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少有人知的历史往事——中医战乙脑
原作者：分数不详的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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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啊，知识是挺充足的，可水平还不如上世纪50年代的人——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水平。
一、发端
由于发展极度落后，在建国初期，我国城乡卫生条件远远落后于同期西方和日本——城市规划混乱，污水、垃圾堆放地与生活水源相邻；污水、垃圾随意排放，积聚形成各种臭水沟、垃圾堆——而这还只是污废排放方面。以上种种成为了传染病传播的良好条件，各种经蚊虫、老鼠等媒介，甚至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粪-口途径传播的传染病，在当时屡见不鲜。
1871年，日本医师描述了一种疾病，患者先是高烧不退，继而出现颈强直、神昏、抽搐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皮肤粘膜出现出血点，病情重、进展快，尸体解剖显示死者的脑部病变严重，被命名为“日本脑炎”（Japanese encephalitis, JE）。1924年，该病在日本爆发，患病人数超过6000，1929年再次爆发，病死率直逼60%。1934年，北京出现了两名急性病毒性脑炎儿童患者，经中和试验确定为日本脑炎，为我国境内首次得到确认的该病病例。解放后，我国相关机构针对该病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并更名为“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由嗜神经性病毒——乙脑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经蚊虫叮咬传播，多发于夏秋季节，好发于 10岁以下儿童，但实际上患者中不乏成年人。直到今天，对付乙脑仍没有特效药物，其治疗仍然以补液、呼吸支持、降温等对症支持手段为主[1]，据不同报道显示，近年来该病死亡率仍居高位，介于10%-30%之间[2]。即便侥幸治愈，患者还要面对后遗症的困扰——据近年的统计，我国后遗症发生率为29.1-49.2%，其中儿童30.6-41.9%，成人34.2-47.1%[3]。
可以说，在医学高度发达、卫生和物质条件极度优越的今天，一旦发病，患者仍需面对非常差的预后——把时间倒回上世纪初，则情况更为触目惊心。
实际上，乙脑在我国由来已久，且流行极其普遍，除新疆、西藏、青海外，全国其他省区均被波及，但由于与其他传染病（鼠疫、霍乱、血吸虫、伤寒、痢疾等）相比，症状缺乏特征性、爆发不明显，且建国初期人力物力不足，乙脑疫情一度未引起重视，直至流行范围扩大。
二、蔓延
1952年，乙脑被卫生部列入22种法定传染病之中，为控制包括乙脑在内的各种传染病，人民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除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疫情报告制度、建立防疫机构外，还推行灭蝇、灭蚊、改厕、环境清理、消杀等爱国卫生运动。上述举措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外乙脑疫苗的推广也起了很大作用，接种人群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1954年北京已接种人群发病率27.3/10万、病死率4%，未接种人群发病率86.8/10万、病死率25.8%
许昌开展疫苗接种前年均发病率20.6/10万，最高78.7/10万，接种后年均4.8/10万，最高9.8/10万[4]
但由于当时我国仍然以农村为主，城市化率低，难以完全消除蚊虫生长条件，加之条件不足和交通不便，疫苗接种并没有普及。
以京、沪、宁和河南许昌为例：
北京1954年共配发10万人份的乙脑疫苗，而据人口数据推算，当年北京人口约236万，此处尚未考虑北京行政区域扩大[5]
南京1953-1956年共完成接种24万人，而1956年全市人口293万[6]
上海1956年6月至7月间为7万余儿童注射了疫苗，但当年出生人数近34万
河南许昌更是直到1972年才开始接种乙脑疫苗[4]
真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接种，实际上始于1970年代末[7]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乙脑疫苗共有两种生产方式，分别为鼠脑和鸡胚，前者产量更大，但由于免疫原性太强，一度引起大规模的变态反应性脑脊髓炎，对疫苗的推广造成了严重阻碍[8]。直到1967年改用鼠肾细胞[9]，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
以上种种，使得50年代乙脑疫情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反复多次爆发：
北京陆军医院1952-1953年共收治28例，较1949-1951年的104例大幅下降，但死亡率却从26.9%上升至32.2%[10]
河南1954、1955年两度发生全省流行，经省防疫站统计，1954年发病1502例，死亡543例，病死率37.1%；1955年发病1151例，死亡537例，病死率46.6%[11][12]
