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丨试论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现状与转向
摘要：数字影像技术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重要领域。这项技术如今比较广泛地应用于博物馆业务工作中，涵盖文物保护、藏品管理、展陈建设、开放服务等多个方面，具有延长藏品存续时间、提高藏品资源管理效率、提升博物馆传播效益、拓宽藏品价值传播边界等价值。面向未来，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的开发应用需要朝向更可持续性的方向转型升级：在技术维度上，进行从一元记录到多元开发、从简单复制到综合重构、从分散传播到整合传播的新探索；在机制维度上，博物馆工作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等亟需系统性重塑，以更加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
过去十多年，数字技术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在博物馆领域，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5G通信技术的兴起，给博物馆的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升级和变革提供了无限可能，也给博物馆社会价值的提升与社会影响力的拓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国际博协对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的力量（The Power of Museums）的阐释中，就将“数字化与可及性创新”作为拓展博物馆力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进程中，数字影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所谓“数字影像”，是指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一种创作形态，以电子为介质，通过数字摄影、电子扫描、DV静帧图像、三维造像等媒介来实现影像的留存。
在今天，数字影像技术广泛应用于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中，成为博物馆藏品保护与管理、展览策划与传播的重要工具，塑造着博物馆世界的文化景观。
这类技术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在今天博物馆的哪些业务工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文化强国建设与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数字影像技术应用应如何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转型发展？
通过回溯历史、总结现状、提炼价值并探索转型方向，促进数字影像技术更有效地回应博物馆与社会的痛点与需求，更加可持续地融入博物馆具体工作，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地激发出博物馆的文化力量。
我国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历史回顾
回溯我国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起步、发展与兴盛三个阶段。
首先，起步期——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数码相机使用成本降低，我国博物馆行业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影像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1997年，故宫博物院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影像数字化设备，将传统相机拍摄的文物藏品感光胶片转化为数字影像，应用于展览、研究及出版工作中。这一阶段数字影像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主要是留存博物馆藏品资料、服务展览、研究和出版工作以及作为博物馆宣传、商品、网站设计的图像元素，主要是静态数字影像的使用。
第二，发展期——21世纪前20年。2000年后,数字技术进一步成熟，文物影像采集系统、虚拟现实（VR）系统、照片缝合系统、高精度扫描系统等服务于数字影像采集、开发的技术体系被广泛应用于博物馆的管理、展陈和服务当中。动态影像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历史的客观性以及网络宣传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综合性大馆都纷纷建立了针对静、动态数字影像采集、储存、管理与开发的制度与规范。
