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忧郁》在美国，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
重度忧郁症患者们的真实经历：忧郁。作者：安德鲁所罗门。《忧郁》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我感到很满足，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到了1999年9月，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之后变得悲伤――不是忧郁，就只是悲伤。一个月之后，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我赶到医院去，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桑吉巴（地名，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殖民史，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花了一个多小时，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疼痛才真正缓和了，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情况终于略有改善。
在诊疗中，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痛的，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你要有耐心，不要再这样失态了。”她还说：“你完全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过速，在你镇定下来之前，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还告诉我：“我们不认识你，”“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你自己在海边，倾听海声，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为自己感到悲痛。在这急诊室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很“幼稚”和“不合作”。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医生说。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
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政策下，“我曾患的精神异常性忧郁症会因为极度疼痛而加重”和“在缝伤口之前，先给我一个泰迪熊娃娃”一样被看作荒谬的事，这令我无法接受。在美国的急诊室训练教科书里，并没有教授关于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方面的问题。在急诊室里，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一点处理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我向他们求救，等于在向鱼贩讨牛肉。
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在这个国家里，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身体的或心理的）都毫不重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再度崩溃。前几次的发作，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但没有这次严重。我一直哭，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比如说，想要拿起电话筒，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而且，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而是两只，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让我想缩回床上去。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但偏执却取而代之：我开始害怕，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第二次之后，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持续四年每天服药。
现在我对崩溃时的程序很清楚，知道要打电话给哪位医生和该说什么，知道何时该将刮胡刀片收好并继续遛狗。我打电话给周围的人，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跌入忧郁中。有几个新婚的好友，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和我一起度过最难熬的日子，和我谈着我的焦虑和恐惧，讲故事给我听，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减轻我的寂寞――他们是我生命中灵魂上的伴侣。在我最低潮时，弟弟从加州飞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父亲也继续照顾我。以下更是我所知的，能够拯救我的一切：快速行动、有位好医师让你倾诉你的心声、清楚地了解你的行为模式、规律的睡眠，以及无论有多厌恶都一定要进食，都要立即缓解压力、运动和拥有持续的爱。
