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党

（一）开化党是朝鲜王朝末期所产生的一个秉持开化思想、以在朝鲜实现近代化改革、建设独立富强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团体，其核心人物为金玉均、朴泳孝等激进开化派分子，涵盖两班、中人、常民等朝鲜社会各阶层及官吏、僧侣、军人、商人、下人、宫人等不同职业的人士。开化党对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楷模，表现出亲日态度，并且反感宗主国清朝的干涉，欲脱离中国而独立自主，故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开化党组建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壬午兵变后积极展开活动，但因闵妃集团为首的事大守旧势力的排挤及清朝的干涉而收效甚微。金玉均等开化党领导人遂决定以暴力夺取政权，为改革铺平道路。他们与日本驻朝公使馆联合，在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杀闵妃集团官僚多人，建立开化党新政府，颁布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政纲。结果不到三天就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金玉均等开化党骨干亡命海外，留在朝鲜的开化党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开化党亦随之瓦解。“开化党”最开始并非朝鲜开化党人的自称，而是日本人对他们的称呼。“开化”一词作为“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状态”的意思，简言之即文明化或近代化，是源于日本的舶来词汇。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文明开化”一词风靡日本社会，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潮，由此便赋予“开化”以文明化、近代化甚至欧美化的含义。这种“开化”模式的思维也扩展到日本人的对外认识上，比如当时日本就将琉球士族划分为所谓的“开化党”与“顽固党”。这种划分同样适用于朝鲜，在《江华条约》签订前夕的1874、1875年日本派往朝鲜交涉的官员森山茂与广津弘信就使用“开化党”和“锁攘党”的称呼。不过其所称的对象分别是闵妃集团和大院君集团，并非后来所说的开化党，但这证明“开化党”一词是日本人的发明。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朝鲜开港以后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开化”一词随之传入朝鲜，韩国历史学家李光麟指出：“开国后我国许多知识分子曾赴日本考察，他们体会到在日本流行一时的开化一词的魅力，对这个概念产生共鸣，回国后逐渐加以使用。”早在《江华条约》谈判期间朝鲜代表团的译官、开化党鼻祖吴庆锡在与日本人宫本小一、森山茂私下交流时曾说：“遇开化之人，为开化之谈，情意殊舒。”“开化”一词最早见于朝鲜文献是在1881年“绅士游览团”的一员朴定阳所撰写的报告书《日本闻见条件》中，其中介绍日本的开化、守旧之论及文明开化论中急进、渐进之派。而朝鲜开化党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当时“开化”这一词汇尚未在朝鲜普及，故在1879年时曾被日本人称为“韩国改革党”或“革命党”。1881年以后“开化党”一词就开始被日本人频繁使用，如1881年5月6日《朝野新闻》报道：“为了朝鲜开化党而被暗杀的李东仁。”；5月7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朝鲜开化党员50名漫游日本。”；5月20日《朝野新闻》在一则题为“朝鲜国朝士渡来研究日本”的报道中的留下绅士游览团中的“开化党员”鱼允中与守旧党沈相学争论的一段逸闻；1882年4月《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来游日本。”等等。

（二）至此“开化党”的称呼开始固定化，朝鲜开化党人也接受这一称呼，如尹雄烈在1882年壬午兵变后逃亡日本，接受《朝野新闻》采访时以“开化党”自居，而其子尹致昊亦有过“吾开化党”的表述。在朝鲜近代史上支持近代化变革、具有开化思想的人士均泛称为“开化派”，但“开化派”并不等于“开化党”。开化派分为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前者以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为代表，主张效仿中国洋务运动路线（即“东道西器”路线），并维持中朝宗藩关系；后者则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代表，要求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变革，并追求脱清独立，而“开化党”则是以激进开化派分子为核心的团体。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的区分在开始并不明显，甚至金允植、鱼允中等稳健开化派还加入开化党，是金玉均的“同志”，所以中国的《申报》认为清军平定与善后壬午兵变是“得开化党之助”。但以壬午兵变为节点，稳健开化派就和激进开化派（即“开化党”）分道扬镳了。另外“开化党”这一称呼是与“守旧党”相对应的，同时别称“独立党”或“日本党”，这是与“事大党”相对应的。但要把开化党尤其是甲申政变的对立面笼统说成是“事大党”或“守旧党”并不准确，实际上开化党反对的既不纯然是事大党，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守旧党，具体来说是闵妃集团。关于“开化党”的形成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其组建的具体时间和经过，后世大多是透过朴泳孝、徐载弼、吴世昌（吴庆锡之子）等相关人士在多年后的回忆来推测的。大致来说开化党形成的过程是与开化思想的诞生相伴随的，而说到开化思想的诞生则不能不提到吴庆锡、刘鸿基（刘大致）、朴珪寿三人。其中吴庆锡出身中人，自1853年来13次以译官身份出使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并从中国带回《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新书”。与同样是中人的密友刘鸿基相互研究切磋这些书籍，于是逐渐萌生开化思想。他们二人频频叹息朝鲜国运如风前灯火，想搞一场大变革，一天刘鸿基对吴庆锡说：“我邦之改革，如何方得成就耶？”吴庆锡回答说：“先求同志于北村（汉城的两班贵族聚居区）之两班子弟中，以起革新之运气也。”渐渐他们就物色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青年贵族，播下开化思想的种子。朴珪寿则是官至右议政的朝廷高官，他的祖父是实学大家朴趾源，是主张振兴工商和革新技术的“北学派”。朴珪寿继承乃祖的北学思想，并在1861年和1872年两度出使中国时目睹西势东渐的现状，也钻研《海国图志》等书籍，因此力主“自主开国论”，成为将北学思想嫁接到开化思想的关键人物。朴珪寿与吴庆锡之间有交往，但在当时保守派兴宣大院君当政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得不到伸张，于是转而着眼于培养下一代。1869年朴珪寿调回汉城任职，他与吴庆锡、刘鸿基共同在汉城北村讲学，向一些两班子弟讲解朴趾源《燕岩集》等实学著作与《海国图志》等“新书”，传播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将开化思想植入这些年轻人的脑中。

（三）多年后朴泳孝回忆说：“新思想出自我亲戚朴珪寿家的舍廊，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以及我的伯兄（朴泳教）都聚集于斋洞朴珪寿家的舍廊中。通过阅读《燕岩集》中攻击贵族的文章，获取平等思想。”因而吴庆锡、刘鸿基和朴珪寿可谓是开化党的鼻祖，但朴珪寿和吴庆锡相继在1877年和1879年去世，都没有活到开化党完全形成的时候，刘鸿基则成为后来开化党的幕后指导者。除了这三人以外当时一名武弁出身的文人姜玮也被认为是早期的开化思想家，但他对开化党形成的作用不如这三人明显。吴庆锡、刘鸿基和朴珪寿等人在汉城北村招徕两班子弟，灌输开化思想，为开化党的形成打下基础。那么开化党又是何时何人所创建的呢？一说是1875年，这是根据金玉均在1885年流亡日本时所撰的《甲申日录》中记载：“宫女某氏（别称顾大嫂，据考证实名为李禹石）自十年以趋附我党，时以密事通报者也。”又说：“尹景纯多年亲近于吾党之中。”可见开化党存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最晚在1875年就形成了。事实上金玉均在1874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弘文馆校理，同年十二月三日又左迁为副校理，其后8年间不曾有过职务变动，说明这段期间他没怎么参与朝政，很可能就是为组建与发展开化党而奔走。另一说是1879年，主要是依据徐载弼的回忆，他讲述他与一批年轻人在1879年时被金玉均带到汉城郊外的奉元寺去拜访和尚李东仁，李东仁给他们展示一些外国照片和《万国史记》一书，并透露这些都是来自日本的。于是金玉均出钱让李东仁去日本一趟，仔细考察并带来更多新式文物。李东仁回国后果然带来大量书籍与新式文物，金玉均、徐载弼等花了一年以上时间将其阅读完，从此便决定为朝鲜的开化而奋斗。徐载弼说：“这成为我们作为开化党最初出发的根本，换言之在这名叫李东仁的僧侣的引导下我们读了这些书，思想逐渐成熟，因而奉元寺堪称是我们开化党的温床。”也就是说1879年李东仁访日前后为开化党最初形成的时间。总之开化党的组建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1879年左右已完全形成。这年协助李东仁访日的日本和尚奥村圆心记录道：“革命党朴泳孝、金玉均等愤慨国家之衰运，欲大行刷新。”而李东仁本人在访日前夕曾对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花房义质称金玉均为“予同志之巨擘”，并提及吴庆锡、刘鸿基、姜玮、朴泳孝等“先辈”或“同志”，可知以金玉均、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人士已经组建一个“党”，并且表现出明确的群体意识，说明在1879年时开化党已初具轮廓。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组建开化党时是如何吸引别人加入该党的呢？首先从开化党中的上层人士来看，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都具有或赞成开化思想，而他们结合的具体方式则是透过同门关系、官场关系及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关系等。金玉均、朴泳孝、朴泳教、洪英植、徐光范、俞吉濬、金允植等人都曾在朴珪寿门下受学，接受开化思想，同门关系使他们联结在一起。

（四）徐载弼的舅舅金声根和徐光范的妻子都出身安东金氏，他们通过这层关系结识同样出身安东金氏的金玉均，这是通过大邱（达城）徐氏与安东金氏这两个“三韩甲族”之间的联姻关系来联合的。闵泳翊（王妃闵妃之侄）、李载兢（领议政李最应之子）、洪英植（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对于他加入开化党的时间有争议，一说因同门关系而一开始就加入了，一说是壬午兵变尤其是访问美国归来后被金玉均拉入伙的。他们都是当朝权贵的公子，并且已经开始在政界呼风唤雨，他们本身支持开化思想。而金玉均等人也通过官场关系极力结交他们，使他们成为开化党的头面人物，此外鱼允中、尹雄烈等有一定资历的壮年官僚也是在具有开化思想的条件下通过官场关系而成为开化党的一员。尹致昊则既是尹雄烈的儿子，又是鱼允中的门人，由此加入开化党。除了两班贵族以外开化党领导者还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鼓动各阶层、各职业人士加入开化党，如出身中人的刘鸿基是金玉均等人的指导者，而他又以佛教信仰为纽带将李东仁、卓挻埴等僧侣拉入开化党中。尹泳观、李圭完、林殷明、申重模、申应熙、郑兰教等人则是被金玉均、朴泳孝挑选为士官生徒赴日学习军事的，他们大多数是常民出身，后来又全部参与甲申政变。申重模之兄申福模亦是作为朴泳孝的心腹，曾到日本受过军事训练。朴齐絅、边树等中人出身者曾是金玉均、朴泳孝访日的随员，李喜贞、李寅钟是武官出身，义结金兰，双双投入金玉均门下。武官柳相五、柳赫鲁父子与金玉均、刘鸿基等关系密切，吴鉴与洪英植关系密切。全兴龙是朴泳孝的医监，尹景纯是卖菜的商人，很早就与金玉均往来，他的弟弟尹景完（尹启完）亦随其兄参与开化党。李昌奎是负商统领，吴昌模是下级武官，这二人是通过李喜贞等加入开化党的。南兴哲是洋物商，他曾随金玉均访问日本。徐载昌是徐载弼的弟弟，金奉均、李点乭、高兴宗、李允相、车弘植、崔英植、高永锡等人则是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家中的下人（傔从），大部分为雇佣的仆人。崔英植和高永锡二人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婢，他们受主人影响而加入开化党。顾大嫂（李禹石）、柳在贤（后背叛开化党）等宫女、宦官则应该是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出入宫禁时拉入伙的，此外还有许多开化党的中下层人士，因资料缺乏而无法了解和推定他们与开化党领导者有怎样的关系，但他们应该都是被开化党领导者物色而参与其中的。总而言之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动员他们周边所有的人际关系，使各色人等汇集到开化党的名下，从而壮大开化党的规模，为开化党的活动提供后备力量。开化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或政党，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既不同于朝鲜党争政治下的“朋党”或势道政治下闵妃集团这类统治阶级内的利益集团，也不同于“事大党”这类没有明显结党行为、但具有某种共同特点的官员统称。

