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最好的上市方式，就是成为一个国家【美国社会学】
从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二战消灭了欧洲大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商品，全新的一轮社会需求和市场经济周期被生产了出来。
在这以巨量需求的刺激和二战所促进的大机器制造业的背景下，同时，伴随着二战士兵回国所带来的婴儿潮，美国工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
大量的商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美国人生产，供整个西方世界所消费。
一个围绕着物，而非人的社会开始出现了。
也正是在此时，美国的公司利益集团开始系统性的推进一种以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
在公司集团数十年苦心孤诣的努力下，通过广告影视和流行话语，美国人终于开始相信：个人不再是由家庭、创新、勤奋等更经典的美式价值观所定义的，而是由他们作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构成的。
we are what we buy.
正如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1975年所说的那样，购买比思考更美国Buying is much more American than thinking.
于是乎诸如大卫·格雷伯和让·鲍德里亚这样的学者开始发现，从60年代开始，尽管美国的文职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可替代且具有重复性；尽管美国的白领日复一日辛苦的做着不用动脑的狗屁工作；尽管美国人被变成可有可无可被互换的公司棋子，但让他们回家时，他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是喝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选择开凯迪拉克还是特斯拉，来庆祝他们的自由、主权和独特身份。
消费或者说交换使用他人的劳动成果原本并不是什么问题。
真正有问题的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一种扭曲的个人自由主义。
他只允许个人在个人经济层面做出一些有限的自由选择，并说服他们认为这就是全部，而忽略了许多最重要的选择却在他们的能动性之外。比如如何选择工作的目标，如何选择与社会其他人合作的方式，如何选择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这才是消费主义的真正目的，而非仅仅是消耗你的钱财。
当60年代的美国人开始相信这个迷思，并通过购物来定义他们的身份时，他们不仅失去了共同行动来创造世界的手段，甚至不再认为有必要建立这种联系。
毕竟公司才是美国人的朋友，或者说美国社会本身变成了一个公司。
他提供了工作，并致力于满足人们的一切需求，这导致美国甚至无法建立起类似欧洲的凯恩斯主义社民经济体。
然而，追求过度性的消费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反社会的。
通过消费来使自己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获得存在的价值和证明，获得他者的认可的企图，永远只会弄巧成拙。
除了让美国公司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中获利，消费主义还阻碍了能够制衡公司权利的社会凝聚力和等级团结的形成。
顾名思义，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总体的信念和人生观念，而非一种单纯的行为，其主要教义在于它永远不会满足。
消费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的运动态和进行时。
与其说人们是消费者，不如说人们是消费着。
我们不是者，不是主体，而是着，是没有目标的、机械做工的一种刻板运动。
我们甚至都不是消费机器，而是一种无实体的空无的运动态。
时至今日，美国人已经被消费的惰性行为僭越成了一具存在之尸：由他们购买的、由他人的欲望拼接成的商品，所缝合成的一具怪物。而现代大工业通过机器绞杀人体活劳动而制成的商品，本质也是一种尸块。
它缺乏本雅明所说的，主体劳动和客体审美所共同生成的那种独特的灵光。那是一种无法被复制的、与消逝有关的唯一性和本真性。
于是拉康和鲍德里亚都可以残酷的说，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最后和最佳代表，就是美国人。
他们是尸体的尸体，是商品的裹尸布下空无的主体。
现代公司温水煮青蛙，残酷但优雅的工作制度和完全没有成就感和创造力的机械劳动，让美国人逐渐忘却了自己是活生的人。而公司也希望美国人这样，不断成为消费和生产机器。
于是乎他们进一步打造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网络，让美国人把对活生性、对那种律动的、快乐的欲望，投射到它的能指链条上。
自此美国人不再生活，而是让广告里无忧无虑的、快乐且永远年轻美好的少男少女们替他们生活、替他们疯狂、替他们思考、甚至替他们悲伤和忧虑。
而人们只要购买与这些特质相关的符号，最开始是衣物饰品车辆，到后来甚至是完全无形的互联网数据，比如网络专辑或者礼物打赏。人们就可以穿越，并寄生在这个符号网络里，把他们丧失主体性的阉割焦虑和父法创伤转嫁给那些拥有着最完美阳具的他者。
在这种形态下没有人会满足，或者满足也并不是这样的社会所追求的。
因为一旦满足就会停下，而一旦停下这架金钱增殖的机器就会崩溃。
于是乎一个注重消费主义的社会，必然将导致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在1976年所说的：没有快乐的经济。
于是失望成为了消费社会的通病，这是一种个体和结构的共谋，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望和不满足。
人们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会带来一种失望感，没有任何一次购买选择是最终决定。
有计划的淘汰和接二连三的广告，会使得每一次购买所带来的快感在短时间内就失效，哪怕它本身仍然耐用，我们自己也会对它感到不满。
在此我们还是以鲍德里亚对现代广告的批判为例来做说明。鲍德里亚说：今天的时代里，人们已经从生产人转变为消费人。所谓的消费人，就是被广告支配了全部生活的人。他的全部生存欲望，都只是他者制造出来的无根但无垠的幻觉，人们的欲望只是他者的欲望。而对作为生产者及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的公司们来说，生产恰恰是“以商品的预先安排的自杀为前提的”。
商品生产的真正秘密在于技术性破坏，再通过时尚的幌子蓄意使商品陈旧。广告的目的，不是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让它更加超值；而是谋杀它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让使用一件商品变得无关紧要，并使之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剧其更新。
最终一切的快感，都将浓缩在购买的那一瞬间，一种扭曲的、反本雅明的“逆灵光”出现了。它与生产无关，与主客体无关，也与本雅明所强调的“一切艺术最终的消逝性”无关。它是一种被压缩在系统的角落里的一次次轻轻的点击，它从不消逝也不死亡。