许昌1954-1959年平均发病率13.3/10万，死亡率20.4%，1954、1958年高峰时发病率分别为19.5/10万和41.3/10万；南阳1957年爆发疫情，发病率21.9/10万[4]
山东临沂1956-1957年患者数量激增，发病率19.1/10万，死亡率15%，1958-1959年发病率回落，但死亡率上升至20.1%[8]
江苏南京1950-1954年发病率逐年上升，最高达19.9/10万人，此后发病率逐渐回落，但死亡率多次波动[8]
浙江1958年出现疫情高峰，发病率10.23/10万，死亡率16%，其中乐清县发病率竟高达25.2%[8]
福建龙海直到1958-1963年发病率仍有巨大波动，最高29.3/10万，死亡率11.4-28.6%[8]
广西钦州在1970年出现发病率达32.77/10万人的大流行，死亡率17.5%[13]
三、转机
1954-1955年，北京、河南、河北、江苏等多地再次出现乙脑疫情。患者们像往常一样高烧、神昏、抽搐，医师们也像往常一样重复地补液、退热、抗惊厥；条件稍好的则予以磺胺剂、链霉素、青霉素或氯霉素，尽管这些治疗方法早已被证明是徒劳；极个别地区有机会尝试血浆疗法，除此之外无计可施——这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为“例行节目”。
本就缺医少药的环境下，家属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患者送进医院，最后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其痛苦可想而知，而医师们在心痛之余，更多的是疲惫。
在此背景下，石家庄卫生部门抛弃成见，坚决实行“团结中西医”政策，吸收中医医师参加各医院的临床工作，包括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此时他们尚不知道，自己即将在中国防疫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5年，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照常收集整理各地医疗部门的数据，当他们翻阅石家庄的传染病报告时，目光立刻被该市传染病院的一组数字吸引：收治乙脑患者34人，其中极重型占半数以上，无一死亡。
34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用“病死率乘以34”的算法固然是过于粗暴不科学，但34人无一死亡，实在是大大超出了当时全国上下、乃至世界的认知，更遑论其中半数以上属极重型。消息一出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既有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者，也不乏嗤之以鼻、认定是“假消息”甚至是“政治正确”之人。
幸运的是，在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上，中央没有拘泥于既有医学观念，更没有陷入“要科学还是要中医”、“讲科学还是讲政治”的假两难谬误中，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
中央政府先后于1955年初和同年8月分别派出专家组到石家庄实地考察，其中第二次考察正值高发期，石家庄传染病院在当年7月4日至8月22日间陆续收治了20名乙脑患者，内含重型8人、极重型9人，成功治愈17人，死亡3人，粗算死亡率15%。死亡的3名患者中，一人死于既往慢性中耳炎急性发作引起的败血症，一人因送院太迟，入院后不久即宣告不治[14]，若除去这两例，死亡率则更低至5.6%。
为进一步确认这20名患者所患的是乙脑，专家组不仅与参加救治的中医和西医医师谈话、检阅相关病历，还重点关注了诊断依据——上述患者全部出现明显巴氏征、布氏征、颈强直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实验室检验显示脑脊液蛋白阳性、葡萄糖升高，表明这20名患者所患的疾病正是乙型脑炎，并且17名存活的患者均被彻底治愈，未留下后遗症[14][15]。经过考察，专家组肯定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疗效，并确定了1954年该市中医治疗乙脑的报告是可靠的。
真金不怕火炼。经过考察，专家组肯定了石家庄的经验，卫生部遂于当年9月2日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将石家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鼓励中医参与乙脑救治[16]——当然，仍有部分死硬分子以“不科学”“安慰剂”等理由，顽固地拒绝中医参与，这种现象并不鲜见，甚至在政府高层也有出现。为了扫除这些死硬分子的阻挠，让人民群众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时任卫生部长助理郭子化和中央刊物《健康报》也相继发文，狠狠抨击了上述现象。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四、曙光
说无奈也好，说服从指示也罢，自1956年起，全国各地卫生部门终于接纳中医参与到乙脑的救治工作中。上文提到，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加之西医除了补液、退热、抗惊厥的“对症三板斧”外束手无策，这带来了一个意外结果——全国各地有相当多的乙脑患者接受纯中医治疗，而且治愈病例不断涌现，病死率不断下降：
韩大卫1956年在农村条件下用中医治疗乙脑102例，年龄1-15岁、大部分2-8岁；存活者75人，其中64人病程在7日内，死亡27人，病死率26.5%[17]
