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衍生出的西方“世界历史”

原文地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05155831694527

原作者：诸玄识

       中国历史在近代欧洲的“创世”：颠覆神权和启蒙众生；催生了西方文明，并直接产生了“文明史”

       中国历史衍生出的西方“世界历史”——文献实录与神话演义的交锋与交织

       主导这个阶段（17—18世纪）“全球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编年史，……它在许多方面都对西方重建自己的“过去”，作出了学术贡献。——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斯（Christopher Johns）

       中国历史不仅为西方“古代”树立了新标准，……而且成了“世界历史”的新起源。……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中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Eun Kyung Min/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西方）考古学俨然是“制造神话的职业”（myth - making profession），……我们通过它所创造出来的神话，与欧洲思想（西方中心）的主要关注是相辅而行的……。——美国考古学家、纽约皇后大学教授德布尔（Warren DeBoer）

前  言

       欧美文明从何而来？是西方自己传下来的吗？这就要看它有没有组成文明史的三要素：以人为本（人的有为）、古今编年（活的历史）和表意概念（文明媒介）？鉴于这三要素都是“西学中源”（下文详述），我们的合乎逻辑的推断是，中国赐予了西方文明及“文明史”。后者是本文的主题。

       一般来说，通行于今的全球历史（体系）的起源或滥觞，可追溯到1600年左右的法国神职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J. Scaliger）——被称为西方“编年史之父”。并且，据说在西方“历史”及历史学的世俗化（去神化）上，斯卡利杰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然而，几位学者揭露：“斯卡利杰通过他写的《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学宝典》（1606年），伪造出来‘古代世界编年史’。”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赫（Donald F. Lach, 1917—2000）进一步指出：斯卡利杰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年代计算方法，设计出的“圣经编年”和它的“子系统”，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

       但最要紧的则是，“斯卡利杰编年史”（Scaligerian chronology）在时空上和内容上都属于宗教神话的范畴（“创世纪”的展开），而与“人”的文明史基本上是无关的。正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教授罗西（Paolo Rossi）所说：“《圣经》所叙述的‘无数年’情景，并没有包括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伏尔泰则批评所谓的“古埃及文明”乃胡编乱造，充满了奇谈怪论的神话。

       再说，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字主要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源于亚美尼亚语），不能表达真实自然与现世知识。而西方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则仅在其摄取汉字“表意”（概念）之后，才能被用于书写文明及文明史。那就是为何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如是说：

       “将语言从宗教领域拯救出来，是近代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汉字是艺术与科学的生动的符号系统”；“表意文字的演变是人类书面语言的主轴”。

       因此，严格来说，“斯卡利杰编年史”只能算西方历史学的前驱，而不是它的本身。后者则诞生于下个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实现了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

（一）简明扼要地了解一下西方史学脉络

       被西方中心论与国内“古史辨”所否定的夏朝及其之前的中国上古史（始于伏羲），竟然在近代西方开辟了真正的“创世纪”——在形成西方文明与“文明史”的过程中，中国历史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它迫使《圣经》改版，然后又颠覆之；紧接着，它引发了启蒙运动，从而成为欧洲转向世俗与文明的催化剂（详见下文）；第三，它直接衍生出西方版“世界历史”，尤其是构成后者的蓝本与根本。

       上面第三点指的是，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方依靠中国实录（古籍）——主要是从伏羲到夏朝这个阶段——作为其“编年基准”，虚构了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整个过程一直是依照中国历史，精准模仿，反复比对，层累搭建。当如此空中楼阁达到干云蔽日的时候，西方就把它的中国式的辅助架构与深层结构都清理或掩盖了；与此同时，西方则学艺灭师，盗憎主人——肆无忌惮地贬低和污蔑中华文明，包括通过里应外合来腰斩中国历史。

       概括起来，中国式的西方“世界历史”的形成，经过了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否定之否定”的三阶段：