如果说本亚明所认知的艺术的灵光，是人们在夏日的午后休息，对着天尽头的山峦或头顶上播撒树荫的枝条凝神追思，直至这个凝神的时刻，与之所关照的事物的物象融为一体，所隐约抓住的一丝奇特的时空交织。那鲍德里亚所发现的，美国社会中消费的腐朽，则更像是一个永远不会脱离你的，在机器中冤死并渴望附身于你的鬼魂。最终，浪费性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义务。
今天的人们从不消费某个物本身，而是纷纷在消费拉康所说的象征性符号和幻想。
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他通过他人来燃起每个观众对物化社会之神话的欲望，其真实的目的在于控制人的深层动机。
广告制造欲望，而这个欲望又只是他者的欲望。
正是这个无限变换和不断翻新的欲望，雇佣劳动-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引导着人们虚假的生存。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主义被证明对经济也是破坏性的，甚至对公司本身也是如此。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公司需要人们购买不断增加的劳动产出，但又希望最大限度的削减员工的工资。
但消费者和生产者本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工资低又要高消费，那就只能让人们去借贷。这就将自由市场雇佣劳动这一双生体，顺水推舟的带到了金融时代。
然而无论金融的把戏有多么巧妙，资产者的流行文化幻想已经告诉了我们：兰尼斯特、有债必偿。
当债务负担变得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经济萧条必然到来，这将摧毁许多公司，甚至会拖垮公司权利所依赖的整个经济体系。
然而当我们延续这个逻辑，但把视角延伸一点，更进一步的去关注整个现代经济体的运行方式，以及美国六十年代之后，公司制度和工作场所所发生的反革命时，我们会发现，真正的问题甚至不是消费主义本身，而是消费如何巧妙的剥夺expropriate和剥削exploit了我们，并增强了公司在社会中的统治性权利。
消费主义是一种症状和策略。它就像旧时代的宗教，是一种精神的鸦片，但更本质的问题是谁在贩卖这种鸦片？他又想做什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鲍德里亚没有关注到的政治经济学变化中去，发现一件明确的事情，那就是消费主义的健全是从生产主义的退位开始的。
这种退位不是鲍德里亚所想象的大机器工业所带来的命定结果，而是一种人为设计。因此简单的将问题归咎于消费主义是短视的。因为消费主义远不是一个自动的进程。
从内格里和自治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麦卡锡主义和冷战叙事的兴起，随着压抑企业内劳工联盟从而完成打击苏联的政治需求，与商业精英扩大生产、最大化利润和效率的经济需求相合流，美国开始摒弃罗斯福新政所提供的短暂的左翼转向，而走向了比福特主义更可怕的德鲁克主义。也就是把公司管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建制化和科学化的新型驭人术。
德鲁克用知识型工人和中层管理者的概念，击穿打碎了过去团结一致的工人阶层，用以工制工的思路，建构了一套更周密的公司管理制度，缩减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权和参与度，转而将这些权利集中起来，交付给有潜力成为管理者的工人贵族，并加强了企业中的等级制度和晋升奖励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大学话术、科学精神、和经济诉求一起强化了公司在社会和生产中的霸权地位。这使更具集体主义的劳工组织模式在社会上受到污名化和非法化，被指控为亲苏，在内部也被自身的叛徒所分化。美国工人在新政时期短暂获得的劳工权益和生产控制权，自此被一步步削弱。
尽管在20世纪末互联网热潮期间，曾借助着所谓车库主义和硅谷意识形态的安资主义获得了短暂的复兴，但很快随着互联网彻底的工业化和卡比多化变成了昨日黄花。
顺着这个思路在对照鲍德里亚所说的60年代之后消费社会的崛起，我们会发现美式消费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后罗斯福新政时代和德鲁克主义企业结构下，美国人在大型企业主导生产秩序的工作中，失去控制和目标感的结果。
当人们对他们创造什么和怎么创造都没有控制权，当人们不再与也不允许与他们的劳动伙伴共享任何的情感、梦想甚至私人关系；当人们从他们每天最重要的8小时生命中被放逐；当工作只是狗屁时，劳动就只能是平凡、无趣甚至是恶心的。
此种劳动力异化所带来的主体性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丧失，才会驱使个人在购物中心和网上商店的枯燥过道中，寻找稍纵即逝的幸福时刻。
随着建立一个后市场经济世界的梦想逐渐随着麦卡锡主义淡出美国，对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才僭越和驱逐了原本锚定于生产发明和创造的美国精神，一整代的美国都市人开始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联系和集体性的社区。
这个悲剧时刻提醒我们，生产资料和生产流程的被垄断，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恢复工人在工作中的主权、控制和能动性，鼓励所有工人与所有工人永不熄灭的团结和友情，并且解放工作场所。只有让所有工人共享生产资料，平均获得共同体的收益，共同经营和决策生产共同体；从一种改变社区乃至世界的集体努力和国际性梦想中找回劳动的快乐，我们从而才能找到真正消费的快乐。
毕竟谁不想消费那些真正蕴含灵魂、生气和灵光的事物呢？
而现行的美式公司主义世界，显然无法提供给我们这些东西。这是那些试图用低调的话语为消费主义洗白，却绝口不谈生产资料和工作无意义化的大学者碰都不会碰的滑梯。
最后我们要记住的是，美国公司力量崛起的关键，是作为雇佣制自由市场上层建筑的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史的改变。在1892年，它赋予了公司与人一样的权利，让公司成为了实体甚至是不朽的主体，永远不会真正死去。
在国家最终赋予公司人格的五年后，爱尔兰小说家布莱姆·斯托克向世界介绍了另一个不朽的个体：德古拉。
根据民间传说，德古拉漫游全球，通过吸食活人的血来确保自己的不朽。他是人类的反物质，他在其他人社交时孤独，在其他人睡觉时清醒，在其他人生病和死亡时变得更加强大。
德古拉正是公司最完美的隐喻。无怪吸血鬼被那位初代辩证唯物主义者用来比喻卡比多。
当然就如同德古拉式的吸血鬼在神话世界中是强大且不死的一样，公司制度的威能也不惶多让。而且和吸血鬼一样具有传殖性——他可以快速让别人成为自己。
因此，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说过：没有替代方案，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后启示录风格。它并非如一些社会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否认了人类的主体性和行动力，否则撒切尔如何为自己轰轰烈烈的反工人运动正名呢。
