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缅科的中华伪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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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利·季莫费耶维奇·福缅科（Анато́л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Фоме́нко）生于1945年3月13日的乌克兰顿涅茨克，是俄罗斯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兼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现毅然投身于伪史事业。福缅科是操纵历史年代学这一概念的开山鼻祖之一。福缅科声称，他已经发现许多历史事件在数学上与它们应该发生的日期不一致。
注意：以下正文为福缅科多年的研究成果，几乎通篇错误，均不代表作者及转发者的观点。
让我们从两个要点开始说起：
首先，与传统观点恰恰相反的一点是，中国的历史编纂其实非常混乱；
其次，现代中国的历史名字的发音，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都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一旦我们翻开其原本的名字，我们马上就能认出欧洲历史中熟悉的名字和术语。
一旦我们仔细甄别一些曾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就能够解开东方（尤其是中国）历史的虚伪本质。
何人在何时以什么目的建造了中国长城？
今天，人们认为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是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修建的。关于这一点，莫罗佐夫（N.A. Morozov）写道：
据称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著名的中国长城，高度为6-7米，厚度为3米，绵延3000公里，直到公元1620年才完成，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对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是完全不可信的。毕竟，每座大型建筑都有一个预先确定的建造目的。谁会萌生出建立一个只能在2000年后完成的巨大建筑的想法呢？而在此竣工之前，它只是人们的一个无用的负担。而它却能如此顺利地保存到今天。依此来看，中国长城的历史最多几百年。
我们会被告知，长城在两千年来一直修修补补。这是值得怀疑的。只有不太古老的建筑，才有维修的意义；否则，修复工作就会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它会分崩离析并且遭到淘汰。顺带一提，我们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旧的防御墙被拆除了，新的防御墙被建在原地，比原先更加坚固。例如，俄罗斯的许多军事防御工事是在十六世纪重建的。
然而，我们被告知，中国的长城已经建了近两千年了。他们并没有说“现存长城是在古代的遗址上建造的”。不，他们坚持认为，这堵墙是两千年前建造的。在我们看来，这至少可以说是非常奇怪。
他们是在什么时候、针对谁修建的长城？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历史在现实中在十五世纪之前的欧洲展开，中国长城不可能在公元十五世纪之前建造的。
当然，他们建造长城不是为了对付公元前三世纪的铜制甚至石制的箭和矛头。对付这种武器不需要厚度为3米的石墙。而这样的墙对于防范火器却是必需的。这种结构的建造开始于不早于十五世纪，当时战场上出现了枪支和炮弹。例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强大的攻城炮帮助下被攻陷。
他们建立长城是为了抵御谁？我们无法准确回答。这个答案需要更多的研究。然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中国的长城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表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边界的建筑。诚然，它被认为是一个军事防御结构，但几乎没有以这种身份发挥作用。
再长的城墙，只要无法发挥防御作用、难以抵御敌人进攻，那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它“只”延伸一两千公里。更别说现存长城还没有达到四千公里。古米列夫（L. N. Gumilev）较为中肯地评价道：
城墙绵延四千公里，高度达到10米，每隔60-100米就有一座瞭望塔。但是，当工程完成后，事实证明，中国所有武装力量不足以在城墙上组织有效的防御（福缅科注：为什么他们在开始建设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在每个塔楼上都放一组小分队，那么敌人就会在邻近处设法提供帮助之前摧毁它。如果你投入数量较少的大分队，那么就会形成空隙，敌人就会轻易地、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境内。可以说，没有防御者的堡垒不是堡垒。
该观点与传统看法有何不同？我们被告知，长城将中国与游牧民族分开，以确保前者免受后者的袭击。但是，正如古米列夫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解释经不起考验。如果游牧民族想穿过长城，他们会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无论什么位置以及多少次数。