       “圣经普世历史”〔抄袭和消融中国〕→“启蒙世界历史”〔推崇和师从中国〕→“通行世界历史”〔贬低和污蔑中国〕

       第一，“圣经普世历史”（主要在17世纪）：中为洋用，神话时空。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基德（Colin Kidd）说：“欧洲的汉学先驱们把‘中华文明’从一个令人不安的谜题（指中国历史挑战《圣经》的权威性），转化成了对摩西历史（神话性质的普世历史）的确认。

       虚构“圣经普世历史”的三魁首是：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和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第二，“启蒙世界历史”（主要在18世纪）：以人为本，中国范式。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说：“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历史……为欧洲读者引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因而西方在地理上和时间上均拓展了它的‘历史领域’，……并且强化和细化了‘欧洲历史认同’。”

       确立“启蒙世界历史”的三元勋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福修斯（Isaac Vossius, 1618—1689）和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第三，“通行世界历史”（19世纪初至今）：神话成真，超越中国。1853年《英国季刊》写道：“（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传统怎样被用于对最近新发现的亚述、古埃及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进行时间协调（synchronize）。……所有近东的古老帝国的历史基础，现在都已被奠定，……编年史的困难也已荡然无存了。”

       构成“通行世界历史”的三要素是：“考古十字军”、系统杜撰“古典文明”和伪造“文艺复兴”（开始于1855年）。

（二）中国启蒙欧洲开启西方文明与历史

       西方社会从“神本”、实际上是从连续数百年的部落—教派混战的状况，成功地转型而变为“人本”（世俗化），并且跻身于“天下文明”（文明化），这一过程就是被中国文化所引导的“启蒙运动”（17—18世纪）。

       孔子被尊为“18世纪理性主义的原型”、“世界的导师”和“理想的自然神”——取代宗教的圣哲。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Alitto）指出：“……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包括把儒家奉为‘自然神学’的典范，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灵感和源泉；的确可以说，孔子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美国贝勒大学教授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也说：“魁奈、伏尔泰和沃尔夫等思想家们都认为，儒家思想要素与启蒙运动的文化纲领乃密切相关；因而，他们热衷于在欧洲推广中国（文明）模式。”另见波兰学者罗加兹（Dawid Rogacz）的论文《中国塑造近代欧洲——源于儒学的启蒙世俗主义》。

       与此同时，历史学也从圣经神话之“普世历史”，转型为以人为本的“启蒙世界历史”——以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开端和主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真实源泉和终极动因，中国历史不仅先后塑造了“圣经普世历史”与“启蒙世界历史”，而且还促成了两者的更替，甚至促成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后者指的是，来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古代文明，直接拆穿了《圣经》的创世神话与普世权威，从而引发了以打倒神权为“初发难”的欧洲启蒙运动。

       也就是说，在欧洲“世俗化、文明化”的过程中，中国历史（编年史）起着关键作用。正如当时的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所感叹：“由于中国的真正古老，她的编年史具有如此的非凡意义；以致欧洲人“发现”它，堪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创举。”

       可以说，中国历史在近代欧洲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奇迹——产生或催生了西方文明与“文明史”。

       “启蒙世界历史”乃根盘蒂结和影响深远，以致“后启蒙”的反动和基督教的“复辟”、以及两者所点燃的西方中心论之炽热，也都未能撼动它。例如，西方中心论代表人物黑格尔（1770－1831）一方面叫嚣“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它）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

       就连教会也口服心服，而坦承中国历史使“圣经时空”相形见绌。例如1861年英国浸信会杂志写道：

       对于那些对远古时代感兴趣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喜欢了解洪水之后的最早的民族状况的人来说，如果探索持续进步和发展的民族，那么，没有哪个领域会比中国更值得关注了。在他们的古代历史记录中，许多是他们的亲身经历的证据，……存在着丰富的史料可供调查。……中国最早时代的实录，与“摩西故事”形成令人惊叹的对照。……古代中国把神秘传奇拒于历史之门外，他们不相信文字发明之前和系统实录之外的传说故事。我们（西方）热衷于那被幻想所扭曲的“创世神话”和洪水故事。但在中国，……所有的可信的事实与神圣的篇章是和谐的。