我认为撒切尔其实是在暗示某种大灾变已经发生，而我们无法改变这个已经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而这个大灾变或许就是以自由市场、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垄断这三家马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制度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吸血鬼化。
当撒切尔指出，由公司驱动的市场是组织社会的唯一可能方法时，她其实是在说：在一个由吸血鬼组成统治阶级的世界，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吸血。
显然，撒切尔的这句话是具有某种穿透力的。
自她“登基”以后，世界领导人几乎一致响应她的号召，匆忙的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而在那之后的历史我们也就了解了，因为这正是我们生存的现在。
而在这个历史节点中，被吸血的人们将不得不对撒切尔主义提出异议：我们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公司主义的社会是低效、破坏性和不人道的。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注定要打碎这样的社会，也许才是真正的别无选择。
在世界历史上，作为一个想象出来的实体和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公司的权力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它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利用其积累的实力和影响力，集聚更多的权力，并以伤害工人、公民消费者的方式使用这种权力。
这种权力不仅是具有控制力的，更是具有腐蚀性的。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践踏公司社会本身的基础，那就是它们声称珍视的个人权利，最终摧毁这个社会。
正如大卫·格雷伯曾说的那样，公司权力真正的问题，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傻瓜Idiot。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原始含义是Edotis，也就是个体。而在希腊文学中，普遍指的是只关心自己个人事物而不关心更大社区的人。
事实上如果我们继续做idiots，继续放弃一致的社会行动，这种公司权利的持续增长将是不可逆转的。
而一场能够对抗公司权利的社会运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求我们摆脱一种认知障碍，一种仅仅将我们自己identify认同为一个孤立个体，而非一个社会的有机成员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悲剧。
因此学院派硬核社会学系列的最新篇章：美国社会学观察，就是想以美国社会和历史为例、为镜，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视角厘清：在自由市场-雇佣劳动模式下，一个国家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曾如何促进了以个人为代价、病态增长的公司主义社会，从而探索我们这一代人摆脱这种困境的可能性。
我们将用这一系列视频讲述美国从50年代到本世纪初，所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潮流，用最前沿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为你解析这个所谓现代性的时代精神背后的暗流涌动。
但在本质上，这个系列非常简单，它只与权力有关。与原始权利、与美国式公司（而非仅仅是美国公司）的原始权利有关；它也与权力的反面、与无力有关；与无能为力、与美式自由主义下，所有原子个人的无能为力有关。
可以说，公司主义社会的领导者希望美国人、乃至所有人，都把自己看成是通过市场炼金术来满足我们需求的众多孤立个体。而这个市场是我们通过行使个人选择权来统治的、市场的、不偏不倚的、绝对公正的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我们现代的命运之轮、是一个迈达斯之首、可以将贫穷的工人变成国王——但我们都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妄想。
这个公司主义社会，也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了双重威胁。最直接的是，由公司驱动的美国政府的过渡军事力量，能够摧毁世界上它选择的任何地方。
微妙的是，曾影响美国的制度变革，正在全世界蔓延。部分是通过美国政府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部分是通过从好莱坞到曼哈顿的文化影响力。
而世界市场所创造的，看似不强求的但极其暴力的竞争压力，也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模式的不断屈服。在这种环境下，养老金、劳动力市场机构和环境监管，都必须让位于公司主宰的逻辑。
与此同时，由美国主导的、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体制也赋予了大型公司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它们可以不受国家法规的束缚，在世界各地自由漫游。
因此尽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似不服从强权，看似与公司权利对立，看似只把公司当做仆人而非主人，但它实际上已经掉入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之中，无形中强化了公司权利，甚至成为了公司权利最强的依仗。
而只有通过联合更大的社会共同体，能够挖掘其成员个人力量潜力的社会共同体，人们才能成功挑战公司权利。而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的力量完全来自于他们个人、完全在他们个人的掌控之中，公司的力量几乎不可避免的会相对于社会的所有组织模式增加。
最后在思考目前降临在美国的“天启”时，我觉得有必要重提那位初代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其巨作的导言中，曾引用的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我讲的就是你的故事。
是的，这是我们的故事，是所有工人、所有劳动者的故事。在这场反天启中，没有人可以例外。
相比于我们使用个人主义、公司主义、公司个人主义这个辩证法来定义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乃至于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都倾向于使用自由主义，这个意涵更广阔的概念来形容美国。然而当他们这样形容美国时，我们竟然会被自由主义复杂的定义所搞迷糊。
自由主义可以意味着很多事情，甚至是很多截然相反的事情。在美国的语境里，自由主义，既可以是人道左翼的民主党所提倡的价值自由、文化自由、性自由，也可以是保守右翼的共和党所坚持的小政府保守主义、亲市场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即个人，尤其是经济实体包括公司相对于大政府权利的自由。
然而这些复杂的政治理论，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并不是最核心的价值观驱力。