（五）开化党是一个超越阶级、职业、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界限的团体，有群体意识、目标与互动。李东仁访日时已流露出群体意识，其他开化党人如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尹致昊等也曾有过“吾党”、“我党”的表述，互相引为“同志”，他们都是为了“开化”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展开一系列活动。但另一方面这一团体又是十分松散的组织，没有明确的规范与分工，直到1884年11月以后为了发动政变才稍显严密。开化党的主导势力大部分都出身名门或身居要职，如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李载兢、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朴泳教、尹雄烈、尹致昊、金允植、鱼允中等。此外还有一些中人和僧侣活跃于开化党中，如刘鸿基（开化党幕后指导者）、边树、朴齐絅、李东仁、卓挻埴等。其中李东仁、李载兢死于1881年，卓挻埴死于1884年，金允植、鱼允中、闵泳翊在壬午兵变后相继脱离开化党，尹雄烈、尹致昊、俞吉濬和刘鸿基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参与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甲申政变平息后高宗曾表示：“枭獍妖孽，出于世胄贵显。”可见开化党领导者所具有高贵的社会地位。开化党的下层人士的身份多为下级两班和常民，职业则有军人、商人、宫人、下人以及所谓的“壮士”等，有数十人之众。在涉入甲申政变的开化党人中除了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5名领导者以外两班有11人、中人有5人、常民有39人、不明身份者有23人，而不明身份者据推测以常民居多。开化党下层人士的主观能动性不如主导势力，但具体事务则由他们承担，这在甲申政变中体现的特别明显。开化党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开化思想”，这一思想本身便在不断发展中而尚未成形，故难以系统确切地描述开化党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从开化党发展的轨迹来看他们的开化思想是脱胎于实学中的北学思想的，而北学思想并未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故在开化党草创之初开化党人虽期望国家富强，但其思想应该不会太偏离“东道西器”的程度。但是随着他们对日本的欣赏崇拜及频繁的对日交流，他们迅速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决心走一条对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实现近代化的道路。壬午兵变后又加入反清独立的思想，不过到甲申政变为止他们的思想仍处于近代思想和传统思想之间的青黄不接的状态（开化思想）。开化思想旨在使封建末期危在旦夕的朝鲜走上近代化道路的一种进步思想，生产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代表任务是中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刘大致（医生）和吴庆锡（译官）。他们主张：改革腐朽的封建体制，引进近代的文物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封建落后的朝鲜逐渐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到60至70年代有一定政治地位的青年官，如金玉均、洪英植等人倡导并发展这种开化思想。开化思想自成体系，形成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派，到80年代开化思想进入与现实相结合的实践阶段。开化派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虽未成功，但在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上却有启迪民智、争取进步的重要意义。

（六）具体的例子就是开化党人对东方儒家思想和西方启蒙思想的态度，金玉均爱读佛书、厌恶儒学已是众所周知，洪英植亦斥孔孟伦常之道，肆然无忌。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俞吉濬等人离经叛道的言论和举动更是传遍当时的朝鲜，时人对此感叹：“伦理灭矣，国有不亡者乎？若此辈（开化党）不遭亡不旋踵之祸，可谓天理全无矣！”但是开化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团体，当时朝鲜也没有发育出资产阶级，开化党的领导者们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逆子”，所以他们难免儒家的烙印，这点在他们共同持有的忠君思想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金玉均曾对日本人说：“大君主虽极英明聪断，以兹四百年积累之顽俗，猝无化矣，势不得有一番大更张，改革政府，然后君权可以尊、民生可以保矣。虽灭身抉腹，惟尊王室以报我君主之恩。”后来英国驻朝总领事阿须敦问他：“若当有变之时，公辈何以处身？”金玉均毫不犹豫地回答：“若有事，理当与国王同死而已。”朴泳孝在甲申政变后亦曾上疏表白开化党发动政变：“实因于忠君爱国之心，而不因于篡逆乱国之意。”虽然当时尹致昊在日记中骂过高宗李熙是昏君，但总体来说开化党极力标榜忠君，也不反对君权。而在甲申政变以前开化党人的文明开化观念完全从日本囫囵吞枣地学来，对西方启蒙思想了解很浅，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迹象，直到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领导者才开始直接领教受西方思想熏陶。信仰基督新教的徐载弼后来更回国传播启蒙思想，但此时开化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了。以上所说的“开化思想”只适用于开化党的领导者，而开化党中的下层人士的思想与动机显然不会达到这种高度。在朝鲜这样一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里他们作为受压迫的阶层，对“翻换世道”、社会改革的渴望不亚于开化党领导者，但他们又不可能真正理解开化思想。他们大概认为参与开化党是向上爬的一个捷径，所以他们对“开化”的理解是：“吾辈于开化之世，事若成则当得好官矣。今世常汉（对常民的俗称）皆为好官矣。”反映出他们朴素的思想观念。开化党的领导者亦时常对他们实施开化独立的思想教育，不过应该不会有本质上的升华。开化党的目标显然是“开化”，但当时尚未有人阐明“开化”究竟为何物，直到甲申政变数年之后从美国归来的俞吉濬才在《西游见闻》中首次系统论述“开化”理论，此时开化党已经分崩离析了。而开化党活动时所追求的“开化”目标在甲申政变时所颁政纲中被具体表现出来，总之就是要建设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文明富强的近代国家，正如金玉均对开化党同志所放出的豪言：“如果说日本是东方的英吉利，那么我国就是亚细亚的法兰西。”或是尹致昊所归纳的八字：“兴新改旧，恒图独立。”开化党与当时朝鲜内外部关系的基本情况是：壬午兵变以前接近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集团，向日本传递秋波；壬午兵变以后反对闵妃集团，拉拢大院君集团与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彻底依赖日本，反对清朝。一般认为开化党与守旧党对立，或是与事大党对立，这都是片面的。

（七）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政治势力分为闵妃集团和大院君集团两派，闵妃集团以骊兴闵氏外戚为核心，并有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老论派大族与之联合，自1873年从大院君手中夺权以后构成闵氏一族的势道政治，国王高宗亦受制于闵妃集团。大院君集团则以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中心，南人与北人官僚及“卫正斥邪”的儒生亦属于这一派。而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开化党异军突起，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壬午兵变以前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中大院君集团无疑是典型的“守旧党”，曾在1881年掀起辛巳斥邪运动与李载先谋逆事件，后来更引发壬午兵变，使守旧势力达到顶峰。而闵妃集团则一直主张开港，并对新生的开化党加以倚重，在1880年高宗决议采纳《朝鲜策略》、实施开化政策以后开化党人李东仁、尹雄烈、闵泳翊、洪英植、鱼允中、金允植等开始活跃于开化的第一线，在建立统理机务衙门、创设别技军、派遣赴日绅士游览团与赴华领选使、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等开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不乏开化党人的身影，因此闵妃集团可谓是开化党的同路人。至于“事大党”一说在壬午兵变以前并不存在，而仅停留在封贡层面的“事大”可以说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共识。但是壬午兵变打破这一局面，一方面由于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院君作为兵变祸首而被抓到中国，标榜“卫正斥邪”的守旧党“大院君集团”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扫除一个大障碍，使开化思想与观念迅速流行于朝鲜；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理念与对清态度的不同，稳健开化派从激进开化派分化并脱离开化党，闵妃集团也不再扶持开化党，他们借助清朝力量恢复权势，并更倾向于清朝洋务运动式的改革。而亲清的稳健开化派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也与闵妃集团合作，一道构成所谓的“事大党”。开化党人虽试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推动近代化改革，却遭压制而收效甚微。于是闵妃集团变为开化党的敌人，他们虽未否定开化，但开化党则对其嗤之以鼻，称其：“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并叹息：“实开化党无几人，皆是顽固党，则开化之效，不知在于何日也？”也就是说当权的闵妃集团已被开化党定性为新的“顽固党”（守旧党），这也成为其发动甲申政变的动机。而对于真正的“守旧党”（即大院君集团）时开化党反而充满同情并加以笼络，开化党人曾高度评价道：“大院君，人杰也。”并称：“虽然若非此公之虎威，则不能杜开化而保顽固；非此公，则他日亦难望变顽固而进开化也。”即他们认为大院君虽然在过去有阻碍开化的作用，但将来没有他也不能成就开化。后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政纲第一条便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并在新政府中为大院君的子侄预留职位。同时开化党虽高喊“击灭事大党”，却对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仍给予尊重，在甲申政变时的新政府中也授予他们官职。但是大院君集团已无能为力，而稳健开化派又不买开化党的账，故导致开化党的迅速败亡。

（八）总之壬午兵变后开化党的敌人是闵妃外戚集团，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也是要联合大院君集团与稳健开化派来打倒闵妃集团，开化党在甲申政变时的人事调动以“凡见屈于诸闵者概举当官” 为原则就充分反映这点。有学者据此认为甲申政变的性质并不是开化党要扫除守旧党或打倒事大党的近代化改革或革命，而是独立党为了和外戚对抗，依靠日本势力，企图实行急进式的革新。他们虽然标榜革新，但其本质不过是要打倒外戚政权，建立以非外戚为中心的政权而已。大概在近代朝鲜历史上政治上不得志的名门子弟拥立宗室的不平分子企图打倒外戚的事例并不鲜见，李载先之狱就是其中一例，也就是说独立党和外戚的抗争是朝鲜特有的政权争夺。在开化党的对外关系上亲近日本是其主要特征，自开化党于1879年派李东仁赴日以后开化党要人便不断前往日本考察，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俞吉濬等在甲申政变前均有出使日本或赴日考察学习的经历，他们试图与日本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在政治上借助日本力量对抗国内反对派。经济上多次向日本借款，文化上输入日本式的近代文明，军事上接受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开化党下层也有很多赴日的，他们大多是作为随员或下人跟随主人去日本，有的还在开化党领导者的劝告或推荐下前往日本学习深造，如徐载弼以下李圭完、申应熙、郑兰教、申重模等10多名在日本户山陆军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士官生徒，此外徐载昌在日本学习养蚕、申重模在日本学习日语、申福模在日本学习军事、边树在日本学习化学、南兴哲在日本学习牛痘等等。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则对开化党表示欢迎并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由此开化党在国内的指导者为刘鸿基，在国外的导师当属福泽谕吉了。当时福泽支持开化党是基于其“东洋盟主论”的理念，他认为东洋三国中日本最为优越，故应努力开导朝鲜文明开化，以抵御西洋的入侵。他说：“朝鲜之人民绝非野蛮，虽非无高尚之文思，然眼光尚未分明，如迷失方向者也。若外来者，不可以威胁迫，不可以利侵占，唯正其人心之非，使之自发一途耳。”由于开化党倾意依赖于日本，故又得到“日本党”的称号。但福泽谕吉反对这种提法，他指出甲申政变完全是“事大党”和“独立党”之间的倾轧，或者可谓守旧与改进之争。福泽认为：“‘支那党’之名是非常适合的说法，支那政府干涉朝鲜之内政，喜欢其涉者即是‘支那党’。而日本只是和朝鲜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 除此之外毫无其他关系。但朝鲜人看见希望维持本国独立的人就称其为‘日本党’，其名甚至传到日本中原本在他国主张独立之人。我辈主要乃喜欢他们认可独立，百事有羡慕我日本之情，但此仅乃对方之事，非我国所了解。总之在如今混乱之情况下朝鲜有‘日本党’之名，世间或理解为如‘支那党’之‘支那’二字，产生日本人同朝鲜之内政、内事有关系等嫌疑也无法预料的。”可见这无非是福泽为了开脱自己同开化党、甲申政变的干系的说辞而已。