       然而，在其持续了100多年后（即19世纪后期），“启蒙世界历史”终于被西方中心论所发动的一连串“造史战役”（“考古十字军”）所攻陷。

（三）没有历史的幸运暴发户的黄金家谱

       近代以前的西方是个“哥特部落—拜神教派”的社会，不存在文明及其历史，更没有历史文献，尤其是没有书写工具——包含“表意”（概念）的语言文字。

       西方的“历史”和谱写它的语言文字，都是很晚才从中国获得的。仅就书写工具而言，如果不是使其“表音文字”全面而系统地摄取汉字“表意”（“汉语密码”），那么，西方就不可能拥有文明和“文明史”。芝加哥大学教授索萨西（Haun Saussy）说：“中国书面语言在（现代早期）欧洲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写作的典范。” 

       唯有汉语概念才能表达历史。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教授凯文·科普（Kevin Cope）指出：“中文被视为可以在文化上实现共通的表意文字，亦即，它是一种能够表达关于……历史连续性这一复杂观念的符号；……（因为）汉字概念反映了万事万物的固有属性，从而防止方言土话或世代变迁混淆‘历史’。”

       另一方面，18世纪以前的西方没有历史观和历史概念。美国加州路德大学教授斯特里特（Jarvis Streeter）揭示：

       在欧洲，历史观（历史概念）是相对最近的现象，大约形成于18世纪……。而对于早期的西方人来说，“历史”基本上是讲有趣的故事（history＝hi—story）；虽然有些是基于事实，但主要是神学宣导或生活教训。……西方的“古代历史”就像今天的历史小说，而与历史学无关；它们所包含的，既有如上所述的“事实”，还有虚构的事件与对话，旨在让（教会）宣导便于理解。

       “最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故事。”坎宁安（Glen Cunningham）说：因为“这些虚构故事仍然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一个社会的信仰与梦想。”

       美国历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伊格尔斯（Georg Iggers, 1926—2017）深刻指出：就其定义而言，历史是一个连续与连贯的过程。但这是一个新观念，在以前的西方思想中找不到它……。诚然，走向末世的“历史观”是泛西方宗教的核心之一；但这仅是一个宗教概念，并不适用于世俗（现世）……。而与（“人”的）世界历史一致的世俗观念，则是18是世纪才出现的。……直到最近，此种世俗观念一直主导着历史学。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群》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R. Wolf）在书中质疑这一“黄金家谱”，即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再由它经过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而传到现代欧美。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的作者、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霍布森（John M. Hobson）讽刺道：上述“黄金家谱”属于“原始西方的神话”——部落长老只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坐井观天地把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变化，都说成是从他们开始到结束”。进而，霍布森在其书中引述了沃尔夫的质疑段落：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则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或相信，西方世界有这样一个“文明谱系”：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诞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但）这是在误导！首先，它把历史变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变成了一场……传递自由火炬的接力赛。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东方）的传说。

       埃及经济学家和法国普瓦捷大学教授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尤其否定“欧洲家谱的悠久叙事”。他揭示：“‘古希腊’成为现代西方的祖先这一神话，是一个历史的发明；旨在彰显……西方的进步始于‘古希腊’，从它到‘古罗马’、‘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欧美。”阿明进一步说：

       它是意识形态构建的产物，即与现代性原则相似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被宗教蒙昧主义埋葬于“中世纪”——“古代现代性”与“新现代性”之间的中间阶段。然而，这是一个……神话观念，反过来又构成了西方中心论的基础。西方宣称：回到过去，追溯到它的源头；从那走来，因而就有了“文艺复兴”。……这个神话般的知识结构支撑着欧洲文明的假谱系，……却展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序列。

（四）从“神的历史”到“人的历史”的转型

       旧欧洲不存在比宗教神话更可信的“历史”。尽管该神话乃荒谬绝伦，例如“创世”（开天辟地）发生在几千年前；17世纪的欧洲神职学者还是按照中国的“标准时间”，对《圣经》进行了调整，以确保其“自圆其说、自视甚高”。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介绍：