我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解释。即长城主要是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而建造的。显然，它的存在是为了排除未来的边界争端。而这样的争论，可能是存在的。今天，达成协议的各方在地图上画出了边界。他们认为，将其视作长城的作用足矣。
中国人似乎认为双边协定非常重要，他们决定不仅在纸面上，更要在“物理”上将其稳固，所以在边界上修建了长城。这一举措更可靠，而且，正如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它将永久地排除边界争端。支持上述说法的还有长城本身的长度。一两千乃至于四千公里，是两个大国之间边界长度的常态。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事结构——它是毫无意义的。
但毕竟，在据称超过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政治边界已经改变了许多次。所以中国人告诉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中国分分合合，分为不同的地区，失去并获得一些土地，等等。
一方面，这似乎使我们的假设难以得到验证；但是恰恰相反的另一方面，我们不仅有机会检验它，而且还有机会确定长城的建造日期。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张政治地理图，上面的中国边界是沿着中国长城的，这就意味着长城正是在这个时候建成的。
今天，中国长城在中国境内。它是否曾是中国国家的边界？这又是什么时候的边界？很明显，如果它是作为边界而修建的，那么当时它正好沿着中国的政治边界。这将使我们能够确定长城的建造时间。
公元十七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是怎样的？
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史”的很大一部分是欧洲、拜占庭和俄罗斯历史的碎片。欧洲、拜占庭、俄罗斯的编年史中报道了欧亚大陆的真实历史。这些文献是由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在契丹（中国）创造的，并被纳入当地的历史，形成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础。满人的后裔和当地人很快就忘记了这些史料的欧洲起源。一旦这些史料“以中文抄写”，它们就变得无法辨认了。就这样，“中国古代史”横空出世。随后，它们被中国本地的编纂者继续视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它成为一部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令人信服和有分量的教科书。
那么，在十七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发生了什么？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答了。至少，从书面资料来看是这样的。正如我们所言，今天的中国编年史告诉我们当代中国领土上的事件，实际上只从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纪才开始。
纸张、火药和丝绸真的是中国发明的吗？
我们从小就知道，纸、火药和丝绸由很久之前的中国发明。也就是说，纸据说是在公元105年左右。火药——据说是在公元九世纪。下图是我们认知中的蔡伦——中国纸的发明者——的所谓古代形象。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据称纸是在欧洲独立发明的：在西班牙，大约在公元1150年。另外，据称欧洲火药，是在公元十四世纪独立于中国的发明。据认为，中国人在纸上写书和编年史已有两千年之久，但中国手稿只从十七世纪开始出现。
换句话说，从公元1150年的那一刻起，纸已经在欧洲被广泛使用了几百年。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发明纸张的“理论”表示怀疑。最有可能的是，这种纸从欧洲，或从拜占庭，或从埃及和写在上面的“中国历史”的手稿一起带到了中国。
显然，在公元十四世纪俄罗斯（即“蒙古”）大征服期间，纸张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当时，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方法和后来的修改没有被遗忘，并在中国保留到今天。这样一来，纸张进入中国。
然后是关于火药的问题。据称，中国人在公元九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火药了。这一点暂且不反对。我们唯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明火器，而是像他们向我们解释的那样，以节日的烟花为乐。中国古代的大炮在哪里？公元九至十世纪为抵御中国强大的火炮而建造的厚石墙在哪里？大墙并不算数。正如我们所确信的那样，它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进攻而建造的。后者并没有火药。
而在欧洲，火药被立即用于制造火器。这个想法是如此简单，而且对国家的防御和攻击至关重要，以至于人们只能猜测——中国人是如何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设法错过枪支的发明。
最后是丝绸的问题。从小到大，“中国”和“丝绸”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脑海中是紧密相连的。大家都知道，丝绸是在中国发明的。哪里有古代的丝绸，哪里就有古代的中国。据称，丝绸在中国的发明是在公元前2640年。也就是说，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然而除了中国的丝绸之外，其他的丝绸是在欧洲发明的。具体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在此，让我们引用莱特（J.K.Wright）的话：