如果我们要识别出美式价值观的核心，识别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最大公约数，我认为自由主义仍然太过笼统。因此我们才必须使用个人主义、公司主义这个辩证法结构。而这个结构的正题：个人主义，一种粗俗的、世俗的个人自由主义、一种没有学理基础的、下意识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才是横跨两党、超越不同族裔文化的美式价值的基础。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为他们坚定的个人主义思想而自豪。在文化上个人主义的迷思无处不在。从影视电影到严肃艺术，美国文化都致力于嘲笑一致性、嘲笑团结、嘲笑群众。他们畏惧权力却吹捧英雄，无视制度而远离人民。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一致性、整体性的嘲讽，反而激发了真正的整体性：信仰个人主义的群众，往往在商场和电影院里呈蜂群状、毫无个人精神的、一起愉快的观看，并认同好莱坞电影里的个人英雄，赞叹他们总能克服不可思议的困难。或者毫无个体审美的一起抢购广告里、特立独行的叛逆模特身上的衣服。
在政治上，政客们用个人主义的词藻掩盖他们的政策核心。在这方面，也许没有谁比英国的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更激烈了。她和里根总统一起，刺激和培育了美国一整代的激进保守主义者。正如萨齐尔自己宣称的一样，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不存在的，只有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会认为撒切尔的话听起来很空洞，但这并不妨碍仍然有数量惊人的美国人相信所谓坚固的个人主义梦想。这被亚当斯密称为自然自由的体系。
撒切尔及其同道试图说服美国人相信，市场社会中的个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个人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对他们来说，自由的核心或者说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致富的自由。
许多美国人一生都接受着这种观点，这让他们有着与世界其他地区都不同的生活预期。例如在2003年1月，当互联网危机爆发，经济萎靡不振，就业市场疲软时，一项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却发现，有足足31%的美国人预计，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变成百万富翁，或者年收入超过12万美金。而对于年龄在18岁至29岁之间的人来说，这个数字会从31%上升到51%。
当然现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这份报告出现的20年之后，根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只有12%的美国人有超过百万的资产总额。而根据2020年的wealth-x智库的世界巨富报告，只有0.03%的人是千万富翁。可以说除非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到今天将会非常失望。
除了所谓的致富自由之外，另外一项更重要的自由，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消费自由。人们可以在预算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购买什么商品。许多学者甚至将这种自由描述为市场社会的核心原则，并称之为消费者主权。
要知道主权的概念是现代政治思想革命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它确定了一个共同体内合法选择出的政权代表和国际间最小的主体单位。将消费者与主权联系起来，认为消费者即主权者，这赋予了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政治乃至哲学地位。
也就是说消费就是选举，消费者就是国家的化身。无怪有些商家聪明的发明出：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这种广告词来。
个人自由主义向来自有道统。从消费者主权这个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体系仿佛一个虔诚的仆人一样，在适应着消费者的个人选择。
由于个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既定义又规范的市场，迷失中的消费者就是斯密所谓的国王，甚至是上帝。没错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神权隐喻。它暗示了一种无法被辩驳的绝对权力和一种不加规范的虔诚。而问题在于，它们都是不存在的。
就像我们曾经说的一样，现代经济学的神学残余，甚至比它的统计学传统更根深蒂固。
美联储董事会达拉斯分部的主席鲍勃·麦克提尔曾说过：在自由市场体系中，政府不组织、指导和控制经济活动。如果政府不做，谁做？谁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数量和质量如何？谁获得生产的果实？
答案是你和我。我们通过我们花钱的方式来决定这些重要的问题。市场体系的特点是消费者主权，也就是说消费者是国王。我们通过为我们想要的东西花钱，为他投上一票。而不在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上花钱，来决定什么会被生产出来。
根据消费者主权的假想观点，任何一家不能成功的为消费者提供充分服务的公司都注定要失败。这种说辞巧妙的颠倒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无力感。本着这种精神，时代生活等杂志的杂志帝国创始人亨利·卢斯解释说：公司只不过是消费者选择自由的固有人质。
他的话简直唯美和可怜的像是中世纪的圣诗，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基督教传统里的人神关系，仿佛公司就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是人世间行走的先知。虽然自己是无上至尊，但仍然要用自己的苦难为人类洗刷原罪，带来福音。
这样的话语不断流行，甚至在中国也甚嚣尘上。比如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和吹捧者之一的罗振宇，就曾多次表示：自己要为商人找到赚钱的尊严，表示公司不过是市场风中摆荡的芦苇。几乎让人要无比同情那些已经主宰了经济，但在更伟岸的市场神权圣裁面前无能为力的公司。
然而，在事实上，在公司主义社会中，人们作为消费者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公司的需求，而并非反之。
但透过消费者主权理论的哈哈镜，公司天赋似乎只不过是消费者这一信徒的被动仆人，是被货币的言灵法则呼来喝去的下等神。
在美式个人主义的神话中，公司勤奋的为他们的消费者服务，而享有特权的消费者，则有责任辛苦工作、赚取参与市场所需的工资。
这个公平的市场社会要求个人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符合市场的需求，将个体在公司主义社会中的角色缩小到两个狭窄的维度：勤奋工作和尽情消费。任何一方面的懈怠都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个人也负责生育和培养出新一代顺从的、行为良好的、努力工作的、消费型的个人。
