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典籍之舜-《孟子》里的舜（下）

评析典籍之舜-《孟子》里的舜（下）

王照伦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讲了不同地位的人交朋友的不同方式。特别拿舜与尧之间的交往模式作为天子与黎民百姓交往的典范，拿出来讲给他的弟子万章听。

『原文』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孟子·万章下》，《孟子》第147页）

『译文』万章问孟子：“士人不能寄居到别的国家的诸侯那里靠禄米过寄生虫一样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因为君子不敢像寄生虫一样苟活。当诸侯丢掉了国家之后，失去国家的诸侯寄居到别的国家的诸侯那里靠别的国家的诸侯养活，是合乎礼制的事情；而士人如果寄居到别的国家的诸侯那里靠禄米生活，却是不合乎礼制的事情。”

万章问：“如果是国君送给君子粮食，那么，君子可以接受这样的馈赠吗？”

孟子说：“可以接受。”

万章问：“君子能够接受国君馈赠粮食的根据是什么？”

孟子说：“国君对于从别的国家迁居过来的人进行周济，是国君应该尽的本分。国君就是依据这个原则行事的。”

万章说：“国君周济君子，君子就接受；国君赏赐君子，君子就不接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因为不敢。”

万章问：“请问您老人家，君子不敢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孟子说：“大家都知道，就连守门打更的人都是有一定职务的，因此这些有职务的人做出了贡献，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接受国君的俸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没有一定的职务、没有付出劳动的人就接受国君的赏赐，即使他是君子，也是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行为，这种行为是被正人君子公认的可耻的行径。”

万章问：“君子是不是可以经常接受国君的馈赠呢？”

孟子说：“事情应该这样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鲁缪公对子思，多次进行问候，并且多次赠送肉和粮食。子思对此很不高兴。没有办法，子思最后把缪公派来进行问候和送礼的人赶出了大门，并且面朝北方跪下磕头，然后拱拱手拜了两拜，拒绝了鲁缪公的礼物，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君王是把我当作犬马一样畜养着的。’自此之后，鲁缪公就不再给子思送东西了。你想想看，口头上说要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既不提拔任用他，又不能按照恰当的方式资助他，这能说是真正的礼贤下士吗？”

万章说：“请问您老人家，对于国君而言，怎样做才算是对君子的合适的资助呢？”

孟子说：“在第一次送礼的时候，可以使用国君的名义送，君子拱拱手拜两拜，跪下磕头接受。以后就让管理粮仓的小吏不断地去送粮食就行了，至于让厨师不断地送肉给君子，就不必再打着国君的旗号去送了。这样做，可以免掉烦琐的礼节。子思认为，送那点儿肉，使得自己一次接着一次地跪拜行礼，厌烦之至，这不是国君供养君子的恰当做法。当年尧对于舜，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去侍奉舜，并且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还送百官、牛羊、粮食等，舜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在田野中供养舜，然后提拔了舜，让舜居于很高的职位，直至天子的至高无上的位子。所以说，这才是天子诸侯尊敬贤人的正确的方法。”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以尧如何对待舜为例，讲述了天子、国君应该如何礼贤下士。

『原文』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孟子》第157～158页）

『译文』公都子对孟子说：“告子说过：‘人的天性没有善良、不善良的区别。’社会上的其他人也说过：‘人的天性既可以变得善良，也可以变得不善良；所以在周文王、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由于处在仁政的大环境里黎民百姓就变得善良了；而在周幽王、周厉王统治时期，因为处于暴政的恶劣环境里黎民百姓就变得凶暴了。’还有人说：‘有的人天性善良，有的人天性不善良；所以像尧这样有仁德的天子，却生出了象这样的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儿子；像瞽瞍这样十分恶劣的父亲，却生出了舜这样十分优秀的儿子；像纣这样的恶贯满盈的侄儿、这般恶劣的君主，却生出了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优秀的儿子。’现在您却说出什么‘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话，那么以上那些人所陈述的事情难道都是错误的吗？”

