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敦煌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4）

  隋代统一南北，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凝聚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                                                                                                                                                                                                               

          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胁——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使敦煌经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出土于敦煌汉唐时期墓葬的胡人牵驼砖、胡人俑、镇墓兽等大量文物就是充分的印证。

          胡人牵驼砖(如下图)，模制，唐代，1995年出土于新电台——佛爷庙墓群；

牵驼人头戴中亚塞种人的尖顶帽，高鼻深目，身穿圆领窄袖服，右手紧握缰绳，左手杵短杖，表现了牵驼人与骆驼长途跋涉的精神面貌。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铛的驼铃中行进的情景，看到它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国际间友好往来的象征。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怪兽，是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亡灵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敦煌苏家堡唐墓出土的镇墓兽（如下图）为细泥红陶，呈人面兽身,面部造型为典型的西域人,耸鼻、深目、络腮胡,头部两侧有双角直冲天戟。表情冷酷、严肃,狰狞凶猛,恐怖气势浓重。将西域胡人形象与丧葬制度结合起来，也是当时西域文化在敦煌地区传播的象征。

       唐代莫高窟的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至今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除了西域风格与中原风格并存与相互融合外，还实现了外来艺术民族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转变。

       而在隋唐之际，粟特族的发展也更加繁盛。粟族特作为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以及六胡州、河朔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体现，但就敦煌出土文献看，佛教、祆教应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祆教，更是粟特人最特有的宗教信仰，故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

       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机侵吞河西，经十一年攻城，于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敦煌。建中二年（781）吐善占领沙州，推行吐善行政、经济制度和习俗，同时，大力抉植佛教，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继续兴建。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汉族人民趁吐蕃势力衰弱时，在张议潮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张议潮反抗吐蕃起兵后所建，一度统治了河西地区十一个州。而在在归义军政权曹议金统治时期，提倡佛教，大造寺窟，安抚人心。更是与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建立姻亲关系，维系同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他当政时期出现了刀兵罢散、四海通达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