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Gilles Deleuze）   URL: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8/entries/deleuze/ 版本信息： First published Fri May 23, 2008; substantive revision Wed Feb 14, 2018 作者： Daniel Smith<smith132@purdue.edu>  John Protevi <protevi@lsu.edu>   翻译： @裂火 @阿本希  校对： @睡觉的Aho 翻译供学习讨论，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与翻译校对，欢迎友善讨论与指出翻译不足 网哲邻人部，一个自由自愿自主的联合协作哲学词条翻译社群，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

译者的话： “我们每个人本就已经是‘多’了。而当我们写作时、我们生成”。同样地，本文也是由复数的作者、复数的译者、复数的校订生成的“多”，虽然我们仍希望经由更多读者的指正，来确保这篇小文它存在的单义性。 为了更准确地表现德勒兹的概念的艺术，本文里有或许太多“( )”保留了或许太多的原文。 除此以外，还发明了一些古怪的符号，用于修补我们译作者的无能： 「」是出于长句会有碍阅读的考虑，译者辅助划定的短语。[ ] 是对双关语或多义词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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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瓜塔里的合作

在他有关差异哲学的著作之后、1968年5月事件的余波中，德勒兹结识了瓜塔里。从那时起，这些著名“事件”就标志着法国的文化和政治，把学生和工人聚集在一起，让革名的守护神——法共迷惑不解。连日的总罢|工、与警方的对峙使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呼吁进行大选。戴高乐呼吁通过议会来解决危机，这得到了法共的支持，一如他们想要取而代之的国家权力的官方掌权者，他们也明显地害怕任何来自下层的革名——就定义而言，下层革名会缺乏他们渴望的党纪党章。工人-学生运动最终瓦解了，留下了一些非-脚本的社会互动的记忆，揭露了（法共）党的投注(investment），在给《反俄狄浦斯》的英译本写的序言里，福柯讽刺他们是“革名官僚”。法共与戴高乐达成协议，允许通过议会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正是同一性[身份]的视野(horizon）(欲求(desire)有人来控制中央国家的官僚机构)里允许对立(opposition）(戴高乐主义者和法共彼此作为控制国家的敌手)从而来给差异戴上镣铐的突出例子。政府对1968年5月事件的反应，在两个方面改变了法国的学术生命。第一，在体制(institution）上，德勒兹任教的巴黎八大(维森涅)建立了；第二，就差异哲学的方向而言，这使它在1968年之后变得非常政治化。事实上，它成为了哲学的政治，致力于曝光生成同一性[身份]的历史性力量的所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形式。换句话说，“差异哲学”现在开始表明，这一世界的统一对象、知道（knows）并控制它们的统一主体、编码了这一知识的统一的知识身体、以及管理一切事物的统一的哲学体制，是历史、政治力量与其他力量相互斗争的产物(products)。

以纯粹的哲学术语来说，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合作吸纳[自然化]了(naturalize）《差异与重复》中仍旧康德式的框架。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明确指出，他们所研究的综合是彻底的物质综合(materially synthesis），是在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中的自然综合（synthesis of nature）(Welchman 2009)。不仅仅有机综合是、无机综合也是“时空动态（spatio-temporal dynamisms）”。随着这种综合的自然主义化（naturalization），泛灵论（panpsychism）的问题得以被充分地阐述(Protevi 2011)，因为物质综合既是对事物的综合、也是对经验的综合，正如我们在《千高原》第三章的标题中所看到的:“道德的谱系学：地球把自己思考成什么？”

4.1 《反俄狄浦斯》

在讨论《反俄狄浦斯》时，我们首先应该讨论它的表演效果，它试图“强迫我们思考”，也就是强迫我们对抗陈词滥调的潮流。阅读《反俄狄浦斯》确实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经验。第一，我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资源；例如，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精神分裂式咆哮给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基本概念——“无器官的身体”。第二，是这本书的粗俗，像是关于无意识(本我)（the unconsciousness(the Id)）的声名狼藉的开篇几行:“它无处不在，时而运转顺畅，时而断断续续。它呼吸、它发热、它进食。它拉屎、它性交（Ça chie, ça baise）。谈及本我就是个多大的错误啊”(7/1)。第三个表演效果是幽默，正如在对梅勒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儿童分析的嘲笑中:“说那是俄狄浦斯，否则我就给你一记耳光（sinon t’auras un gifle） ”(54/45；翻译有改动)。此外还有很多这样的段落；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哲学书籍像《反俄狄浦斯》那样包含了那么多的笑话、双关和双簧。第四个元素是论辩中叫人快意的粗俗。在许多其他例子中，能指的思想家与暴君的哈巴狗挂上了钩、法共成员被说成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力比多投注、弗洛伊德被描述为“蒙面的阿尔·卡彭”。总而言之，《反俄狄浦斯》的表演效果叫人过目不忘。

