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千年的家国情怀；中医才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在中国古代，中医抗疫的三次高峰也是

中医千年的家国情怀；中医才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在中国古代，中医抗疫的三次高峰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名家辈出的高峰时期，其背后更是一代代中医人为国为民的担当与付出。中医的抗疫历史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变的是疫情种类，不变的是中医历久弥坚的家国情怀。 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医抗疫的第一次高峰。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医家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他行医游历各地，眼见百姓所受疫病之苦，促使他痛下决心，潜心钻研，著成《伤寒杂病论》，不但救人无数，也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饱含了张仲景为国为民责无旁贷的家国情怀。在忧国的层面，他写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他自述自己同宗同族的人口本来很多，但不到十年，死亡的人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要占其中十分之七。 他不仅为过去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衰减而感慨，更为染疾之人不能被疗救而悲伤，于是勤研古训，广搜医方，遍览医书，结合临证体会，著成《伤寒杂病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千余年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中被人们熟知的“清肺排毒汤”，就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经典名方。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抗疫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依然战乱频繁，百姓生活贫困不堪，疫病流行。宋代是伤寒学说积累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三种力量推动构筑起更加完善的伤寒学体系：倡导“经方”的文人墨客、分科实践的专业医家和惯寻验方的基层民众，也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的三种特性：文化性、多元性和草根性。三者殊途同归，合力前行，为金元四大家的诞生奠定基础。宋朝帝王对中医关注程度之高，史所罕见，仅北宋的皇帝中至少有五位熟悉医学，宋太祖和宋太宗更是“行家里手”。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医一贯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这一时期的中医学说与儒家思想交融，抗疫史被打上了深具儒家特色的“家国同构”烙印，并出现了中医的特殊群体——儒医。《宋会要辑稿》对儒医作了精要介绍：“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儒医的兴盛也让两宋成为中医古代抗疫史上的“高光时刻”。 据《宋会要辑稿·恤灾篇》记载，乾道元年（1165年）抗疾中提及两浙（即宋代两浙路，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疫气传染”时，朝廷命“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没有常驻医官的县镇，官府还会选择“善医之人”进行多方救治，以补充民间医疗人员的匮乏。宋代的诸多文献对抗疫的记载都从侧面说明，中医抗疫已经从之前的民间自发行为，转变为从上至下的官方行为，家国情怀又一次得到升华。儒医的代表之一、北宋文学家苏轼，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热心医事。 明清时期是中医古代抗疫的第三次高峰。这一时期的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在全世界流行。清朝近300年的历史，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与瘟疫博弈。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这一时期，温病学理论与临证经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末清初的江苏医家吴又可结合抗疫感悟写下《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并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重在预防。看过电影《大明劫》的观众，对吴又可的故事更不会陌生。 明朝末年，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吴又可胸怀家国，临危受命，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大胆地对《伤寒论》提出质疑，运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创出新的治疫方法，挽救数万明军将士。 清代与叶天士并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另外三位医家——吴鞠通、薛雪、王孟英，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四位大家的另一共同之处是兼具深厚的家国情怀，无愧苍生大医也。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吴鞠通因抗疫有功而名声大振。他撰写的《温病条辨》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对温病学体系贡献很大。吴鞠通一生钻研医学，救世于民，还乡后还在西坝杨家码头开了“问心堂”药铺，坐堂济世。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时任婺州盐务总管周光远曾深有感触地说：“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