（九）对于宗主国清朝时一般认为开化党是要反清独立，不过这一目标是壬午兵变后才浮出水面的。之前清朝虽为宗主国，但势力未进入朝鲜，且对朝鲜开化产生关键影响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后来的《朝鲜策略》、《易言》等书无不来自清朝。所以开化党人不但没表现出反清言行，而且不排除对清朝有好感。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在1882年上半年第一次东渡日本时还主动接触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和驻长崎领事余瓗，与其探讨世界大势。但是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日本被福泽谕吉洗脑，壬午兵变后又亲眼目睹清朝对朝鲜的粗暴干涉，遂产生强烈的反清情绪，疾呼“打倒清国”。壬午兵变后朴泳孝、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开化党人奉命出使日本，表面上他们仍与清朝保持交流，金玉均甚至邀请黎庶昌为其新作《治道略论》撰写评论与跋文，还请求清朝出面斡旋朝鲜与更多西方国家建交。但另一面他们却向驻日英、美、俄等国公使痛骂清朝的干涉，并恳请他们直接与朝鲜建交，不要经由清朝。壬午兵变平息、《济物浦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均在汉城驻军，其中清军达3000人，日军仅200人。开化党见清人横行霸道于朝鲜国土，肆意干涉朝鲜内政，反清独立思想日益根深蒂固。金玉均在1883年夏第三次渡日时每周都有一次与留学生的见面会，他在会上教育开化党的留学生说：“西洋各国皆是独立国也，无论某国独立，然后可以和亲，而朝鲜独为中国属国，深可耻也。朝鲜亦于何时可为独立，而与西洋诸国同列乎？”另外朴泳孝亦曾训诫开化党人说：“汝为朝鲜人当有知觉矣！朝鲜乘此时可为独立国。”尹致昊也有类似言论，由此“文明开化”与“反清独立”成为开化党人相辅相成的奋斗目标。然而当时开化党的言论只是单纯想要脱离清朝，并没有或来不及上升到批判事大主义、鼓吹民族主义的地步，清朝在甲申政变前似乎也没对开化党引起足够重视。开化党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形成到壬午兵变；第二阶段是壬午兵变后到策划政变；第三阶段是策划政变到甲申政变，此后开化党便瓦解了。活动历史：第一阶段：开化党形成以后据说曾在1878年谋议第一次具体的改革计划，但由于某位重要同志的死亡而作罢，此后他们把视线转向国外。首先开化党是在1879年委托开化僧李东仁考察日本，开化党之所以把对外考察的对象首选日本，应是受到其鼻祖吴庆锡在参与《江华条约》谈判后告诫“一定要去日本开眼界”的影响，而李东仁早已在釜山与日本人有交往，是开化党中唯一一个在日本有人脉关系的。他从釜山回汉城后将新事物展示给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看，使开化党对日本的兴趣更加强烈，所以委派他去最为合适。李东仁渡日初步奠定开化党亲日的性格，李东仁动身前曾作为开化党的代言人向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交代开化党的基本情况，他将日本称为朝鲜的“兄弟”，欢迎日本来朝鲜通商。并提出朝日全面合作的主张，包括朝日共同开发朝鲜半岛的矿山和田野、开化党负责劝汉城六矣廛与日本交易、向日本借款、并派10多名同志赴日全面学习新文明等内容。

（十）李东仁到日本后学习日语，参加兴亚会，并通过庆应义塾学生兼东本愿寺僧侣寺田福寿结识福泽谕吉，实现福泽与开化党的首次接触。李东仁还带来大量新式文物与书籍，在次年回国后给开化党人看。徐载弼回忆说：“李东仁果然带回许多书籍、照片、火柴等等（当时我们是第一次看到火柴的，因此当我们看到火柴杆划出火花时都为之吓了一跳，并心里想这真是鬼神之造化，日人确实有能使鬼神的才华）。他带来的书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等，我们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读完这些书，尽管那些书全是用日本语书写的，但因为我们大概懂得汉文，故只看里面的汉字也差不多能读懂其意思。在读完那些书籍之后我们仿佛感到真正领悟到世界的大势，而且在心里萌发我国也象其他国家那样应当确立人民之权利的想法。”可知李东仁渡日对开化党发展的重大意义。1880年高宗和闵妃接受第二次修信使带来的《朝鲜策略》之建议，决议对外开放并实施开化政策，这成为开化党发展的首次机遇。但同时大院君集团兴风作浪，掀起辛巳斥邪运动，极力阻挠开港与开化政策，甚至策划拥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取代高宗。在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殊死斗争的风口浪尖中，新生的开化党也受到冲击，开化党的两名重要人物李东仁和李载兢在1881年3月相继蹊跷死亡。其中李载兢是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的儿子，也是高宗的堂弟，他是被金玉均等推为当时开化党的“党魁”的，盛传他死于毒杀。他们的死亡无疑是开化党的损失，多被怀疑是大院君集团所害。不过高宗和把持朝政的闵妃集团力挺开化，因此顶住大院君集团的压力，镇压辛巳斥邪运动，粉碎李载先政变计划，处死和放逐许多守旧党，开化党也就渡过第一次难关。随后开化政策顺利实施，继建立统理机务衙门后开化党人闵泳翊、尹雄烈创设别技军，洪英植、鱼允中参与绅士游览团赴日考察，金允植率团出使中国学习洋务，并谈判《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大有如日方升之气象。不过开化党与闵妃集团实为同床异梦，开化党从一开始就不满当权的闵妃集团，早在李东仁访日之际便称：“国王（高宗）、王妃（闵妃）、领议政（李最应）、王妃之兄（闵谦镐）四人合议便成势道，因此政府之事不过百事因循而已。”即便是1880年闵妃集团实施开化政策、起用开化党人以后开化党与闵妃集团仍存在隔阂，1882年春花房义质曾对一名向他抱怨当权者的开化党人说：“回顾去年，有李太师（李裕元）之谪，有李载先之死，有洪在鹤之斩，仆外人过见之，有开化党得力擅势之形。希闻此怨望执政者之言，仆未能解也。”壬午兵变以后开化党与闵妃集团之间终究因利益不同而转为敌对关系了，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开化党核心力量在当时尚未参与政务。他们宦途未扬，究心泰西之学，抵掌谈富强之策，在潜心研读完各种书籍和见闻以后也萌生亲自去日本体验近代文明的想法。他们经过朝鲜高宗的批准，于1882年1月动身东渡日本，其中朴泳孝因事未能成行。他们不仅考察日本的各种新式文物与设施，还与日本朝野人士展开广泛交流，得到其热情支援。

（十一）金玉均透过已入学庆应义塾的开化党人俞吉濬的介绍而会晤福泽谕吉，并在福泽的引荐下认识井上馨、后藤象二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涩泽荣一等日本政经界巨头。福泽谕吉教导金玉均等人说日本作为世界的文明国，保有完全的主权，而朝鲜虽有两千年以上的文明，却甘于做清国的属邦。金玉均等人接受福泽的教诲，渐渐明白独立自主的真谛，并憧憬朝鲜像日本那样短时间内跻身文明国的行列。经过对日本数月的考察和福泽谕吉的思想改造之后金玉均对日本充满好感，他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根本概念并非开战、侵略、征韩，只有提携、合作，据此洞察其乃在排除支那之压制。日本国民又尊重亲爱信谊，友爱正义，乃确信其国家与国民为援护朝鲜打开现状之唯一友邦。谋以为同志，并向国王奏言，坚信以此可尽祖国之改造。”这种露骨的亲日态度已埋下开化党分裂的种子，而旋即爆发的壬午兵变则使开化党的分裂提前来临。第二阶段：1882年7月大院君集团利用壬午兵变将闵妃集团赶下台，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也仓皇回国。壬午兵变是开化党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首先的影响表现在朝鲜国内的开化党受到冲击，参与开化政策的开化党人尹雄烈、闵泳翊等都在壬午兵变中遭到起义军民的追杀而逃之夭夭。而在国外的开化党人则有两拨：一拨是出使中国的金允植、鱼允中；一拨是在日本考察和留学的金玉均、徐光范、尹致昊、俞吉濬等人。当时金玉均、徐光范及其随从正在马关准备回国，期间得知壬午兵变的消息；尹致昊、俞吉濬在东京留学，他俩听说壬午兵变的消息后立刻上书日本政府，请求出兵推翻大院君政权，并随即南下马关与金玉均、徐光范磋商局势。他们磋商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可推测出是借日本之力打倒大院君集团的事宜。金玉均在听说壬午兵变的消息后有希望幻灭之感，但他又自慰道：“摄政国父虽顽梗，然其政治正大。国王殿下聪明而乏果断，必以死说国父。”幻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挽回局势。在中国的金允植、鱼允中直到壬午兵变时还引金玉均等人为“同志之友”，并曾与之“忧叹国事”、“约共扶国”。金玉均对鱼允中起初充满敬仰，他状元及第的主考官就是鱼允中，在访日时也随身携带鱼允中所撰的见闻录《中东记》作为指南。但金允植、鱼允中出使中国，倾向洋务运动。而金玉均等则因访问日本而崇尚明治维新，两者理念逐渐分道扬镳，以壬午兵变为契机使他们正式决裂。金允植、鱼允中闻知壬午兵变的消息后力请清廷出兵，并作清军的向导，还参与清朝逮捕大院君的谋议。正值此际，金玉均、徐光范也随花房义质回朝鲜，撞上正在为清军服务的鱼允中，并从“同志”鱼允中口中探知将要抓捕大院君去中国的机密。金玉均痛批这是：“欲救一时之急而将国权卖与清奴者也，不如另外招募有志之士，以图作为，继则讲求立国之策。”于是金玉均欲前往汉城与朴泳孝等谋议挽回大局，朴泳孝听说金玉均回国后也试图去仁川与金玉均谋议，两者在途中失之交臂。而大院君也想将“里通外国”的开化党金玉均抓起来，金玉均则四处藏身，期间就发生大院君被清军逮捕并押往中国的事件。