从该书的概念结构来看，反俄狄浦斯的关键术语是“欲望-生产”，这一术语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交织，它将欲望置于生态-社会（eco-social）的生产领域，将生产置于无意识的欲望领域。与其试着以通常方式来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就是采纳一种还原论[简化论]的策略，

要么（1）支持弗洛伊德。假设对社会形象和模式的力比多投注要求升华对家庭形象和模式的原始投注；

要么(2)支持马克思，假设将神经病和精神病视作仅仅视作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的超结构副产品。

德勒兹与瓜塔里则选择，把“欲望-生产”称作为“普遍的基本进程”，隐藏于看似独立的自然、社会、心理领域之下。欲望-生产因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是这个世界的心脏。在普遍的范围之外，我们需要立即认识到欲望-生产的两个特征：(1)生产背后没有主体，没有执行生产的主体；(2)欲望-生产中的“欲望”并不旨在弥补匮乏，而纯粹是积极的。欲望-生产是自动的、自我建构的、创造性的；它是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或尼采的权力意志。

连同概念和术语上的革新，《反俄狄浦斯》是一部野心勃勃的著作，其中包括：

(1)有关生产的生态-社会理论，囊括了分裂了的自然/文化双方，作为变化、转化或“生成”的本体论而运作；

(2)社会形态的“普遍历史”——“原始人”或部落，“野蛮人”或帝国，以及资本主义者——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而运作；

(3)对上述功能进行奠基，对既有版本的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加以批判，并试图通过类比它们的应用领域来综合它们。

《反俄狄浦斯》这一追逐野心的壮举（tour de force）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不同元素之间未曾想象过的联结得以可能，但代价是其概念图式略显牵强。

《反俄狄浦斯》识别了欲望-生产的两种基本登记（register），自然或“形而上学的”，与社会或“历史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社会机器抑制了自然的欲望-生产，但自然的欲望-生产也由资本主义在历史(一个偶然的历史，也就是一个避免了历史辩证法的历史)结束时被加以揭示。资本主义解放了欲望生产，尽管它试图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和家庭的或“俄狄浦斯”式的欲望模式来约束它；精神分裂被欲望-生产的冲击（charge）所推动而得以解放，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设的极限[边界]上终止，从而为欲望-生产的运作提供了线索。

很重要的是，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意识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提倡作为“生活方式”或政治议题的模式的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作为临床实体、是欲望产生进程被打断或阻断的结果，它从自然和社会中被抽离了出来，被限制于个体的身体里，在那里它于虚空中旋转，而不能去建立构成了现实的联结。欲望-生产并不是与现实联结（connect）在“一起”，仿佛它是从一个主体的监牢里逃离出来从而接触到客观似的，相反，它生产现实，如果用扭曲版的拉康术语来说，它就是现实[实在界]（The Real）。在拉康的作品中，现实[实在界]作为意指系统虚幻且回溯性的剩余物而被加以生产；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现实[实在界]就是处在自我塑造的进程之中的现实性自身。精神分裂症患者是需要帮助的病人，但精神分裂却是进入无意识的途径，这种无意识不是个体无意识，而是“先验无意识”、即同时具有社会、历史和自然维度的无意识。

在研究精神分裂症的进程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假定，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登记（register）之中，欲望-生产都由三种综合构成的：联结、析取、合取(connective, disjunctive, conjunctive)；综合实现三种功能：生产、记录和享受(production, recording, enjoyment)。我们可以把生产和生理联合起来，把记录和符号（semiotic）联合起来，把享受和心理联合起来。虽然捕捉与“综合”的康德式共振（resonance）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依照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后结构主义角度，这里没有主体在执行综合；相反，主体自身就是综合的产物之一。综合之下没有潜藏的主体；它们只是欲望-生产的内在进程。在综合背后放置一个主体将是对综合的超验性使用。在这里，我们看到对康德内在性原则的另一种引用。德勒兹和瓜塔里提议要研究“唯物主义精神分析”或“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中对于综合的内在使用；相反地，精神分析是对综合的超验使用，它产生了五种“谬论”(paralogisms)或“超验幻觉”。它们都涉及到把实际产物的广延属性特征指定为内强的生产进程，或者以差异哲学的术语来说，所有谬论都将微分[差异化]进程从属于由产物中衍生出来的同一性。