第三，兴盛期——2020年至今。伴随着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线上参观方式的大规模普及，数字影像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今天，线下实体场馆的交互体验与线上虚拟场馆的动态演绎交相辉映出当代博物馆数字影像应用的盛景。
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现状与价值
梳理当前数字影像的应用现状，可以发现这一理念与技术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于博物馆“幕后”与“台前”的许多业务工作中，对博物馆运营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应用现状首先，
应用于文物保护修复。传统的文物保护以手工操作为主，并使用拍照、拓片等辅助技术手段，难免会遗漏掉诸多信息，而且存在着伤害文物的隐患。数字影像的广泛应用，可以尽量还原文物当时的准确信息，真实、直观并不会对文物造成损伤。如辽宁省博物馆使用的就是数字相机拍照形式的影像采集技术，分多块对书画藏品进行摄影，再利用软件自动拼接成一张全景图，图像分辨率高，极大地保留了书画信息，为修复和保护提供依据。
同时，采集的数字影像可用于建立文物藏品数字模型，制作出尽可能接近文物藏品原貌的复制品与文化创意产品，从而降低和延缓文物藏品的损耗，以另一种存在维度延长文物的寿命。中国国家博物馆曾采用蔡司COMET L3D扫描仪对馆藏鎏金铜观音造像、双兽三轮盘进行三维的数据影像采集，成功将3D打印技术融入金属文物传统复制工艺中，提升了传统文物复制的效率，解决了不适宜采用传统翻模铸造工艺进行复制的难题。
第二，应用于藏品资源管理。相较于传统胶片，数字影像与影像数据库软件相结合并建立博物馆藏品数据库，可以有效提升对博物馆藏品资源的管理效率。故宫博物院在2005年就已建立了基于流程控制和开放链接技术的信息化管理工作平台。经过不断梳理、改进与升级，如今的藏品数据库可根据文物管理数据的不同应用分开建库，分别建立支持文物管理工作中不同应用领域的应用控制子系统，较好地实现文物管理与应用的信息化。
第三，应用于陈列展览建设。博物馆展览中对数字影像的应用主要分为基于文物数字影像的展示利用和基于展览数字影像的传播利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文物数字影像作为展品资源或展示手段，通过静态平面、动态平面、动态空间等形式体现。静态平面数字技术指利用数字摄影技术对博物馆藏品进行拍摄或数字二维成像，也就是高清照片展示，适用于藏品容易损坏或无法展出实物的情形。尤其是一些可视性较差或体积较小的文物。动态平面数字技术包括数字二维技术、数字影视传媒技术以及数字平面交互技术。如良渚博物院在展示良渚社会变迁时，运用投影的方式让观众观看2D电影，使观众通过二维动画了解5000年前良渚先民的生业方式。动态空间数字技术包括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环幕投影技术、全息成像技术等。比如故宫博物院和腾讯联合主办的“‘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将5.3米高裸眼3D文物和22倍高清放大文物等生动呈现，打造沉浸式互动新体验。第二类是将博物馆实体展览进行数字化复制形成线上展览。例如运用专业的实景三维空间采集设备等将线下实体展完整、细致地拍摄记录，然后制作出虚拟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三维展厅的立体空间里参观。
第四，应用于资源开放服务。博物馆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场所，扩大藏品资源的开放范围与利用质量，是当代博物馆的重要使命。今天的博物馆利用好数字影像技术，将大量文物和展览转化为数字形态的文化资源，并依托互联网传播平台对公众开放，主要涉及藏品、展览和教育活动等方面。在藏品数字影像上，北京、河北、吉林、浙江、江西、山东、陕西等省（市）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大数据云平台，提供藏品数据库查询服务。在展览数字影像上，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于2019年5月就推出了“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使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博物馆形式多样的展览。教育活动方面，线上直播俨然成为博物馆利用数字影像向观众传播博物馆文化知识的重要形式，推动了博物馆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的深刻变革。
（二）重要价值
无论是与文物本体保护的结合，还是与文物资源的创意转化与开放服务的结合，数字影像技术对于博物馆工作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首先，延长博物馆文物的存续时间。一方面，数字影像能记录文物信息，帮助相关人员更好修护文物，延长其存续时间。另一方面，数字影像能多形式、多维度地再现馆藏文物，如上文提及的高清图片展示、基于数字影像的文物复制或虚拟成像等方式，能有效避免文物因长期展陈而出现损伤的情况。
第二，提升博物馆工作的管理效率。博物馆对藏品信息进行数字采集，记录藏品信息，建立藏品数据库可有效提升藏品管理、保护的效率。博物馆的行政系统也可通过数据库有效检索信息，减少行政壁垒，提升工作效率。
