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一时兴起做的一些思考，请谨慎阅读此文。

我们讲的“粟特”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最早见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铭文中，写作Suguda，我们看到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铭文中Suguda都是波斯统治之下的地区。到亚历山大东征时代，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到Suguda并遭到当地人顽强的抵抗，希腊人将这个地区称为Sogdia。早期的Sogdia与南部的巴克特里亚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只知道其北部边界在锡尔河，所以当时Suguda可能是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很多学者避免将这个时代的Sogdia翻译为粟特，而是称其为“索格底亚”，今天汉语学术一般语境下的“粟特”还没有出现。

Sogdia一词与Scythian、Saka在词源上可能有一定联系，可能都源自原始印欧语skeud一词，即“射击”，很可能源自草原民族的善射传统。Sogdia地区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条件，但绿洲边缘也存在着一定的牧民，是一个农牧业混合发展的地区。根据Sogdia的称呼来看，我们不排除塞人（斯基泰人）就是Sogdia的早期居民，他们在此定居而形成了与北方游牧的塞人不同的社会景观，因而与北方游牧世界分离。但这分离可能并非Sogdia居民自己的视角，而是来自波斯人与希腊人无力统治锡尔河以北游牧地区的一种结果。因此河中地区的Sogdia和七河之地与北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部族可能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希腊化时代后，希腊人在中亚建立了大量军事堡垒和城市，促进了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城市化，因而吸引了更多北方的塞人到此定居。 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与其对抗的Sogdia居民到底是不是粟特人，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我们缺少关于这些人的详细了解，即便当地居民就是后来粟特人的祖先，我们也不能认为当已经时形成了后来所谓粟特的概念。

中国的“粟特”从词源上看很可能就是Suguda或Sogdia的转译，见于《魏书》《周书》《宋书》《北史》，明显是一个国家的称呼而非一个地区。粟特国见于记载的与北魏的官方往来集中在太武帝一朝，终于文成帝初年，与南朝宋的往来见于宋文帝和宋孝武帝大明年见。在《周书》中出现时间是北周保定四年，即564年，是北魏和南朝宋文献中粟特最后出现约百年之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周出现的粟特国与北魏出现的粟特国可能并非一国，若粟特为 Suguda、Suguda或粟特语的Suγδa的转译，那么河中地区的国家都可以自称为粟特，我们并不清楚所谓“粟特国”是哪一个国家，而且《周书》在粟特国条目的描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这句话除了加入一个“盖”字外完全照抄《魏书》，此外《北史》的记载照抄《魏书》，这说明北魏后中原王朝对粟特国的知识并没有增加。

这里需要注意，我们当代汉语学界提及的粟特人并非汉语古籍中的“粟特国”的人，而是4世纪到7世纪活跃于丝绸之路的来自于中亚Sogdia的居民，其主要识别其身份的语言我们称之为粟特语，当是Sogdia地区的一种通用语言。有人一直对“粟特”一次的称呼抱有质疑态度，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魏书》关于粟特是“古之奄蔡”的纪录。奄蔡对很多人来说并非陌生的国家，它是《史记》和《汉书》中出现的西域大国。在《后汉书》有“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记载，此外《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亦有“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故而一般学者认为奄蔡是西方史料中出现的活跃于黑海北部和北高加索地区的“阿兰人”，这与“粟特”和Sogdia词源的结论相冲突，若粟特阿兰则粟特当不是 Sogdia之转译。

当然学者们更多倾向认为粟特即Sogdia，这是由于《魏书》对“粟特国”还有“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的描述，这符合后来粟特人在华的商业活动。另外一方面，阿兰的位置与中原距离太过遥远，历史上奄蔡也从未与中原王朝有直接往来的记录，北魏时期突然发生联系也不太正常。另外一方面，粟特的物产与阿兰所在的亚欧草原也格格不入，《宋书》中记录“ 粟特大明中遣使献生狮子、火浣布、汗血马”， 这些全部是来自于中亚、伊朗地区，相对来说说也更接近于Sogdia而非西部草原的阿兰人。最后唐代《通典》粟弋条目称“一名粟特……出大禾，高丈余”，由此来看粟特国处于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而非西部草原的游牧区。因此中国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使用“粟特”一词称呼Sogdia，但这绝不是代表中国学者认为汉语史籍中的“粟特国”就是Sogdia，只是是一种惯例。而且话说回来，我有理由认为“粟特国”本身的存在就有问题，当然肯定有人以粟特国的名义与北魏、南朝宋或北周有过接触，但究竟是谁这是需要讨论的。