       对于（近代）欧洲来说，世界历史上有三件大事，那就是：第一，“创世纪”；第二，洪水，它再次把人类变成单一祖先；第三，巴别塔，它把人群及其语言都分散开来。……不同版本的《圣经》的时间也是迥异，而其主要分歧则发生在《拉丁文译本》和《希腊文译本》之间：关于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公元前）分别是，前者：4004年和2348年；后者：5000年和3617年……。耶稣会士卫匡国把中国历史引进到上述“世界历史”之中（1658年）。根据卫匡国的计算，中国首位圣王伏羲于公元前2952年登基；那时已经有了天文学，并且易经卦爻也被发明出来了（故而，中国历史是可信的）。……再加上中国文献对尧帝时代（2357—2257/公元前）洪水的描述，“上古世界”的图景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卫匡国的结论是，早在“圣经洪水”之前，中国人就已经生活在那里……。这就迫使欧洲人（神职学者）改变他们的“世界历史”，以适应“中国时间”。〔亦即，“‘圣经编年’必须与真正古老的中国王朝及君主（时间）保持一致。”〕……尽管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记录是错误的，但还是出现了建设性的和解；其中之一是，把钦定《圣经》由拉丁文译本换成希腊文译本。……福修斯（Isaac Vossius, 1618—1689）认为，《圣经》洪水是地方性的，而中华民族则安然无恙。……还有人把中国上古圣王等同于《圣经》中的长老，又将中国历史当作《旧约》的一个版本……；伏羲被认为是亚当、诺亚或以诺。但问题是，中国人是诺亚的哪个儿子的后代：长子闪，或是含？……而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则是，中国与巴别塔的关系。例如，韦布（John Webber, 1750—1793）断言，中文是（巴别塔变乱口音之前的）诺亚语言。……总之，在中国与欧洲相遇之际，中国历史对旧欧洲构成了致命挑战；……而像韦布和福修斯这样的人则以惊憾的方式来适应之，他们共识：中华文明之古老和其历史记录之可信，都是理所当然的。……进而，许多人，包括莱布尼茨和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都指望从中国文字（语言）和文献（资料）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由此可见，挑战与应对都是“三维”：在时间上，欧洲以改版《圣经》来契合中国历史；在空间上，把古代中国纳入《旧约》的场景之中；在深度上（知识上），把中文（汉字表意）说成是“创世语言”。但这些毕竟都是牵强附会，因而脆弱不堪。

       既然《圣经》及神权在这“三维”上都不具有普遍性与绝对性，那么，它们就丧失了真理性与合法性。于是，深陷社会混战与思想论战的欧洲，就难免不向中国（“人”的文明）看齐了，从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也是历史学的革命，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终结“神”的叙事与叙传。加拿大学者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指出：“伏尔泰将中国编年史作为里程碑，以此给荒谬的‘圣经历史’画上句号。”

       第二，开启“人”的历史与历程。巴塞罗那大学教授皮耶罗（À. L.Fuster Peiro）指出：“耶稣会士传回的‘中国形象’激发了伏尔泰的思想，也掀起了席卷法国的‘中国热’狂潮；从而形成一种强大话语，……认定远东是最古老的文明与宗教的所在地，亦为人类艺术的摇篮。”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格里菲云（Sander Griffioen）进一步说：

       在启蒙运动全盛时期，欧洲人所写的世界历史的开端，不再是亚当与夏娃的天堂，而是“天下文明”的中国，并且这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人类文明的摇篮被追溯到远东。相比之下，由两个人扮演的“创世纪”，展开于近东某地的犹太部落；如此荒诞不经的神话，被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弃之如敝屣。这一观念上转变的关键，莫过于伏尔泰所起的作用，包括他所著的《风俗论》（1756年）。伏尔泰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历史比犹太《圣经》“历史”更古老、更文明！……他写的世界历史使得圣经神话变得微不足道。

       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1757年）所写的“历史”词条中，除了重申“中国是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外，还批评其他许多民族神话般的起源都是“荒谬”，以及古埃及和腓尼基的“编年史”都是“荒诞”。