我用最快速度给经纪人打了电话，告知我的情况很糟，并且得暂停我手上这本书的工作。我说我无法预知这场灾难将会如何。“就假装我昨天被车撞了吧，”我说：“我现在在医院里做骨折治疗，并在等X光报告。谁会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打字？”我服用了赞安诺，尽管那让我变得浑浑噩噩而且站不稳，但我知道假如放任焦虑在我肺和胃里撒野，情况会更糟，我会有大麻烦。我还可以很理智地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但我已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就好像战时的德勒斯登，一个无法免于被轰炸、被摧毁的城市，只得屈服，在残瓦败砾中留下金光闪闪的残余物。我甚至会在我的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院电梯里狼狈哭泣，我想去问问还有什么办法。不过他的反应让我惊讶，他看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没有理由现在停用。”他帮我加了金菩萨，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他加重速悦的剂量，因为他说，若非必要，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速悦曾经有效果，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加加减减，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以此建构一个“真实”的我，也许那是以前的我，也许有些不同。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我都非常了解，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意外”而已。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他主张坚持到底，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低。
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他们也几乎都读过我的文章，但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煎熬。整个晚餐，我都在喃喃自语，并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一样不断向他们道歉：“真是抱歉，我好像无法集中精神，但你了解，我又陷入另一回合的忧郁了。”也许我早已经讲过，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有责任要问问有哪些明确的症状和起因，而且都试着安慰我。那些安慰其实是加剧我的忧郁，或者我说：“我恐怕无法了解你说的话，因为我每天服用五毫克的赞安诺，虽然我确定没有上瘾，而且又刚开始服用另一种新的有镇静效果的精神药物。你的沙拉好吃吗？”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不持续说点什么，人们会发现我更加异常。
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又冷又坚硬，说出来的话变成断断续续的噪音，我无法将它们连在一起。或许你曾有过参加演讲的经验，发现你为了要跟上主题，必须全神贯注，但你走神了一小会，回神的时候就搞不清楚讲到哪了。我那时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令我费神。突然间逻辑消失了，我搞不清楚状况。有人谈到中国，但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事。好像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但不知道和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虽然我记得中国确实生产象牙制品。有人问我关于一条鱼的什么事，还是我的鱼？我订购了一条鱼吗？我喜欢钓鱼吗？什么事和中国的鱼有关？我听到有人重复问题（我感觉这个句子的句式之前出现过），然后觉得我闭起眼睛，静静地想着，在别人第二次问你问题时打瞌睡可不太礼貌，我必须有所回应。所以我抬起头，以微笑表示“我听不太懂”。我发现人们疑惑地望着我：“你还好吧？”又有人问道，我说：“似乎不太好。”几个朋友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
“真是抱歉。”我觉得那桌的人都认为我可能是被药迷昏了，离开时我说我陷入忧郁、服药过多，没办法撑下去。“真是抱歉。”大家一直都很客气。帮忙的朋友带我回到家，扶我上床。我取下隐形眼睛，试着讲一会儿话，好让他们放心，我说：“你们还好吧？”可是当朋友回答时，他变得非常模糊，像是笑脸猫（《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译者注），我又昏了过去，沉沉地睡了十七个小时，还梦到一场大战。老天，我又一次小视了忧郁症的力量。它的破坏力是那么强大！我们会设下远超过自己能力的标准，我提出的标准和为自己设下的标准都超乎世界水准，如果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写这本书，那一定是我的责任。有些人的标准很低，有些人的标准很高。如果布什总统有天醒来，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担任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他就是有问题。但有些人只要觉得自己能活下去就没什么问题。在晚宴中，我当场崩溃，超出了我为自己设定的标准。
醒来时，我的感觉比前一天还可怕，我也为自己失去控制的涣散状况而忧心。走出门依然是可怕的念头，但我知道我还可以下楼（可是不确定要不要这么做）。我还能发电子邮件，我打了通模模糊糊的电话给精神科医生，他建议我减少一半金菩萨的用量，也少用点赞安诺。下午症状开始消失时，坦白说，我有点怀疑。到了晚上，我差不多复原了，就像寄居蟹长太大了，要放弃老壳，冒险爬到海滩上，然后在别处找到另外一个壳。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复原还是令我很高兴。这就是我的第三次崩溃。这是一个新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崩溃最剧烈的时候长达六周，两次崩溃都维持了大约八个月，我称之为小崩溃的第三次崩溃，最剧烈的时期为六天，维持了大约两个月。
金菩萨有作用是我的运气，但我也从为这本书作的研究发现，无论这种药对别人是否有价值，它对我就恰好是十分有效。我因各种理由而心情低落了几个月，处于某种压力之下，所有事情都应付得过去，但有点勉强。因为我已学到许多关于忧郁症的事，临界点出现时我可以很快察觉出来。我发现精神科医生可以巧妙地调配出“鸡尾酒”药。我相信，要是第一次崩溃把我整个推入深渊前便开始服用这些药，就可以在它不可收拾之前先控制住，同时可以一并避开真正的崩溃。要是不中断让我度过那次崩溃的药，我可能永远不会陷入第二次崩溃。在我准备进入第三次崩溃时，我决定不再愚蠢地重蹈覆辙。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1)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遭遇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对于比较脆弱的人来说，在每次问题发生的时候，都可能造成以前的问题复发。如果小心、适当地服药，并辅以其他手段来平衡，就可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情况。大多数有严重忧郁症的人需要服用混合药，有时候要用非常规的剂量。他们也必须了解自己不稳定的状况，需要有个专家来帮忙。我发现最大的悲剧是，许多有忧郁症的人寻求协助，医生随便开些他们用过的药，剂量通常不合适，只对部分症状有帮助。其中更惨的是，有些人明白自己的治疗不够理想，但是他们的健康保险机构（美国提供医疗保险的民间公司）和保险公司不愿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治疗。