丝绸的生产始于公元552年的拜占庭帝国，而且完全有可能对生产丝绸的方式有更多或多或少的技术理解，这些信息取自拜占庭（福缅科注：原文说的获取拜占庭技术的国家正是契丹！因为莱特说的是塞里斯人国家，那就是中国）。
看来，当遥远的欧洲祖先在石器时代的山洞里裹着兽皮坐在火堆旁勉强取暖时，“古代中国人”早就穿着丝绸衣服行走，仔细观察天文现象，竖起长城，吃喝玩乐，创造了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
然而，后来技术被遗忘了。令人高兴的是，这样的技术只是在中世纪晚期才重新绽放——很显然，相关技术的发明年代又是伪造的。
顺带一提，即使我们暂时承认丝绸确实是在大约五千年前在中国发明的，那么请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人是从哪里知道它的？毕竟，他们在丝绸之后三千多年才发明了纸（据称是在公元105年左右）。此外，就在那之后，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下他们伟大发现的历史。然而在那之前的几千年来，那些中国人似乎都在牢记这个重要的日期。
可以推断，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所谓的“中国古代”的发明都是中国伪造时间的结果。实际情况是欧洲在不早于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创造并出口的。
历史编纂的真相
问题来了，中国“历史”是如何被发明的？
“中国古代故事”是如何被书写的，由谁书写的，又是何时书写的？事实证明，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正处于满清的统治之下，发生了文字狱。这种活动伴随着争端、迫害异己、毁坏书籍等。中国的实际历史是在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满清王朝时期写成的。
以下便是中国史学史鲜为人知的真相：
对立潮流的斗争展开了，通过研究历史。大清统治者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顾问团，负责明朝前朝历史的撰写。反对派不能接受对亡国王朝历史的这种解释；因此，出现了明代相关的“私史”。
大清当局对历史学家的反对活动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如鞭打和监禁。这种镇压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反复发生过。敏感的书籍被大肆搜刮。例如，从1774年到1782年，这种没收行为发生了34次。
根据文字狱的信息，我们不得不断言，现存的中国历史文献是在1770年之后写成的，或者是经过重大修改的。年谱、彗星表、朝代史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的编辑，都被遗忘了。如果有人一再坚持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我们的回答是，这些所谓的“古物”只是从公元十七世纪末的资料中得知的。
因此，大清从十七世纪统治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元1644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约在1770年开始书写中国历史。这是他们对于中原统治的130年后。根据我们的理解，大清带来了描述真实俄罗斯、欧洲和拜占庭历史的史书。
起初，在中国可能还记得——这些编年史是关于什么的。然而，130年后，要么被遗忘，要么出于某种政治或其他目的，大清统治阶层决定将他们所有的古代欧洲历史移植到中国。也许是了解到他们没能使中国成为恢复前世界帝国的理想之地，并且看到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比欧洲越来越落后，大清决定“忘记”自己的天下观念和他们的过去。
就这样，中国的历史就编写好了。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者。满清对于这些人的处理方式是斩首。异议很快就消失了。从那一刻起，中国人就不再怀疑自己国家的历史真实性。
不过，这些小把戏终究会露出鸡脚，让我们看看1606年墨卡托-杨格尔的地图上哪里标有契丹/中国。
那么秦始皇所谓的“焚书坑儒”是什么情况？
根据推算，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很离谱的结论：被烧毁的书是在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纪写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声称公元前三世纪的焚书坑儒实际上并不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发生在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纪。
那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对于读者来说，戳破中国和整个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的神话有多么困难。我们所有人从小就习惯于东方比西方更古老的观点。然而，经过我们分析，有一点显然不得不承认，即东方文明的起始年代与西方文明实际上大致相同。
东方的书面资料比西方的情况要差得多。如果说在西方，绝大多数保存下来的古老手稿和书籍都不早于公元17世纪，而且这些文献直到公元14世纪才开始向我们展示欧洲历史的细节，那么中国的情况就更糟糕了，绝大多数的书面文件都不是在18世纪之前产生的。因此，我们不太可能了解到任何关于15-16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史”的最终版本是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才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