根据《反俄狄浦斯》中所写的“普遍历史”，社会生活有三种形式的“社会体(socius)”，即归功于（takes credit for）生产的社会身体：部落以土地作为身体，帝国以暴君身体作为身体，资本主义以资本作为身体。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人类学文献的解读，部落社会在最初的仪式上标记了身体，因而一个器官的产物可以被追踪到一个氏族，一个氏族在神话中可以追踪到大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追溯到一个着魅(enchanted）的区域，作为一个器官在大地的整个身体上运作。物质流因此被“辖域化”，也就是说，被追踪到大地，将大地归功于所有生产的来源。部落铭文中的记号(sign)不是能指(signifer)：它们不投射[绘制]（map）到声音上，而是制定“野蛮三角，它形成了……一个残酷剧场，这暗示着清晰的声音、形象的手、欣赏的眼睛它们的三重独立性”(189)。帝国超编码了这些部落的表意代码，将生产追踪到了暴君、人民的圣父。因此，暴君制帝国中的物质流被“解辖域化”(它们不再被归功于大地)，旋即又在暴君的身体上被“再辖域化”，暴君认为所有生产都归功于他，自他开始、到他结束。在部落记号被超编码后，能指被形塑（formed）为“被解域的记号”，从而允许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相互交流。能指是一种“扁平化”或“双重-单义化（bi-univocalization）”：两个链条被一靠一地排列在一起，一条是书面的、一条是口头的(205-6；参见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观念)。专制者的身体作为帝国的社会体，就意味着工人是皇帝的“手”、间谍是他的“眼”，诸如此类。

此前的社会机器曾在土地或暴君的身体上狂热地编码，资本主义却是对物质流的彻底解码和解域。生产被编码在资本的“身体”上，但这种形式的记录是通过用“公理”(axiomatic)替换代码(code)得以工作的：在这一语境下，“公理”指的是一组简单原则（principle），它用来量化计算(解辖域化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流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为了将流绘制（map）到社会体上做出定性判断、从而制定详细的规则(rule)。资本主义的指令非常简单：将被解域的劳动力流和资本联结起来，并从这种联结之中提取剩余。因此，资本主义释放了松散而巨大的生产冲击(cahrge)——将流联结起来！ 搞快点！搞快点！——私有财产[属性]的体制则试图将它的剩余登记为个体所有。现在这些个体首要是社会的(作为资本家或劳动者的形象)，其次才是私人的(家庭成员)。在曾经的政权中，身体器官被社会性地标记了(譬如属于氏族和大地，或属于皇帝，例如初夜权法)；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器官被私有化、附属于作为个人的家庭成员。以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解码后的流被再解域化到“个人”（person）上，也就是作为俄狄浦斯三角中的某一角形象的家庭成员上。

4.2《千高原》

这部著作和它的前一部比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区别。

第一，《一千高原》比《反俄狄浦斯》的记录范围更广：宇宙、地质、进化、发展、动物行为、人类学、神话学、历史、经济、政治、文学、音乐，甚至更多。

第二，《反俄狄浦斯》提及的谬论的结果在《千高原》中成为“地层”（strata）：有机体（organism）（生产的联结综合的统一和总体化，或生理学上的登记(register)），意指总体（signifying totality）或意旨（siginifiance），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成是“意指性(signifier-ness)”（记录的合取综合的扁平化或“双重单义化”、符号学式登记），以及主体（subject）（完善（consummation）的合取综合的详细化（reification），心理学式登记）。

第三，尽管《反俄狄浦斯》具有古典的概念架构，亦即形成单一论证的章节，但《千高原》却被写成一个“根茎”，它允许其任何点之间的直接联结。由于这种根茎结构，对千高原的“命题”和论点进行传统的概括要么全然不可能的，要么在充其量就是太过复杂而无法在本百科中贸然尝试。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局限于以下几点。