我服药已经没什么副作用了，现在的精神科医生是处理副作用的专家。我服的药曾经对我的XY带来副作用――欲望轻微减少以及高潮迟迟不来，造成了一些问题。几年前，我开始服用威博隽作为日常疗养，它好像让我再度产生XY，但是跟以前的标准相比，可以说改善不大。药剂师又开给我伟哥，只在副作用发作的时候使用，后来又加了右旋安非他命，用来增加XY。我想是有作用的，但它会让我痉挛。身体的改变似乎超出我的适应能力，一个晚上会有奇效，第二天可能就不那么有效了。金菩萨是情绪稳定剂，我老是睡太多，一天差不多睡十个小时，但偶尔被激动情绪所困扰、无法合眼的晚上，我就服用赞安诺。
和同样经历过情绪崩溃的人交换彼此的故事，可以带来奇妙的亲密感。罗拉 · 安德森和我曾经几乎天天交流，连续三年多，我第三次崩溃时，她特别关心我，突然走进我的生命中，发展出奇特的友谊和意外的亲密：在她第一次写信来的几个月后，我觉得我们好像很早就认识了――我们大部分是用电子邮件，偶尔写信或寄明信片，很少用电话，有一次是碰面――虽然我们的交往，向来与我的生活是分开的事，但却养成了习惯，很快就变得像是上瘾一样。
这过程像是一场恋爱，经历了发现、狂喜、厌倦、复燃、习惯和深情。有时候罗拉会太积极，太急躁，刚开始联络时，我有时候会对她产生反感，或是试图为我们之间的交往踩刹车，但很快在少数几个没有罗拉消息的日子里，我会变得食不知味。虽然罗拉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者，但狂躁的发作没有像忧郁的发作那么严重，而且比较容易控制――这种状态愈来愈常被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二型。有许多人无论多注意服药和治疗，生活多规律，忧郁症还是会发作，罗拉就是其中之一――前几天刚摆脱忧郁，隔天又发了，怎么做都没办法挡住。
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是在1998年1月，那是封充满希望的信。她读到我在杂志上所写的关于忧郁症的故事，觉得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她给我家里的电话，说我随便什么时候打去都可以，信中还附带一张帮助她度过忧郁痛苦时光的专辑唱片名单，而推荐我读的书中，有一本正合我的口味。她住在德州的奥斯汀，那是她男朋友家，但她觉得在那里有点孤寂和烦闷。她太过忧郁而无法工作，但是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很有兴趣，希望能在德州州议会中做事。她告诉我，她服用过百忧解、克忧果、乐复得、威博隽、科隆平、盐酸丁螺环酮、烦宁、锂盐、劳拉西泮，“当然还有赞安诺，现在除了这些，还加上帝拔癫和使蒂诺斯。”她在求助精神科医生方面遇到麻烦，“结果你猜怎样――我换了四十九个医生。”她的信有些地方挺吸引我的，所以我尽量热情地回复。
之后得到她的回音是在二月。“帝拔癫没有效，”她信中写道：“记忆力减退和双手颤抖令我感到难过，还有结巴，以及花了四十分钟找香烟和烟灰缸，结果却忘了拿打火机。我相信黑色有四十种不同的色调，我不认为这些不同是程度的差别――我宁愿看成是一个圆圈和一个轮子，那车轮转得非常快，死亡的欲望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轮辐线里。本来想这星期到医院检查，但我已经去过太多次了，我知道连附有耳机的随身听都不能带进去，用来做情人节卡片的剪刀也不行，而且我会想念我的小狗，没有它我会很害怕，还会很想念男朋友彼得，他一直很爱我――在经历过我的呕吐、愤怒、不安、性冷淡之后。而且我还得睡在有护士站在旁边的房间，或是锁在有防自杀监看录像的房间里，等等――我非常相信，药会让我保持在赤道上――也就是两极之间――我不会有事。”
春天到来时，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到了五月，她怀孕了，为了能当妈妈而感到兴奋。但是她得知帝拔癫可能会造成胎儿脊柱裂缝，也对脑部发育有不良后果，她试图停用，又担心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没多久，她写信给我：“我陷入流产后的忧郁和茫然。我想，能继续服药也算另一种好事。我努力不对这整件事愤怒或发脾气，但有时候总觉得太不公平了。今天的奥斯汀是万里无云又凉爽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会这么累。看，所有的事情――即使是对小小折磨的正常反应――都让我担心随时可能陷入忧郁症。我好像处在一种灰暗、污浊的迷雾中，头痛和紧张让我连哭泣都不能实现。”
十天后，她写信说：“我稳定下来了――或许比我希望的还差一些，但还不至于到担忧的程度。我换了医生和药――把帝拔癫换成癫通，还额外用一些金菩萨加强癫通的效果。金菩萨真的让我好起来了。心理疾病对身体的伤害实在很大！我用过无数种药，来治疗我严重的忧郁症。此外，我有奇怪的失忆症――只要过一小时，就记不起任何事情，忧郁症太恐怖了――让人觉得几分钟像一辈子。我好累，累得不愿去想‘好’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好’是正常或可接受的状况。”
几天后，她又写信来：“害羞使你无法让朋友了解你深刻的人格――结果，我在过去八、九年交到的朋友大多不是深交。这使我更加寂寞，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例如，我刚刚打了电话给维吉尼亚州一个非常要好（而且很苛刻）的朋友，她要我解释为什么不去看她和她的小孩。这要怎么说？我很乐意去拜访她，但定时去精神科医院太丢脸了。要是不会被发现的话，我很愿意撒个谎。”
罗拉的生活一直受到疾病的阻碍，所有的生活受到限制。“例如约会：我照顾自己就很累了，没办法再去照顾别人的情绪。这种爱情不是很可怕吗？病也让我无法专心做事――任何工作都做不久，总是会中断。谁会想听你对新药的希望呢？你要怎么让别人了解呢？在自己得这种病之前，有个好朋友得了忧郁症。我假装懂他的话，听他说种种事情。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忧郁症者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后来的几个月，她似乎在与她背后的什么东西搏斗。这段时间，我们开始慢慢了解对方。我得知她在十多岁时遭遇性骚扰，二十多岁时被强暴，两件事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她二十六岁时结婚，第二年第一次忧郁症发作。她的丈夫似乎无法忍受，而她得拼命喝酒才撑得过去。到了秋天，她变得有点癫狂，于是去看医生，医生说她只是太紧张，开了烦宁给她。后来她对我说：“癫狂把我的心封了起来，但我的身体迟钝得吓人。”
