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系列（七）：复盘徐光启主持修历过程：伪造译著和西洋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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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生民无疆

       前面说过，明朝末年的时候，欧洲连天文台都没有，还处于靠国王手摸治病的状态。徐光启、李之藻硬是胡诌出来了一个西洋“天学”，把利玛窦之流包装成了无所不能的大学者，引入到了“修历”团队之中，并且成功地将修历的成果归功于利玛窦之流。

       这“修历”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根据徐光启的文章，进行一番真相复盘。

崇祯二年（1629）

       徐光启担任礼部左侍郎理部事，即代理礼部尚书，主持礼部工作。

       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他给崇祯帝上奏《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就所需人、财、物和按季度进行成果考核等事项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性方案。

       本月十四日，获得崇祯帝的批准，崇祯帝还特别批示道：

       徐光启见在本部，着一切督领。李之藻速与起补，蚤来供事。

       崇祯帝下旨：修历工作，由徐光启全权负责，李之藻配合。

       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就修历的主要工作内容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性方案，其中专门提出要“用西法”和请龙华民、邓玉函两人参加修历。

       八月初一，崇祯帝下旨同意，并再次要求李之藻赶快报到开展修历工作：

       李之藻着速催前来。

       九月十五日，徐光启领到了朝廷颁发的历局大印和相关文书。

       九月二十二日，历局举办了成立仪式，正式开始办公。大约在这天，西洋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到历局上班，开始与徐光启一起“著述翻译《历说》《历表》稿草”（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

       九月二十三日，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的同时，向皇帝开列了一个经费预算清单，请皇帝批准。

       九月二十六日，崇祯帝下旨：按徐光启的申请给钱。

       十月二十七日，因为清军袭扰北京，修历工作暂停（徐光启去忙于军事，据《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此后的“著述翻译《历说》《历表》稿草”，由龙华民、邓玉函两人独立进行。）。

       十一月，李之藻从杭州出发，赴京途中生病。

崇祯三年（1630）

       四月初二，邓玉函病死。

       五月十六日，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请求让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来参与修历工作。

       五月，李之藻到历局上班。

       七月初二，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修改历法远臣罗雅谷到京疏》，西洋传教士罗雅谷于今天到京，但还没有找到汤若望。

       九月二十日，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修历因事暂辍略陈事绪疏》，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因为清军入侵，修历工作中途暂停，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只工作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共翻译了“书表一十九卷”，制造了“大仪器三座”，具体内容是：

1、由徐光启与龙华民、邓玉函等“译撰”的有：《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元史揆日订讹》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散表》一卷。

2、由“邓玉函等同知历人等翻译通算”的有：《测圆八线立成长表》四卷、《黄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

3、由徐光启、李之藻与罗雅谷“译撰”的有：《历指》一卷、《测量全义》二卷、《比例规解》一卷、《日躔表》一卷。

4、由邓玉函与“知历人陈于阶等制造”的“大仪器三座”：七政象限大仪二座、测星纪限大仪一座。

       同一天，九月二十日，徐光启给崇祯帝还上奏了《推算月食起复方位并具图像疏》：今年十月十六日夜将出现月食，分别按《大统历》、《回回历》、西洋法详细推算了月食时间时长，打算届时测候。

       九月二十七日，李之藻病死。

      十月十七日，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月食回奏疏》：昨晚因天气不好，测候未能完成。

      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光启从观象台上“颠坠台下”，严重摔伤。

       十二月初二，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了《因病再申前请以完大典疏》，向皇帝诉苦道：

       ……寺臣李之藻物故，目下算数测候誊写员役虽不乏人，而释义演文，讲究润色，较勘试验，独臣一身……伏乞敕下吏、礼二部，商求堪用人员，更简数辈前来供事……外访取西洋远臣汤若望，向寓陕西西安府，今经该府咨给前来……[1]

       徐光启说，历局的人虽然不少，但是大都只能做一点抄抄写写的事；李之藻死后，能够理解洋人的语义，将洋人的话形成文字，并与洋人进行研讨确保译文准确的人，只有我一个人了。如今，我又受伤卧床，因此，恳请皇帝下旨，让吏部、礼部再安排几个能干的人到这里来工作。特别重要的是，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已经找到了，现在到北京了，恳请皇帝下旨，让他到这里来工作。

       十二月初六，崇祯帝批示同意。

       十二月初三，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了《月食起复方位具图呈览疏》，明年四月十五日夜将出现月食，我们详细推算了全国各地的月食时间时长，打算届时测候。