第三，提高博物馆观众的认知效益。进入博物馆的文物脱离了原生语境，失去了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变得沉默与陌生。文物高清数字影像以及基于文物数字影像的多媒体表达，能帮助观众更清晰地观察文物的信息细节，让遥远陌生的文物在生动的影像叙事中变得更容易接近，使复杂的概念变得具体而鲜活。通过数字影像的展示传播，使观众更易沉浸在策展人精心策划的展览氛围中，专注于展览所传达的文物信息，乐于分享通过观展产生的新鲜体验，进而丰富自身的知识架构。
第四，拓展博物馆文化的传播边界。博物馆数字影像的开放降低了公众利用博物馆资源的门槛，大众可以借助多种数字技术参与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分享、讨论或对博物馆提供的数字影像资源进行二次创造。与此同时，当数字影像搭上互联网平台的快车，就促使博物馆文化传播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各种各样的人群相遇，最大程度地拓展文化辐射范围。
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转型方向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博物馆日益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正朝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迈进。展望2035年，我国要努力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数字影像技术应用该如何更充分地挖掘与发挥其潜力和价值，该怎样更有效地契合当代中国博物馆的定位和使命、博物馆工作的真实需求以及广大观众的真实需求，朝着更可持续性的方向转型升级？结合对国内外的行业观察与个人思考，笔者提炼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型方向，它们有些已经发生，有些仍在酝酿，代表着未来数字影像技术的博物馆应用趋势，值得业界关注与重视。
（一）从一元记录到多元开发首先，从“单一记录”转向“多元记录”，即数字影像采集对象的形态多元化。现有大部分数字影像技术的应用，要么针对文物，要么针对展览。然而，随着智慧博物馆理念的推广与智慧化管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凸显，一些大型博物馆越来越需要掌握更全面、更多元的博物馆数字影像信息，以实现更加科学、智能与高效的藏品、财产、人力、服务等多维度运营管理。为此，开始有博物馆与技术团队尝试对包括文物藏品、陈列展览、馆舍建筑、周边环境等进行数字影像采集与记录。比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三维数字化档案”建设中，采用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与建模技术为历史建筑保存了重要的数据资源，通过科技手段充分展示了建筑的发展轨迹，全面且系统地保留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及其周边的地理信息，并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信息构建了“数字孪生博物馆1.0版本”，旨在将博物馆藏品管理、历史建筑保护、观众展览服务、信息化管理等融合一体化，在保存信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化整理，使其自成体系，大大提高了博物馆管理的智慧化程度。
其次，从“静态记录”转向“动态开发”。有业界人士关注到，在博物馆信息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数据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递增。但是如果这些数据信息不能被高效的组织、管理和利用，那么终将成为信息化建设的绊脚石，并不能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作出更切实的贡献。因此，有学者提出“博物馆的未来在于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的关键在于文物数字影像资料的科学开发、利用和管理。”这一观察对于数字影像技术应用而言也非常贴切。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博物馆与技术团队正在努力加强数字影像信息的多方位、动态化开发与利用。河南博物院以静态文物二维影像的数据采集作为数据生产前端，通过与科技团队合作，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后端生产出具有高精细度和清晰度的纹理、光影信息的文物三维影像数据，用于模拟真实的文物，在模拟文物的基础上运用视频合成技术制作动态的文物解读视频。从记录存储到开发转化的转型后，数字影像技术所能提供的就不只是低附加值的普通信息，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数字资产，极大提高博物馆藏品的利用效率和传播效益。
（二）从简单复制到综合重构这一转型主要针对展览数字影像的应用领域，即博物馆的线上展览。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探讨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线上展览开发时，应充分发掘其特殊逻辑和传播优势，要和线下展览做出更大的差异，最终形成与线下展览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传播体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实现从简单复制转向综合重构的转型。