一个月过后，在他们家的圣诞夜派对里，她狂暴地把蛋糕摔到丈夫身上，然后上楼把剩下的一整罐烦宁全吞了下去。丈夫将她送进急诊室，并对主治医师说他无法忍受了。她被转入精神科医院，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出院回家时，有一大堆药要服。“婚姻完蛋了，我们蹒跚地度过了后来的一年。第二年的圣诞节，我们跑去巴黎，晚餐时，我仔细看着他，心想：‘我现在并没有比一年前在医院里快乐多少。’她离开家，很快就认识了新男友，同时搬到奥斯汀与他同住。忧郁症在那之后就比较规律了，至少之后一年是这样。
1998年，罗拉在信中简单地提到她“可怕的无力和焦虑”。到了十月中，罗拉开始消沉，她自己很清楚。“我尚未完全陷入忧郁症，但是慢慢地每况愈下――我的意思是，我得愈来愈努力专注于手边的工作。眼下我还没完全忧郁，但已开始沮丧。”她开始谈威博隽。“我开始痛恨那种与所有事物疏离的感觉，”她抱怨。之后不久，她开始整天躺在床上。药物治疗再度失效。她停止与身边人联络，只关心她的狗。“当忧郁症削弱了胃口和我对欢笑、性爱、食物的需要时，只有小狗才能给我真正的精神抚慰。”
十一月初，她说：“我现在只能泡澡，因为早上淋浴时的水浇在身上，让我难受得不得了，而且在最近的日子里，这好像是为暴躁的一天开启了序幕。开车好像要使尽所有力气，使用提款机，购物，所有日常不得不做的事，都让我很累。”她租了《绿野仙踪》来看，好分散注意力，“但是悲伤的地方让我哭起来。”她失去胃口。“我今天尝试吃点鲔鱼，但那味道令我想吐，所以我只吃了点做给狗吃的米饭。”她抱怨连看医生都让她很烦。“我很难跟他好好地说心里的话，因为我不想让他难过。”
我和罗拉天天书信往来，我问她会不会觉得持续写信很困难，她说：“关心别人是得到别人关心最简单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观察自己的好方法。我需要与别人分享沉沦的感觉。每次我写下这些文字，就立刻觉察到我人生中的沉沦。到目前为止，我要强迫自己做些很琐碎的事，试着评估自己的状况有多严重――我真的陷入忧郁了吗？或者只是懒惰？这种焦虑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吃了太多抗郁剂造成的？这个自我评估的过程会让我哭泣。让别人困扰的是，除了陪在旁边之外，他们帮不了什么忙。我用回电子邮件来保持头脑的清楚！”一周后：“现在是早上十点，我今天被一个想法吓坏了。我努力地尝试。我好像很快就要号啕大哭，‘没事的，没事的，’同时深呼吸。我的目标是保持在自我分析与自我毁灭之间。我就是觉得好像在消耗别人，包括你在内。我只能拼命要求别人，但没有办法回报。我觉得，穿上喜欢的衣服，梳好头发，身边牵着小狗，这样才有勇气上街买点橘子汁。”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3)
就在感恩节前，她写信道：“今天我看了老照片，看起来那好像是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药物治疗的代价啊。”但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今天我有一些快乐的时光，”她在当月最后一封信上说：“我还要更久的快乐，拜托，哪位好心人施舍一点吧。我在人群中可以不再感到害羞了。”隔天她有点复发。“我本来觉得好些了，还希望开始做些美好的事情，但今天非常焦虑、着急、紧张。只是我依然抱持着希望，这有点帮助。”第二天变得更糟了。“我的情绪依然低落。早上觉得害怕，傍晚觉得极端无助。”她讲述与男友走进公园的经历。“他买了本辨识公园所有植物的小册子。其中描述到一棵树：‘整颗树都有致命毒性。’我想要去找到这棵树，嚼它一两片叶子，然后蜷缩在大石头底下慢慢死去。我想念那个喜欢穿上泳装的罗拉，她会躺在今天的阳光下，看着好蓝、好蓝的天空！恶魔把她从我的身体里夺去，换进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孩！忧郁症夺走了我对自己的爱。我感到灰心，充满绝望，这是一种慢性死亡。同时我又努力地推开这沮丧的绊脚石。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它‘丑恶’了。”
但一周后她又明显好多了。后来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里，当店员为排在她前面的人结账时，她突然失去控制。一种完全不符合她性格的暴怒冲上来，她大喊：“老天爷！这到底是‘便利’商店还是热狗摊？”丢下手上的汽水就走了。“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我已经懒得再说、再想了。”当男友说他爱她时，她便大哭起来。第二天她觉得好多了，吃得比以前多一倍，还买了一双袜子。她走进公园，突然有股冲动想要玩秋千。“虽然前一个礼拜都处于愈来愈深的焦虑感中，现在我却想要玩秋千！你有了相反的感受：心中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好像你正开车飞越山丘。只是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觉得好快乐，我开始觉得自己恢复了，有一种飘逸的感觉，好像轻松、幸福又回来了。我不指望开心太久，但这种没有任何烦忧、没有莫名其妙的负担或悲伤的感受，非常强烈、真实和美好，我一度没有想哭的冲动。我知道其他的感觉会再回来，但我想，今晚上帝和秋千赐给我一个暂时的解脱，提醒我要有希望和耐心，这是个好兆头。”十二月里，锂盐对她造成负面的反应，让她的皮肤干燥得无法忍受。她降低锂盐的剂量，并开始服用纽若汀。这种药似乎有了作用。“回到中心点，原有的中心点，感觉好真实。”她写道。
第二年十月，我们终于见面了。当时她与母亲在维吉尼亚州的瓦德福特港，那个位于华盛顿之外的美丽小镇是她长大的地方。当时我非常喜欢她，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她。我乘火车抵达时，她和她的朋友华特在火车站接我。她是个苗条的金发美女。但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勾起了太多回忆，使她很不舒服，焦虑到说不出话来。她用细微沙哑的声音为自己的状况道歉。看得出来她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她说她整个星期都很消沉。我问我的到来是否增加了她的紧张，她保证说没有。我们共进午餐，她点了蚝。但她吃得很费力，手抖得很厉害，想要撬开壳的时候，不小心把酱汁溅了一身。她无法一边说话一边对付蚝，所以华特跟我聊天。他说罗拉这一周来每况愈下，她低声地同意。这时候她决定放弃吃蚝，全神贯注地喝白酒。我非常惊讶，虽然她事前说过自己的不良境况了，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她那种一切努力皆是徒劳的神情。
