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 导言 【苏】阿·穆·卡里姆斯基

当前时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急剧尖锐化。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的成就引起资产阶级加强抵抗。资产阶级越来越经常地指望实行镇压手段来约束劳动人民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斗争，越来越经常地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实行实力和威慑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实行直接干涉。现在，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词句正在被更强硬的、往往是不顾体面的论据所取代，保守主义倾向、反民主主义、露骨的反共主义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特别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变化，其哲学理论上的支柱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象看起来那样简单。当然，基本的资产阶级哲学学说并不随着总统和内阁的更迭而变化。哲学的论证比思想政治方面的论证惰性大些，更稳定些，但与此同时，哲学的论证在从理论上滋养群众性的宣传方面又居于首要地位。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库中，总是有一些哲学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适应着统治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这些哲学观念经常改变形式，并且与新的思想倾向相互为用。

在这方面，必须注意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一个并不新奇，但却经常刷新门面，而其影响又在扩大的倾向。这里指的是那种可以用“社会生物主义”这个集合名词来加以概括的对人和社会所作的还原论的解释。这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哲学立场，这种立场看起来在今后也将在为资产阶级制度作理论论证和辩护方面起重要作用。现在，社会生物主义比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学说更广泛地被剥削阶级思想家利用来曲解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性质、日益增多的犯罪、暴力行为，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镇压行径（剑拔弩张的反工人和反工会政策、种族主义、强迫绝育、行为矫正）作辩护，用这种学说来解释国际冲突、战争与和平问题，来为整个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作辩护。

在对人和社会进行考察时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复杂性，是社会生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土壤。哲学家和非哲学的学科的代表们近来对这个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问题都大感兴趣，以致仅仅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目就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1）。根据我国书刊一向的传统，可以使用“生物性和社会性问题”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很广义，可惜很不明确。有一系列不同的问题都可以归入这个范围。因此，确定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的各个方面，是一项迫切的方法论和科学学的任务。解决这项任务是有困难的，因为并没有充分严格的分类依据，被归到生物性和社会性中来的现实因素在本质上多种多样，这些因素的联系也很复杂。

例如，在考察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关系时，我们常常讲生物性受社会性制约。社会基因病可以作为明显的例子，这就是那些被社会生活中的因素所决定的稳定性的心理和生理偏向，如职业病、所谓社会病，以及那些由生态平衡破坏引起和加强的病症。与此同时，也可以讲生物性决定社会性（例如在人的天生的特点在某个社会实践领域提供了目的和大致参数的场合）。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在医学中对心理生理容差的估算（在药理学中，就是药品的成份和剂量），在解决技术和安全标准的问题时、在设计机器和设备、设计家具、服装、工程等等时对心理生理容差的估算。

在考察人的行为中的生物成分和社会成分的相互关系时，这个问题又有些不同。在这里，最终的结果往往由遗传继承的行为方式和在教育过程（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行为方式的两相结合、重叠或“冲突”决定。很难判断前一种行为方式在正常生活条件下有多大意义，但在危急局面中，特别是在人面临悲惨抉择时，遗传继承的行为方式就显露出来：保命（在受刑、挨饿时）或受辱。而所谓“动物的恐惧”的说法，大概也不是对人因极度惊恐而蔽塞了道义原则所作的艺术性的比喻的描写，而是记录了实有的行为堕落程度，说明了社会价值已经把它的控制作用（标准、规范、榜样）让位给生物本能了吧？

这里要赶紧声明，我们这个修辞式的问题，不仅不预期正面的答案，而且也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的提法正确。我们暂且只不过是列举一下生物性和社会性可能“两相遭遇”的领域，并且指出两者“接触”的形式多种多样而已。