首先，从“简单复制”到“综合拟真”，提高对线下展览镜像复制的拟真程度。现有大多数展览数字化影像主要是针对线下实体展览的“空间虚拟仿真”，多采用“全景图+影像”拼贴的方式构建线上展厅。这样的技术能适应以静态的实物展品为主的陈列展览（历史类、艺术类精品展览）的需求，但是对于较大比例的动态辅助展品（如影像装置、互动装置）的陈列展览，比如自然类、科技类现象阐释展览，就难以生动鲜活地再现这些辅助展品所体现的动态影像。从这个角度看，大多数线上展览的虚拟仿真程度是有待提高的。针对这一问题，已有技术团队运用“实景三维空间采集技术+测绘技术”为展厅高精度建模，然后将展览中的动态影像视频甚至讲解员的动态讲解集成到线上展览中，能进一步适应动态程度较高的展览的拟真要求。
第二，从“复制”到“重构”，发挥线上展览互联网新媒体传播与大数据分析的独特优势。线上展览不仅是博物馆传播体系的一环，更是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化服务产品。互联网新媒体空间节点化的网状结构建构了个体与群体间的对话属性，构成了具有公共空间意义的网络社区，这是其与传统线下展览的本质区别。此外，线上展览也是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一个环节。相对于线下展览相对固定的叙事脉络和相对有限的信息容量，线上展览具有海量存储空间、先进算法技术、多重信息关联、数据再生产等特色。博物馆在应用数字影像技术开发线上展览时，应充分认识并利用好这两大优势，开辟一条超越“复制”走向“重构”的新范式与新路径。
为实现重构，需在顶层平台和底层设计两方面发力。对于前者，相关文化部门与文物管理机构应进行顶层设计，搭建线上展览的数字资源平台，构建包含博物馆、科技企业、新闻媒体、网络用户在内的数字生态系统，促进不同地域、不同主题的线上展览各类数据资源的聚集、关联与协同。对于后者，相关博物馆与技术团队，应尝试探索线上展览的新设计思路。除了在拟真度上做得更好之外，还可考虑将策展团队的创作阐释信息、专家名人的展览评论信息、展览相关的文物展品和叙事文本信息等充分融入平台与系统中，为观众构建一片能尽情畅游的“数字信息汪洋”。在这样的新设计下，线上展览不仅是对线下展览的数字存档，而且还隐藏着诸多“彩蛋”，是展览深度解析、名家妙评、学习探索、兴趣体验的有趣平台。与此同时，还可加强线上展览的转发、评论、点赞、互动等功能，使线上展览进一步融入观众的社交生活中。当数字影像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相融合，就能很大程度增强博物馆展览的“社交性”与“创造性”，进一步扩大博物馆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从分散传播到整合传播
今天的博物馆文化传播已经进入融媒体传播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建立多种前端展示的方法，包括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抖音、微博、今日头条等不同的媒体手段对博物馆进行宣传展示，实现融媒体矩阵式传播。然而，当前较多博物馆的数字影像技术及相关信息资源以比较分散的形式面向社会传播，并未形成系统整合的合力。因此，实现从分散传播到整合传播的转型，在认识到不同种类新媒体特点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新媒体集成应用数字影像的有效方法，也是当前需要重视的一个创新方向。
在这方面，国外涌现出一些优秀案例。2017年，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合作，以“如果100年前就有社交媒体”为广告语，发起了一次名为 “罗曼诺夫100”的融媒体传播活动。国家档案馆以高清数字影像技术采集了4000多份历史图像、档案资料，并联合Facebook、YouTube、Instagram与Twitter四家社交媒体，以“历史事件在当下实时呈现”的创意方式，讲述俄国历史故事。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上，开设虚拟账号，结合不同的事件发生时间，以历史当事人的口吻，发布相关的“实时”动态。同时，发挥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以文字解说、图像翻阅、动态视频、互动游戏等不同新媒体形式传播高清数字影像。借助穿越时空般的融媒体传播方式，社会大众似乎也置身于100年前的岁月，通过参与话题讨论、转发、评论等，对更多的历史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项活动最终吸引了5.5万名粉丝关注，获得了100多万的视频浏览和50万分钟的观看时长。
在这个案例中，博物馆不仅根据百年纪念的主题进行大规模历史档案的数字影像采集，还制定了贴近普通大众网络社交习惯的融媒体营销方案，将数字影像资源转化为大众跟帖、关注、讨论、转发的当代社会话题，收获了非常大的关注量。本案例最大的亮点是不仅做了文物数字影像资源开发，还结合不同类型的新媒体特点，以及当代人的社交心理特点，进行了数字影像应用的跨界联动与故事性传播，打造了社会话题的爆点，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重视，实现了资源融通、内容兼融、宣传互融以及利益共融。这样的数字影像应用理念和做法颇值得国内博物馆借鉴。