目前我们确定的粟特人进入中原的证据要比汉语史籍早很多，目前年代较为清晰的最早粟特语文献是粟特语古信札4号，发现于敦煌西90公里处，有较为明确的断代依据：

“最后一位天子因为饥馑和火灾逃离了洛阳，有人在供电和城市 里防火，宫殿被付之一炬，城市【也遭到了毁灭】。洛阳不复存在，邺也不复存在！而且……匈奴人，他们……长安，所以他们占据了（？）它（？）”

“我们不知道留下来的中国人是否能将匈奴人【从】长安、从中国驱逐出去”

（摘自魏义天 著《粟特商人史》，王睿 译）

一般认为信札里面说提及的战乱是公元311年“永嘉之乱”，由此可知至少在公元4世纪初粟特人已经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商业网络。至于粟特人进入中国的年代上限，目前则完全没有头绪，或者应当推至3世纪。但必须注意，我们对于“粟特”得定义是从粟特语出发，文化身份的认同不一定与语言一致。我们知道使用同一种书面文字的人群不定有相同的民族身份，比如古代近东外交大量使用阿卡德语但他们并不是阿卡德人；使用相近的口语也不一定有相同的文化认同，如巴比伦语和亚述语都属于阿卡德方言，但亚述和巴比伦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文化认同。相反语言文化不同的人不一定认为有不同的民族身份，最典型的就是在罗马帝国后期，讲拉丁语的人和讲希腊语的人都自认为是罗马人。因此我们仅仅从信札来判断粟特人的身份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粟特人从未有统一的国家，那么他们究竟是像希腊人一样在不同城邦下认同一个文化身份，还是像腓尼基人一样虽然有类似的文化但只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呢？很多人可能倾向认为是前者，因为后来昭武九姓之中的康国，也就是撒马尔罕，在粟特诸国之中地位最为显赫，有领导其他小国的权威，并有“粟特之王”的头衔。至少从这个头衔上来看，粟特人的身份认同要强于我们知道的很多“古代民族 ”。不过“粟特之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公元前3世纪我们就可以在个别钱币上看到它，只不过当时使用的是希腊文书写，其统治者很可能是一度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独立出来的希腊人，也就是说康国所谓的“粟特之王”的头衔很可能是希腊化的遗产。值得玩味的是贵霜帝国早期的君主丘就却发行的钱币然也可见到“粟特之王”的头衔，而币上的希腊文已经严重风格化变形，极其难以辨认。显然在丘就却统治下的贵霜帝国应当已经没有人使用希腊文，但钱币上的希腊文依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使用，这代表着希腊政治思想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希腊人在中亚的消失而彻底被遗忘。

不过从希腊化到粟特之中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期间的康居国也应当对粟特有影响，毕竟享有“粟特之王”头衔的撒马尔罕在汉语史籍上的称号就是康国。康居国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公元2世纪末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据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说，希腊-巴克特里亚遭到四个游牧部落——阿细（Asioi）、帕西安（Pasianoi）、吐火罗（Tokhario）、萨卡劳卡伊（Sakaraukai）的入侵，但在这之前Sogdia可能已落入北方游牧民控制。张骞到达西域时Sogdia已经由一个叫“康居”的国家统治，《史记》称康居“与大月氏同俗”，似乎是一个游牧性质很强的国家，这和后来粟特城市国家有较大的区别，因而经常被认为是锡尔河以北地区的国家。在苏联考古学界存在着一个“康居文化”（Каунч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其主要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中下游到塔什干，相较于粟特更偏北一些，但有重合。关于苏联学界的考古学命名一直有历史学倾向性的诟病，关于康居文化到底和康居国有多大联系的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不过康居文化从公元前2世纪遗址延续到公元8世纪，跨越了整个粟特时期，说明中亚北部的文化传承在康居建立后的一千年里是相对稳定的和连续的，并未发生文化上的中断。

康居可能是古典文献提到的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史记》称其胜兵十二万人，应当是十分强大的国家，Sogdia很可能受到其统治。正如《汉书》称“康居有小王五”，而这五小王中的三个驻地——苏薤城、附墨城、奥鞬城在《新唐书》中被称对应昭武九姓的史国（渴石）、何国、火寻（花拉子模）。康居这样的小王制度在内亚草原地区较为常见，但Sogdia绿洲优秀的农业条件必然会吸引大量康居人走向定居化道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些小王也会从部落首领逐渐演变成城市的统治者。到了西晋时期，《晋书》说康居国“其王居苏薤城”，是汉书小王苏薤王的居地。若此可信，那似乎说明从西汉至西晋，康居的王权似乎出现了流转向小王流转的情况，康居过的游牧王权或已崩溃。此后这一地区出现的小国似乎都有与康居的渊源，《魏书》称“者舌国,故康居国”，者舌即后来昭武九姓的石国，《隋书》也有“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这些国家都以康居后裔而自居，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想起赫梯帝国解体后新赫梯诸国对继承赫梯王权的宣称，是一种强大政治权威解体后的现象。另一方面《晋书》还称康居“与粟弋、伊列邻接”，这里的粟弋很可能与粟特有关，正如上面《通典》所说。《通典》称粟特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附庸小国四百余城”，这与自西晋以后康居国不见于记载似乎有十分有趣的联系。若以康居王权衰落来看，出现了一个粟特国取代其霸权也是合理的。但这里我有理由猜测，粟特和康居是有一定的关联，虽然传统认为3世纪以后康居国的消失是衰落和灭亡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断，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康居后续的历史。