孟子回答说：“至于说到人的天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我坚决认定人的本性是善的，这就是我所一贯倡导的‘性善论’。至于有人在现实社会里变得不善，那不是人的天性的过错。大家知道，同情之心，是人人都有的；羞耻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恭敬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有同情心的人，证明在他的心里有仁；有羞耻心的人，证明在他的心里有义；有恭敬心的人，证明在他的心里有礼；有是非心的人，证明在他的心里有智。由此可见，存在于人心里面的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人类本来就具有的天性，只是很多人不去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罢了。所以说，‘只要我们去探求就能得到人性善的结论，只要我们放弃就会失掉存在于人民心里的善。’在社会上的人群之中，有的人与其他人相比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是相差无数倍的善，这是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不能让隐藏在他心里的善充分地表现出来的缘故。《诗经》上说得好：‘上天生养了这些众民，所有的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运行的。众民只要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保持住自己的本性，就能够把心里的善发展成为美德的。’孔子也说：‘作这篇诗的人，是懂得道的高人啊！在有事物的地方，就有该事物运动的法则；众民掌握了事物运动的法则、保持了人的本性，所以爱好美德就会蔚然成风，善也就会充满世界。’”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阐述了作为他理论基石之一的“性善论”。舜的善再次被赞颂。“性善论”是儒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关于孟子的“性善论”，鲍鹏山先生有十分精当的分析：“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做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并藉此认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列出孟子证立‘性善论’的十大论辩，指出，这十大论辩都不能直接证立‘性善论’。既如此，那就不管数量多少也没用了。十个不完全的论证，不能凑成一个完全的论证。一百个也不行，一千个一万个也不行。这会令今天的新儒家着急，但着急也不行。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绞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比如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比如妒嫉、幸灾乐祸、争夺等等呢？

“既然我们不能证明人性善或恶，那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价值层次上的选择。孟子就是这么做的。他已被自己的证明搞得焦头烂额了，还不如趁早摊牌，获得解脱。他有一句话，表明他认定性善，乃是出于价值考虑而非事实认定。这句话是：‘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他的意思是，你若说人性不是善的，那么人要是做了坏事，并安心于做坏事，且声称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有什么理由制止他呢？唉，这位天真迂阔的孟夫子，他竟幼稚到想用道德激励的方法来防止罪恶！后来，我们也就这么干了。我们喊几声‘皇上圣明’，心里并不认为那个憨大真的圣明，而是想借此鼓励他变得圣明一些；喊‘皇上仁慈’，也并不认为那凶恶的家伙真的仁慈，而是想借此使他不好意思凶恶。噫！当我们认定性善，撤去一切自我防范，把一切都交给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皇上后，我们除此之外，能有其他什么法子吗？谁让我们撤除了对权力的戒备呢？是‘人性善’呀！所以我们也只有等待着君主们偶一良心发现，像爱惜一头牛一样爱惜我们了。”

儒家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缺陷之一。这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在制度的安排上没有考虑对权力的限制，以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出现了像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权力应该被用来限制权力，没有权力限制的权力必然是堕落的权力”这样十分不幸的事情周而复始的发生，成为中国人难以走出来的怪圈。

『原文』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是桀而已。”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孟子》第170页）

『译文』曹交问孟子：“人人都能成为尧、舜，有没有这说法？”

孟子回答说：“有这种说法。”

曹交又问道：“我听说文王身高十尺，汤身高九尺，我曹交有九尺四寸多高，每天只是知道吃饭罢了，请你告诉我，要怎样做才可以成为尧、舜呢？”

孟子说：“要成为尧、舜这有什么难的呢？只要按照尧、舜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力气小得连一只刚刚出鸡蛋壳小鸡也拿不动，那他就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了；如果有一个人能举起1500千克的东西，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了。既然这样，那么一个人只要能举起秦国的大力士乌获举过的重量，这样的人也就成为乌获那个级别的大力士了。一个人可担心的，难道在于能不能做到吗？在于是不是去做罢了。慢慢地跟在长者后面走，叫作悌；快步抢在长者前面走路，叫作不悌。慢慢走，难道是一个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吗？只不过是不去做罢了。所谓的尧、舜之道，只不过孝和悌而已。如果你穿着尧所穿的衣服，说着尧所说的话，做着尧所做的事，这样你也就成为尧了。如果你穿着桀所穿的衣服，说着桀所说的话，做着桀所做的事，这样你也就变成桀了。”

曹交说：“我能见到邹君，可以向他借到1个住的地方，愿意留下来在您的门下向您学习尧、舜之道。”

孟子说：“尧、舜之道就像地上的大路一样，浅而易见。只不过人们视而不见罢了。你还是回去自己寻找尧、舜之道吧，能有资格做你的老师的人不胜枚举。”