（五）模仿中国历史并且把它奉为“正朔”

       所谓的“启蒙世界历史”，在形式上是以中国为开端和采用了“中国标准”（历史年代和治学方法）；但在实质上，它则是使中国历史服务于建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后者包括挪用中国史料填补泛西方“历史”的空白，例如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依靠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推演出“古罗马”与诸蛮族的关系。再如彭吉蒂博士（Dr. Birgit Linder）所说：“中国文化和文学都被用于（欧洲）创造怀旧之乌托邦的想象。”

       约翰逊博士也承认：“全部的中国历史已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材料。”例如，“直到1755年，《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解释：哥特是‘不文明、无知识的野蛮人’，而中世纪或哥特时代则为‘原始、迷信的文化荒漠’。”但不久之后，“中世纪”不仅被浪漫化——约翰逊的挚友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基于中国资料伪造了《英语古诗遗产》；而且还被文明化——西方学者按照周朝的封建制及贵族制，来重塑他们的蛮荒故土。

       没有文献遗产的西方通过编造神话来“创造历史”，并且依靠“中体西用、中为洋用”来使之正规化。罗西教授说：“所谓的‘古老民族’……希腊人、埃及人、迦勒底人，还有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土著人，……它们的‘宏大古代’都是被不可靠和神话性的‘资料’所写下的。……我们看到《圣经》、埃及和迦勒底的‘历史’被中国编年史所调和。”

       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历史转化而来的。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蒂曼（Alexander Statman）著《中国对“启蒙世界历史”的贡献》所论。摘录如下：

       欧洲学者通常取材于非欧洲的文本，以此来阐明“世界历史”；并且宣称如此历史，正是他们自己（民族）过去的一部分。其特别的案例则是，那些法国学者从中国古籍中提取资料，用于撰写“世界历史”，其中涉及“中世纪科学”和“罗马之兴衰”。……启蒙时代的巴黎学术圈较广泛地运用中国的原始证据，他们多是凭借自己的汉学知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叙述极大地促进了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历史的形成中起着枢纽作用；……两者则或多或少地都是通过对中国历史资源的开发，而得以实现的。……现代早期，西方发生了中国文献译本的爆炸……。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旧欧洲的神话或传说掩盖了历史真相；所以，他们都接纳中国历史（用它来诠释他们的过去）。……例如，东方学家德肖特雷斯（Deshauterayes, 1724—1795）从中国正史中汲取灵感，为法国人掌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知识作出了贡献。……回顾16世纪末，耶稣会士开始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时，发现一个史学传统，它是被大量古籍所支持、又被天文数据所佐证。……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他们翻译了几十部中国历史著作，并且想方设法地与《圣经》调和。……但在欧洲，其意识形态的对手——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颠覆了耶稣会士的翻译项目；亦即，这批人用中国历史的记录来拆穿旧约神话。在1680年，福修斯（Isaac Vossius）将中国历史变成了粉碎“圣经编年”和教会偶像的武器。进而，伏尔泰再把真实而精确的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开端……。中国历史在启蒙运动的论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范克莱（Edwin Van Kley, 1930—2002，芝加哥大学教授）在1971年《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专论《欧洲“发现中国”与世界历史的书写》，声称：“那些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有效结合起来的学者们，解决了（西方）古代世界的编年问题。”……鲜为人知的则是，在欧洲，始于1650年代，中国历史被有些人用来摧毁旧的宇宙观，又被另一些人用来建立新的“世界历史”。……我认为，“启蒙世界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历史文献……。两位法兰西学院教授金德和德肖特雷斯，都是发挥其独特的能力，通过翻译而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中国历史资料，并把它们嵌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到1750年代，他们从中国古籍中描绘出一幅（西方版）“人类历史”的图景……。我把它称作“中国范式的世界历史”！……两位学者都认为，不仅中国和欧洲在过去就有联系，而且一方的历史可以揭示另一方的“历史”。

