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夜行（三）和（四）

（三） 东东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也不回复微信的留言。我想问问她跟她的男朋友为什么都没有通话记录。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因为她善于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答案，而且，答案也符合某种逻辑，专属于她的那种逻辑。 我真想听听她怎么说。这种渴求类似某种对娱乐节目的渴求，就象在追着看电视连续剧。 那现在，我还需要调查下去吗？

（四） 不知道这台老捷达哪块玻璃松了，一路上它一直嗡嗡响，象是关进了一只苍蝇。我摇下车窗，把想象中的这只苍蝇放出去。没用。玻璃仍在震动。嗡嗡嗡。车里还混入了味道复杂的浑浊空气。 我打开转向灯。哒哒哒。右转。驶入一座新建成的立交桥，很难想象在如此偏僻的城乡结合处也会建一座如此规模的立交桥，据说附近某处最近变成了保税区。立交桥带我环视了周围新修筑的道路、新挖曝的黄土、拆了一半的房屋、被连根拔起的片片荒草。 从立交桥上下来，驶入坑洼不平的兴隆山大街。兴隆山大街两侧虽说浓荫蔽日，但并不清静。运货的大卡车，电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摩托车，过往的轿车，步行去赶集的村民，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卖沙果的驴车，一瘸一拐散步的脑血栓患者，大家都踩在这同一条路上。在这条路上行车就象在玩一种古老的赛车电子游戏，游戏里只有方向键和加速减速。 兴隆山派出所院里已经停着几台车，有一台崭新高大的金黄色途锐越野车显得很扎眼，一副俾睨众生的样子。我把我银灰色的老捷达停在了果实压枝的海棠树下，给张洪声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下车，没关车门，踩在院子里柔软的草坪上，重新拨张洪声的电话。 我惊起了不少飞虫，有只蜜蜂似乎对我的打扰异常愤怒，它一直围着我嗡嗡。 海棠树上结满绿色的圆滚滚的果子，简直有点直不起腰来。 不留神，我挂了一脸蜘蛛网。 电话接通了，我一边拔弄脸上的蜘蛛网一边听电话。手机里传来张洪声平稳低沉的声音。他说他正在外面办案。 我说我正在他的办公室，有事请他帮忙。 他埋怨我没有事先打招呼，害得他失礼了。他说要我等他。 我点上一只烟，在院子里散步，没抽几口就又掐灭了。 正是上午阳光耀眼的时刻，空气越来越灼热，越来越透明。天空蓝得有些虚幻。我走回去关上车门，按下遥控器锁车。老捷达左侧灯坏了，只眨了眨了右灯，象只被晒得龇牙咧嘴的独眼龙。 走进派出所。 一楼办公厅很阴凉，站满了人。有人站在石榴盆景旁边抽烟，不时往花盆里弹烟灰；有人坐在椅子上边看报纸边等候，有人对着窗口工作人员解释着什么，他后面排了一队人。 大厅里仍是...嗡嗡嗡... 阳光从南侧窗户斜射进来，在地面和墙上投下刀切一般整齐的影子。空中漂浮的烟雾在阳光照射下显得青灰，烟气在墙上的影子格外清晰，缓缓升腾。 右后侧传达室里传来一声粗鲁生硬的高叫：你找谁？ 我退回门口，弯腰低头，以便里面的人能从小窗口里看到我的脸。我看到一个满头卷发的老头叼着烟坐在一个脏兮兮的炕上，他身后是一卷油光锃亮的被子，屋子里污糟不堪，常年抽烟把墙熏得灰突突的。 不等我说话，老头说：你找张洪声吧？ 哦？你怎么知道？ 你不来找过他吗？ 对对，您真是好记性，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老头满不在乎的一扭脸，仿佛在说这点小本领不值一提：张洪声出去了，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嗯，我们通过电话，他一会儿回来，他让我等他。 他颁布圣旨一样的说：那你在大厅等他吧。 好的，好的。 我耐着性子朝他挤出一个微笑，起身走进办公大厅，之前我一直弯腰低头撅着屁股。 我坐上一把椅子，从长方形大桌子上捡起一张新文化日报，随便看上面一则新闻报道：某人给宠物购买价值二十万的墓地，并且附有宠物生前的照片，墓地的照片。 宠物只是一只普通瘦小的京巴，正用一种探求好奇的目光看着镜头。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照片让我想起东东给我看的那些照片。 墓穴外表看样子是大理石材质，跟所有仿古墓穴一样雕刻着兽首和卷云纹。 桌子对面坐着一位方头方脸的黑大汉，精短头发，无心的翻着报纸，嘴里不时嘟囔些什么，好像在抱怨，也像在劝自己别心急。 大厅中央排队的人好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从二楼走下来，点上一支烟，钻进了传达室。一个衣着精致的中年人在门口抬头盯着派出所警员分管职责展示板。 半小时后，张洪声回来了，身后跟着四个人，一名慌慌张张的妇女，两个垂头丧气的男青年，一个拄拐的老头。 我微笑着站起来。 张洪声吩咐那几个人在大厅等他。他马上走过来跟我握手，这是他变成警察之后学会的社交礼仪。我们是警校同学，非常熟的朋友，对这种关系，握手让我很别扭。张洪声不管这些，一视同仁的跟各种人握手，内心十分笃定。 我跟着张洪声来到二楼他的办公室。花白头发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二楼，坐在张洪声办公桌对面。 张洪声向他介绍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介绍给他，或者把他介绍给我。