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第三个十年——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一、世界大战格局中的40年代中国文学。

1、世界大战其实是文化与文明的较量

20世纪开始，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成为影响世界的三大思潮。

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世界战争背景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从民族主义到人类与世界

A、世界眼光和人类高度：五四的感时忧国、政党的阶级对立和领导权争夺――人性与人类。滇缅公路、飞虎大队。

反思“世界文明危机”、寻找“人性弱点”――抗拒战争。对我们民族的思维和民族文化的重建意义重大。《马尔梅弟战役》

B、打断“五四”开启的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启蒙/救亡。是否真的如此？对重庆与延安的向往。【路翎《财主的儿女们》，於梨华《梦回青河》－逃往重庆；对延安民主的向往】“寻父”――精神力量和光明的所在。

C、战争文化规范下，政治与文学的紧张。因密切而紧张，a、创作要求简单化，排斥审美与艺术；如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被批判。

梁实秋(1903.1.6-1987.11.3),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英国文学史家、文学家、翻译家。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编者按：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郭沫若甚至认为：艺术至上＝汉奸。文化的功能被简单化、单一化。

b、文学批判的政治化。延安整风－王实味。

D、作家的流徙。宗璞《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

郁达夫在抗战初期《自由中国》杂志发表《战时的小说》一文曾说：“我想，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大叙事诗，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或正在进行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围城、长河、四世同堂、寒夜、财主底儿女们》

二、战争状况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与并存。

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包括思维方式与审美心态，促成了许多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学现象；战争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以及题材、风格。

A/国统区是主流；

B/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是新貌；

C/沦陷区的委屈求全与挣扎坚韧；

D/上海孤岛的寂寞：租界时期（1937.11－1941.12）沦陷区（1942.12－日本投降）

A、国统区文学：

1、抗战初期（1937.7.7－1938.10武汉失守）基调表现为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1938.3.27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汉成立，标志着大联合，会刊《抗战文艺》是贯穿抗战时期的惟一刊物。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

“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

主要表现战争中的新人、新民族性格，形式大众化为主。文学的战斗性、时代性凸显以多样化、个性化为代价，廉价乐观，公式化概念化。

2、相持阶段（1938.10－1944.9特别是皖南事变）正视战争的残酷和艰巨，正视封建沉渣积垢的泛起。心态沉郁苦闷，清醒地关注民族的命运。风格沉郁、凝重、博大。“史诗”格调，出现大批杰作。

3、民主运动高潮迭起（1944.9－新中国成立）集中在两个领域：一、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二、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气氛：紧张、不安、愤激、嘲谑、痛苦，和希望、热烈、焦躁、歌颂、欢呼。

特征：

1、作家的创作追求与主流政治的抗衡性（当然有一定的度），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潮流。

2、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形成的中心，疏离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致力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和传承。

抗战时的中国教育和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闻一多、朱自清、周培源、沈从文。培养一大批人才：鹿桥

B/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文学：

1、《讲话》之前（1937.7.7－1942.5.2）作家队伍庞大、文艺社团许多，趣味各异，相对关门。也有大众化运动。

2、《讲话》之后（1942.5.2－新中国成立），基调是明朗、素朴，群众性文艺成主流和惟一。咱们工农兵，文学民族化大众化。

特征：作家的创作追求与主流政治直接的一致性。

C/沦陷区、孤岛文学：

（台湾、东北、华北、上海、香港），作家面临“言”与“不言”的双重不自由状态。

1、新的文学中心的建立，如北京、上海。

2、“乡土文学”坚持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与走向“日常生活”的反英雄、反浪漫倾向。

3、雅俗趋近与互融，通俗甚至成为中心，地域文化得到更深的认同（无法表达民族，只能以地域来坚持）。

三、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1、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作为一个口号，首先由毛泽东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要求创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文化主张。

   向林冰提倡民间形式，但否定“五四”以来的成功经验；葛一虹完全否定民间，而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郭沫若、茅盾发表见解。注意胡风的观点，《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重点》。

2、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争。

首先，1941－1942延安整风。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毛泽东《讲话》。

其次，1945.11茅盾《清明前后》、夏衍《芳草天涯》

3、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

1948，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能动的反映论，感受世界与观念世界。

“主观战斗精神”：一，“到处都有生活”说；二，“精神奴役创伤”说；三，“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

左翼内部，即周扬（代表后来的毛泽东）与冯雪峰、胡风的差异问题，表现在4个主要方面：A/关于文学与政治、实践（生活和艺术的）与观念的关系。B/关于现实主义。C/创作上的主客观的关系。D/关于中国新文学传统与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