在这十四座高原，或强度平面（不以外在统治资源为参照系的内在地排列的物质系统之间的生产性联结（productive connections between immanently arrayed material systems without reference to an external governing source））上，德勒兹和瓜塔里发展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中，政治化的差异哲学与在《差异和重复》中探索的科学相互结合。《千高原》是一本充满奇怪的新问题的书:“地球认为自己是谁?”、“你怎么让自己变成一个无器官的身体?”、“战争机器是怎样避开国家的捕获装置的?”等等。为了简化起见，德勒兹和瓜塔里采用了动态系统论的观点，探索了物质系统自组织的各种阈限(也就降低它们的自由度，比如我们前面的对流的例子)。德勒兹和瓜塔里随后将自组织物质系统的概念扩展到社会、语言、政治-经济和心理领域，自组织物质系统指的是那些不需要进行超验性组织的能动者(如神、领袖、资本或主体)的物质系统。由此形成了“根茎”或去中心化网络，也就是千高原，它为我们提供了实验的线索。这些实验关乎越来越多的能量、物质、思想和行动的去-调节（de-regulated）的流，以及随之而来的试图将它们约束起来的尝试，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世界。

《千高原》维持了德勒兹所有作品的三重本体论图式，但正如标题所示，它参考了地质学术语。德勒兹与瓜塔里把虚拟称为“大地”，把强度称为“容贯性(consistency)”，把实际称为“地层(strata)系统”。如后一术语所示，他们研究的焦点之一在于某些体系趋向于凝结(congealment)或层化(stratification)。更准确地说，任何凝结[具体](concrete)的系统都是由趋向容贯性的(虚拟)平面和/或趋向(实际)的层化平面的内强进程合成的。我们可以说，所有实存的（exists）都是内强的（intensive），趋向于虚拟性和现实性的极限；后两个本体论登记(register)并不“实存”，但以德勒兹的术语来说，它们确实“持存(insist)”。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实例化（instantiates）实际中极度冻结的静态（sheer frozen stasis of the actual），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实例化虚拟中极度差异化的离散（sheer differential dispersion of the virtual）；而是说，自然的或世界性的进程总是且仅是实际化，也就是说，它们是由虚拟的多重性结构化的的实际化进程，并朝向一个他们决不会抵达的实际(actual)状态。更准确地说，系统还包含向另一个方向移动的趋势，即向虚拟性(virtuality)发展；系统或多或少是朝着实际性(actuality)和潜在性(virtuality)这些不同方向加以移动的进程的集合。换句话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是进程(process)哲学[过程哲学]家； 不论是进程的结构，还是它们完成的产物，都不具备与进程本身相同的本体论地位[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了一个异常细致而复杂的“开放系统”。了解它的一个有用的途径是沿着编码、层化和辖域化概念。它们以如下方式相连。编码是物质被吸收进身体后、对其进行排序（ordering）的进程；相比之下，层化是创造等级化身体的进程；而辖域化则是这些身体在“装配(assemblage)”中的排序，也就是以“容贯性”将异质的诸个身体连在一起的涌现的统一（emergent unity）。

这些概念，以及其他几个涉及空间的概念网络暂时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它们致力于处理以下主题。在第1章讨论了“根茎”的概念(或者他们的所谓“高原”)之后，德勒兹和瓜塔里很快就在第2章里驳斥了精神分析。在第3章中，他们讨论了物理、有机、社会层的分层进程，尤其关注种群体遗传学的问题，在群体遗传学中，物种形成可被视作是基因流的分层或渠道。第4章和第5章，他们介入了语言学的争论，支持语用学，也就是要强调了社会认可的“命令词”[口令]所带来的“非实体性转换”（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不同形式的行为作用于身体的一种提示[促使]（prompt）:“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夫妻”)(在这方面，德勒兹和瓜塔里也参考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他们还规划了“领土”理论、或有关自组织进程的环境式嵌入触发器的集合的理论(sets of environmentally embedded triggers of self-organizing processes)，以及与之相伴的解辖域化(打破习惯)和再辖域化(形成习惯)的进程。第6章和第7章讨论了在我们所处的层进行实验的方法。第六章论述有机层或“有机体”；“无器官的身体”这个声名狼藉的术语，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不同身体情动的潜能的储藏库(the reservoir)。第7章论述意旨(“意指-性”)的交叉（intersection of signifiance (“signifier-ness”)）和“颜貌”中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 in “faciality”）；面孔通过将意义和主体的表达姿态系在一起，从而捕捉了意义的漂移。第8章和第9章讨论了他们称之为“线”（lines）和“节段”（segments）的社会组织实践；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处理。第10章回到了内强实验的问题上来，现在他们用“生成”这个术语来进行讨论，在生成中(至少)有两个系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涌现系统或“装配”。第11章讨论了“叠歌”[迭奏/节制]（refrain），或者作为节奏（rhythm）是一种逃离并形成新领土的方式，或者实存于持续解辖域化的进程之中，即他们所谓的“容贯性”。第12章和第13章讨论了“战争机器”与国家的关系；前者是一种培养创造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在解辖域化自身之上再辖域化”)，而后者是一种 “捕获装置”，依靠劳动为生(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这里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在这里显而易见)。最后，第14章讨论了空间的社会构成的类型，主要是战争机器的“平滑”空间（smooth spce）和国家的“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