河南开封人民医院和郑州传染病院1956年共采用中医治疗154人，死亡39人，病死率25.3%[18]——可视为中医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先声
唐山传染病院1955年有23名乙脑患者采用中医治疗，均为重型，治愈21人，死亡2人，病死率8.7%；同以重型为主的血浆、血清疗法组，治愈率最高仅有72.7%[19]
福建多地大规模采用中医治疗乙脑，其中福州治疗40人，治愈32人，其中26人在10天内治愈，均无后遗症；死亡8人，病死率20%[20]
泉州治疗98人，其中83人采用中医治疗，治愈68人，后遗症2人，平均病程7.7天；死亡13人，粗算病死率15.7%，排除入院24小时内死亡的4例则病死率11.4%[21]
惠安县治疗32人，治愈25人，后遗症2人，平均病程4.9天；死亡5人，病死率15.6%[22]
莆田治疗73人，其中4人自动出院不知结果，治愈51人，后遗症10人，死亡8人，病死率11.6%[23]
上海市儿科医院1956年以中医为主+西医对症支持，治疗28人，其中重型18人、极重型9人；治愈21人，后遗症3人，死亡4人，后遗症和死亡均为极重型患者，病死率14.3%，剔除入院24小时内死亡患者后校正病死率仅7.7%[24]
西安某院1956-1958年共收治55例，其中中医为主+西医对症支持35人，治愈29人，后遗症1人，大部分在3日内烧退、惊定、神清，死亡5人，病死率14.3%；单纯西医组17人，治愈10人，死亡7人，病死率41.2%[25]
山东1957年以中医为主+西医对症支持治疗47人，其中36人重型或极重型，治愈29人，后遗症11人，死亡7人，病死率15.8%[26]
青岛1957年中医为主+西医对症支持治疗36人，治愈27人，后遗症2人，其中23人病程在10日内；死亡6人、其中2人死于入院后24小时内，校正死亡率12.1%[27]
上海传染病院1957年中医治疗28人，治愈16人，后遗症5人，其中三分之二在4天内退热；死亡7人均为极重型，病死率25%[28]
天津传染病院1958年中医治疗乙脑患者51人，其中重型、极重型38人，治愈42人，后遗症1人，病程均在8天以内；死亡8人，病死率15.7%[29]
广东1958年发病693例，广泛采用中医治疗，经校正剔除入院24小时内死亡病例后，平均病死率10-15%；最高的死亡率均由单纯西医治疗所产生，分别为石龙县人民医院的60.9%和揭阳县人民医院的41.3%[30]
在对付乙脑的神经系统症状和后遗症方面，中医针刺同样显现出卓越疗效。沈阳市传染病院中医科在1956-1958年间以中医针刺治疗乙脑及乙脑后遗症患者共420例，其中后遗症包括瘫痪、失语、失明和精神异常，疗效极为显著[31]——
五、尾声
进入60年代后，医疗条件和环境条件迅速改善，加之自70年代末起更安全的鼠肾细胞疫苗开始在全国推广，乙脑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逐渐下降。
广州市传染病医院1966年报道，该院收治乙脑患者494名，结合中药和针刺治疗，病死率低至7.6%[32]
新乡人民医院1972-1979年收治326人，坚持以中医为主、西医对症支持为辅，病死率仅9.8%，死者绝大部分为极重型[33]
四川涪陵1970-1979年收治380人，病死率13.4%[34]
江西景德镇第一医院1977-1987年收治135人，病死率12.6%[35]
湖南常德第一人民医院1988-1992年收治216例，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死率仅5.6%[36]。
安徽[37]、连江[38]、天津[39]等地也相继用以中医为主、西医对症支持为辅的疗法取得了非常优越的疗效，死亡率即便放在今天仍然低于世界水平。
但也有反面例子。
吉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科1974年收治210人，死亡率高达28.6%[40]
郑州第六人民医院2000-2004年间收治253人，尽管病死率仅13.8%，但后遗症率竟然高达41.5%，即便在缺医少药、而且同样以重症为主的1950年代，都未曾出现此等景象[41]
宜宾第二人民医院2002-2006年收治患儿102人，直到恢复期才开始使用中药和针刺，遗留神志不清15人，脑电图恢复正常的竟然只有17人[42]
广西两个单位分别报道了10%以上的后遗症率[43][44]
贵州贵航302医院2002-2011年收治86例，盲目使用安宫牛黄丸，后遗症率高达37.2%[45]
——而这些原本都可以避免。
时至今日，对于已发病的乙脑患者，西医仍然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仍以补液、退热、抗惊厥为主。尽管60年代以来涌现出以利巴韦林为代表的一大批抗病毒药物，但在乙脑病毒面前似乎都没有什么效果。1999年，广西钦州再次爆发乙脑大流行，发病265人，死亡66人，病死率居然反超1970年，高至25%[13]——联系上文，这很可能是没有中医参与救治的恶果。
随着医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不断提高，乙脑的救治成功率确实在不断上升。四川通江县中医院2001-2007年间救治97例，其中半数尝试加用利巴韦林、乙酰谷酰胺和纳洛酮，取得了95.8%的治愈率，但平均治愈天数却远远不如1950年代，长达15.6天[46]。
非医学人士在网上口嗨排挤中医，顶多是愚昧而不自知；但医学专业人士盲目排挤中医，是在剥夺患者的选择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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