『评析』这段文字，一如既往得展现了孟子善于使用例证法讲道理的风格。在这里，孟子按照惯例，把尧、舜之道视为做人的最高准则。

『原文』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孟子》第171～172页）

『译文』公孙丑问孟子：“高子说：《小弁》这首诗的作者是小人。作者真的是小人吗？”

孟子回答说：“凭什么说作者是小人呢？”

公孙丑说：“因为这首诗表达出了强烈的怨恨情绪。”

孟子说：“高老先生这样评论《诗经》，太呆板了！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越国的人要拉开弓去射他，事后他可以有说有笑地讲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和越国人关系疏远，可以由他去犯罪而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是他哥哥要拉开了弓射他，事后他就会哭哭啼啼地讲这件事；原因在于，因为他和哥哥关系亲近，不愿让他的哥哥因此违法犯罪而受到惩处。《小弁》里所表现出来的怨恨，是出自热爱亲人，热爱亲人就是仁了。高老先生这样理解《诗经》，太呆板了！”

公孙丑接着问：“《凯风》这首诗为什么没有怨恨情绪呢？”

孟子回答说：“《凯风》这首诗，描写的是母亲的小的过错；《小弁》所写的是父亲的大的过错，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对于父母大的过错而不怨恨，这是更加疏远父母的行为；而对于父母小的过错而怨恨，这是1种不恰当的反应。更加疏远父母的行为，是不孝之举；不能接受父母任何1点错误，也是不孝之举。孔子曾经说过：‘舜是最孝顺的了，到了50岁的年龄还眷念着父母。’”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讲述了如何读《诗经》以及如何对待父母的错误或者说过失问题。在如何对待父母的缺点错误方面，至孝的舜无疑是典范。

『原文』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孟子》第177页）

『译文』鲁国想让慎子担任将军，带领鲁国的军队扩大版图。孟子对此表示异议，说：“不先训练百姓就让他们去打仗，这叫坑害百姓。坑害百姓的人，在尧、舜时代是没有立身之地的。现在即使鲁国一仗就打赢了齐国，收回了南阳，即便是这个样子也还是不行的。”

慎子听了孟子的话之后勃然大怒，说：“你这样说话，真是叫我慎滑厘越听越糊涂了。”

孟子不管慎滑厘激动的情绪，继续不动声色地说：“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吧。之所以规定天子所直辖的土地必须有千里见方的面积，是因为不到千里见方的面积就达不到天子接待诸侯所需要的条件。之所以规定诸侯的土地必须有百里见方的面积，是因为不足百里见方的土地就达不到奉守宗庙里的典籍所需要的条件。当年周公分封在鲁的土地，就是百里见方的1块地方；并不是土地不够，但是实际上是少于百里见方的面积。当年太公分封在齐的土地，也是百里见方的1块土地；也不是土地不够，但是实际上也是少于百里见方的面积。现在鲁国的土地的面积多达五个百里见方那么大，你自己说说，如果有个圣主明王出现，严格按照规定办事，那么，鲁国的土地是应该减少呢，还是应该增加呢？不通过发动战争办法，只使用外交方式就可以把别的国家的土地取来并入到鲁国的版图，这样的事情具有仁德的人都不会干，更何况使用杀人的战争手段强夺豪取别的国家的土地呢？真正的君子辅佐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专心致志地影响、引导、启发君主走王道，立志行仁政罢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使用尧、舜作为样板，批评了慎滑厘穷兵黩武的做法。几乎是在骂慎滑厘是小人，说像慎滑厘这样的小人如果生在伟大的尧、舜时代没有立锥之地！

『原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孟子》第179页）

『译文』白圭对孟子说：“我想采用20抽1的税率，你看怎么样？”

孟子严肃地指出：“你的做法就是北方的貉国做法的翻版。你想想看，在一个有10000户人口的国家里，只让一个人去制作陶器，那样做能行吗？”

白圭回答说：“不行，那样做会造成陶器不够用的局面发生，时间长了那会引起混乱的。”

孟子进一步说：“在那个貉国里，五谷杂粮都不能生长，只有黍这种农作物才能生长；在那里没有城墙、宫室、宗庙和祭祀活动所必需的礼节，也没有各诸侯国之间赠礼、宴请之类礼尚往来，没有设置各种官府、官吏，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二十抽一的税率也就足够了。而现在你所居住的国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却要像貉国那样抛弃人伦、废掉官吏，这怎么能行呢？制作陶器的人少了这种小事情，尚且能导致国家混乱，更何况是没有官吏这样的大事情呢？想使税率比尧、舜的标准还要低的国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像貉国那样的国家；想使税率比尧、舜的标准还高的国家，是大大小小的像桀那样的暴君所统治的国家。”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一如既往，使用例证法证明白圭所设想的低税率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孟子也一如既往地把尧、舜所实行的税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低于尧舜的标准就是落后野蛮的貉国的所作所为、高于尧舜的标准就是残暴的桀的所作所为。