但是对我来说多认识一个警察总是有用的。他称花白头发为赵哥。他告诉花白头发我叫马剑输，是他的警校同学，原来在市局六处工作，后来干的不顺心，现在辞职自己开公司。 自从我被警队开除后，对于别人的介绍，我从不反驳，从不谦虚客套，一概点头微笑，只希望不要啰嗦，赶快蒙混过去。 我微笑着冲赵哥点头。 张洪声又向我介绍赵哥。 你好，哥们，白发男人生硬的说：我下楼抽颗烟。 张洪声让他留在办公室，不必走开。 白发男人根本不听，好像生气了一般快步往外走，离开了办公室，还重重关上门。门没被合严，不时被剩下的惯性带着反复碰撞，叮当直响。 张洪声说赵哥就这样的人，直爽，不会客套。 我从近处打量张洪声，警校时我们都叫他二哥，那时候他跟我住在同一个寝室。 他还那样，西裤和衬衫可能稍稍提高了一个档次，但每一件依旧不会超过二百块钱，平头，细长眼睛，刀削般棱角分明的脸，常常不动声色。刚毕业那年他被分配到西广场派出所工作，大家戏称他“西广场的高仓健”。现在他眉毛上的那条皱纹更深了，头发虽然短，但近看会发现些白发。 我说明来意。我说我想借用公安局的网络找一个人。我说我现在只有一张肖像照，我想用肖像照片搜索一下，能确定身份就行。 他叫我老八。我叫他二哥。我们终于回到了往日彼此惯常的称呼。他说我电影看得太多了。他说如今虽然科技发达，虽然网络发展很快，但我这个要求，公安局的网络目前还无法实现。他问我有没有关于这个人其他的线索。 我说没有。 他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人。他说这个人是不是欠高利贷跑路了？最近欠债跑路的人非常多。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帮一个朋友忙。 他问我这个忙能赚多少钱？他说咱们倒不是唯利是图。他只是希望我实际一些。他说咱们是一个寝室里出来的，知根知底。他说他知道我现在干这个私家侦探赚不到什么钱，而钱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他不劝我重新找对象，不劝我重新结婚。他说没钱那些都是瞎扯。 我看他说得挺起劲儿，起初我不好意思打断他。后来，我实在不想听。我说，二哥，我现在挺自在。 什么？他习惯性的从桌上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又连忙吐了出去。他说，我操，这他妈是哪天的水了。 他不能理解我的自在，但他察觉到我不喜欢他的演讲。他沉吟着，掏出烟给自己点上一颗，然后把烟和火机都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我捡起烟盒，拿出一颗烟点着。 现在，他语调冷淡了。他说他可以出钱开一家按摩院，在商业繁华地段，是那种按摩院。他说你明白的，那种按摩院。他说他来摆平各种关系。他说老八你只需要去看着这家店就行。他说只需两年，赚点儿就够，千万不要贪心。但他暗示着，赚的这个“点儿”并不小。他说赚的钱咱俩平分。 我收到了他发出的真诚信号，同时，我收到了他小小的失落。我只好按照平时我最讨厌的方式，一种谦卑但是难缠的方式，反复的向他道谢，把同一个意思，把同一句话，翻来覆去的说，直到对方举手投降为止。总之，一切归结为两个字：耐心。用我的耐心磨软他的耐心。最后，我说，二哥，我不是啥事都能干。 有啥不能干的。 他说我在六处办了许多大案，他说我在市局得过多少嘉奖。 我说他并没有明白我意思。我想正因为我办了不少案子，得了不少奖励，现在去管理这样一个地方不是太扯淡了吗。 他说他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我一点也没变，还是念书时那副德行，没长进，清高，犟，不是不能干，是不想干。 他把烟掐灭又点上一根。他说他要看看我找这个人。 我把手机里的照片拿给他看。 他翻了翻照片，面露惊诧。他说这个照片怪，咋还遮遮挡挡？他说这个人看着不象好人。他说他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我说你看谁都象坏人。 他说他有职业病。他说他在大街上溜达，随便看到谁，都要做一个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如果是坏人咋的？你还能抓人家？ 他说他当然不能，就是一种习惯，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说他还有一个习惯，他习惯把所有车牌号码的数字加起来，看能不能被三整除。 二哥，你真是精力充沛。 他说他控制不了这些习惯。他要我把照片发给他一张。他说他要慢慢回忆回忆，说不定能想起来，但是他想不起来的可能更大。他说也可能只是这个人的脸太常见，让他觉得眼熟。 我说，好吧，只能这样了，我也算尽到义务了。 我站起身。窗外是一个小菜园，菜园旁边是木板搭成的仓房，一把铁锹和十几根竹竿散在地上。围墙外是兴隆山福利院的大院，一个半身不遂的瘦老头正在烈日下一瘸一拐的走着，他喊叫着什么。他口齿不清，谁也听不清他在喊什么，但能听出来他非常生气，无法平息自己。他的影子在地面上剧烈的抖动着。 张洪声说他中午请我吃羊肉。他说兴隆山有一家羊肉馆味道贼正。他要我等他处理处理单位的事儿。他要我坐沙发看会儿报纸，要不就上传达室那儿看会儿电视。 我脑海里马上闪现出那个满脸皱纹的倔老头，脏兮兮、灰突突的被子和房间。 我说好的，二哥，你不用管我，忙你的吧。为了让他安心，我坐进长沙发，拿起摊在茶几上的报纸，假装自己在看。 他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大喊。他把刚才那四个人叫到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