我们同坐一辆车，华特下车后由我接着开车，罗拉颤抖得无法开车。回到家里，她母亲看来也忧心忡忡。罗拉和我断断续续地交谈，她好像是站在很远的地方讲话。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她突然呆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或想象过这种画面。她告诉我照片中谁是谁，然后开始重复说过的话：“那是娇拉汀。”然后又说一次：“那是娇拉汀。”每次都把音节拖长。她面部肌肉变得僵硬，好像张嘴说话有困难。我叫来她母亲和她的兄弟麦可。麦可把手放在罗拉的肩膀上说：“没事的，罗拉。没事。”我们最后把她扶上楼，她依然重复说着：“那是娇拉汀。”她母亲帮她换下沾到酱汁的衣服，扶她上床，然后坐在旁边抚摸她的手。这场会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同。
后来我知道，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僵硬、说不出话、极度焦虑的原因。当天晚上，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我的灵魂、我爱的那个我，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我只是个行尸走肉”。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圣诞节之后，她开始恢复了，情形开始好转，2000年3月，她又再度发作。“我好害怕，”她写信告诉我：“又觉得好丢脸。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这实在很可怜。”六个月后，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我无法重拾人生，”她对我说：“我真害怕焦虑发作――今天我离家去上班，在自己的车上吐了。我回家换衣服，好进办公室，所以迟到了，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医生要我服用烦宁，但那会让我昏倒。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情绪大起大落，经受可怕的失忆。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
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每到夜晚，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一觉醒来，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如果我想念他们，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那么，我应该知道，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那是一种忧郁吗？或者，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想到过去的痛苦，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但对我来说，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但是过去的欢乐，却在时时提醒你，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我对回忆的残屑说：别让我想起什么。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
《走出忧郁》第七章 自杀
想离开人世、想死和想自杀，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突然消失、甚至离开人世。在忧郁的时候，许多人会想死，想改变所处的现状，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存在还是毁灭？
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只有死才能摆脱。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做笔记，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他们通常会相信，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这类人――因身体疾病、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不想再受生命之苦，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但他们不会骗自己，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
事实上，“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掌握自我，进行必要的行动。此外，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无法消除自我，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是违反天性的。“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使我们免于自杀，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可能不单是绝望，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
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而非绝望的结果。问题是，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通常很难看出来，而且我也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世间的无常，自杀可以一了百了。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或被迫不得自杀。若我想自杀，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