4.3《什么是哲学?》

在各自追求自己兴趣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德勒兹与瓜塔里在1991年出版了最后一本合作著作《什么是哲学?》。在回答他们标题的问题时，德勒兹和瓜塔里试图把哲、科学、艺术相互联结，而又不致使三种思维模式彼此丛书。思想以它的一切模式，与混沌（chaos）和意见（opinion）进行斗争。哲学是概念的创造或建构；概念是强度的复多体、铭刻[内切]（inscribed）在内在性平面上、操作概念机器的“概念人物”占据其上。概念人物不是主体，因为思考不是主观的，而是发生在领土（territory）和土地（earth）的关系之中。科学在参照性平面[指称平面]（plane of reference）上创造了函数[功能]（function）。艺术创造了“一团感觉，也就知觉和情动的混合物”(WP,164)。

我们会在更后面详细讨论德勒兹与艺术。但在《什么是哲学?》的讨论中，就让我们聚焦与其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处理。在一开始我们就该记住，《千高原》所提到的并非皇家或主流科学的游牧或少数科学，并不就是《什么是哲学?》里所谓“科学”的全部。这种合并（conflation）的动机尚不清楚；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后一作品的价值。说是就可能是吧，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极力否认科学需要哲学来帮助思考其自身的前提(“没有人需要哲学来反思任何事情”[WP 6])。相反，他们强调两者的互补性。首先，他们指出了哲学和科学之间有许多相似：二者都是试图给“混沌”带来秩序的进路，都是思维的创造模式，包括进第三者的艺术、它们彼此都是互补的。除了相似性，德勒兹和瓜塔里还区分了哲学与科学：哲学是内在性平面上的概念创造，科学是参照性平面上函数创造。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与“虚拟”、亦即物质系统的潜能转换的差异化场域(differential field)相连。哲学给予了虚拟以容贯性，将组成了系统的力绘制为纯粹潜能（潜能就是系统的所能）。同时，科学为它提供了参照[指称]，确定了系统实际运行的条件。哲学是“事件的反现实化”（counter-effectuation of the event）,从身体和事态之中抽象出了事件或样式变化（change of pattern），从而规划（lay out）内在于事物之中的转换潜能，这是一条未被选取的道路，却作为共可能性（compossibles）或包容性析取（inclusive disjunction）得以共存(coexsit)（微分（differentiation），《差异与重复》中的术语)；同时，科学追踪虚拟的实际化，解释为什么在发散系列或排他性析取中，为什么是这一条道路被选中了 ( 《差异与重复》中所谓的差分（differenciation）)。函数预测已然构成的系统的行为，基于因果链来规划它们的样式、预测变化，而概念“说出事件”(WP 21)，),绘制出复多体（复多体结构化了系统行为的可能样式），而且绘制出系统可以改变习惯和发展新习惯的点。因而对于《什么是哲学?》中的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科学研究已然构成的事物的性质，而哲学研究事件的构成。大致来说，哲学探索由诸种构成力（constitutive force）的星丛（constellation）所合成的内在性平面，这些构成力可以从事物的身体和事态中抽象出来。因而它绘制了事物能够联结的范围、它的“生成”或“情动”。另一方面，科学则探索这些力进入身体或事态的具体化（concretization），在某个限定的时空区域(“参照性平面”)内，追踪与早就已然构成的事物相连的事物行为。概念如何与函数相连呢？就像有“概念的概念”，也有“函数的概念”，但这些是纯粹的哲学创造而“没有一丁点科学价值”(WP 117)。因此像“解域化”这样的具体概念是哲学概念而非科学函数，尽管它们可能与科学函数相共振或回响。但它们也不是隐喻，德勒兹和瓜塔里反复强调：

当然，我们意识到在科学领域之外[域外]（outside）引用科学命题的危险。危险在于武断隐喻或强行应用。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从科学操作者那里获取特定的概念化特征，而这些特征本身指向（refer to）非科学的区域，与科学相聚合而不加以应用或使之为隐喻，那么，这些危险也许可以避免。(Deleuze 1989:129)。