然而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所创造的，无非是一个幻梦。真正在起作用的个人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公司个人主义。
当代的经济法学将公司定义为和个体一样的、原子性的、最基本的法律主体，这被赫拉利称为一个人类学奇迹。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并不存在的事物以生命和主体地位。但是这种把公司定义为最小法律主体的后果是：大公司掌握着巨大的权利，享受着个人的所有权利，却很少承担普通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公司个人主义的世界里，公司或者说公司的实际掌权人，几乎肯定会成功，而普通人只能自生自灭。
无数通过破产法或有限责任公司逃避债务或法律义务的法人们，比如给子女留下五亿身家、欠了七八百亿逃到美国却依然可以潇洒快活的贾跃亭们。
如果说将公司拟人化是一个人类学奇迹，代表着人类象征性秩序的伟大尝试，那么贾跃亭现象岂不是代表着人类的物理生命结束后，某个细胞亦或者说灵魂仍然可以借体重生？在这里，现代经济学的神学假设又一次出现了。
在这种经济法学的结构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拥有和经营公司的美国企业主们实际上用税金合法雇佣了立法者和监管者，然后让他们顺从，忠实的服务于公司的实际需求。
而这些美国公仆们往往可以在公共服务领域逗留一段时间后，通过所谓的旋转门，在公司界或者公司资助的社会性组织里获得一个利润丰厚的职位。因此，与普通个人的无能为力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大公司可以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格局，以满足其最及时的利益。
公司和监管者这种结构性亲密关系的后果是，公司们可以享受各种补贴、优惠合同、税收减免、对人身伤害的有限责任，以及所有其他你可以或不可以想象的优势。
可以说尽管公司在现代美国社会中处于中心地位，但经济和法律框架很少要求公司为其享有的利益做出回报。
简而言之，尽管公司领导人假装宣扬市场个体自给自足的好处，但他们绝对无意在自己的事物中实践这一美德。虽然个人主义伦理要求劳动人民承担相当大的个人责任，但经济和法律框架要么赦免公司部门的不当行为，要么以极其宽容的方式惩罚它。当受到来自个人的诉讼时，大公司也经常有效的享受法律豁免权。
此外，尽管想象中的美式粗犷个人主义包括勇于冒险、敢于承担风险等西部牛仔式的特征，但在这里公司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尽管企业主们往往夸夸其谈，用自己承担的风险来为自己获得的巨额利润正名，并称整个社会将如何从公司的冒险精神中获益，但事实是他们的世袭资本和隐身其后的政府掩盖和承担了这些优势个体和公司所面临的大部分风险，比如拖欠数亿元的用户押金后仍然可以身价千万赴美继续创业。
在今天的美国，下到普通人和基层机构，上到公共组织、法律体系、国际政策，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适应和迎合大公司的需求。
当然这种适应并不完全，一些选择仍然存在，一些比买可口或买百事更有意义的选择仍然存在。比如，一些个体公司仍然会因为其管理失败或经营丑闻，甚至法律原因在消费者的选择下退出市场。但即便如此社会中最重要的选择远远超出了个人决策的范围，比如我们是否能向这些公司背后的控股方和集团进行问责呢？我们是否能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呢？我们是否能要求公司和个人的法律和诉讼资源平等呢？这些问题往往是没有人愿意回答的。
当然公司很少承认，他们在向社会、政府或大众提出要求时，行使了一种原始的权力形式。
在50年代后，迫于苏联阵营的压力，西方公司通常已经不再以所谓资本神圣权力的名义公开发表意见，而是将各种呼吁包裹在所谓公共利益和社会民主的外衣下。最常见的策略之一是以提供工作或者说提供岗位为前提来塑造他们的议程，说服有关方面完成改革和妥协。
于是学校的主要目的，开始变成了为学生就业做准备；税收制度不再促进公平和再分配，而是以最大化鼓励就业机会的创造、保证公司的生存和利润为前提；土地使用的规划标准不再以提高生活质量或保障民众的基本住房安全为依规，而是必须为创造更多的相应就业机会让步。
不幸的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私有化的程度越深，对公司的依赖越深，这个国家的命脉型公司创造的国内就业机会反而会越来越少。
事实上所有的公司都在更积极的将工作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并希望极度的贫困可以迫使那里的人们接受非人的工资。除了直接削减工资来提高利润，这种将工作转移到国外的策略，加剧了工人之间对剩余工作的竞争，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其他国家的仇恨。
尽管消费者主权的概念并不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但经济学家有着不断追溯这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悠久传统。在其任教期间，亚当斯密曾认为经济是一个完全自愿的过程，而这种自愿性将带来极大的福利提升，虽然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它，并不知感恩。
而在后来书写国富论时，他则延伸了自己的论点，这么写道：一个我们误认为生活极其简朴的普通日工，其实比一个率领1,000名裸体野人的印度王子在生活上拥有更多的便利和奢侈。他那件粗糙的蓝色羊毛外套是大约100个技工、剪毛工、摘棉工、分拣工、精梳工、纺织工等的劳动成果。还有织布工跟漂布工，他们的织布机和磨坊本身就比野蛮王子的宫廷所用的一切东西都更有艺术价值。还有那些从遥远的地方运来模具和其他材料的船，以及所有的工人、工匠、木匠、制桶匠、铁匠等等。甚至，被雇来帮助船出海的人和导航的水手。他用来工作的铁制工具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采矿者、采石者、碎石者、冶炼者、烧木炭者、铁匠等等，他们都参与了工具的行程。也不知需要多少人来装饰他穿过的粗布衬衫、鞣制和修整他的皮鞋、建造他休息的床和他穿衣吃饭的壁炉。他燃烧的煤是走长途海路运输而来的，还有那些为他准备面包、啤酒和其他食物的工人。组成他家里窗户的玻璃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使其达到完美，可以遮风挡雨、让光透进来。
如果没有这个商品，柔弱的凡人将如何住在这个国家呢？因此为了供应这个可怜的劳工，大约有1,000人提供了联合援助。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比印度王子享有更大的便利。
斯密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贫穷的、不堪重负的农场工人在他的笔下突然转变成一个主权消费者，像王子一样指挥一群工人，简直是赢麻了。然而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事实上在斯密写作的时候，英国的社会关系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的阶层矛盾异常突出。这主要就是因为工人们的生活没有得到丝毫的保障。如汤普森所说：再好的蓝色羊毛外套，在一个过劳死的人身上，都将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我们是否能说斯密是故意想给穷人一些安慰，暗示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富裕状态心存感激，把困扰英国社会的革命活动放在一边？