崇祯四年（1631）

       正月二十八日，徐光启给崇祯帝上奏了《奉旨恭进历书疏》，历书编制工作完成。对此，《明史·徐光启传》：

       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

       此后，便是对新历法准确性的一系列测验了。这长达二年多的测验工作，分别同时在北京、南京、福州、济南、太原、武汉、开封、西安、桂林、杭州、南昌、广州、成都、贵阳、昆明等地的天文观测台进行，全部由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顺带提个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小国寡民的西方各国，可曾做过？是否有条件做？如果没有，西方诸如“里差”之类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从何而来？

稍稍分析上述内容，复盘过程，真相就出来了：

1、徐光启与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一起工作了一个月，后来是徐光启、李之藻与龙华民、罗雅谷一起工作了二个月，前后满打满算干了三个月（按90天计算），便“翻译”出来了“书表一十九卷”。 在前一个月里，邓玉函还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知历人陈于阶等制造”的“大仪器三座”。 

2、这里，抛开邓玉函用于造仪器的时间时间不计。

3、据如前所述的《因病再申前请以完大典疏》可知，徐光启一再报告皇帝，历局的人都不行，只有他和李之藻，才具备与洋人一起“翻译”的能力。也就是说，所有的“译著”，全部出自于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之手，没有让其他人参与！换句话说，没有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亲自参加，翻译工作没法做。

4、徐光启是礼部的一把手，经常要参加朝廷的重要会议，处理礼部重大事项。这段时间，历局刚刚成立，徐光启作为修历工作的总负责人，每天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向皇帝上奏折，向吏部、户部、工部等衙门要人、要钱、要物，还要处理历局的日常事务。可以肯定地说，徐光启平均每天能够用于“翻译”的时间至多有半天。也就是说，徐光启有效翻译时间至多45天。而李之藻前一个月没有参加翻译工作，只工作了60天。因此，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必须人均5.5天完成一卷，这神一般的“翻译”速度，信不信由你。

5、他们上奏给崇祯帝的全部成果，全是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

6、徐光启卧床养伤几天后，耶稣会士汤若望才来报到。后来，汤若望捧着这些“译著”，向清朝朝廷报告：这就是我们耶稣会士的天文历算成果。

       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些“译著”，是否有可能？稍有翻译经历的人都会有一个答案。

       可能是工作过于劳累吧，邓玉函很快就病死了，随后，李之藻也累死了。不久，徐光启又因过于劳累，精神恍惚，从天文台上掉下来，摔伤卧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都不懂外语，同时，所有的洋人的汉语水平极低，不具备基本的中文表达能力。这就是说，每翻译一句话，都必须由徐光启和李之藻与每一名洋人反复“讨论”、“讲究”之后，才能形成文字。

第二，不仅所有的译著均出自于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之手，而且，每一部著作的翻译，都是修改七八次！崇祯四年八月初一，徐光启在《奉旨续进历书疏》报告皇帝：

       讨论润色，原拟多用人员，今止臣一人，每卷必须七八易稿……两远臣分曹著述……[2]

       这就是说，每一部著作的初稿完成之后，都必须再进行七八次的交流、“讨论”、“ 讲究”，修改到第八稿、九稿才定稿。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人均5.5天完成一卷，那么，难道他们是每天二易其稿？

第三，在古代，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翻译工作全是手工活！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些“译著”，绝无可能！所谓“翻译”云云，纯属谎言。

       那么，这些“译著”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再看一个铁证。崇祯五年四月初四徐光启上奏的《奉旨恭进第三次历书疏》：

       五星一节，比于日月倍为繁曲……今诸远臣所传，独为详备，而译撰颇艰……[3]

       徐光启宣称，这几位耶稣会士带来了详备的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星历表，但是，翻译起来难度很大。

此前，我们说过：

第一，直到此时，欧洲根本就没有天文台。

第二，按照西方伪史，此时的欧洲也仅第谷在丹麦建立了一个哥本哈根天文台。但是，******都知道，以第谷的天文台短暂的“观测”，完全不可能建立起星历表。更重要的是，在丹麦根本就观察不到水星。因此，西方传教士就不可能拥有五星的星历表。（详情参阅《明末欧洲传教士说：1610年欧洲天文学水平如此这般》）

第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拥有对七政即日月五星的持续数千年的观测记录，只有中国才能拥有五星星历表。

       这已经足以证明，徐光启所谓的“译著”，完全是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抄袭的中国文献。因此，所有的“翻译”工作，徐光启不让他人参与，而是全部由徐光启、李之藻二人与耶稣会士一起完成。

注释：

[1]《徐光启集》下，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362-363页。

[2]《徐光启集》下，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358页。

[3]《徐光启集》下，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