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伊朗史4》序翻译
本卷编者：費耐生（Richard Nelson Frye ，1920-2014），哈佛大学著名伊斯兰史教授、伊朗学家、中亚史权威、语言泰斗。精通德、法、俄、阿拉伯、波斯等十数门语言，主攻方向为8-11世纪伊朗与中亚史，并负责整理多部原始史料。并在哈佛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伊朗/中东研究所，担任多国大学讲师、客座教授；为美国的伊朗学事业四处奔波，招揽优秀的伊朗学学者。因其对伊朗的热爱被伊朗语言学家阿里·艾克巴尔·德赫霍达（Ali Akbar Dehkhoda）誉为“伊朗之友（Irandoost）”
自阿拉伯征服到塞尔柱入侵前的伊朗史，很难脱离出伊斯兰世界（Islamic oecumene）通史的范围，由于绝大多数的史料都以阿拉伯文写成，而这些史料记述伊斯兰世界的史事远多于伊朗，因此想要构建伊朗由祆教转而信奉伊斯兰教这段时期的历史并非一日之功。在伊斯兰教信仰下，包括中亚地区乃至临近印度边境的伊朗民族均处于同一政权统治下，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后尚属首次。波斯语越过萨珊帝国之边界传往东方，在穆斯林征服的推动下，波斯语成为东部伊斯兰世界（eastern caliphate）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新型波斯语结合众多阿拉伯文词汇成为了书写诗歌与文学的绝妙工具，就像英语，原本只是一门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小众语言，在诺曼征服后吸收了拉丁语与法语的用法，从而极大丰富了自身；虽然菲尔多西（Firdausi）与其著作《列王纪（Shah-nama）》通常被认定是新波斯文学的奠基者，但从另一个意义上，他也可以说是萨珊波斯风格文学的庇护人。这不仅体现在《列王纪》为史诗体裁，还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没有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的原因。他不但担忧在他的时代，波斯人大量改宗伊斯兰教会导致伊朗旧的文学传统的丢失，同时，由于阿拉伯语作为伊斯兰文化中最优秀的语言，导致（大量波斯穆斯林）大量使用阿拉伯语（而弃用旧波斯语），其所带来的永久性变化使旧波斯语的生存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他也在尽力保护这门语言。甚至于，波斯的诗歌都已经适应了阿拉伯的诗歌形式，“阿拉伯”和“伊斯兰”这两个词的同义性也对伊朗人的文化提出了质疑。然而这种威胁不仅被伊朗人所回避，而且还为伊斯兰文化指明了方向。
将伊斯兰教从贝都因人那狭隘的世界观和道德观（mores）深渊中拉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伊朗人。正是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伊斯兰教不但作为一种宗教，更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因此不需要局限于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人的行为规范。伊斯兰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世界性宗教与文化，我认为伊朗人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所说的伊朗人，指的是粟特人（Soghdians）、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还有其他的伊朗民族，如今天的库尔德人（Kurds）、俾路支人（Baluchis）与阿富汗人（Afghans）的祖先，当然还有参与构筑了伊斯兰文明之基础的波斯人的祖先。尽管极大部分的伊朗人在塞尔柱帝国建立时便已改宗伊斯兰教，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古老的伊朗文化的传统。即使是今天，伊朗的主要节日仍然是“瑙鲁兹节（Nauruz，新年）”[1]。这种对传统的连续性是近东地区的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埃及，就发生了两次足以让当地百姓忘却法老王统治岁月的巨变，第一次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统治下；第二便是伊斯兰教的来临。但是，伊朗的基督教【应当是景教（聂斯脱里派[Nestorianism]）为主】对当地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而伊斯兰教更是融合了伊朗的风土习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朗为伊斯兰文明提供了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尽管是以史诗的形式呈现；毕竟，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萨珊帝国，从其废墟中寻到了完整的一套大一统政权的运行模式，用以统治新生的哈里发政权；而阿拉伯人对拜占庭统治的领土则仅是烧杀抢掠。
本书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信仰转变的过程，即人们从一宗教改信另一宗教。这个过程因地而异，因此在呈现一个总体概述前，需要对这种情况撰写许多专著。尽管如此，在本卷的各个章节中都提到了信仰转变的过程。第一次改宗浪潮发生在有阿拉伯人守军驻扎的城镇内，不过其中多数发生在东部达尔·哈尔布（dar al-harb, “战争之所[the abode of war]”）[2]边境，而非伊朗西部。在伊斯兰世界东部，萨珊王朝称呼阿拉伯人的名字大食（Tajik）和“穆斯林”一词划上了等号，因此直到今天，苏联中亚地区还有被称为塔吉克人的伊朗语人群。他们的族名就是“阿拉伯人”的古名，因为他们皈依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身份上也认同于这些征服者。直到公历八世纪末，特别是九世纪，穆斯林传教士才会在农村广泛传教。到了九世纪，除了法尔斯部分地区和其他一些非穆斯林之地外，伊斯兰教在所有地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诸位在阅读本书时，必须牢记这一点细节。