考虑到斯密作品的复杂性和当时的识字率，毕竟哪怕在现在大多数人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完整阅读他的作品，我们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斯密的目的是安抚穷人和特权阶级的良心，并建构一种普世的大学话语，让有可能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转变他们的想法。
然而现实远比理论来的更猛烈，在斯密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工业革命和自由市场秩序带来的强烈不平等和剥削，迫使工人们开始对现存的秩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社会党成为了全世界发展最快的政治组织，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开始担心一场大的革命迫在眉睫。
在这种环境下，斯密的精神门徒们，那些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劝告工人，说服他们不应该从他们作为工人的不满意的生活来解释他们的生活，而应该从他们作为消费者的经历来解释他们的生活。
其中最著名的呼吁，来自乌尔特里普曼的drift and Mastery一书，他这么写道：许多激进的社会党人假装认为消费者的利益是一种虚构的利益，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真正的力量来自于那些大声抗议高收获成本的人们。这是消费者的呼声。我认为它远非无力的、它注定要比劳工、或者公司的利益更强大。
换句话来说根据这种令人安慰的说法，工人可能会在工作场所遭受侮辱，但作为消费者他们是有主权的。一个服务员在餐厅里被客人把水泼在脸上羞辱有什么呢？他可以下班之后去另外一个餐厅泼另外一个服务员的水啊。多么完美的世界。
毫无疑问，消费者主权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虚构符号秩序。它可以很好的安抚那些无权无势者。然而虽然商界人士可能会发现这种修辞在公共关系领域十分有效，但他们在彼此交谈时使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语言。
例如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沃尔特·瑞斯顿在一本名为主权的黄昏的书中，描述了一个肯定会让他的商业精英同侪们高兴的未来，那就是所谓金融主权时代。在断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驱动力之后，瑞斯顿从高级金融的制高点，阐述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今天关于所有国家的外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信息都被立即传送到几十个国家的数百个交易室的电子屏幕上。随着屏幕上出现美国总统或美联储主席的最新声明，交易员们会对新政策、对货币价值的影响做出判断，并据此进行买入或卖出。现在整个地球被捆绑在一个以光速运行的单一电子市场中，无处可藏。这种巨大的数据流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货币标准、一种信息标准，它取代了金本位置和布雷顿森林协定。电子全球市场产生了一台巨大的计票器，对整个世界、对政府外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进行实时记录。而这种观点立即反映在市场对异国货币的估值上。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资金会去它想去的地方，留在它待遇好的地方，它将摆脱对其价值或用途的操纵或繁琐的监管。没有哪个政府能长期限制它。
大量资金和生产资料迅速逃离一个国家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亚洲经济体在几年后的1997年所发现的那样，美联储分行行长威廉·麦唐纳毫不夸张的说：国内政策失误会导致经济受到来自国际的迅速而严厉的惩罚。
因此瑞斯顿宣布全球市场已经产生了一台巨大的计票器是绝对正确的。这种基于美元的特殊计票方法有能力废除人民的意愿。是的，作为公民美国人或许可以自由投票，但如果他们的选择让那些坐在交易室里的人不高兴，他们才将承受最可怕的后果。
例如在瑞斯顿的书出版两年后，因水门事件而出名的鲍勃·伍德沃德出版了他关于克林顿政府的一部传记。在书里，伍德沃德讲述了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举行的、新当选总统团队会议中的一个场景。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即将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制定经济议程。在当时，克林顿政府其实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和二十几年后的拜登类似，为了胜选，克林顿在竞选时承诺实施一项大规模基建计划，更新美国日益恶化的桥梁、污水处理厂、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同时在此过程中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而当选举已经结束，他的顾问才急忙解释说，如果克林顿要兑现承诺，债券市场不会放过这届总统。伍德沃德详细描绘了接下来的场景：在桌子那头当选总统克林顿的脸，因愤怒和怀疑而变红：“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该计划的成功和我的连任，取决于美联储和一群他妈的债券交易员？”桌子那头人点点头，没有异议。
在艾伦·布林德（美联储董事会副主席）看来，克林顿这时才意识到，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非选举产生的艾伦·格林斯潘（美联储董事会主席）和债券市场手中。这个创伤经历对他后来的执政，包括他所塑造的当下这一整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党人，从希拉里、奥巴马到拜登乃至AOC都有巨大影响。
伍德沃德记录到，此时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也意识到美国政府的第一批听众，将不得不是美联储和债券市场，而非什么狗屁选民。
因此在克林顿上任后，他每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聆听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向他通报债券市场的情况。
那么谁是主权者呢？是投票的人民？是政府是政党？还是所谓的可笑的消费者？
真正的权力，原始的权力已经做出了判断。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所有的法律体系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主权者的利益。所以作为封建主权者的国王享有对所有法律的定义权。