由于是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长久以来的推断一直庞杂笼统又不科学：“几乎所有自杀身亡的人都会被诊断出存在精神失常或药物滥用问题。”他们最近把“几乎所有”降为“百分之九十”。对自杀未成功和曾因亲友自杀而陷入愁云惨雾的人来说，这种看法帮助他们摆脱了束缚他们的罪恶感，可以使他们放轻松一些，而且可有效地让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疾病有关的自杀上面，但这个说法过于夸张，我碰到的每个有自杀倾向的病人都不符合这种说法。
在社会群体中，自杀也会传染。自杀的传染性毋庸置疑。若有一个人自杀，四周的朋友或同侪通常会效仿，尤其是青少年。不断发生自杀事件的地方常有死者的诅咒，如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日本的三原山、某些铁路线、帝国大厦。自杀最近盛行于德州的皮雷诺、麻省的莱明斯特、宾州的巴克斯郡、维吉尼亚州的法尔费克斯，以及许多其他看起来“寻常无奇”的美国社区。著名的自杀故事也会引起自杀行为，哥德在十九世纪初发表《少年维特的烦恼》后，欧洲到处都有模仿故事主角的自杀者。每当媒体出现一则重大的自杀消息，自杀率就会提高。例如，就在玛丽莲 · 梦露自杀后，美国自杀率就立刻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如果你饿了，一看到餐厅就会很想走进去。如果你有自杀念头，看到一则自杀的报导，就很可能会走上这一步。看来，减少对于自杀的报导显然可降低自杀率。
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我不认识她，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大学毕业后几年，有位熟人自杀了。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割了腕，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跳了下来。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是个天性活泼、聪明又帅气的人，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每次我发表了什么，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除此之外，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事实上，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到底是为什么？在此事件之前，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虽然不甚完整。
卡谬写道：“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描述了人生的无常：“背叛行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残疾，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或者……我还能说什么？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但是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凯 · 杰米森有一次情绪极端混乱的时候，产生了自杀企图，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无论大家付出多少爱――满满的爱――都没有用。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无望；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壳。未来的路寸步难行，而且我相信（毫无疑问）我的亲人、朋友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无论如何，我原来的面目，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我想，若我死了，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见的想法。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我仔细想过，若我死了，对朋友和亲人的伤害会少一点。”
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但是逐渐地降低剂量，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头几天还不错，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他还是正常工作，但心里老是不断地自责。终于，他下了决心，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他把生活中待处理的事情处理好，安排了后事，接着在某天下午，他觉得时候到了，于是吞了两罐止痛药。事情进行到一半，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好让她了解他自杀的原因，希望她能体谅。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但马上就发现他是说真的。通电话的同时，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的想法而恼怒，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吞光其余的药。
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自己决定出门和外头的人聊天。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他知道，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止痛药就会摧毁他的肝功能（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他心想，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至少也要挡住一阵子。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事件。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无论如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他及时接受了洗胃。
