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史》中耶律大石驻“北庭都护府”的一些讨论

“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而毕十八部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於难者乎？」遂得精兵万馀，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辽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辽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记载，西辽德宗耶律大石西奔时曾于1125年先奔至可敦城，再驻“北庭都护府”。然而传统意义上广为人知的唐代北庭都护府位于西州(今吐鲁番市东南高昌故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等吐鲁番盆地及天山以北地区，在八世纪末陷落于吐蕃之后，又在九世纪上半叶被西迁的回鹘部众控制，在辽宋时期归属高昌回鹘控制，远在辽朝影响力之外。因而耶律大石所驻军的所谓“北庭都护府”便成为令辽史读者费解的细节问题。

据《辽史》载，辽天赞三年（924年），契丹军队攻破庭州，然而此次出征并未对广大西部地区建立有效统治。宋雍熙元年（984年），王延德等人出使高昌回鹘回到汴京，言阿斯兰汗以北庭为夏都，也佐证了高昌回鹘对北庭的持续控制。虽然经过辽军的数次讨伐，高昌回鹘向辽称臣纳贡，依附于辽朝政权；然而耶律大石西奔时犹要向高昌回鹘毕勒哥可汗谈判，可见辽与高昌回鹘之间的附庸关系也仅限于此，并未有直接的统属关系，故以回鹘所辖地置辽国都护府似乎不妥，更遑论于回鹘控制下的北庭以主人姿态向辽国所属州县、部族发号施令。

笔者认为《辽史》所载“北庭都护府”可能为辽西北路招讨司之别称。直到1130年耶律大石势力方才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西域，与东喀喇汗国和高昌回鹘接触；而在1125年~1130年之间耶律大石一直在可敦城周边休养生息，实不可能降临千里之外的庭州发号施令。而可敦城即为辽西北路招讨司之治所镇州，驻有辽国镇抚西部的精兵，对于仅率二百骑西奔的耶律大石来说当然是极佳的军事资源，可以说日后西辽王朝的崛起，西北路招讨司的驻军之班底功不可没。而且辽之招讨司与唐之都护府在职能上很相似，都是管理边疆地区的军政机构，兼有军事与民政之职能，以驻军镇抚当地属国、部族。虽然招讨司源于唐朝之招讨使，但也可以说招讨司制与都护制之间有一定继承关系，因而以都护府作为西北路招讨司似乎也并非绝不合理。

然而如前文所述，“北庭都护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似乎专指庭州、西州及广大天山以北地区，与可敦城相距甚远，《辽史》何以将其名安至西北路招讨司之上？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辽史》编者对其望文生义，以为北庭都护府辖境为汉时之“北庭”，即位于蒙古高原的北匈奴王庭，然前代于原匈奴王庭并未设有号“北庭”的机构；二是“北庭都护府”实为“安北都护府”之讹，安北都护府在瀚海都护府的基础上组建之后，曾以瀚海都护府治所为安北都护府治所，位于原漠北回纥本部，据可敦城不远。加之《辽史》漏洞百出广受诟病的特点，此假说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另外，鉴于同时期的北宋陇右都护府已较唐时都护府有较大的变化，转变为内设机构，归熙河路统辖，那么此“北庭都护府”是否为西北路招讨司的下设机构也未可知。然苦于史料中缺乏相关记载，此假说也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罢了。

碍于辽代西北边疆史料和考古发现的贫乏，本文也只能从表面试图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以后的史学研究与考古发现可以为该问题提供更多的线索与论据。

by御坂17284号

（本文是up翻辽史时突然想到的，纯粹胡诌吹水，不准确的地方请看官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