从康居像粟特的转变可能不是一种改朝换代，因为从《晋书》“其王居苏薤城”来看当时康居的政治权威已经不稳定，康居王的头衔或仅仅是一个不同部落争夺的称号，与之相对的可能是粟特之王的头衔。内亚王权所代表的是以人为基础单位的部落政治权威，而希腊化的王是以地域为单位区域性政治权威。虽然最初康居征服时，应当会有大量游牧部族进入Sogdia，但从结果上来看整个Sogdia地区的发展趋势是城市化与定居化。伴随着这个趋势，原本康居人的内亚式部落组织会趋于解体，代表草原政治权威的康居王称号也自然大打折扣，取而代之的是“粟特之王”所代表的希腊化王权的再次兴起，尤其是在贸易活动刺激下的城市与商人阶层的势力兴起后，这里统治者自然会更愿意使用“粟特之王”的称号。另一方面3世纪以后带有强烈内亚性质的贵霜帝国解体，萨珊王朝代表的波斯人接管了中亚广大领土，也可能强化了“粟特”的概念，毕竟这一概念本就是来自于波斯人。不过内亚性的部落权威并未彻底消失，在粟特地区游牧与定居是并存的，绿洲的边缘依然有大量牧民活动。我们在后来看到撒马尔罕既被称为康国的同时享有“粟特之王”头衔，这可能代表了康居的草原王权与希腊人的“粟特之王”的双重身份。这一点从粟特人发行的钱币似乎十分明显，钱币的一面是代表传统希腊式钱币的君主头像，但另一面确实代表亚欧草原文化的塔木加(tamgha)符号。

由此来看，粟特可能更像是一种政治概念而非文化身份认同，当然这在古代世界是司空见惯的，毕竟古代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国家”，不过这种政治概念持续亦可能形成一种文化身份。我们不太清楚粟特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因为我们很少在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粟特信札中看到太多自我思考，但我们发现粟特人似乎更倾向于使用自己出身的城市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即便粟特人有相同的语言、文字、信仰、习俗，但依然不排除他们保持一种仅以自己所在城市国家为认同的体系。

当然你也可能会说你，在中国的粟特人都以一种“胡”的身份出现，但需要明确，文化身份时可以被外部塑造的，粟特人作为中原王朝眼中的异质群体活动时，中国的粟特人或多或少会获得一种与中原人相异文化身份，也就是“胡”。但粟特人的母邦毕竟是在中亚，我们也不能用中国的情况去反推中亚的情况，诸如安禄山“我父是胡”之辞是相较于中原文化相区别的身份人认同，对揭示中亚粟特的身份认同没有任何意义。在中亚的政治传统下，与其说我看到一个民族，不如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政治传统。内亚地区所谓民族本就以部落为单位随着政治变动，他们不断解散与重组而表现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粟特人不存在固定的文化身份似乎更符合内亚历史的视角。所谓粟特，可能是希腊王权或旧康居国的权威的记忆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当希腊人和康居人的强权都消失后，这两个继承旧日权威的头衔就成了地方贵族趋之若鹜的头衔。

我们回到前面汉语文献中“粟特国”的问题，粟特国应当不是一个叫粟特的国家，“粟特”只是一个旧政治权威影响下的异质群体，在这种权威影响之下任何民族或国家都可以是粟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讲花拉子模语的火寻也会被与讲粟特语的的其他城邦并列。我们在粟特艺术中看到的意识形态与粟特语信札的经济导向的世界完全不同，它充斥着狩猎、宴饮与宗教元素，粟特贵族并非商人，而是武士贵族，他们并非是因为商业发展而崛起，只是根据国家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身份。他们的形象因为贸易带来的带来财富而化为精美的艺术形象，并被后世我们看到，但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以一种不被看到的身份，如康居的贵族，进行统治。所以在历史上可能不存在真正的粟特人，粟特代表的是一种王权统治下的世界，是王塑造了粟特而不是粟特产生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