从这个标准我们会发现，无数的新兴法律体系，不断在美国被发明，而作为所谓现代主权者的美国选民和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最高法院的黑箱，和签订各种经济协议和政策的美联储里，都没有代表人民的影子。于是在公司利益的推动下，20世纪末的美国率先签署了一揽子贸易协定，允许公司为了保护其贸易利益挑战国家。
例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跨国食品出口公司，可以因为美国政府立法禁止了食品里的农药残余起诉美国政府。当然美国政府不必废除这项立法，他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委员会和出口商秘密开会，计算出这些跨国公司因为法规损失的利润，并用明确的税款来补贴他们。
有人问为什么不干脆废除这项立法呢？哎如果废除了立法，法官和议员大人们会承受多大的舆论压力呢？但这是美国一家政府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在国际层面上世贸组织就明确规定：如果一国政府要采取措施，惩罚那些违反环保或食安法律的出口商或其他国家，他们必须说服世贸组织内一个由中立、公正、专业的多国专家组成的秘密小组，否则他们必须停止执法或遭到世贸组织和出口商联盟的共同处罚。没错这是一个负责审判审判者、惩罚惩罚者、监管监管者但同时与被审判者、被惩罚者、被监管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公正组织。
公司主义社会的另一个残酷讽刺是，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对待员工越差，它赢得的支持反而越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大公司就不断在剥离大量工作岗位。今天前200家跨国公司的销售额相当于世界经济活动的27.5%。但这些公司只雇佣了世界劳动力的0.78%。这一雇佣率的改变主要是由于各种产业外移和外包雇佣，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并不属于他真正工作的公司，而原本为跨国公司工作的美国工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也因此对于美国的部分州，大型公司最大的筹码之一就是它可以在当地提供多少优质的就业机会，来让那些岗位被转移到海外的工人重新获得工作。手握着这个筹码，甚至仅仅是承诺不将现有工作转移到其他地方，大公司就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做出巨大让步。这些让步可不是什么小恩小惠。以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为例，早在1993年，该公司就曾说服贫穷的阿拉巴马州提供价值2.53亿美元的激励措施。没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要求政府从他们本应该支持穷人、失业者和工人的资金中抽钱出来补贴他们，并把这称为市场经济。
然而，许多公司从未创造他们承诺的工作配额。有些公司在建立工厂骗取补贴之后，很快就搬走了。更糟糕的是，有些公司甚至从未建造过承诺的设施。事实上在21世纪初，骗补贴在世界各地就已经是一个极其成熟的产业，涉及到了大规模的灰色利益输送。
最后，哪怕这些公司确实信守承诺提供工作，一些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和金钱建造足够的基础设施来处理新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被公司抽过去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资金紧张，配套设施极其落后，无法利用公司带来的产业和收入。在合约到期后，大公司仍然选择撤走员工，本地政府既没有得到足够的产业积累，也没有沉淀下合适的人口增长和优质社区，而最终为这些事情买单的，仍然是美国的纳税人。
除了补贴之外，美国的养老制度很好的说明了公司如何在无产个体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1979年至1997年间，美国拥有固定收益计划类养老金的雇员比例从87%下降到50%，此后固定收益计划更是逐渐被401K退休储蓄这种固定缴款计划方案取代。85%的私人资金都留下了固定缴款计划。但即使如此美国拥有401K退休储蓄计划的工人也只有50%左右。
总体而言401K计划和固定收益计划这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退休储蓄计划，他们在设计运作和福利提供方面存在大量区别。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参与方式、投资责任、交付方式、和风险分担的四个维度分析一下这两种养老金制度的差异。
参与方式：在401K计划中，员工可以自愿选择参加401K计划，并从其工资中自愿扣除一部分金额作为退休储蓄。雇主通常会匹配员工的缴款金额缴纳另一部分的金额。在固定收益计划中，雇主全权负责养老金缴纳，雇员通常无需自己缴纳资金，雇主根据一定的公式和员工的工作年限和薪资历史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退休收入。
投资责任：在401K计划中，员工可以选择将资金投资于不同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员工对投资决策和投资风险承担责任。在固定收益计划中，投资责任通常由雇主承担。雇主负责管理和投资计划中的资金，以确保员工在退休时获得承诺的利益。
交付方式：在401K计划中，在退休时员工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提取401K账户中的资金，如一次性提取分期提取或将其转换为年金等。在固定收益计划中，员工退休时将得到特定的退休收入。通常以每月或每年的固定金额支付给他们。
风险分担：在401K计划中，投资回报和风险由员工自行承担。退休收入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表现。在固定收益计划中，风险主要由雇主承担，雇主负责承担计划的投资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雇主已经转向提供401K计划，而不再提供固定收益计划。这是因为固定收益计划的管理和资金需求更为复杂，且雇主有责任提供承诺的养老金。而401K计划可以更好的控制成本，并将投资决策责任转移给员工。
简单来说在401K中，个人决定每个月缴款多少，如何在不同的金融产品中投资其资产以及如何和核实从该计划中提款，并且在退休时，401K没有承诺任何特定的养老金额，该计划为单个工人提供的支持取决于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成功或失败。
如果说在固定收益计划里大家吃的是大锅饭，那在固定缴款计划里，大家则是各凭本事。不需要我多说，我们都能发现类似401K的固定缴款计划对雇主更有吸引力。而在这两种养老金模式转移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金融乃至制度原因。
在90年代互联网股市泡沫所导致的股价上涨，曾经为固定收益计划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而随着2,000年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这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宣告结束，加速了公司向固定缴款计划的过渡。