访谈进行时，他叙述整个过程，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经过洗胃之后，他慢慢恢复过来，而且受到惊吓，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他对我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我们进一步深谈，“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他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若死了，对老婆会有多好，对餐厅会有多好，对我又是大解放。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太聪明了。”
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说他爱她，也知道她爱他。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打通了电话给妻子，而不是只写份遗书。若真是如此，他心里会舒服些，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医生说：“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他摇摇头，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我哪知道？”
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乔尔 · 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曾多次企图自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孤独。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他们丢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我开始有自杀倾向。只剩最后一位护卫――就是我自己――依然坚守岗位，不过，这位护卫太危险了，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我在宾州一家医院认识一位想自杀的青年，我特别想要向他致敬。他生于韩国，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发现时已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到汉城的孤儿院，六岁时被一对酗酒的美国夫妇收养，他们常对他施暴。十二岁时，他受到州政府的保护，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里与他碰面的。他受大脑麻痹之苦，下半身完全瘫痪，连说话都十分痛苦而且费力。五年来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用尽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包括服用各种抗郁剂和电疗，身心的痛苦依旧萦绕不去。他自少年以来就试图自杀无数次，但因为身处医院，总是会获救；而且终日困于封闭病房的轮椅上，很少有适合自杀的独处时机。他万念俱灰，试图饿死自己，可是陷入昏迷时，又被人以点滴喂食。
虽然身体残障使他说话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能够有条理地交谈。“活着令我很难过，”他对我说：“我不愿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我没有生活可言，没有东西让我欢喜或给我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到医院九号大楼的楼上，再回到没比九号大楼好多少的一号大楼。我的腿很痛，身体也在折磨我。我试着不和这里的人说话，他们差不多都只会谈自己的事。我吃了一大堆药治忧郁，但觉得没什么用。我用手撑着上楼，使用电脑，这让我有事可想，转移对自己状况的注意。可是这还不够，事情不会改变。我没办法不想自杀。割腕的感觉真好，我喜欢看自己的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心想，‘可恶，我居然醒来了。’
许多大脑麻痹的人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这位年轻人，心理和肉体的伤是如此严重，他未来可能得不到更多的爱，就算有，他也不愿接受。我和照顾他的人都被他的处境所触动，但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放弃一生来照顾他的伟大人物：地球上，无私的人太少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将一生的时间，倾注在像他这样时时刻刻都在为活着而搏斗的人身上。他的人生只有身体和心理的痛苦、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阴影。在我看来，他的忧郁症和自杀意志不可能治愈，我庆幸自己不必在他割腕时负责救治，也不必在他绝食时负责强灌食物。
我在另一家医院认识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先生，身体依然硬朗，他因为妻子得了肺癌而双双服了份量足以致命的安眠药。他们结婚六十一年，两人早有共赴黄泉的约定。她死了，他却幸存。“我负责治疗他的忧郁症，”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告诉我：“给他开药和治疗，好让他不会陷入忧郁，因为他又老又有病，痛苦不断，妻子过世了，自杀不成功。事情过了半年，他的状况没有变，他还可以活十年。我负责治忧郁症，但他得的不是忧郁症。”
【梅姬的故事】
十五年后，梅姬罹患了我见过最严重的忧郁症。她的医生糟得令人惊讶，说她服了十五年的锂盐，状况很好，可以考虑停药。医生认为她的病已经好了，严重的躁郁症已经被彻底赶出她的身体。她慢慢地降低剂量，感觉很好，体重减轻，手也不再颤抖了，梅姬已经恢复了一些原来的活力，甚至还第一次告诉我，说她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当个最有名的女演员。然后她的心情开始每天都好到不像话，我们都问她会不会担心自己太疯狂了，但她向我们保证，说她这些年来从未如此好过。应该有人告诉她：感觉好，不见得是好事。她处于根本不健康的状态。不到三个月，她断定上帝给了她神谕，要她拯救世界。一位朋友出面帮忙，因为联络不到她的精神科医生，于是找另外一位，要她继续做药物治疗。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陷落在忧郁症里。隔年夏天，她进入研究所。她打趣说：“研究所带给我很多东西，譬如，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贷款来多发作两次。”