（十二）金玉均听说后悲愤欲绝，认为朝鲜主权已失，于是决心以死恢复本国的自主权。他与鱼允中也绝交了，金允植、鱼允中脱离开化党后形成亲清的稳健开化派，而闵妃集团也与开化党渐行渐远。1884年6月原属开化党的闵妃集团巨头闵泳翊从美国归来，金玉均、徐光范、尹致昊等开化党人还前往仁川接风洗尘，结果发现他的思想已改变，不再是“同志”了。稳健开化派与闵妃集团合流，形成所谓的“事大党”，与激进开化派组成的开化党相互对立。壬午兵变虽造成稳健开化派脱离开化党及闵妃集团不再支持开化党的后果，却也使开化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壬午兵变被镇压，大院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王高宗昭告朝鲜八道百姓，宣布：“予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尔等亦宜各懋乃绩，告以嘉谟，言虽不合，必无苛责之理， 庶几补缀前过，共守丕基，则宗社之幸也。”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朝廷便接到大量具有开化思想的上疏，这些上疏虽非开化党人所写，但反映出“开化”已成为朝鲜知识界的共识。在国王的亲自倡导下开化势力增强，从而形成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开化”一词也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当时朝鲜社会的流行语。开化党借着这个机遇迅速扩大势力，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并被高宗委以重任。在《济物浦条约》签订后高宗以朴泳孝为“谢罪兼修信使”，出使日本，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开化党人随行，其间他们创制太极旗，表达独立自主的愿望。他们不仅得到日本政府的热情接待与大力扶持，还以日本为舞台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当然他们也少不了与福泽谕吉等人的接触。金玉均写道：“时日本政府方注意于朝鲜，视为独立国，待公使（朴泳孝）颇殷殷，余察其实心实事，仍与朴君议，遂倾意依赖于日本。”金玉均一行还在日本政府的斡旋下筹措借款，最后在无政府委任状的条件下以釜山关税和端川金矿为担保，由横滨正金银行贷给17万日元，以5万元支付赔款，12万元用于创办开化事业。金玉均在朴泳孝使团回国后还留在日本，想要更多借款，但日本政府告诉他必须有委任状才行，于是就在1883年3月返回朝鲜。开化党既有日本做外援，也不断尝试接近国王高宗，作为进行改革的倚靠。朝鲜高宗起初也对他们予以重用，后来朝鲜政府下发的官方文件《甲申变乱事实》中承认：“逆党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曾经游历日本。我大君主以其薄有才辩，略通外国之情，宠之以显官，待之以亲信。”这些言语便证明这一点。开化党人出使日本归国后朴泳孝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后来迫于守旧党压力而辞职，不久高宗又起用他为广州府留守，并奉命在南汉山城训练新式军队。金玉均回国后被提拔为承政院右副承旨，既而任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参议。洪英植任外衙门协办，相当于二把手。徐光范任奎章阁待教、弘文馆副修撰，1884年从美国归国后升任内衙门参议。

（十三）他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尝试改革，如朴泳孝在汉城设立治道局、警巡局，筹划《汉城旬报》，在广州训练新式军队，与另一开化党人尹雄烈在北青训练的新军南北呼应。但是闵妃集团显然很不乐意看到开化党不断发展，于是他们怂恿高宗于1883年4月调任金玉均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1883年10月免去朴泳孝广州府留守的官职，使其赋闲在家，同时收编他训练的军队。在此期间闵妃集团的权臣闵台镐与外籍顾问穆麟德主张发行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表示反对，并称自己有委任状便可从日本借来300万元，以缓解财政危机。高宗乃颁给他外债募集委任状，金玉均于1883年6月携委任状第三次渡日。金玉均在日本滞留10个多月，四处活动以求借款，但日本政府却食言自肥，导致金玉均一无所获，连借10万或20万都没办法。他的老师福泽谕吉连发《朝鲜政略之急在于挪用我国资金给它》、《挪用日本之资金给朝鲜无风险》、《挪用资本给朝鲜对我国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吁日本政府贷款给朝鲜，但无济于事。 日本拒绝借钱给金玉均的原因是由于那时日本正与闵妃集团政府交涉通商问题，为了能在未来的协定中保留更多特权，日本企图讨好闵妃集团，而不愿给予开化党更多支持。1884年5月金玉均归国时无奈地对福泽谕吉吐露：“没有资金，什么事也无从着手。如今空手归国的话平素就嫉视我、欲置我于死地的闵族一派事大党必逞其非难中伤，策划陷我于绝境。姑且不论玉均自身，我独立党的同志会蒙受沉重打击，改革的计划也会化为乌有，朝鲜除了永远做支那的属国外别无他途。我党与事大党终究不能两立，所以在不得已的场合下说不定会达致最后的决心。”就这样开化党在内有闵妃集团排挤、外无日本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孤注一掷，靠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了。第三阶段：开化党活动的第三阶段的主题无疑是发动政变，壬午兵变后稳健开化派从开化党中分离，闵妃集团不再支持开化党，开化党虽然借助提倡开化改革的社会氛围而活跃一阵子，但终究不容于当权的闵妃集团，因此开化党很早就有起事夺权的想法了。据开化党人俞吉濬记载：“余以游学将向北美之合众国，与洪公英植会金公于日本之东京，议定改革大计，金公在国外，主募住兵人；洪公在国内，主劝撤都下（清日）二国兵，约五年后举事。余一书生，不能有所赞划，只许参听任究，察万国情形。”由此可见在1883年8月间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所率之报聘使访问美国途中滞留日本时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开始酝酿政变，不过还在从长计议中，并未决定短期内发动政变。当时正值金玉均第三次渡日、艰难交涉借款期间他后来透露曾在这段期间委托开化党僧侣卓挻埴从西方人那里买来炸药，同时他还向后藤象二郎、福泽谕吉上了一道《朝鲜改革意见书》，表示改革朝鲜之道有二：一是得君密敕而和平行事也；二是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也。并强调如果采取后者的话则不得不雇佣日本人，请后藤和福泽与自己“共图大计”、“共生共死”，显然这里金玉均是倾向“以力从事”的。

（十四）但那时候开化党人各奔东西，有的在朝鲜，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所以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变计划。等到1884年5月金玉均空手回国后处境日益险恶，被迫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1884年6月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边树等开化党人从美国回国，同年7月徐载弼等士官生徒从日本回国，至此开化党人全部集合于朝鲜，有了谋议政变的条件。而各种压力则加深开化党人的危机意识：闵泳翊从美国回来后就脱离开化党，转而维护闵妃集团的利益，成为事大党的头目；而在1884年9月还被称为“吾开化党”一干事重位的宦官柳在贤到10月就背叛开化党，通过向高宗进谗言而使来京受阅的开化党武装力量；尹雄烈所训练的新军调回北青，使开化党的计划蒙受一大挫折。而开化党人对闵妃集团的腐败无能、清朝的干涉压制更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主弱臣佞，以因循姑息为万全之策，以振作进步为亡国之计，上下汲汲于朝暮之利。顾今国事罔涯，奸臣弄权，财用罄竭，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1884年6月发生清朝惩办李范晋的事件使开化党人更加意识到推翻现政府的必要，李范晋案发生两天后的6月23日金玉均复归外衙门任协办，发现朝廷官员对此案集体失声，不禁同开化党人相与恨叹陈氏（清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之妄悖，及我国政府之无意于保民之意。他们慨叹道：“各国人不惜其身得以开化，朝鲜独不能焉，甚可恨也！”因此开化党人感到形势逼人，不能再等下去，必须立即发动政变，打倒事大守旧的闵妃集团（开化党虽然认为闵妃集团事大守旧，但客观地讲闵妃集团并不算真正的亲清派，而闵妃集团推行的是东道西器的开化政策，严格来说也不算纯粹的守旧派），然后宣布独立，实现开化。促使开化党人下决心发动政变的不仅是以上种种危机意识，还存在有利的外部条件。首先中法战争爆发，清朝调回壬午兵变以来驻扎朝鲜的3000士兵中之一半，而且清朝在朝鲜的威信也由于战况的不利而下降。另外朝鲜国内发生《汉城旬报》事件和李范晋案以及清朝商民涌入朝鲜损害本土商人的利益，使人们滋生反清情绪。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法）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已决意将政变夺权的想法付诸实施了，更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日本态度的变化。金玉均赴日借款失败使一贯亲日的他对日本产生疑虑，但其后日本见清朝陷入中法战争的泥潭，于是蠢蠢欲动，日法同盟说甚嚣尘上。而对朝鲜时日本则希望借此局势驱逐清朝势力，将朝鲜半岛收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开化党再次成为他们的利用对象。1884年10月30日休假10个多月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过去对开化党的冷淡态度，开始与开化党频繁接触，并劝开化党人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夺权。金玉均虽也知道日本政府变幻政略，如儿戏之事。但又觉得独立我国，变革旧习，非借手日本外无策。同时他判断竹添进一郎原本只是一个书生，不是什么强硬派，他归任后如此支持开化党政变，背后肯定有日本政府撑腰，所以开化党接受日本的援助。

（十五）此外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日本的支援坚定开化党发动政变的决心。三日而亡：金玉均成立一支名为“忠义契”的政变敢死队，又集中开化党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包括4名日本“壮士”，着手准备政变。188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确定举事时间和方案，日本也积极配合，驻朝日军在11月11日深夜举行实战演习，甚至惊动高宗，以致在次日清晨召来金玉均盘问。开化党准备就绪并经过多次谋议后在1884年12月4日以洪英植开办邮政局为契机发动“甲申政变”，他们挟持王室，引来日军，砍伤闵泳翊，杀死6名闵妃集团大臣及宦官柳在贤。然后成立新政府，发布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开化党原打算拉拢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但稳健开化派的金允植等人拒绝合作，反而请求驻朝清军出动镇压开化党。12月6日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及亲清朝鲜军进攻开化党及日军，救出高宗，平息甲申政变，开化党的“三日天下”结束了。开化党在经历“三日天下”的短暂辉煌之后迅即遭到土崩瓦解的命运，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士官生徒死于政变，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柳赫鲁、李圭完、边树、郑兰教、申应熙等9名开化党人亡命日本。紧接着闵妃集团展开对开化党的大肃清行动，在甲申政变后便逮捕李喜贞等12名开化党人并将其处死，随后到1886年陆续处决100多名开化党人及其家属。一些未参与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牵连，如尹雄烈、尹致昊父子采取谨慎态度而未涉入，后尹致昊逃到中国，尹雄烈被流放；开化党指导者刘鸿基在政变后失踪；俞吉濬在政变时尚留学美国，听说政变消息后回国，闵妃集团本欲将其处死，但在韩圭卨的保护下幸免于难；此外申箕善、李道宰等对开化党友好的朝臣也遭流放。由此开化党人几乎被赶尽杀绝，流亡日本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虽欲东山再起，但与他一起亡命的8人中除了柳赫鲁以外都远渡美国。福泽谕吉听说闵妃集团屠戮开化党人及其家属的消息后怒斥这是：“人间婆娑世界之地狱出现在朝鲜京城。”他说：“但凡有一国存在，这个国家的人产生独立精神乃自然之势，想留也留不住。故此次趁机将独立党人杀得精光，也只是杀尽人，却不能杀尽其精神。可以明确的是数年之内又可能出现第二个独立党，只要朝鲜存在，此党就不会消失，此次拼命地残杀只不过是无益之劳。”甲申政变后开化党被视为犯上作乱、卖国求荣的“逆党”、“倭奴”而遭到朝鲜上下的抨击，“开化”一词也迅速由流行语变为敏感词。尹致昊感慨道：“想到国事，更无余望，至于开化、独立等，复无无动舌者。前则人民虽不好外交，而有不分是非多有讥开化党者，而尚有说开化之为利者，听者亦不敢太折之。自经（甲申政）变，朝野俱曰所谓开化党者，暗没忠义，连结外人，卖国背宗云，岂有着目开化者而心怀此等意思者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相继回国，主导甲午更张及独立协会等改革运动，但此时他们已不再以开化党之名活动了。