同时因为养老金计划的这些变化，比如401K要求员工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美国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数量激增。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约只有3,000万人拥有股票，而在今天则有超过50%的美国家庭拥有股票。在新的环境中，美国人不再有相对安全的财务前景。工人必须作为孤立的个体去规划他们的未来。
事实上，由于退休越来越依赖于股票收益，人们更有可能觉得他们的命运与他们所投资的公司的利润，乃至于整个美国市场经济的表现紧密相连，所谓股东社会的概念开始盛行。
用商业周刊经济学编辑迈克尔·曼德尔的话说：在高风险社会中，工人、公司和社区都必须开始像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一样思考。
达拉斯美联储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也曾调查了养老金的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他们发现401K基金革命，伴随着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的普选份额的增加。他们的结论是：使社会保障依赖于股票市场的进一步立法将让人们认为他们必须依赖于公司的成功才能成功。然而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公司对利润的渴望才是让他们在财务上不安全的原因。
最后针对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开始雇主会首先自愿提供固定收益计划呢？答案是固定收益计划开始时，美国公司的权力还没有这么强大，美国工会那时候能聚集相当大的力量来反抗公司。因此公司必须提供一种手段让员工明白，他们的财务安全将取决于公司，取决于雇主的财政健康和成功，诱导工人对雇主和公司而非自己的同阶层伙伴产生认同。
这提供了一种削弱工人团结，诱导工人将自己视为独立个体的机制。
因此并不是说，从更金融化的固定缴款计划DCP退回到固定收益计划DBP问题就解决了。这两件事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DBP本身就是DCP的前奏，DBP本身就必然走向DCP。因为这两个制度的目的，都是通过养老金制度将员工与公司进行绑定，分化工人内部团结。只不过在美国工会强大的时候，DBP让利更多，而在工会死亡后DCP就可以更好的撇清责任，同时将普罗大众和他们的剩余资金，投入90年代开始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仅此而已。
在1950年，当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理·威尔森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制定了DBP固定收益计划制度的标准时，现代商业大师、史上销量最高的管理学作者、几乎所有当代企业主的精神导师、臭名昭著的彼得·德鲁克就敏锐的认识到了这一体系背后微妙的公司算计：
威尔森的提议旨在使养老金制度成为私营部门的事情，和大多数美国工会一样，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那些年里一直致力于加强政府的社会保障。而威尔森的建议让工会在管理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方面，丧失了所有的作用。相反公司将对养老基金负责。而这些基金，将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管理人，于是工会失业了。
根据德鲁克的说法，美国工会领导曾非常担心由公司出资和管理的私人养老计划会在工会成员中引发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之间的冲突。老年工人对尽可能多的兑现养老金感兴趣，而年轻工人主要对每周工资袋中的现金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工会意识到威尔森提案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希望让工人获得公司的利润和共享公司的成功，并让这件事情的收益变得更透明，从而来削弱工会的战斗力。
共享利润，共享成功，多么好听的话，美国工人心里几乎只有感恩。当然仅仅过去了13年，还在后头的好日子就来了。1963年，因为基金大幅亏损。斯图贝克公司按照规定，强行终止了他们的员工的养老金计划，让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汽车厂的4,000多名汽车工人没有了任何养老金。而他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这次事件引起了大量的抗议，最终导致政府介入，成立了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用纳税人的钱为所有公司养老金擦屁股。
这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此后的企业主们不断使用类似手法赖掉养老金。比如直接申请公司破产让政府的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为所有工人提供部分保险。于是直到2021年美国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总共累计了650亿美金的赤字。
当然赖账和破产并不是固定收益计划的唯一问题。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在现代自由市场雇佣劳动经济模式下，所有的养老金和福利保障机制，本质上都是一种金融机制和金融游戏。事实上，养老金往往是金融市场上最大的玩家，而一旦养老金金融化，公司就可以游走于灰色地带，从其中抽调、挪用各种资金，增加他们的利润、抬升股价、促进分红。例如仅在1999年一年，通用电气公司的养老金计划就为其利润表增加了超过10亿美元。
这些金融操纵，加上美国经济的普遍疲软，美国所有的私人公司的养老金计划的总赤字达到了惊人的4,000亿美元。就算这样，美国政客仍然一直在推动立法来让公司规避养老基金过度风险化的责任。
正如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的那样，公司实际上正在反过来起诉退休人员和工会，以要求减少他们在合同中承诺的养老金。
因此德鲁克是正确的，固定收益计划最初是为了让工会成员认同他们的雇主，破坏工人的团结。而随着工人变得更加随意，工作变得更加临时，让普罗大众的身份认同变得不再需要。而当工人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可以行使那么多权力，公司也就减少了安抚劳动力的需要，固定缴款计划也就走上了台面。
所以在今天的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金其实已经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以养老金为名义的个人金融投机和公司金融游戏。工人更认同的是一般意义的公司，甚至是金融市场本身，而不是某个特定的雇主，更不可能是他们早已遗忘的概念——劳动的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