（四）从传统机制向制度重塑
现行的博物馆工作逻辑是以面向“实物”收藏、保管与展示的要求而建构起来的。然而，伴随着博物馆影像数据采集、开发与利用的多元化与融合化趋势的不断深入，面向“数据”的流动、管理和再生产即将成为博物馆工作中另一个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博物馆着力推进业务工作的深层次、系统性制度重塑，探索构建更加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机制、管理体制、流程方式与人才队伍。
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自2013年开始在官方网站推出荷兰国立博物馆网络工作室（Rijksstudio）板块，公开了大约75万件藏品的无损TIFF格式高清照片供用户免费下载与使用。为了更高效、安全地采集、管理与利用如此庞大体量的藏品数字影像，荷兰国立博物馆对馆内的部门组织架构进行了重要调整。一方面，在“藏品管理及展览部”之下成立藏品出入库管理团队，该团队由原来分布在各典藏与研究部门的策展助理人员组成，负责藏品日常出入库以及藏品数据管理系统中的信息记录、管理与维护工作。其他业务部门如果想提取藏品本体进行数据采集无须再经过典藏或研究人员，大大提升了数字影像采集的效率。另一方面，新成立“研究服务部”，与美术及装饰艺术部、藏品管理及展览部、历史部、公众及教育部等重点业务部门平行并列。该部门全权负责登记、存档与管理一切与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图书、档案、藏品等有关的数字信息，包括著录数据、存档数据、影像数据、保护修复数据等，并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数字服务。通过设立藏品出入库管理团队和研究服务部，分别在藏品数据采集和藏品数据管理、整合与利用两大模块建立了权责明晰、运转有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扫除阻碍数字化影像技术应用的体制机制障碍。荷兰国立博物馆的部门设置、工作机制与岗位队伍的调整，是国际博物馆界适应数字化转型工作的一个缩影，颇值得中国博物馆借鉴。
为实现契合数字化转型的制度重塑，在观念层面上，建议我国博物馆实事求是地根据本馆的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针对本馆数字影像相关工作中的特殊需求与主要问题，以更加科学、合理与务实的方式进行内部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具体工作上，需要以提升博物馆内部从业人员的数字化素养为重点抓手，推进博物馆运行制度和工作机制的转变。从业人员是具体组织、实施和执行博物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主体，他们对待数字化工作的态度与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一工作能否顺利推进、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预期。为此，博物馆应多借助外部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力量，对藏品、保管、展陈等核心业务部门人员进行数字影像采集、管理与利用的知识、理念与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训。只有当博物馆内部能拥有一批既懂博物馆业务规律，又了解数字化工作价值与流程的从业队伍时，才有可能支撑起适应数字化工作的组织机制与流程方式，真正发挥出数字赋能的潜力。
结 语
数字影像技术延长了藏品的存在时间，提高了藏品资源管理的效率，活化了文物背后的故事与精神，拓宽了文物价值传播的边界，是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面向未来，数字影像技术应用的发展既要在技术层面持续发力，紧扣博物馆的现实需求与社会需求，持续融入博物馆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的趋势中，加强与其他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协同联动，实现多元化、融合化发展；也应在制度层面探索转型，着力改革与数字化转型不相适应的工作格局与方法，推进博物馆工作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与人才队伍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当数字影像技术以更加实用的方式与博物馆文化内容相结合，以更加亲民的姿态引发各类观众的认可和共鸣，以更加匹配的形式与博物馆工作规律相融合时，才能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发挥出博物馆的文化力量，促使博物馆在区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本文作者及其工作单位：
毛若寒 / 浙江大学
郑宽 / 四维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刊载于《中国博物馆》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