别技军

（一）别技军正式名称为教练兵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军队，由日本人训练。设立于1881年，最初为80人，后扩至400人。1882年“壬午兵变”时被朝鲜军民歼灭。1876年朝鲜开港以后统治朝鲜的闵妃集团开始实行改革，军事改革是最先进行的部分。日本人透过云扬号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使朝鲜人震惊于日本的武力。而日本方面也一再劝告朝鲜整顿武备，早在《江华条约》谈判时日方就曾对朝方代表申櫶说：“当今天下各国用兵之时，以贵国山川之险阻，战守有余，而兵备甚疏虞。富国强兵之术，屡屡言之矣。”并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加特林机枪赠给朝方。是年（1876年）夏朝鲜王朝派遣金绮秀为修信使，率团访问日本。访日期间曾任日本驻釜山理事官的森山茂（云扬号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向金绮秀建议：“念贵国山川之险，可谓远过鄙国，然犹多近海外至之忧，不可以全无备御。所以吾辈之屡屡以游览为言者，周察军制美者化之，一也；审视器械利者移之，二也；历探俗尚可采者采之，三也。归贵国的确立论，图所以富国强兵，唇齿相依，以防外虞，区区之望也。”1880年朝鲜又派遣金宏集（金弘集）为第二次修信使，访问日本，其间中国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所赠的《朝鲜策略》中，亦提示朝鲜应：“延西人教习，以广修武备。讲修武备，考求新法。”在中日两国的多次劝告下朝鲜的军事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一直都急于插手朝鲜军事，他曾在1880年1月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建议书，认为日朝双方的交涉气氛：“虽有恳切之名，而其实难副。倘若能向朝鲜赠送新式大小炮及弹药或轻便军舰一艘，似可颇得其欢心，以至交际上必恳切有加，贸易亦可更近一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表示赞成。1880年11月花房义质出使朝鲜时井上馨又在给花房的训令中进行明确的解释：“我政府如此展示好意，彼国改进论者之心必为之一动。且若言战则示以我舰船武器如此精良，则可破其主战论者冥顽之识，此亦至要之事，此外可以此次之赠物谋求朝鲜军政改革之始。”因而花房此次出使的任务除了仁川开港以外还有“帮助”朝鲜的军事改革，作为拉拢朝鲜、培植亲日势力的手段。当时第二次修信使团回到朝鲜，作为随员的朝鲜军官尹雄烈便积极为筹备新式军队而奔走。此事得到花房义质及公使馆副武官堀本礼造的支持，朝鲜政府中有人主张将设立新军的事情通告宗主国清朝，并与清政府商量，因此朝方久不能决。事实上当时中朝两国确实有军事合作的构想，此前朝鲜已在1879年向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派人到天津学习武器军备，李鸿章欣然允诺，称：“如以后朝鲜有员到津，敝处于练兵制器之法，不难罄其秘要，随意指授，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

（二）1881年美国驻牛庄总领事也在给日本外交官的书函中提及牛庄当地有150名朝鲜人接受清政府西式武器训练的传闻，花房义质出于排除清朝的目的，为了劝诱朝鲜尽快在日本帮助下设立新式军队。在1881年4月26日致书于掌握实权的朝鲜兵曹判书闵谦镐，建议立刻聘请堀本礼造为教师，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朝鲜政府在京军五营（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中选拔80名志愿者，于5月7日在汉城（今首尔）西大门（敦义门）外的慕华馆由堀本礼造进行首次试验训练。日朝双方对于训练结果都颇为满意，认为兵源：“皆健壮刚毅，以为颇可教矣。”其后经过与朝鲜政府的几番交涉，终于在1881年5月20日朝鲜王朝正式决定设立别技军（“别技军”即“精锐部队”之意），教授新式武器及战法，由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担任教官，负责训练别技军。花房对此得意地说：“（朝鲜）真正改革之初步，由我陆军士官之手开启者，是亦交际上数年劝诱之一结果也。”别技军以小铳和洋枪为主要武装，训练地点是汉城东大门（兴仁之门）外的下都监。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任教练所堂上。正领官为韩圣根，左副领官为尹雄烈，右副领官为金鲁莞，参领官为禹范善。此后人数逐渐增加，最开始设立时只有80人，到1882年6月时达到400人。别技军穿着草绿色的军服，薪俸是旧式军队的5倍，肩扛日本步枪。有一部叫做《青又日录》的史料这样记载别技军的训练情况：“初头则班家子三十余人，逐队相回，倭人两汉前导指挥，其服色皆着小战笠，服快子衣，此所谓初学法也。其后则常汉兵队近百人，皆以单衣佩刀荷铳，朝鲜人先习者，为之指挥，教以用铳之法而取其速，一齐应指挥者，一队则如两班人逐队相回，不知其用于何处也。”当时日本教官用日本语喊一声“立正！”，翻译就在旁边翻给大家听。听到“跑步走！”的口令后别技军们一起跑了起来，训练场上顿时扬起一股灰尘。队伍行进中脚步不齐，扛枪的姿势也五花八门。他们开始时听不懂日语，后来慢慢地对口令熟悉了，什么“向右转”、“齐步走”、“向后转”等就不用翻译了。特别是他们在进行射击训练的时候由于日本枪的后坐力太强，因此常常往后跌倒，有的还伤了肩膀，这时教官就过来施以严厉的体罚。1881年7月堀本礼造致信朝鲜政府官员闵谦镐、沈舜泽，阐述建立新军之必要及新式军制，并称：“设立别技军两个月以来队伍略整，行止旋转渐得如意，稍足以见其绪然。”并建议：“联各科教员于我国，速设兵学校，先立其基，而或教士官，或训兵卒，俾之益扩张，则今日之举终不空。”

（三）因此在堀本的建议下闵妃集团增加别技军的人数，并从京城班常子弟中选出“士官生徒”，前往日本户山军校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以作为别技军军官的后备力量。1881年10月朝鲜高宗在昌德宫后苑春塘台亲自检阅别技军，别技军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成为闵妃集团的宠儿，对其特别重视和优待。与此同时旧式军队的地位却迅速下降，与别技军形成鲜明对比。别技军装备先进，衣装整齐，军饷丰厚，而旧式军队的待遇十分糟糕，竟13个月欠发军饷。不仅如此闵妃集团还决定扩充别技军，减少旧军队，将京军五营缩编为武卫、壮御两营，半数旧式军人被迫解甲，在这种情况下别技军与旧式军队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如此别技军与朝鲜百姓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本来别技军由日本人训练，许多朝鲜人对此非常不满，因此民间都俗称其为“倭别技”。1881年5月7日别技军在慕华馆初次训练的当天朝鲜人观者如堵，讥笑嘲骂殆不可制者”。而且别技军训练时荷铳跳踢，尘粉蔽空，附近居民生活深受其干扰，对其更加憎恨。所以别技军虽然为近代化的新式军队，却在朝鲜不得人心，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到了1882年7月23日由于拖欠军饷13个月及反感别技军，旧式军人终于发动暴动，大量汉城市民参与进来，史称“壬午兵变”。别技军作为壬午兵变的重要祸首之一而遭到攻击，旧式军队在兵变当天下午围攻别技军所在的下都监。闵妃集团企图依靠别技军来压制哗变军队，正巧这日别技军放假，400名别技军大部分回家了，只有20多名别技军士兵和堀本礼造等负责人。哗变士兵和附近民众很快击破别技军，杀死营官丁龙燮，砸毁洋枪。堀本礼造趁乱逃跑，起义士兵和市民一路追赶，最终堀本礼造被汉城市民孙顺吉、孔致元以及下都监的杂役尹顺龙活活打死。壬午兵变导致闵妃集团倒台，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大院君下令裁撤别技军，既而闵妃引来清朝军队平定兵变，其后由朴泳孝和尹雄烈分别在广州南汉山城和咸镜道北青继续训练新式军队，仍称教练兵队，通称别技军。不久后南汉山城的别技军被收编为亲军前营，北青的别技军编入南兵营，“别技军”一称至此退出历史舞台。别技军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新式军队，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揭开朝鲜军事史新的一页，但又因为它受日本训练而反映出日本干涉朝鲜的事实，使朝鲜王朝的军事改革深深打下日本的烙印，是开港以后朝鲜进入半殖民地时代的缩影，别技军与旧式军队的差别待遇成为改变朝鲜乃至东亚历史的“壬午兵变”的原因之一。

事大党

（一）事大党是朝鲜王朝末期政府中的一个政治集团，存在于1882年到1894年之间。因其成员坚持事大主义，采取亲近、效忠宗主国“清朝”的立场，因此被敌对的朝鲜的亲日开化党（独立党）及日本人称为“事大党”。事大党形成于壬午兵变后，代表人物有赵宁夏、闵台镐、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金炳始、闵泳翊、闵泳骏等，他们以清朝及其驻朝代表袁世凯为后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在甲申政变以前与金玉均等为首的开化党对立，其后与王室和外戚为首的亲俄亲美派对立，甲午战争以后事大党自动消失。朝鲜半岛政权长期以来有对中国“事大”的传统，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即向中国明朝称臣，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此后一直保持宗藩关系，事大主义也是朝鲜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1636年丙子胡乱以后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对清采取事大政策。19世纪以后朝鲜更是心甘情愿地做清朝的藩属，因此并不存在“事大党”或“亲清派”这一说法，即便是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国门以后也是如此。这从一件事例中即可看出1880年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当时名为金宏集）从日本带来中国人黄遵宪写的小册子《朝鲜策略》，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但是习惯“事大”的朝鲜人对于“亲中国”这一说法感到很奇怪，以致朝廷大臣发出“二百年来我国事大之诚，未尝一分或懈，上国亦待之以内服，曲（加）庇覆，更有何别般效（敦）亲者乎？”的疑惑。1882年在野儒生白乐宽也上疏反驳道：“中国我已服事三百年，别无加亲之道。”由此可见直到1880年代在当时环境下的朝鲜可谓是“集体事大”，不存在某一党一派“事大”或“亲华”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在朝鲜开港后就悄然发生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渗透使许多朝鲜人抛弃事大主义，开始出现脱离清朝的想法，“开化党”就是其代表，于是亲清和亲日两种势力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在朝鲜王朝出现了。1882年7月朝鲜爆发的壬午兵变是形成“事大党”的关键因素，这场由兴宣大院君从闵妃手中夺权的政变引发中国和日本的同时干涉，也是清朝全面插手和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开端。中日两国因为壬午兵变而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对立自然而然地引发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因此在壬午兵变后作为与亲日的开化党对立的“事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壬午兵变平息后不久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团分别出使中国和日本：一路是以赵宁夏为首的谢恩兼陈奏使，包括金弘集、鱼允中等人员，前赴中国；一路是以朴泳孝为首的谢罪兼修信使，包括金玉均、徐光范等人员出使日本。两者在各国的活动也相反，表现出亲华和亲日两种极端：赵宁夏使团与清政府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强化对朝宗主权；朴泳孝使团则在日本朝野广泛活动，竭力呼吁朝鲜独立。至此朝鲜政府中“事大”与“亲日”两派发生明显的分化，许多史学家将此事件看做稳健开化派与急进开化派的分化，其实也是“事大党”形成的开端。