『原文』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孟子》第183页）

『译文』孟子说：“舜是从田野中的农夫兴起的，传说是从筑墙的苦役之中提拔起来的，胶鬲是从鱼贩子和盐贩子之中提拔出来的，管夷吾是从狱官手中提拔出来担任国家的宰相的，孙叔敖是从居住在偏远的海边的隐士之中提拔出来的，百里奚是从买卖牲畜的市场里提拔出来的。所以，如果上天要把重大的担子加给这个人承担，就必定要先使他的心志经受困苦，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肌体受到饥饿，使他的身子受到困乏，使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干扰、甚至是被阻碍，以此来使他的身心受到磨砺、让他的性格变得坚韧无比，增加他所缺少的才能和智慧。

“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的挫折和失败，才能接受教训改过自新，走上正确的道路；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磨砺和复杂的思考，才能吸取各种各样的思潮和学说的长处、抛弃其中的糟粕为自己所用从而成为一个发愤有为的人；一个人只有在艰难困苦的磨练过程中劳累得疲惫不堪，并且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才能让人了解他的非凡能力和过人的智慧。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如果没有卓越的执法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得力士人，同时又缺乏对国外敌对国家虎视眈眈等外患威胁的高度重视，这样的国家常常会很快走向灭亡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知道忧患的人或者国家能获得生存，只知道享受安乐的人或者国家会遭致灭顶之灾。”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对舜等平民出身的杰出人士大加赞赏。同时在解析这些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十分伟大的论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人对孟子刮目相看。

『原文』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第191页）

『译文』孟子说：“舜虽然从小就居住在深山老林里面，终日与树木、石头等自然界里的东西作伴，常年和鹿、猪等野生的或者养殖的动物相处，他和居住在深山老林里面的那些顽固不开化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一模一样，但是他之所以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和山里的那些没有接触过或者很少接触过山外先进文明的人迥异。原因就在于舜每每听到一句善言、每每见到一件善行，就会立即按照善言和善行去做事情，他对待善的事物求知若渴，久而久之善在他是身上积少成多，最后善就像决了口的江河一般，其汹涌澎湃之势是没有什么人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得住的。”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分析了舜由平民百姓成长为圣贤的根本原因是他渴望善、践行善。

『原文』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第196页）

『译文』孟子说：“只要听到鸡叫就起床做事，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开始孜孜不倦地行善事，是像舜那样的一类人的行事风格；在听到鸡叫的时候就起身做事，做事的唯一目的就是时时刻刻不停地追求利益，是像蹠那样的一类人的处事风格。因此可以这样说，要想知道舜和蹠的区别，没有什么别的标准，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一个人在行善而另一个人在求利。”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把舜和学习舜的人以行善为人生目标的崇高行为大加赞赏。而对于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嗤之以鼻。这一点，是儒家的一贯原则。特别是在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构成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困难的基本原因之一。

『原文』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第198页）

『译文』孟子说：“总起来说，尧、舜之所以成为尧和舜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具备仁义的特质；同样的道理，汤王、武王之所以成为汤王和武王也是因为他们亲身实践仁义的结果；而那些所谓的五霸，只不过是打着仁义的幌子谋求私利罢了。不过，这仁义的幌子打着老是不放下，久而久之他们还自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仁义的本性，自欺欺人，可笑之极！”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把尧、舜视为具备仁义本质的人，把汤、武视为践行仁义的人，把五霸视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可笑的欺世盗名的人。

『原文』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第200页）

『译文』桃应问孟子道：“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那作为法官的皋陶应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说：“十分简单，皋陶应该把作为杀人犯的瞽瞍捉拿归案。”

桃应接着问：“那么，舜会不会阻止法官皋陶法办自己的父亲瞽瞍呢？”

孟子说：“舜怎么会去阻止他任命的官员依法行使权力呢？因为皋陶的权力是舜所授予他的。”

桃应问：“那么舜面对这样的局面会怎么办呢？”