（六）作为“原汉学”分支的欧洲知识体系

       《维基百科/区域研究》介绍：“在启蒙时代，汉学家们将中国哲学、伦理、法制和美学等引进到西方，……激发了‘中国风’的潮流；汉学家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开明的中央王国’，与刚刚从黑暗时代崛起的欧洲形成鲜明对照。”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进一步说：“在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等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孟德卫指出：“在17世纪，中国历史构成‘欧洲身份’这一事实，表明缺少文化优势的西方遭遇了知识上的挑战。”他接着说：

       基于传教士的资料来源的大量书籍，使欧洲人具备了融合中国文化的条件。随着传教士不断传输有关中国的信息，西方已在可观的程度上同化之；例如，卫匡国不仅让欧洲人了解了中国历史，并且还促使他们效法之，从而调整欧洲原有的历史框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更广泛、更深入将中国文化融入欧洲，……包括（从中国）寻找普遍通用的语言（概念）。于是，“原汉学”（The proto-sinology）……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了17世纪欧洲思想史的主流。……（换言之）中国知识（宝藏）经过耶稣会士的调和与搬运，在欧洲流传开来，最终被同化（变成了“西方文化”）。……上述西方人从中国所获取的，若按照今天的标准，则是无耻的剽窃（scandalously plagiaristic）。

       “在17—18世纪，当传教士发现中国历史比欧洲圣经历史更古老时，西方的历史观就动摇了。”钟鸣旦在其所著《历史文本的跨文化编织》一书中写道：

       当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时，他们发生了“巨大的精神位移”（immense mental displacements）……。中国编年史对欧洲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如果她的古老历史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可能使“圣经观念”受到怀疑，甚至被颠覆。……传教士把自己翻译的中国历史带回欧洲，被启蒙思想家们所采用，并被嵌入更大的认知背景之中……。中国历史造成了欧洲的历史观念的重大变化：在第一阶段，中国历史年表迫使欧洲学者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资料来源；其初步的应对是，用希腊文《圣经》替代拉丁文的来作为钦定教材……。但到第二阶段，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确定，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度，其时间早于“圣经编年”……。这就意味着，“圣经叙事”之外的历史时空更具有权威性，这是中国彻底改变欧洲世界观的典型例子。……因此，（欧洲）与另一种文化的互动而产生了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这是西方历史学形成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西方历史写作是在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基于另一种文明的历史而发展起来的。……（我的）这篇文章解决了如此问题，即欧洲“历史学家”是如何通过翻译和阅读中国历史文本，而被塑造出来的……。（当初）耶稣会士十分敬佩中国的通史传统，而欧洲则对它知之甚少。……通过耶稣会士编译中国历史著作，通史传统也就被引进到了欧洲；这就是说，中国的方法论塑造了欧洲历史学。……古老的中国文本材料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西方的图书与阅读之中。……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中国历史已融入西方“历史”的创作之中。……（重申一下）在17—18世纪，欧洲人拥抱一个强大的史学传统；这使他们在此方面必须自我调整：不仅改变《圣经》版本，而且还将中国历史融入“圣经编年”以及古埃及和巴比伦等编年史之中。

       把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说得更清楚些，即与“圣经编年”一样，“古埃及”和巴比伦的编年史都是中国历史“融入”的产物。亦即，福修斯说：“凭什么来制作比亚伯拉罕早几个世纪的古埃及各个朝代（编年）呢？最后还是靠中国，因为她的编年史最准确；如果我们遵循它，而将洪水置于摩西之前七、八个世纪，那么，其他较小的问题则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七）确认西方“世界历史”形成的三段式

       泛西方的“世界历史”包括“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与“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以及“中世纪”和基督—犹太教史，凡此，究竟从何而来？是中国历史的“虚拟衍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在现代早期，“中文写作概念起着一种‘欧洲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的作用。”

       概言之，基于中国因素的西方版“世界历史”的形成，可分为三个“辩证阶段”——对于西方自身来说是“正→反→合”（否定之否定）。详述如下：

       第一阶段（16—17世纪）是“正”（神学正统）：在中国历史的影响和挑战下，欧洲神职学者想方设法地通过建构“圣经编年”，来巩固神权。他们既利用、又贬低中国。

       了解一下西方伪史的三个始作俑者：

       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根据基督教神话观念，再加上穷搜博采各种传说，编造出诸多“古代王国”；它们的时间跨度都是几万至几十万年，这就与仅发生在几千年前的“创世纪”发生了冲突。