（二）“事大党”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或朋党，只是人们对于当时朝鲜政府中具有某种共同点的政治人物的归类或统称，而这些被称为“事大党”的政治人物本身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结党行为，只是他们在与开化党等势力对立时表现出一致性。这种共同点或一致性就是他们都采取事大主义的立场，主张保持与清朝的宗藩关系，默许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反对日本及其他势力渗透朝鲜。“事大党”是亲日开化党和日本人对他们的称呼，主要用于日本境内，比如从1882年起支援朝鲜开化党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主笔的《时事新报》中就不断采用“事大党”来称呼朝鲜的当权者，而开化党与之对应地自称“独立党”，标榜自己独立自主的反华主张，同时他们还把事大党称为“守旧党”。除了事大党和守旧党这两个称呼外其他叫法还有“清党”、“支那党”等，其中“清党”在朝鲜国内用得相对较多，反映19世纪末朝鲜社会状况的《梅泉野录》有如下记载：“世称金允植、鱼允中为清党，金弘集、俞吉濬为倭党，李范晋、李允用为俄党，三党迭进，而愈不可以国矣。”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的《甲申日录》中也称闵泳翊等为“清党”，而事大党的代表人物金允植也说：“余得清党之目。”甚至少数激进的开化党人还称事大党为“胡奴”、“清奴”等，不仅为金玉均等所常用，在少壮派开化党人尹致昊的日记中可以得到体现。很多史家将“事大党”与闵妃集团或闵氏政权划等号，或等同于“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这些都是不准确或不全面的。壬午兵变后事大党刚形成时闵妃集团的确是事大党，但这只是闵妃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一种策略，并非真心忠于清廷。1884年甲申政变以后作为事大党的对立面的开化党被消灭，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为退缩，因此事大党对于闵妃来说也失去利用价值，转而投向俄国、美国等国来牵制中国，反倒成为事大党的对立面，所以闵妃集团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与“事大”或“亲清”划等号。当然其后闵妃集团不再是事大党，但仍有闵泳翊、闵泳骏等少数人坚持亲清，是事大党的一份子。而且闵妃集团从未像开化党那样宣布与清朝决裂，所以其与事大党虽然有矛盾，但关系并非像同开化党那样不共戴天，至甲午战争前夕又出现合流的趋势。而“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固然是事大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事大党与极端保守的“卫正斥邪派”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事大党都具有变法或变通的思想，依照其程度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组成：一种是主张“东道西器”，要求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但不主张改变朝鲜政治等方面的现状，包括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如同中国洋务运动那样“中体西用”。这种“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是事大党的骨干，他们支持洋务路线，大多数人都有出使中国的经历，比如闵台镐、赵宁夏、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另一派则是传统的士大夫、老臣，他们深受事大主义影响，因为反对欧美日本侵略而亲近中国，变通思想不多，最多要求“利用厚生”等改革，如金炳始、洪淳穆、金炳国等。另外事大党还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后台都是清朝，而直接靠山则是长期担任清廷驻朝大臣的袁世凯。事大党与袁世凯关系融洽，袁世凯也加以扶植，并常利用他们刺探朝鲜情报，作为其与朝鲜宫廷沟通的中介。

（三）基于以上特征，近代朝鲜的事大党官员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中在1882年到1894年期间始终是事大党，并且最活跃的是金允植、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鱼允中，被称为“事大党三巨头”，其他代表人物有闵台镐、赵宁夏、尹泰骏、闵泳穆、闵泳翊、闵泳骏、朴齐纯、金炳始、卞元圭、成岐运等。事大党的政治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82年到1884年；第二个阶段是1885年到1889年；第三个阶段则是1890年到1894年。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领袖人物，在朝鲜政坛亦时有浮沉。政治活动：第一阶段：首先是从壬午兵变平息到甲申政变爆发的1882年至1884年两年时间，这两年可以说是事大党的黄金时期，关键原因是清朝在朝鲜树立的优势地位及得到高宗和闵妃的支持。日本学者田保桥洁曾对此论述道：“当时的朝廷是以外戚闵氏、赵氏为中心构成的。他们的革新是渐进式的，愿意向宗主国清国，特别是李鸿章及其幕僚寻求指导和援助，外戚之所以被称为守旧或事大就是因此。但从中朝一直以来的关系来看这种做法也很自然，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最为稳妥的政策。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与外戚合作是因为上述政治方面的理由，并不一定是阿附于外戚的权力。”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闵妃外戚集团与事大党的合流时期。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闵妃集团的政敌兴宣大院君被押往中国，大院君的党羽也被肃清殆尽，因此闵妃及骊兴闵氏家族对清朝感恩戴德，倒向事大党一方。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朝鲜政府可谓一切指挥听清朝。把持实权的闵台镐和赵宁夏（亲华的神贞王后赵大妃的侄子）是当时事大党的领袖，名义上的政丞金炳国、洪淳穆等也倾向中国。闵氏麾下的闵泳翊、闵泳穆、闵应植、尹泰骏、李祖渊、韩圭稷、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事大党亦十分活跃，把持着朝廷要害部门，与袁世凯、陈树棠等清朝驻朝官员和将领保持密切关系。比如金允植请袁世凯为其练兵，尹泰骏更是公开声称：“谁敢驳斥清朝驻朝代表陈树棠，以辱北洋大臣，谁就是朝鲜的乱臣贼子。”这些事大党大多数都有出使中国的经历，他们对中国的洋务运动感佩不已，因此在他们执政期间以“自强”相号召，走清朝的洋务路线。1883年金允植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三清洞成立朝鲜历史上第一个近代企业——机器厂，并按照清朝的建议效仿中国总理衙门分别设置内衙门（统理军国事务衙门）和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设立海关，由清朝代购洋枪洋炮、训练朝鲜军队等。事大党当权者还同清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不仅使清朝在朝鲜获得领事裁判权，还赋予清朝比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列强更多的权利，清朝则在朝鲜建立租界，使其宗主权实质化。清朝也利用朝鲜事大党当权的机会，明确中朝宗藩关系，公然在汉城南大门（崇礼门）竖起一面大书“朝鲜是中国之属国”的旗子，并将穆麟德（德国人）、王锡鬯（王伯恭）、马建常（马相伯）等人安插进朝鲜政府要害机关，与事大党相互利用，加紧对朝鲜的内政干涉。事大党的如日中天，自然令亲日的开化党和日本人非常不满，与之不共戴天。

（四）开化党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年轻士族为主，他们都有留日的经历，十分仰慕日本的明治维新。企图在日本的支援下赶走中国势力，实现朝鲜独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独立党”。当时金玉均、洪英植等任外衙门参议，朴泳孝任汉城府判尹，利用他们的职权进行许多开化改革事业，如设立博文局、治道局、警巡局、邮政局，开办《汉城旬报》等。也与日本签订一些协定，以出卖国家利权的代价换取日本的支持，以反对事大党。事大党察觉到开化党的举动后于1883年夏开始反击，将金玉均、朴泳孝等外调，阻挠开化事业。开化党处处遭到事大党的压制而动弹不得，因此对以闵台镐、闵泳翊父子为首的事大党恨之入骨，决心采取非常手段来对付所谓的守旧党——事大党。事大党和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也给事大党的统治造成较大威胁。事大党的另一个威胁来自外部因素，原来当时中法交恶，清朝处于劣势，使原想托庇于清廷的朝鲜王室开始疑惧。而1884年春清朝内部发生甲申政潮，恭亲王奕䜣被慈禧太后逼下野，醇亲王奕譞上台。醇亲王是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而兴宣大院君则是高宗李熙的生父，两人境遇相似。因此清廷此举被朝鲜解读为释放被关押在中国的大院君回朝鲜的信号，风传大院君即将归国，因此加剧闵妃集团对清朝的离心。至此闵妃集团和清朝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因此从1884年2月开始闵妃集团中的一些人就脱离事大党，开始寻求联日或联俄的方针。比如前营使韩圭稷就受国王密令拜访日本代理公使岛村久，请日本出兵保护朝鲜，防止大院君回国夺权，甚至还磋商闵妃前往日本公使馆避难。而李鸿章派来监管朝鲜的穆麟德则背叛清廷，向朝鲜王室鼓吹引俄拒日，导致朝鲜于1884年7月背着清朝与俄国签订《朝俄修好通商条约》。而清军在朝鲜的一些不法行为也引起朝鲜人的反感，比如1884年6月发生的李范晋事件中陈树棠对此事处理不当，引起朝鲜普遍不满，就连事大党核心人物金允植也在对清朝官员周馥的一封信中猛烈批判。如此种种内外因素使表面上政权巩固的事大党处境愈发困难，也给正在等待时机的开化党以可乘之机。1884年夏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到朝鲜，对开化党释放积极信息，开化党如虎添翼，开始与日本方面一道策划发动推翻事大党政权的政变。竹添公然讥讽事大党，比如他对金弘集说：“吾闻贵国外衙门内，亦为清国奴隶者数人，吾耻之同周旋！”又对金允植说：“君素能于汉学，又深有附清之议，何不入仕于清国？”据当时开化党人朴泳孝分析称事大党在1884年下半年已经分为两部分：第一事大党（支那党）完全听从中国调遣，认为依赖中国可以国家太平，日本则不可信赖，包括闵台镐、赵宁夏、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第二事大党虽然表面上也从属中国，但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与开化党（日本党）对立，包括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闵应植，由此可见事大党已经非常削弱。事大党内部人员不断流失，外部遭到开化党和日本人的攻击，其政权摇摇欲坠。

（五）在这种情况下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甲申政变，一举暗杀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闵泳穆、赵宁夏、闵台镐6名事大党，并砍伤闵泳翊。而金允植、金弘集等事大党不仅幸免于难，还被列入开化党新政府名单中。随后金允植等事大党残余乞求清军出兵，于是袁世凯于12月6日率军攻入王宫，与开化党及日军作战并取得胜利，粉碎甲申政变。开化党要人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随竹添进一郎逃亡日本，洪英植等上百人其后被朝鲜政府逮捕并处死，开化党的势力至此基本被肃清。但不管怎样，这次政变对于事大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事大党的后台袁世凯也不禁感慨包括与他交际最深的尹泰骏在内的事大党诸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于是事大党的政治活动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甲申政变后开化党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在朝鲜政坛上一度消失，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大为削弱，不得不采取“退婴政策”。袁世凯在1885年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面加紧对朝鲜的干涉，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这为事大党提供温床。另一方面作为闵妃集团对立面的开化党的暂时肃清，事大党对闵妃集团来说也失去利用价值，所以在甲申政变后不久高宗和闵妃就倒向俄国，企图借助俄国之力来遏制中日的冲突和清朝的干涉，于是引发“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这也为袁世凯扶植事大党提供必要性。在1884年到1889年这一阶段中闵妃集团几乎集体倒向俄国和美国，只有闵泳翊起初仍坚持效忠中国。而袁世凯重点扶植的事大党则是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此三人被称为“事大党三巨头”。特别是金允植当时出任外务督办，独当一面，是这一阶段事大党的领袖人物。1885年7月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所拟的《朝鲜外务办法八条》呈给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是日本劝中国加强对朝宗主权、防范俄国的建议书，也是甲申政变对朝“退婴政策”的反映。其中提到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诸人，皆可托以国事者也，即建议中国扶植事大党。然而高宗和闵妃却对此颇不以为然，极力打压事大党，袁世凯报告当时朝鲜政况说：“韩廷群小执政，贿赂公行。疑忌百出，又欲尽除廷臣及华党，杜绝人口。”因此事大党纵然有袁世凯扶植，其处境亦十分艰难。1886年春鱼允中又因事忤领议政沈舜泽而被罢官，而后另一名事大党卞元圭亦因弹劾闵应植而得罪闵妃集团，而遭“削职远配”之处分。不久朝鲜政府在闵泳焕、闵泳韶等人的策划下以肃清开化余党为由进行大整肃，申箕善等九人遭惩处，而作为事大党的金允植、鱼允中也被牵连（罪名是埋葬朴泳孝自杀的父亲朴元阳，将以附逆律论处）。但在金、鱼两人定罪之前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加以维护，他说：“允植仅存之硕果，一人之去留，系乎韩邦之安危。关于中朝之政令，在他人或可不争，在允植断不可不力争。从此不问，以后藩邦名实亦将渐次无存，诸事棘手。”由此袁世凯暂时保住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