之所以德勒兹和瓜塔里拒绝承认他们作品之中包含隐喻，是因为他们反对意指政权（signifying regime）的“帝国主义”，这是《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共有的重要主题：不同智识领域之间的每种关系并非都能被最常见的“隐喻”观念所把握，这依赖于意义从主要意旨转移到次要意旨这一观念。

5.德勒兹和艺术

康德将美学分为两部分：作为可能经验形式的感性理论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感性论”（Transcendental Aesthetic）)和作为真实经验反思的艺术理论(《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判断批判（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在德勒兹的作品中，这两部分美学被再-统一了：如果艺术最普遍的目的是“生产感觉”，那么这种感觉的产生原则同时也是艺术作品的构成原则；反而言之，艺术作品才能最好地揭示这些感性条件。德勒兹因而不是以批评家而是以哲学家来进行与艺术相关的写作的，而他关于各种艺术的书籍和论文——包括电影(《电影I》和《电影II》)、文学(评论性和临床性的论文)和绘画(《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必须被解读为对这以先验感性领域的哲学探索。举个例子，电影产生了运动的影像，以及影像在时间中的运动，以及电影的两个方面：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德勒兹正从这两方面开始分析：“电影向我们展示的其他艺术所没有展示的时空究竟是什么呢？”因此，德勒兹将他的两卷《电影》描述为“一部逻辑的书，有关于电影的逻辑”，它开始着手“分离出某些电影学概念”，这些概念独属于电影，但只能被哲学地形成。《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同样创造了一系列哲学概念，每一概念都与培根绘画的一个特定方面有关，但也在“感觉的一般逻辑”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德勒兹将感性的条件定位在空间的内强概念和的时间的虚拟概念之中，这两个概念必然会在一个空间的多元性和复杂的时间节奏(a complex rhythm of times)中被实际化(例如，在现代数学和物理的非广延空间和非线性时间(non-linear time)中)。

对于德勒兹来说，艺术的任务是生产“记号”（sign），它将我们从知觉的习惯推入创造的前提。当我们经由对实质的属性的认知[再-认](re-cognize)来知觉，我们就在以前置了陈词滥调（clichés）的陈腐之眼在看；我们用德勒兹的所谓“表象”来排序世界。德勒兹在这点上引用弗朗西斯·培根：总之我们追求的是对神经系统（nervous system）产生影响的艺术品，而非对大脑（brain）产生影响的艺术品。他这个比方的意思是在与艺术的相遇中，我们被迫经验了“感性的存在(being of the sensible)”。我们得到一些我们无法认知[再认]的事物，一些“不可知觉”（imperceptible）的事物——它不符合知觉的形式-质料的生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物质”或感觉的原质作为感觉材料，服从于概念形式而得以秩序化。然而艺术不能被认知[再认]，只能被感觉（sensed）；换句话说，艺术分裂了知觉进程，禁止了向概念秩序的移动。这正是康德在第三批判中所谓的反思性判断：在艺术的呈现中，概念并没有被直接给出。通过艺术，我们抵达了“感觉”，或“感觉的存在”、感性质(sentiendum)。

德勒兹将这种感觉效果称为感性官能的“超验性练习”；我们这里可以参考《差异与重复》的第三章，德勒兹在这里提出了非康德式的“官能的差异理论”。在这个不凡的理论中，强度是“自在差异”，它把官能推至极限。这些官能依照顺序[秩序]（order）相连接；在这里，我们看到德勒兹所谓作为知识起源的感性的特权——“经验主义的真理”。在官能、感性、想象、记忆、思想的差异化(differential)理论中，一切官能彼此之间都“传递[交流]（communicate）着暴力”。有了感性，强度中的纯粹差异作为感性质（sentiendum）在相遇中被直接把握；有了想象，幻相的龃龉（disparity）只能被加以想象。有了记忆，备忘录（memorandum）在时间的纯粹形式之中，或者在超验记忆的无法追忆（immemorial）之中，是不相似的（dissimilar）。有了思想，一个破碎自我就会被驱使去在理念中思考“自在差异”。因此，“差异的自由形式”移动了每一种官能，并将其暴力传递给下一个。你必须被迫思考，从与艺术的相遇开始，在相遇中，强度通过记号或感觉加以传递。与其说在常识[通感]（common sense）之中所有官能都认知了“相同”对象（same object），不如说，我们反而发现在传递的暴力中有一种“不一致的和谐”（discordant harmony）(比照康德式的崇高)，它撕裂了主体(我们在这里发现德勒兹的“残酷”概念借自阿尔托)。