第二次发作时，她有轻微躁郁症，后来又有轻度忧郁症，到了第四次发作，她进入剧烈的全面癫狂，接着陷进无止境的忧郁。我记得有一次梅姬在朋友的阁楼里，紧紧蜷缩在沙发上，好像有人要用竹签戳进她的指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好像完全不会说话了。后来终于听到几个字从她嘴里钻出来，但完全听不见她说的内容。幸好她父母多年来早就把她的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摸得一清二楚，当晚我们把她送到她父母的公寓里。在那次事件之后的两个月里，在没有人管她时，她可以缩在角落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我那时已经走出忧郁了，想帮助她，但她没办法打电话，不想见客人，她父母也很清楚要留个空间让她静一静。我觉得好像是在联络一个已过世的人。“我绝不要再经历一次，“她曾说：“我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再度发生，我绝对要抗拒。”梅姬现在好多了，正在服用帝拔癫、锂盐和威博隽，虽然手上一直有赞安诺，她已不需要长期服用。她停止很早就开始服用的konopin和克忧果。她一辈子都得服药。“我需要学习谦卑地说：哦，也许有些决定继续服药的人和我一样，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吃一辈子的药。而他们还是吃了一辈子，药救了他们。”她现在从事写作和艺术创作，还有一个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她不想接需要花更多力气的工作。她希望有一些安全感和健康保险，以及一个不必引人注目的地方。当闷闷不乐时――或愤怒时――她会写些诗，内容是关于一个改变自我的人，主角是她的化身，梅姬把她叫做“苏西”。其中有些是描写癫狂，有些是描写忧郁：
有人站在浴室里，
盯着苏西的眼睛。
有人像是在说着
苏西不懂的话语。
某人活在镜子里
那臃肿的脸哭着，哭着。
苏西头昏脑胀。
苏西牙齿松动。
苏西手颤不稳
把玻璃涂满泡沫。
苏西在某年夏天练习打结。
苏西不知道怎么打绞绳结
苏西觉得有片纱掀起来了。
苏西听到有片纱破了。
于是，真实撒了谎，在眼前逼她接受，
荒凉与挣扎，觉悟与疲惫。
饥饿之苦是这么地明显，
那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
“我八岁的时候下了决心，”她跟我说：“我要做梅姬。记得是在学校的走廊想到，我对自己说：‘你知道，我是梅姬。我一直都是我。这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做自己。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因为我甚至有点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自己。’我做到了。那就是我的认同感，现在我就是同一个人。回首过去，我心想：‘哦，天啊，真不敢相信，我十七岁时干了那么傻的事。’但那是我做的。我不能和自己分开。”
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2)要经过躁郁症的蹂躏才能重新获得完整的自我，可见其巨大的力量。梅姬已经到了想从这种完整的自我解放出来的地步。陷入这样恐怖的，几乎是精神分裂的忧郁症里，她说：“我会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花儿都到哪去了？’来分散注意力。我知道可以用些其他的药，或是找谁来陪我睡，但我的病重到没法思考这些。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我这么害怕，但我觉得我会为了这种焦虑而爆炸。我的情绪变得愈来愈低落，愈来愈消沉。我不断变换服用的药，还是一直陷落。我相信医生，我一直相信自己最后会恢复正常。可是我没法等，一分钟也等不了。我要不停唱歌来压住心里的声音：‘你――你该死，你一文不值，你一无是处，你是个废物。’那时我真的想过要自杀。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但现在是真的计划这么做。脑中时时涌现自己丧礼的画面。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脑海里闪出自己穿着睡袍爬到屋顶边缘的清楚画面。通往屋顶的门有一个警铃，我会取下警铃，不过那没什么关系，我可以在别人赶来之前爬到屋顶边，我不会冒失败的风险。我取出那件待会要穿的睡袍，突然心里残存的理智跑出来提醒我，若这么做，有多少人会伤心，我无法承担浪费大家的时间来为我伤心的责任。我必须承认，自杀会害了大家。”
“我大概积攒了太多这方面的记忆，因为太无聊了，所以记不住。但我记得在父母公寓的那段时间和那糟糕的感觉。我还记得后来，我总是担心钱的问题。我会睡着，然后又担忧得醒过来，那种愁绪怎么也赶不走。这种担心其实没什么道理――那时我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我想的是，要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年后，钱不够怎么办？我心里的恐惧和焦虑，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恐惧和焦虑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那不只是程度问题，本质也是完全不同的。老天，那时真是糟透了。最后，我终于有了找医生的念头，然后开始服用赞安诺。我服了大约半毫克，觉得好像有一只巨人的手伸进来，手掌停在我的腰上，手指在我肩膀上，整只手把我推进床里，然后我就睡着了。我害怕会上瘾，但医生向我保证不会――绝不会到那种地步――还说，就算是上瘾了，他可以等我病好一点再帮忙戒除。所以我想，好吧，别想那么多，照着做就是了。”
“在忧郁的灰色罩纱之下，你没办法思考，在恶劣的心情下看到的世界都蒙着一层污浊的灰色。那时你会觉得快乐的罩纱被掀走了，眼前才是真实世界。你会觉得一切真相都是会发生改变的，但你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抓住什么。若是能察觉到精神分裂的恶魔们的意图，你就可以把它驱赶出去。但这对忧郁的人来说是极困难的，因为我们会相信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但真实会说谎。我看着自己，心想：‘我离婚了。’这似乎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我可以思考的时候，想到‘我离婚了！’就很高兴，而且觉得自由了。只要能冷静思考就可以帮你度过难关。一位朋友说：‘事情不会永远不变，你要试着记起来。就像现在的状况，也不会永远不变。’她的另一句话也很有帮助：‘那是忧郁症在说话，它透过你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