（六）到1886年夏秋之交又发生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事大党闵泳翊向袁世凯告密，结果导致袁世凯图谋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为王的事件，直接导致闵泳翊与袁世凯反目，脱离事大党。闵妃集团一方面在积极联俄、美以求自主的同时另一方面加紧对事大党的攻势，鱼允中、金宏集都被调任闲职或外职，远离权力中心，对担任外务督办的金允植，闵妃集团一直非常忌惮，尤其是1886年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后金允植卷入袁世凯的废君阴谋更为闵妃所不容，直到1887年夏随便找个借口将金允植予以罢黜并流放，此后到甲午战争时金允植离开朝鲜政坛。到这时事大党要人几乎被闵妃集团全部逐出朝鲜政坛，进入事大党最低谷的时期。尽管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等事大党巨头相继倒台，但袁世凯仍不放弃扶植事大党的努力。闵妃集团虽然打压事大党，但其只是反对清朝的内政干涉，而并未像开化党那样完全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因此利用这点，袁世凯转而拉拢闵妃集团的近臣闵应植、闵泳焕、韩圭卨、李钟健等人，让他们在高宗和闵妃面前说中国好话，并为事大党输送血液。袁世凯甚至连朝鲜宫中的宦官都要扶植为事大党，他曾在报告中说：“韩王有中官金圭复、黄允明等，为宦官中之最有权者。甲申之乱，颇感卑府之恩。近见势孤祸急，宫内一切动静，时派小宦来署密报。卑府存中国体制，均不答报，只慰问其来人。”以上事例既说明袁世凯为扶植事大党无所不用其极，又反映出当时事大党处境困乏、捉襟见肘的状况。这种状况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朝关系的缓和才有所起色，于是事大党的活动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甲申政变以后的几年时间中事大党遭到闵妃集团的打压而陷入低谷，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则竭力维持。到1890年以后随着围绕朝鲜半岛的各种外交风波次第平息，中朝关系逐渐缓和，在朝鲜政坛中一度低迷的事大党也有所起色。首先是袁世凯的笼络和扶植政策取得成效，其中闵妃重用的外戚闵泳骏成为这一阶段事大党的领袖。闵泳骏是继闵泳翊之后骊兴闵氏家族的头号人物，很受闵妃宠幸。同时又是一个大贪官，是卖官鬻爵的高手，聚敛已久，众怨丛归。不过却坚持事大主义，效忠清朝，对袁世凯也颇为敬服。袁世凯开始认为他臭名昭著，心未之善，绝少往还。但到1891年夏以后改变主意，开始于闵泳骏联络，并加以扶植。闵妃亲信洪在羲（洪启薰）也是袁世凯培养为“事大党”为的对象，从1888年“朴定阳事件”发生以后洪在羲与袁世凯的关系日趋密切，成为袁世凯与朝鲜宫廷之间的桥梁，多方为袁世凯奔走，袁世凯每以“大义”激励，颇得提携之力。闵妃的另一宠臣郑秉夏也在1892年以后被袁世凯极力拉拢，逐渐由亲俄派变为亲华派。随着闵妃身边的亲戚和近臣被袁世凯“改造”为事大党，高宗和闵妃的对华态度也发生变化，不再热烈地追求自主，而重新加深对中国的依赖。

（七）这从袁世凯在1892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泳骏因乘机约同近臣郑秉夏等，每当晋见，必盛言中国富强，天朝宽大，宪台（李鸿章）之厚德可感，职道（袁世凯）之筹助为诚。其君妃渐悟前非，遇有事端，必遣人与职道密商筹办。泳骏等尤得所借口，持议愈坚，时劝君妃敬服中国，恪守藩礼。虽其君妃自主妄念刻尚未能尽消，然频年猜忌之心，已去十之七八。”1893年朝鲜忠清道报恩郡发生东学道集会事件（报恩大会），朝鲜高宗首先想到中国出兵平乱，并派朴齐纯与袁世凯商议，此事虽然未成，但反映出事大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所起到的效果。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初事大党逐渐恢复元气，但好景不长。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事大党首脑闵泳骏与袁世凯磋商借兵助剿，并怂恿高宗向中国乞援。应邀来援的清军抵达朝鲜以后自甲申政变以来已隐忍十年的日本认准这次大好时机，决心在朝鲜半岛与清军决一死战，因此不请自来，也派大军来朝鲜。日军抵朝后一面胁迫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一面扶植金嘉镇、安駉寿、俞吉濬等新一代亲日开化派活动，闵泳骏等事大党的处境日益艰难。1894年7月19日袁世凯撤离朝鲜，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事大党把持的政府被解散，由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出面建立亲日政权。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清军的迅速溃败，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被日本驱逐，事大党自行消失，就这样清廷和袁世凯历经十多年辛辛苦苦扶植的事大党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而宣告瓦解。事大党瓦解以后闵泳骏逃往中国，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等前事大党摇身一变，加入亲日政权并担任要职，逐渐成为亲日派，在“甲午更张”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金炳始、沈舜泽等老臣则变为亲俄派，不过日本人也对金弘集、金允植等由事大党变身的亲日派不甚满意，称：“金总理（金弘集）、金外务（金允植）、鱼度支（鱼允中）三人多少带有支那臭味。”但不管怎样，事大党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在甲午战争后不复存在了。朝鲜王朝一直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属国，基于儒家理念的“事大主义”思想支配朝鲜人好几个世纪（“事大”一语本身就出自儒家经典《孟子》中的“以小事大”），因而当时大多数朝鲜人对中国尊敬和依赖，对日本则一直怀有疑虑乃至仇恨。朝鲜近代史上存在12年（1882～1894）的“事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自然也是事大主义，因此事大党在朝鲜纵使有开化党的对立和闵妃集团的打压，仍在朝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大党头子金允植曾在给一个日本人的信中写道：“贵国（指日本）之于敝邦，向来通问绝罕，情志未孚，小民无知，见其衣服言语之不同，便怀疑惧。至清国则往来较数，耳目习熟，制度文字，多仿于是。自前世以来，恪守事大之义，现时局虽变，不便遽改前规。小民之心，亦知清国是庇护我，非贪害我。”金允植还说：“与清国稍近者，辄目为清党，视若异类，仆亦大笑，甘心受之。”毫不回避甚至乐于承认自己是“事大党”（清党）。

（八）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事大党所秉持的“事大主义”与传统有很大不同，这在金允植的言论中同样有很明显的体现。早在1861年金允植就在送他老师朴珪寿出使中国的文章中写道：“我之于清，大小虽殊，实唇齿之国也。清之不幸，非国之福。今海内鼎沸，山川幅裂，藩镇之雄，拥众观变，其细作往来旁午，以报朝夕之奇，独我东限以鸭水一带，闲若无事，不闻门外之事可乎？”并以为：“朝鲜今臣事清亦二百有年矣，其盛也，与之深好；其衰也，岂可无咫尺之书，以示共患难而全终始乎？”这就是金允植的事大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局势的关心及对中朝唇齿相依、同甘共苦的深刻认识，但已基本不是出自儒家所谓的“君臣义理”，而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金允植等人也是效仿中国洋务运动，主张“东道西器”，以此使朝鲜富强，因此与走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开化党有隙。金允植在1881年出使中国天津时就曾对李鸿章明言：“敝邦在中国为属国，在各国为自主。”后来金允植出任外务督办，处理外交事务时亦曾在1887年对美国公使丹时谟说：“朝鲜是真正自主的王国，清国只不过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因为自己弱小，所以要求清国给我们建议和援助。”后来美国人问他：“清国皇帝也是朝鲜的皇帝吗？”金允植回答：“岂有此理，朝鲜有朝鲜国王，清国有清国皇帝。”美国人又问：“那么，清国皇帝是朝鲜国王的皇帝吗？”金允植明确告诉他：“不是，朝鲜国王和清国皇帝是对等的。但因为清国皇帝拥有更强大的国家和力量，所以国王一直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兄长。”从上述金允植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发言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事大主义”思想，即在坚持朝鲜的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借助比自己强大的清朝的力量，因此也不难解释金允植后来变为亲日派的原因，因为这同样也是出于现实主义。持这种思想理念的不仅是金允植，其他事大党也是如此，闵泳翊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受日本和俄国侵略才接近中国。事实上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达自己对中国干涉的强烈不满，后来又在袁世凯企图废黜高宗时脱离事大党，并主导朝鲜派使美国的脱华自主活动。鱼允中曾在1883年的勘界活动中故意说“土门江”不是“图们江”，企图向北蚕食中国土地，可见事大党即便亲华也是为本国利益活动。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人投靠日本，闵泳骏更是被定性为“韩奸”（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由此可见清末朝鲜的“事大党”出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理念与明代（尤其是明末）朝鲜士大夫出于儒家义理、视明朝为“君父”的事大主义及后来的尊周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注定事大党不能长久维系、在失去靠山后立刻瓦解的命运。