6 对于德勒兹的接受

德勒兹的著作激起了大量由英语与法语写就的导论与阐释，近来也已出现了德语、意大利语与其他欧洲语言的著作。当然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批评，与其试着对大量二手文献进行彻底地概览，不如我们将聚焦于一些主要的批判。

6.1 女性主义批判

早在1980年代，爱丽丝·贾丁（Alice Jardine）与露斯·伊利格瑞 （Luce Irigaray）就对德勒兹与加塔利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贾丁在1985年批判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其合著《千高原》中的概念“生成-女人”（becoming-women），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生成-女人”放置在朝向去主体化的“生成-不可感知”的进程的第一步。贾丁批判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这种主张，认为甚至作为女人也必须去“生成-女人”，这已经对于既有女性主义的具体斗争构成了威胁，但正是这种斗争使妇女首先获得了主体性。根据Grose 1994对早期女性主义批判的概览，伊利格瑞主张，使用“生成-女人”作为一个包含了男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变革形象，是男性主义对女性主义斗争的去性化的盗用与盘剥。从1990年代至2000年，正如“身体政治”这一短语，一些“身体女性主义”者，试图以开放的实验态度的名义来对待身体的潜能，从而在独异性和政治上都与德勒兹建立积极的联系。详见Braidotti 1994 and 2002; Gatens 1996; Grosz 1994 and 1995; Olkowski 1999; Lorraine 1999; and the essays in Buchanan and Colebrook 2002.

6.2 巴迪欧式批判

1997年，巴迪欧（Alain Badiou）提出了对于德勒兹最重要的批判，巴迪欧称，与主流意见相反，德勒兹的哲学与其说是“多”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的哲学。1（“其哲学是围绕着大写的一的形而上学组织起来的”。见巴迪欧《德勒兹:存在的喧嚣》.南京大学出版社P22），以高度技术性的写作用语，巴迪欧批判了德勒兹作品中的某种活力论（vitalism），在他眼中，这达不到哲学所要求的对于公理的俭省(austerity）。虽然巴迪欧的批判忽略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合作，但是，齐泽克 2003发起的一场论战，正旨在反对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合作。齐泽克的批判恰恰基于德勒兹的存在的逻辑，德勒兹的存在的逻辑（Logic of Being）将存在刻画为“交互的诸身体作为纯粹生成（pure becoming）的不育表面（stertile surface），所产生的非物质情动(immaterial affect）”（参见《意义的逻辑》）这一脉络的第三个关键批判见诸Peter Hallward 2003，对于霍尔沃德而言，德勒兹的独异性逻辑与神学家思想的传统类似，意味着创造性的神圣火花被掩埋在有机体中，有机体的任务是从有机性的牢狱中重新解放它。不过此种救赎不是湮灭性的（annihilation），德勒兹的哲学也并非是拉康-齐泽克意义上的“弃绝”性（renunciation—extinction）哲学。

为了回应巴迪欧式批判，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研究巴迪欧与德勒兹在哲学上的关系时，专注于每个思想家欣赏的数学类型（如同集合论之于巴迪欧，几何学之于德勒兹）是一个最有希望的路径。与其一味接受巴迪欧所刻画的以生物学术语来思考现实性的德勒兹（与巴迪欧的数学取向相对）。我们应该看到德勒兹所阐发的“成问题的”（problematic）版本的数学（在《千高原》第十二章中，德勒兹对作为“帝国科学的数学“与“成问题的数学”做了精彩易读的阐释），正好对抗了巴迪欧的公理化概念。而这是Daniel W. Smith 2003所做的工作。