孟子说：“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掉一双破草鞋一样无足轻重。因此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在海边找个地方住下来，一辈子高高兴兴的侍奉他的父亲，这样快乐的生活是会让舜忘记天下之类的其他东西的。”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再次突出了舜的大孝本色。如果让舜在江山社稷和亲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的父亲。儒家的这一思想，成为儒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理念的依据，历代琅琊王氏族人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成为没有写进家训里的家族信条之一。

『原文』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孟子·尽心上》，《孟子》第205页）

『译文』孟子说：“聪明人本来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但是，聪明人总是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急于知道眼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仁爱的人本来应该是无所不爱的，但是，仁爱的人总是本着先急后缓的精神急于先爱自己的亲人和有贤德的人。以尧、舜所拥有的智慧也不能知道所有的事物，原因在于他们急于去做眼前必须做的十分重要的事情；以尧、舜所拥有的仁德也不能把仁爱施加于所有的人，原因在于他们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和社会上的有贤德的人。如果有人不实行为父母守孝3年的丧礼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却在丧礼上十分讲究缌麻三月、小功五月这类细节；如果有人在尊者和长者用餐之前，就目无尊长大吃大喝，却又十分讲究不能用牙齿咬断干肉这类的小礼节，这就叫做不懂轻重缓急、不知道先急后缓，是个不识大体的人。”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把尧、舜作为聪明人和有仁德的人做榜样，告诉人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办理，像尧和舜那样成为一个识大体的人。

『原文』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孟子》第210页）

『译文』孟子说：“舜自小生活在1个贫困的家庭里，日常生活基本上都是吃干粮咽野菜，本来打算一辈子的日子也就这么过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当天子这样的事情。到他做了天子之后，穿着细葛布衣服这样的高档服装，弹着琴，又有先天子尧的两个女儿侍候着，好像舜从小本来就享有这种生活似的。”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记述了舜从1个平民百姓到天子在物质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原文』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孟子》第222页）

『译文』孟子说：“尧、舜的仁德，是出自本性，因为他们有仁德的本性；汤王、武王的仁德，是经过修身回复自己的本性，因为他们原来也有仁德的本性。在言行举止等等一切方面都做得符合礼的要求，这是美德的最高境界。为去世的人痛哭流涕显得十分悲哀，不是做样子给活人看的；严格按照道德规范做事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是为了升官才这样做的；言行一致诚实可信，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品行高尚才这样做的。君子遵循天然的道理去规范自己的言行，只是以此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肯定了尧、舜本性是仁德的。并且指出，不论什么人只要在各个方面按照天然的道理去做事情，就会成为君子。

『原文』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

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尽心下》，《孟子》第223页）

『译文』曾晳爱欢吃羊枣（在当地俗称“软枣”。学名“君迁子”，拉丁名：Diospyros lotus L.，属于柿科落叶乔木），在曾晳死后他的儿子曾参因为孝而不忍心吃羊枣。

面对这问题，于是公孙丑问孟子道：“请问，烤肉与羊枣相比，哪个味道更好、哪个更加珍贵呢？”

孟子回答说：“那当然是烤肉了！”

公孙丑接着又追问到：“既然是烤肉比羊枣好，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烤肉而不吃羊枣呢？”

孟子说：“大家都知道，烤肉是绝大多数人共同爱吃的食物，而吃羊枣是曾子的父亲曾晳所独自喜欢吃的食品，二者是不一样的。因此，曾子不忍心吃羊枣，其中的道理如同避讳当中的只避名不避姓一样，因为姓是很多人所共用的，而名是一个人所独有的。”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通过曾参不忍心吃他的父亲曾晳喜欢吃的果品羊枣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来的是曾参作为大孝子的高尚品德。

『原文』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孟子》第226页）

『译文』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像禹和皋陶等人，是亲眼见到过这些圣人并且了解尧、舜的；至于商汤，则只是听到了关于尧、舜的传说才知道尧、舜的。从商汤到文王，也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像伊尹和莱朱等人，是亲眼见过商汤而并且了解商汤的；至于文王，则只是听到了关于商汤的传说才知道商汤的。从文王到孔子，又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像太公望和散宜生等人，是亲眼见过文王并且了解文王的；至于孔子，则是只听到了关于文王的传说才知道文王的。从孔子到现在，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尽管我们离开圣人的时间很短，同时离圣人的家乡又是这样的近，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之下还没有出现继承圣人之道的人，好像今后也不会有继承圣人之道的人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太让人感到忧虑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孟子历数了从尧舜到孔子的历代圣人，对至今没有看到能够继承圣人之道的人出现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