庶孽禁锢法

（一）庶孽禁锢法是朝鲜王朝时期的一项针对两班妾室所生的子孙的制度，为朝鲜王朝所独有。肇始于朝鲜太宗年间的1415年，定型于朝鲜成宗颁布《经国大典》的1485年，以“不列东班”、“限品登用”、“禁赴文科”、“世代禁锢”为核心。其中良妾所生为庶子，贱妾所生为孽子，虽然庶子在该项制度设计中的待遇略高于孽子，但没有本质差别。朝鲜王朝后期庶孽禁锢法有所松动，“庶孽许通论”和“庶孽通清论”被不断提出，也取得一定效果。但历代国王碍于百年积习及两班利益而未能彻底废除，到1894年甲午更张时正式废止这项制度。庶孽禁锢法是在朝鲜王朝初期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和等级秩序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朝鲜民族自古以来流行“从母法”的习俗，高丽靖宗年间正式将“贱者随母”的规定明文化。不过在朝鲜王朝以前，虽然对贱妾所生之子（孽子）有从母法的规定，对于良妾所生之子（庶子）并无过多限制。当时的规矩一般是贵族让贱出儿子出家为僧，王室也是如此。到了高丽王朝后期随着社会的动荡、纪纲的解弛，出现崔沆、崔竩这种孽子出身的掌权者以及位列宰辅的蔡河中、权仲和等孽子出身者。而且当时两班阶级的婚姻关系逐渐混乱，出现两妻甚至三妻及“以妾为妻”的状况，然而嫡子始终占据法律优势，这种矛盾状况造成两班死后土地分配的纠纷。朝鲜王朝初期实行科田法，原则上实行土地国有，因此暂时不存在土地分配的问题。但“功臣田”允许世袭，同时科田法逐渐被破坏，导致诸子争嫡的问题再次严重化。1414年朝鲜太宗接受司宪府大司宪柳观的建议，在妥善解决之前的争嫡问题的同时明令禁止多妻制，实行一妻多妾、妻妾分明的婚姻制度，这就为随即出炉的庶孽禁锢法做好准备。此外在朝鲜太宗时期实行的奴婢从父法，也是庶孽禁锢法出台的背景。朝鲜建国以后为了强化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增加赋役人口、减少贱民数量，一改之前的奴婢从母法惯例，实行奴婢从父法。太祖时期的1397年就曾规定若是良人与自己的奴婢生的孩子，算作良人。到了太宗时为了扭转因从母法而导致的“贱口日增、良民日减”的现象，于1414年宣布全面实行奴婢从父法。物极必反，这样一来又滑向另一个极端，大量奴婢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变成良人，谎称自己丈夫为良人或者指认他人为孩子的父亲（不父其父），以致朝廷产生“公贱尽为良人”的忧虑。在这种放宽身份制度、允许母贱子良的同时需要另立一新法作为补充，来制约庶孽尤其是孽子，以免等级制度的紊乱。在庶孽禁锢法出台后的1432年朝鲜世宗恢复从母法，但对于两班以及40岁上以上却无子的良民与奴婢所生之子仍许从良，同时施以庶孽禁锢法的紧箍咒，在朝鲜王朝大部分时期都保持着这个状态。此外在朝鲜王朝流传着一种说法是因为郑道传出身庶孽，太宗（或者是首倡此议的徐选）对他深恶痛绝，所以连累整个庶孽阶层遭到禁锢。但此说可信度不高，至少也不是主要原因，另有说法是该方案的实施含有太宗为了限制太祖庶兄李元桂子孙的意图。一般认为1415年朝鲜太宗接受右副正言徐选等的建议，开启庶孽禁锢法的先河。当年六月朝鲜发生大旱，太宗为减灾而令百官上书言事，其中徐选等六人便上呈“宗亲及各品庶孽子孙不任显官职事，以别嫡妾之分”的建议，得到太宗的允许，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即实行奴婢从父法以后）对孽子的限品登用就开始了。

（二）1414年正月太宗规定：“二品以上自己婢妾之子，永许为良，限五品。”1415年三月进一步规定：“三品所生限六品，四品所生限七品，五六品所生限八品，七八品所生限九品，九品权务所生限学生。”孽子需要在一般军役外的补充军“司宰监水军”服役后才能起用。庶孽禁锢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数十年时间内处于不断扩大化的过程。徐选等虽然提出要庶孽一体禁锢，但实际上在太宗朝对庶子（良妾所生之子）并未有所举措，而是集中于对孽子（奴婢等贱妾所生之子）的规定。到了世宗朝时对于孽子的禁锢法规已经基本确定，于是矛头被转向庶子。世宗时期有部分功臣有庶子而无嫡子，世宗欲授予庶子正常仕途，遭到群臣反对。于是世宗规定二品以上的承重庶子（传承家业的庶子）可以授予正常仕途（即许入东班或文班），其余情况限品登用，于是庶孽禁锢法也开始适用到庶子身上。当时尽管朝臣对一些受国王重视的庶孽（如功臣后裔或宠臣）担任东班官职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仍有部分庶孽凭国王恩宠叙用东班职，甚至做了大官，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柳子光。到了朝鲜成宗时期随着《经国大典》定本的出台，庶孽禁锢法正式确固下来，而且更加严格（朝鲜王朝有说法是鉴于庶孽中出现奸臣柳子光的教训）。《经国大典》中的“吏典”中规定：“文武官二品以上，良妾子孙限正三品，贱妾子孙限正五品，六品以上良妾子孙限正四品，贱妾子孙限正六品，七品以上至无职人，良妾子孙正五品，贱妾子孙及贱人为良者正七品，良妾及贱妾子孙限正八品。”“礼典”中规定：“罪犯永不叙用者、赃吏之子、再嫁矢行妇女之子及孙及庶孽子孙，勿许赴文科生员进士试。”朝鲜明宗时颁布的《经国大典注解》中将庶孽禁锢的范围从曾孙以内扩展到“子子孙孙”，从此庶孽只能按规定担任西班（武职）或杂职（技术官僚），从法律上堵住其出头之路，事实上等于将庶孽排除出两班阶级，以“不列东班”、“限品登用”、“禁赴文科”、“世代禁锢”为核心的庶孽禁锢法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在朝鲜中宗、明宗年间的庶子出身的文人鱼叔权便对此法很抱不平，写道：“庶孽子孙，不许科举仕路，非三韩旧法也。按《经济六典》，永乐十三年，右代言徐选等陈言：‘庶孽子孙勿叙显职，以别嫡庶之分。’以此观之，永乐十三年以前，则显职亦叙，以后则只许科举正班而已。自撰定《（经国）大典》之后，始加禁痼，至今未百年矣。覆载之内，九州之外，据土地而以国名者，奚啻百数？而未闻有禁痼之法。况乡吏、水军，役之至贱，而犹赴科举，语其内外世系，则初无本贯可据，或嫁流民，或娶逃人，谁能辨其良贱哉？以卿大夫之子只无外家，而世世禁痼，虽出众之才、适用之器，终屈首死牖下，曾乡吏、水军之不若，可怜哉！”在鱼叔权稍早前赵光祖就提出过修正此法，这种建议被称为“庶孽许通论”。朝鲜明宗和朝鲜宣祖时期成百上千的庶孽曾两次联名上书，请求“许通”。在1583年女真酋长尼荡介入侵之时兵曹判书李珥也提出让庶孽去东北六镇服役三年后“许通”的办法。同时赵宪也以明朝为榜样，提出“庶孽许通论”。庶孽“许通”势必会触及当权两班的既得利益，自然未被采纳。

（三）壬辰倭乱前后尽管朝鲜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有纳粟许通的例子，也有军功许通的例子，但这只是个别的特殊状况，庶孽禁锢的规矩基本还是雷打不动。光海君时期发生的大狱“七庶之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庶孽禁锢法，仁祖反正后朝鲜仁祖接受李元翼、崔鸣吉等的建议，于1625年颁布《许通事目》，允许将禁锢范围从“子子孙孙”缩减到曾孙以内（庶子之孙、孽子之曾孙），禁锢范围内者在灾荒时纳粟许通。于是参加科举（文科）的庶孽越来越多，从1597年庶孽禁锢法实施后首次有庶孽科举及第后到1735年间出现42名庶孽出身的登科者，虽然也是较大突破，但比起在138年间的登科总人数来说如同沧海一粟。1695年岭南（庆尚道）地方988名庶孽联名上书，请求废除“纳米赴举法”（不纳粟就不能参加科举），扩大“许通”范围。1724年更达到五千庶孽联名上书的程度，到1745年英祖颁布《续大典》时宣布：“庶孽许通，纳米赴举之规，永为革除。”换言之即原则上允许庶孽及其子孙无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了。 在已允许无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下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庶孽“通清”（“清”泛指清要职，即台谏一类的“清职”和参上官以上的“要职”）问题，朝鲜英祖在位末年于1772年颁布“通清”命令，允许登科举、入东班的庶孽出任清要职，并当即起用几名庶孽为司宪府持平和司谏院正言，为朝鲜王朝开国以来的破天荒之举，因为即便是柳子光这样的庶孽出身的宠臣也未能做到清职。不久后英祖去世，朝鲜正祖继位，进一步将祖父实行的庶孽通清政策明文化与详细化，于1777年出台《丁酉节目》，对“通清”范围加以规定。正祖本人在设立奎章阁的同时也任命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庶孽出身的学者为检书官，参与机务。1823年万余庶孽联名上书请求扩大“通清”范围，于是朝鲜纯祖出台《癸未节目》，将“通清”范围上升到从二品。在宪宗、哲宗、高宗三朝时期庶孽联名上书时有发生，同时身份秩序也进一步松动，庶孽禁锢法虽未被完全废除，但约束力大大缩小。哲宗朝曾有一部叫《葵史》的书问世，是朝鲜王朝建国以来关于庶孽政策的资料汇编，其名字寓意就是出自朝鲜宣祖所言的“葵藿向阳，不择傍枝；人臣愿忠，岂必正嫡”一句。高宗朝的处士黄玹对当时社会的庶孽问题有如下一段论述：“俗呼庶孽曰椒林，以椒味孽孽然也，又曰一名、曰偏班、曰新班、曰蹇脚、曰左族、曰点族，琐屑卑贱，虽出自卿相之支，而品第等级仅与中人相齿，故通称‘中庶’。宦途既枳，只营口腹，或业武止于营将、中军，或依营幕为裨将，或寓郡衙为册室，或从荫路。内则学官、检书，外则察访、监牧官，龙钟潦倒，其贱愈甚，故有志气者白首穷饿，宁以潜蛰为高，于是才俊枯落，为有识之忧。数百年来，非无通融之议，而仕宦既通，则势权必分，故世卿之家，百方搪塞，勿越其科臼之外，有若纲常名分之不可紊者，然盖天下古今所无之法也。然法既偏酷，理无偏厚，毋论京乡，凡宗嫡之家，嗣续浸微，而庶流之盛，日繁月衍，几乎半国中，虽欲永锢之如往昔，其势诚不得不溃裂者也。”

（四）“今上（高宗）既通外洋，陋小祖宗制度，思有以变通度越，遂有破格用人之议，其文科清显自李祖渊始，继而有李范晋、金嘉镇、闵致宪、闵商镐、闵泳绮等，与李允用、尹雄烈、安駉寿、金永准一队，皆从甲午以后，迭为大官，其余金玉之班，指不胜搂，殆据朝籍五之三，矫枉过直则有之，而变则通，通则久，上可以导迎吉祥，下可以野无遗贤。然争夺朝廷，所谓劈破门地者，非选其才能也，惟君上之私人焉耳，是以老论之庶，则清宦达官会弁如星；而少、南、北三色无一人，尚可望无方之立而旁招之列乎！且庶流骤贵者，皆困滞不自拔，一朝翔翥，惟沉酣货利，厚自封殖，以踵士大夫之旧习，无一人贞白自持、以报答为心者，故政愈乱于上，俗愈败于下，驯致宗社沦丧，而未免为一丘之貉，从而议者举以政不可以轻变为口实，呜呼！此因噎废食之论也。”也就是说庶孽禁锢法到了朝鲜高宗时期才有了真正的改变，逐渐成为一纸空文。1894年朝鲜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正式废除庶孽禁锢法，这一法令及历史现象终于退出历史舞台。科田法是李氏朝鲜的土地税收制度，李成桂在灭王氏高丽的前一年（1391年）颁行，以代替田柴科。登录全国土地规定将京城官员分为十八科，在京畿地方授给科田，最多授田150结，最少授田10结。各地把少量土地作为“军田”授予中小两班（10结或5结），受田者需服兵役。均可世袭。以后又分给两班“功臣田”、“别赐田”，这些均属私田，大部土地仍为公田。公私田均由农民（良人）佃种，都要纳地租，水田一结糙米30斗，旱田一结杂谷30斗，田主不得无赠。后因李朝政府没有多余土地科授新进两班官吏，1466年改行职田制，只对现职官吏授田，1557年职田制也被废除。李成桂掌权后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实行田制改革，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实行“科田法”，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级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一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十分之一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科田法的实行，国家不仅掌握土地，扩大税源，而且对两班和佛教寺院的土地也加强控制。科田和军田不但数量有限，而且科田主要限于京畿一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兼并和两班贵族进行地方割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受领军田的人大多是中小封建主和上层农民，从而加强封建国家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