在这些形式中，生物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广泛的变化着的相互联系最为重要。在某一些情况下，这种联系是极其微弱的，甚至没有联系。例如，经济规律和血液循环规律就可以被看作并行的规律，因为在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起源上的或因果性的联系（尽管在这里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因为，证券交易所的经济行情完全可能作用于股票持有者的血压，甚至引起心脏病突发）。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可以看到这两类规律有毫无疑问的并列共属关系，而且这种并列共属关系也各种各样。例如，在人类起源学中，从纯动物需求到社会需求的演进应该被看作扬弃式的并列共属，因为潜在的生物成分已加入成熟的人类需求的结构。而对于从动物群的行为规律向社会规律转变，在社会起源研究中就最好称之为因果式的并列共属，因为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一个阶段被另一阶段取代的历史演变，它在人的早期个体发育中并没有“重复”动物群的行为方式（尽管不能排除在种系发育的记忆中保留着人类前史中的动物群时期的痕迹）。

上面所举的例子说明，要把“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这个词组只解释为单一的意思，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显然，只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才能规范它的确切意义。为了事先避免意思含混，首先应当区分一下生物性和社会性问题的具体科学方面和哲学方面。
具体科学方面的最清楚的实例，就是那些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界点上边缘问题的学科，特别是那些以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的重叠和相互作用为对象的学科。这就是许多地理学部门、医学、农业科学等等。有许多知识部门，它们的特有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就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关系的某一片断。除了传统的这一类科学如心理学、人的遗传学、人类学以外，现在还可以加上工效学、人的生态学或医药生态学。（2）

把阐明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关系的具体机制间题作为在自己基本任务中占重要地位的学科，其数目无疑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例如，在T·H·阿列克谢耶娃的著作《地理环境和人的生物学》中，考察了人在居住环境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下生理形态的变异。作者着重指出，人的统一的社会本质通过人类民族的多样性表现出来，而这种人类民族的多样性乃是长期而复杂的从生物适应到所谓文化适应的运动的结果。以社会性为中介表现自然性，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T·H·阿列克谢耶娃的著作注意到给“人的生物学”这个关键概念下定义特别困难，这并不是偶然的（3）。

实质上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新的知识部门（专家们主张称之为新人类学)，它是在人类学和地理学、生态学等等的交界处出现的。它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的生物性依存于自然环境的机制。同时还要估计到，一部分已成为经济文化开发对象的自然界已变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语）。这一部分自然界已经“社会化”，因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它赖以维持、恢复或变化的经常性因素（这里可以包括大面积土壤侵蚀、气温状况、大气成分、植物系和动物群成分的变化、各种环境的化学和放射物污染，等等）。因此，地理因素乃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在“自然”环境对机体的影响后面越来越经常地表现出社会性力量的作用。

至于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关系的哲学方面，那就既与具体自然科学问题有关系，也与广泛的边缘学科和一般理论性的问题有关系，而且既不能归结为前者，也不能归结为后者。在从哲学角度对待生物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时，应当区分出方法论和世界观两个方面。严格区分这两个方面有时很难，但区分本身是应该的和必要的。与方法论方面有关的是制定一般的层次理论、还原论和系统方法问题以及在解决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关系的具体问题时怎样应用，不管这些具体问题在什么知识领域中发生。世界观方面则涉及考察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和生物形式在总的世界图景中的相互关系。

但这两个方面不能互相脱离，孤立地对待，因为在对待某些现象方面，世界观的原则是科学认识的方法和手段的一般理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可以起方法论的作用。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和生物形式（或其他前社会形式）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对人的活动的社会层次和生物层次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既起着世界观的作用，也起着方法论的作用。在考察本体论性质的问题，比如考察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在功能和起源上的联系和隶属系统，智力圈的本质，“地理环境”、“生态系统”概念的定义等等问题时，世界观方面就居于首要地位。

在从不同角度对生物性和社会性问题进行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不能只单纯地归入纯粹世界观、方法论或自然科学问题，但它在不同程度上既同世界观、又同方法论，也同自然科学问题有关系。这里所说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特别流行的用生物学去解释社会现象、论证社会政策和纲领的做法。这不是自然科学的立场，而是哲学的立场，反映着生物性和社会性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就是把它叫做社会生物主义。它是一种确定的社会观。按照它的路子制定的思想政治观念照例是经不住认真的科学批判的，但它却有十分有力的社会政治支柱和刺激，以致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生活中的特别重要的因素。对社会生物主义，由于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迫切需要进行批判的分析。我们将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哲学思想和文化学思想的实例，来考察生物主义的特点和特征，以及它的思想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