6.3 “科学大战”（Science Wars）批判

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Sokal and Jean Bricmont 1999 )引起的争论与批判中，德勒兹是目标之一。不过他们大部分关于德勒兹的章节都是由不理解引起的的愤懑与感慨组成，我们很难说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在批判上获得了什么成果。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与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的暗示相反，德勒兹完美明确地意识到了发生在微积分历史上的有穷主义革名（finitist revolution）。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写道“将符号dx的价值与无穷小的实存捆绑在一起是个错误。但是，以拒斥无穷小为名而否认符号dx具有任何存在论或认识论的价值同样也是个错误。在对微分学的旧式阐释、亦即所谓的不规范的或前学科的阐释中存在着一种应当从其无穷小的粗糙外表中解脱出来的宝藏“。这里似乎可以明显看出，德勒兹对于早期微积分形式的对待并不是对数学史地介入，也并非是对于构建一种数学哲学的尝试，而是从他自己明确标记为已过时的数学思想方法中寻找一个正确的“差异”哲学概念的研究。（对于德勒兹使用数学概念作为其哲学概念所造成的挑衅的积极看法，请见Duffy 2006。对于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也许更有效的回应是指出那些与德勒兹思想有关的积极的科学工作。Massumi 1992 和DeLanda 2003试图表明德勒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可以与现代动力系统理论（通常也被成为混沌理论或复杂性理论）的结果结合在一起,Bell 2006跟进这项工作，Protevi 2001着眼于哲学史上伴随形质论（hylomorphism）与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概念；Bonta与Protevi提出了看待德勒兹与动力系统在地理学研究工作中的潜力（2004）。有关德勒兹和科学的其他问题，请参阅Marks 2006年的论文。最后，Ansell Pearson 1999引起了对德勒兹与生物学的联系的关注。在这方面也可以参见Toscano 2006。

6.4 德勒兹效应

随着对德勒兹的兴趣的持续提升，它对我们产生了三种效应，其中一种是社会学上的，另外两种则是哲学上的。社会学的效应是致力于研究与应用德勒兹思想的机构得以全球化，Ian Buchanan的领导下，由《Deleuze and Guattari Studies》杂志主办的一系列会议是值得注意的体制性举措（详见其它网络资源），除了在欧洲与北美的约十多个会议之外，德勒兹的引起的广泛效应的另一重要体现，是许多在亚洲（至今为止在台湾、印度、韩国与新加坡）会议的成功举办。

两种哲学效应则是重新引起了对德勒兹明确讨论过的人物与影响了德勒兹的人物的兴趣，这为阅读其他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些帮衬、对应与参照点。

这种效应的最显著的例子是柏格森哲学的复兴，在德勒兹阐发柏格森主义时他几乎已被遗忘，但在今天，它越来越多的成为哲学文献的主题。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将这些兴趣的引发都归因于德勒兹的书和随后的论德勒兹的二手文献，但这些文献强调了伯格森对德勒兹思想系统的贡献（就像我们自己在上文所做的对潜在（virtual）和可能性(possible)的批判中所做的那样），但可以猜测，若是没有德勒兹的工作，柏格森可能并不会如今天那样引人注目，在对柏格森的评论中，Mullarkey 1999、Guerlac 2006、 Moulard-Leonard 2009与Grosz 2017都将柏格森与德勒兹两位思想家联系在一起。

后康德主义哲学家所罗门·迈蒙（Salomon Maimon）与其理论在一段时间内也已然是哲学史家的研究兴趣，可参阅其斯坦福哲学词条的主页与最新的专著英译本（Maimon 1790 [2010]），对于迈蒙与德勒兹的思想联系的展开可见Jones & Roffe (eds.) 2009, Smith 2010, and Voss 2011。

另一例子是20世纪中叶的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其“前个体化(pre-individual)”与“结晶（crystallzation）”的概念对德勒兹发展“潜在的（virtual）”与“现实化（actualization）起到了影响，关于德勒兹与西蒙栋思想的联系，详见与see Toscano 2006 and 2009, Scott 2014, Sauvagnargues 2016, Swan 2016, Alloa and Michalet 2017。

还有20世纪初期的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德勒兹与加塔里在发展“微观政治”概念的中参考了他的围观社会学（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 [1987，216-219]）。对于德勒兹的启发，参见于Alliez 2001, Brighenti 2010,Read 2015,Tonkonoff 2017。

最近获得关注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冷淡的20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雷蒙德·鲁耶（Raymond Ruyer），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一简短的评论中提到了其概念飞越（survol）与自我调查（self-survey），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什么是哲学?》里的神经实例中有关概念的融贯性的简短评论中提到了飞跃（survol）或“自我-调查”（self survey）的观念（Deleuze and Guattari 1991 [1994, 210]）。见鲁耶的英译本Ruyer 2016 and 2018，鲁耶与德勒兹的联系可参考Bains 2002，Bogue 2009，2017， Roffe 2017。其它与鲁耶相关的处理科参考Massumi 2014和Grosz 2017。

最后，虽然怀特海确实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兴趣，但目前不少怀特海的学术研究都提到了德勒兹作为主旨，参考Stengers 2011，受到德勒兹与怀特海共同影响的一部新著作是Williams 2016。另见Shaviro 2009，Robinson 2010, Bell 2011 and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