室，宽1、长0.63、高约1.2米，室内未发现器物。后室长方形，东、南、西三壁外弧，南北长2.95、东肖宽1.9米，室中未见遗物或骨骸。因墓室茧毁，扰乱过甚，人骨与随葬器物均成碎片，混集一堆，位于前室东南隅，人骨只剩头骨一块，肢、肋骨数节，未见棺木遗迹。

随葬器物多属陶器，由碎片中可辨出的器形有绳纹宽唇盆、仓、案、奁、盘、耳杯、勺等，案与耳杯里面涂以红色。另有残环首小铜刀二件和不明用途的长方形小石片两块。

此墓前后室墓壁均采用了外弧的筑法，且墓砖已出现绳纹，制作也精细整齐，同时墓中随葬器物的种类也愈益繁多。因此，时代可能属东汉晚期。

二、隋唐墓

共七座（墓1一3、5、8、12、13）。

墓12为隋墓，位于义井村西约0.25公里。为南北向的土洞墓，墓道已毁。门在南。长形墓室，东西两壁外弧，长2.65、宽0.81-1.3米（图七）。墓内置一棺，木棺已朽，但轮廓尙存，前宽后狭，棺上曾以漆涂，在棺旁发现有残存漆皮。棺内合敛二人，头均向南，左边一人为仰身直肢（约女性）；右边一人微压住左边人骨，面向西倾，双手交叠于左侧（约男性）。随葬器物有靑釉瓷壶一件，位于棺内左边人骨头部之东，壶为高颈，扁圆腹，里外施釉，口部残，釉开冰裂纹，底部凹进，周有旋纹一道，壶高12.7厘米（图八，7）。壶底部还压着一块方形小铁片，似为铁镜，但锈蚀较重。墓室之东南接近棺木处有圆唇灰陶罐一件，罐口上放一件凹底的红陶小碗（图八，1）。左边的人骨手指旁有银戒指一件、人骨口内有隋“五铢”二枚。根据出土器物及货币判断，此墓当为隋墓。

墓13位于寨沟村北高地，用绳纹砖砌方形单室，方锥顶，墓壁东、西、北三面外弧，砌砖为四卧一横立，长4、宽3.9、高3.5米。墓底铺砖，南端一部分成人字形，北端均为平铺。门在南壁，圆拱形，用砖纵立封闭。墓道已毁。墓内南北幷列三棺，内各葬一人，皆头向南，仰身直肢，木棺首宽尾狭，平盖。随葬器物极少，仅于棺前有肩部刻水波纹的长颈喇叭口小陶壶（图八，3）,及侈口卵腹陶罐（图八，4）各一件。另在东边人骨手腕旁有铜胎料镯一件，蠲环纤细扁圆，呈靑灰色，似驻琅质。西边人骨口内含一枚莽币“小泉直一”。位居中间的人骨未发现遗物。从墓形和出土器物来看，此墓约属隋唐时代。

另五座（墓1一3、5、8）为唐墓，墓1,2,5位于石庄头村东约0.5公里；墓3、8位于北堰村西约0.5公里。墓室均用绳纹砖筑成单室。仅墓1砌成棺形，其余皆为方形或长方形。墓3东壁又筑一圆拱形耳室（图九）。墓1、3底无砖，墓2、5、8均在北壁砌一棺床，墓5的四角以砖砌柱，柱头设械斗。墓室多系座北向南，南壁设圆拱形门，以砖平卧或纵立封闭。墓顶皆方锥形，有的已经场毁。墓室一般长2.15—3.45、宽2.07—2.47米（墓1为棺形，前宽0.75、后宽0.47米）。墓壁砌砖均三平卧一横立，均向外弧。各墓所葬人骨多已腐烂，仅墓1中人骨保存较完整，为单身仰卧直肢；墓3中有二头骨，一在主室，一在耳室，都不很完整，皆属成年人之骨胳，其余墓中仅遗残碎骨骸散乱于棺床上。各墓均无葬具。墓3、5、8三座中各有方形砖墓志一合，可惜志文墨迹全部剥落无遗。墓志系用两块方砖做成，上盖复斗状，无雕刻。墓1出陶罐六件，其中五件为涂白衣的塔式罐，均排列置于死者头前。墓2有陶罐一件、残交股铁剪一把和铜轴头一件，又有双幕皆鎏金的“开元通宝”钱一枚。墓3除有墓志外,还有陶盘一件（图八，6）、陶灶一件、平底陶碗三件和铁镜一件,均置于主室内，耳室中无随葬物。墓5除墓志外，有两件陶俑，形态相同，均头戴风帽，身穿长衣，足着靴，腰束帯，衣上着有红、黄等色彩，多已脱落；拱手直立，手中原执有物，现已失（图八，5）。另有一些陶俑残片，有人、马、鸡等。陶器有罐、盘、小碗各一件；货币有“开元通宝”钱二枚。墓8除墓志外，棺床西边有备鞍残陶马三件，皆涂红色，棺床下有圆唇灰陶罐一件,棺床上置“开元通宝”钱三枚和铜带饰一件。这五座墓就其墓室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来看，而近几年来太原地区发现的唐代前期墓，如董茹村赵澄墓（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等大致类同，可能时代应属初唐。

三、宋墓

一座（墓4）,以绳纹和素面两类砖砌成方形单室。方锥形顶，四壁外孤，墓壁砌砖亦为三平卧一横立。正南北方向。南壁开圆拱形门，以砖纵立封闭。墓底不铺碑。墓室南北长3.35、东西宽2.66、高2.33米。墓中央南北顺置一棺，棺长1.95、宽0.85米，棺内合敛三人，死者躯干骨已朽，只存头骨三个，幷列于棺内之前端。随葬器物有一件黑釉小瓷罐，另有“开元通宝”、“天圣元宝”、“圣宋元宝”各一枚。此墓时代，约属北宋末叶。

四、元墓

一座（墓17）,位居黄坡村东0.5公里。为六边形砖筑单室，圆锥顶。北壁下筑棺床，南壁开圆拱形门，以砖纵立封闭。墓室南北长2、东西长2.27、高2.25米。葬制为夫妇合葬，无棺，死者仰身直肢，幷置于棺床上，头向东。随葬器物有黑釉带盖瓷罐（图八，2）及鱼水纹铜镜各一件。瓷罐盖上里沿墨书有“元大德十年五月初一日魏四汉家记”，由此可知为元墓。

（执笔者 代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