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的道家思想

钱穆把儒家分为先秦儒、汉唐儒、宋元明儒、清儒四个时期。钱穆的分法大致不差。钱穆又说：汉唐儒功在传经，清儒功在释经，宋元明儒则重圣贤更胜于重经典，重义理更胜于考据、训诂。先秦以来是儒道对抗，宋以下则是儒释对抗。 如果把钱先生的说法深入分析颇有问题，因为中庸是西汉作品，中庸已经掺入大量的老子思想，儒学经过中庸以及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尤其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家思想已经面目全非了。钱穆可能忽略了中庸的道家原素，道家原素好像间谍早已潜伏在儒家，其影响一直到宋明又潜伏在理学之中生根发芽，对儒学影响深远。

钱穆认为宋明以来是儒释对抗不太精准。严格来说宋明是儒道两家合力对付佛学，但是理学家本身已经受道释影响而不自知也！而当时学者很少人认为中庸是伪书，中庸混有大量道家思想。中庸成书年代，一般说法礼记是曾子传给孔子先生子的孙子子思，子思撰写礼记。这个说法歴来受到质疑。宋欧阳修除了从义理的角度批评礼记非儒家思想之外，还提出，孔子弟子三千人，如果中庸出自孔子，为什么只有曾子知晓？为什么只传给子思？另外中庸有大量孟子的章句，又有书同文车同轨之语，可见中庸应该是西汉作品。

清学者姚际恒（注：清学者）对中庸的考据与批判：姚际恒认为中庸与孟子很多文字雷同，中庸略加修改，中庸之文抄自孟子，理由是：如果孟子引孔子、子思之言，必不会将两人之名删去，且孟子文句从未与其它经书雷同者，此处必是中庸取孟子之文字增入己说。

姚氏认为：

中庸：「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的「物」字为古人所不道。

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古人从未有人说人能「前知」。孔子只敢说「虽十世可知也。」学识靠学习，靠资料。 「前知」绝非儒家思想。

姚氏又解释「中」字，孔子曰：「知者过之，遇，愚者不及也」，中是过犹不及的意思。而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姚氏说喜怒哀乐既然未发，有什么「中」、「不中」的问题呢？既然未发怎么会知道是「发而皆中节」？

中庸又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姚氏以为《孟子》「诚者，天之道」属天而言：「思诚者，人之道」属人而言，义理分明。今（中庸）加「不勉」数句以为圣人，则诚者亦属人言矣。以人而已为天之道，义理舛，此作伪中庸语义，孟子从无此等语义。

其实「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根本是老子思想。是一种知识上的「不劳而获的幻想」跟孔子：「学而时习之」、「入大庙每问事」的说法南辕北辙。

清学者姚际恒对中庸的批判：

姚际恒从考据、义理、比对多方面批评中庸，姚际恒曰：「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深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谐不类」、「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中庸之文独繁而晦。」

崔述对于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一」是「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宋儒朱子竟把「一」解释成「万理浑然」，结果「大抵儒者陈义患于过高，欲求加于忠恕之上，而不知反陷入于空虚无用之地」，对于「一」的解释二千年后的朱子另辟新解而学者从之。崔述认为：「顾后人何其所好，不肯为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洙四老信余录卷之一）不肯追究到底，「必曲为弥缝」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毛病。研究老子者这种毛病最为严重。

其实中庸许多观念来自老子如：「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自明，不为而成。」

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至无为⋯」

以上的观念在，理学家的论述中随处可见，只是用不同的文字表述。

对于中庸，姚季恒的批评最为犀利：「伪中庸一味装大冒头，说大话⋯伪中庸之言，弥六合，遍宇宙，细按之，则枵然无有也，非言远指近而何？」

这种批评完全适合用来批评中庸的思想源头之一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