       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按照中国史的轮廓、方法和时间，设计出“圣经编年”；而用它来统摄无所不包的古代时空，尤其是把安尼乌斯的“成果”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其中，由此形成“普世历史”。

       基歇尔（珂雪）为了拯救被中国史所动摇的神权（神话），炮制出圣经洪水后的移民路线，包括从埃及到中国这一“西来说”；并把传教士的资讯汇编成《中国图说》，再用它来扩充“古埃及文明”。

       第二阶段（17—18世纪）是“反”（反宗教性）：中国历史的“爆炸性效应”，引发了否定神权的欧洲启蒙运动，确立以“人”为本、以中国为开始和主轴的“世界历史”。

       再来介绍启蒙历史学的三个关键人物：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从中国返回欧洲后不久出版《中国上古史》（1658年），阐明在圣经叙事之外存在着一个非宗教的“人的社会”，而且是高度文明，这就颠覆了《圣经》的合法性。

       福修斯（Isaac Vossius）认为：中国历史（伏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摩西更早、也更可信；而圣经洪水则只是地方性的，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圣经》应该以新版本来契合“中国标准编年”。

       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称儒家为自然神，以取代宗教神；首创（西方版）“以人为本”的世界历史，而以中国为其开端。启蒙史观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成功打造“美索不达米亚”为止。

       第三阶段（19—20世纪）是“合”（西方正统）：上帝复辟而从幕后引导欧洲中心及其史观，系统虚构“古典”与十字军式的考古之双管齐下，来修筑泛西方“古老文明”。

       被科技所装备的“圣经考古十字军”（Biblical Archaeological Crusade）的使命是，把号称是基督教起源地的近东（中东），变成“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尽管无法找到任何与基督—犹太教直接相关的证据，却硬是拼凑和编造出一系列“异教文明”。以此来压倒中国历史，再是为了增援那原本是孤悬于蛮荒的空中楼阁——“古希腊”。

       论及西方虚构其“古典文明”（希腊和罗马等）及其各个方面，在18世纪之前只占一小部分，而且主要是反动的——与教会同流合污；之后则是全面系统和大规模的，而且都是“进步”的——与现代文明同构。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讽刺所谓的“古代”希腊—罗马，在本质上与现代英国和法国没有两样。

       “文艺复兴”是在19世纪中后期被伪造的，通过它，不仅建立了“古今西方”的连接，而且还达成西方宗教与世俗的妥协，从而降低中国式和反神权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

结  论

      以中国历史为基础，以它所激发的欧洲启蒙运动为契机，西方历史“从无到有，三生万物”：

       “无”指虚无的“圣经普世历史”；

       “有”指现世的“启蒙世界历史”；

       “三”指西方中心论“历史”（通行世界历史）的三要素：系统杜撰“古典”、“考古十字军”（中东考古）和“文艺复兴”（19世纪的发明）；

       “万物”指西方伪史主宰了过往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而原本则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在半个世界“统治天下万物”。

       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恰恰是西方版世界历史的特征。大卫·休谟质疑和厌恶“古典西方”，因为对照“古希腊”和“古罗马”与现代英国和法国，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而萨米尔·阿明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是按照其本身的模样或“现代性”，伪造出“古典希腊”。这类似于伦敦大学教授弗雷泽（Hilary Fraser）所说：“历史学家们经常批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虚构；它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出来的。”

       美国西切斯特大学教授马洛特（Curry Malott）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对‘古埃及’进行浪漫化的虚构，一如把‘古希腊’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民主乌托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方“世界历史”是一种中国历史的“现代版”——现代西方人依靠中国历史编织的“托古神话”。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所说：“‘中国代表着欧洲文明的另一半’意味着：中华文明既是现代西方的理想境界，又是它的怀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