必须强调的是，这本书只是伊斯兰统治下的伊朗史，并不是照搬剑桥伊斯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的记述；正如前文所言，事实证明，要把这二者区分开来真是十分困难。一些读者无疑会指出，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在大马士革发生的许多事情影响到了呼罗珊。这的确没错，但是我们这卷书的重点是基于（伊朗）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书写，尽管这方面的史料来源很少。
尽管如此，我也希望读者们能找到他所需要的这段时期的信息。如果出现了缺漏，我这个编者也只能躲进《伊斯兰评论（Islamic remark）》里了，毕竟这部书所能呈现的也只能是大部分历史而不是全部嘛。事实上，这一卷书不可能涵盖了这一时期历史的诸多细节，以及其文化和文明的各个方面。也许人们应该记住，历史不可能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颁下的金科玉律，也不可能是对绝对真实之事的记述，甚至不可能是人们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人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至少历史是一种人们为后代辩解自己的过去的企图，即使这个记载有时是很粗略，甚至可以说可耻。以阿拉伯征服后的伊朗为例，关于这段时期的记录可谓精彩，同时也极具吸引力。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波斯诗歌和艺术繁荣的基础，同时也是蒙古征服后伊朗的特征。希望这本书能提供给读者伊朗在伊斯兰时期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几个世纪里的记录。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给文中的名字划下一套标准统一的格式，不过这显然是个不太能完成的任务。总的来说，第四卷基本遵循了第一卷和第五卷所采用的原则。当然，某些名字的抄写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第四卷的史料来源绝大多数是阿拉伯语，而不是波斯语；一些做法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奇怪，但绝对不会让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如外来语（此处指非英语）名字（foreign name）首次出现用意大利体（italics）[3]显示，之后再出现便用罗马体（Roman Type）[4]显示；有些人名是用正常的英语拼写的，而有些则以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标转写而成；在此，我想引用一句爱默生（Emerson）[5]的名言来求得读者们对我工作的宽容：“令人讨厌的小人物身上有着愚蠢的一致性。”[6]
在这里还是再次感谢所有那些为本书奔走不停的人们，能让这书做好了最后的出版准备。没有《剑桥伊朗史》丛书编辑秘书休伯特·达克（Hubert Darke）先生始终如一的帮助，就没有本卷的出现了；同样，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伯比奇（Peter Burbidge）先生也给予了我无限的鼓励与支持；理查德·霍利克（Richard Hollick）与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也对我这个编者的一些缺点抱着宽容的态度；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这本书才拥有了出版的可能性。在我频繁访问剑桥大学的过程中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与彼得·埃弗里（Peter Avery）的盛情招待让我深感荣幸；由于我在设拉子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ambridge, Massachusetts）[7]之间来回奔波[8]，让这本书的进度拖延了不少。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该书会有许多缺点，但我仍希望它能够对读者们起到作用。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74年3月，費耐生
[1] 亦作“诺鲁兹”（Nurouz），波斯语之意为“新的一天”，即如今伊朗春节。该节从伊朗历一月一日（约公历3月21日或我国的农历春分节）持续至十三日。除了伊朗外，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家和我国新疆部分少数民族也会庆祝“诺鲁兹节”，据说从四五千年前的埃兰时期便已经有了这么一个节日，祆教认为这一天是太阳诞生的日子，将其定为重要节日，延续至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昔班尼王朝有一位著名的宗室领主，其名为瑙鲁兹·艾哈迈德（亦作巴拉克·速檀），这就好比有人名字叫“李春节”、“王新年”
[2] 原指不信教的异教徒，这里指代异教徒所在之地
[3] 即斜体字，欧洲三大主流印刷字体之一，其字体受手写体接近，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与罗马体成为主要的两种印刷字体
[4] 即正体字，欧洲三大主流印刷字体之一，也叫标准体，根据古罗马时代的建筑铭文而设计，特点为直立、正写，起源于14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
[5]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生于美国波士顿。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代表作品《论自然》，《美国学者》。其中《论自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圣经，而《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
[6] 原文为"a foolish consistency is the hobgoblin of little minds"，我还看到一句感觉也不错的翻译：愚蠢的一致性是头脑狭隘人士的心魔
[7] 美国也有一个剑桥（cambridge）市，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紧邻波士顿, 与波士顿市区隔查尔斯河相对。哈佛大学就在剑桥市。，
[8] 指他在设拉子任亚洲研究所所长（1970-1975）与巴列维大学（Pahlavi University）董事会成员（1974-1978），忙于这方面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