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史家族中东南亚史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成员，它起源于20世纪上半页，虽然西方人到到东南亚后对东南亚地区历史研究络绎不绝，但真正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的活动却很晚才开始，而对于东南亚的考古学活动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发展更加为缓慢。正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全球史书写当中普遍没有给东南亚留下一个应有的位置。诚然，历史的书写是受限于我们能掌握的材料多少，因此即便我们再怎么强调多元化的历史视角，在历史写作上必然会有会出现不同物区域不同文明篇幅长短不一的情况。但这种长短不一应当仅仅是我们对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了解程度不一造成的现象，而绝不应上升到对文明和文化的一种差别对待的态度。当今古代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因此传统对于东南亚古代历史的无视态度亦不可取。今天我还是以一个简短的文章对东南亚早期文明的诞生作一个不太成熟的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早期人类活动（距今70万年前—公元前2000年）

自距今260万年左右的的第四纪冰期开始后，南北半球广大地区被冰川所覆盖，全球的海平面下降，在今天的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巴厘岛、明打威群岛、寥内群岛等岛屿曾经和中南半岛连为一体构成一个巨大的陆地（图1），我们称之为巽他古陆，一般认为早期人类就是沿着海岸线从非洲迁入东南亚的。

目前发现的东南亚最早的古人类是距今70万年前的爪哇人，发现于今天印尼的爪哇岛。不过爪哇人属于早期直立人，而非现代智人的祖先。晚期智人大约在距今3万年前迁徙到巽他古陆，并可能通过东部一系列岛链迁徙到了当时包含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的莎湖古陆。距今1万年前，随着第四纪冰期的结束，冰川大量消融促使海平面上涨，海水淹没了巽他古陆地势较低的地区，经过一番剧烈变动后，海平面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形成了今天的地理布局，东南亚的大陆和群岛地区被大海分隔开。

众所周知，早期人类多从事狩猎与采集活动，东南亚地区气候潮湿温暖，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和植被，同时丰富的水系也带来了大量水产，为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但同时过于茂密的植被也抑制了早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早期农业时代（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100年）

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开始出现早期农业聚落。从北方传入的作物不仅有来自长江流域的水稻和菱角等作物，还有有黄河流域地区驯化的粟和芡实等作物。与之一同传入的还有驯化的动物，如猪、狗、牛等。这其中水稻的传入是最为重要的，由于其适应于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和高产的特性，水稻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农业作物。随着农业的普及，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南亚的古人类聚落开始向大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集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地区包括：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湄公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区，湄公河中游的呵叻高原，以及湄南河下游平原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也陆续发现（图2）。

早期的东南亚水稻农业较为原始，呈现与狩猎采集经济相结合的状态，同时在山区狩猎社群依然继续发展。在一些地区单纯的狩猎社会甚至一直延续到公元1000年左右，而狩猎活动作为农业活动的补充一直延续到今天。狩猎社会的存在为东南亚社会的商品交换提供了条件，这种活动可能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早期社会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南亚地区的墓葬中出现了一些贝壳、岩石制作的首饰，以及陶器作为陪葬，这似乎体现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墓葬中的一些食物残骸可能代表了丧葬宴会活动的出现。早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前陶器就已经出现在东南亚，但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南亚地区出现了绘有精美彩色纹饰的精致陶器。下图（图3）为泰国东部Ban Non Wat遗址出土的彩陶制品，这些艺术品的出现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早期社会分化（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400年）

公元前两千纪晚期青铜冶炼技术从中国或印度传入东南亚地区，由此东南亚也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东南亚社会迅速分化的时期，这一点在墓葬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一时期的随葬品包括大量的手工制品，除了之前看到的陶器外还有青铜手斧、大理石或其他岩石制作的手镯和脚环，以及精美的玉髓珠子，我们甚至有一些墓主人戴有上百个手脚环的案例，这些精美的随葬品或许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化和一些家庭的财富积累。

在青铜时代早期的Ban Non Wat遗址中（图4），我们发现了随葬品迅速增多的情况，除了精美的随随葬品外还有大量食物残余，这可能代表了举办大型丧葬宴会的习俗。这些行为或许暗示了这一时期社会财富的迅速膨胀，关于这些财富的来源我们不甚明了，或许当时一些人通过控制外来的贸易品而获得财富，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丧葬浪费的目的是炫耀，而炫耀行为的本质或许可以解释为贵族精英一种树立威望的手段，这种行为在中南部非洲的黑人社会与北美的原住民社会都可以见到。不过在青铜时代中晚期，随葬品的数量开始减少。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一时期社会财富的枯竭，目前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依然不完全，这些墓葬的随葬品的减少可能仅代表一个精英群体的没落，而新的精英群体的墓葬或许还没有被发现。

原始国家的诞生（公元前400年—公元50年）

公元前5世纪左右铁器也传入东南亚，铁器的传入可能依然源自中国，但亦有可能是由印度传入。铁器期初是作为饰品引进的，但铁作为一种更加实用且更常见的金属，很快普及到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当中。另一方面铜和青铜依然被广泛使用，它们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被用来制作首饰和宗教礼器（图5）。不过对东南亚影响最大的恐怕是犁的传入，由畜力（牛）牵引的犁可以极大地提升个人开发土地的效率，让农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水稻种植技术也持续发展，东南亚居民掌握了水利控制技术，他们在山坡上修建梯田，通过自然重力牵引水流进入梯田，同时在田变修建堤埂贮水。这些技术上的改进都极大的加速了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早期的国家雏形也逐渐形成。

东南亚最早成型的国家雏形在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地区，这里诞生了著名的东山文化。东山文化以生产铜鼓而闻名，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铜鼓是中国南方一些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的首领使用的，当集会或战争时首领都会敲响铜鼓召集民众。这些铜鼓或许正是文献中首领使用的铜鼓，代表了首领尊贵的地位。下图（图6）的青铜鼓来自越南的古螺城遗址，古螺城位于越南河内东北的东英县，是一座设有城墙的聚落遗址。古螺城大概是东南亚最早的设防城市遗址，根据碳14测年，古城建筑起始年代月为公元前4世纪早期，公元前3世纪得到了大规模扩建，遗弃于公元前1世纪，其遗弃或与西汉帝国南扩有关。越南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古城与文献中提及的瓯雒国做联系，不过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关系，而且从年代上来看古螺城并无法与文献中出现的统治越南北部的古国准确对应。

东山铜鼓的表面往往都有十分复杂的纹饰图样，可能反映了东山人的文化与信仰，在一些铜鼓上也有四只青蛙的形象，下图（图7）是来自东山文化中图样最复杂的案例——玉缕铜鼓。铜鼓中心有一个星状物，或代表星星或太阳，外面一圈是人物活动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装饰有羽毛的可能是武士形象的人，他们身后似乎有手持乐器的乐手正在演奏，武士面前是一个意义不明的建筑或高台，上面有人的形象，或许是酋长，旁边有两个碓米的人，再往前是东南亚常见的吊脚楼建筑，建筑中可以看到两个人，建筑旁边则是一个高台上有四个人，似乎正在击鼓。外面一圈是一种鹿和小型鸟类，最外面一圈是飞翔的大型鸟类。这幅图中反映了东山社会中丰富的生活图景，展现了当时的东山社会已经具有高度复杂的组成结构。

公元2世纪末西汉帝国南扩，消灭了当时盘踞岭南和越南北部的南越国，东山社会可能被并入了西汉的统治，古螺城也在这一时期被废弃，但早期东山社会似乎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内部独立性，直到公元1世纪，东山社会逐渐解体，越南北部呈现出高度汉化的趋势，这可能和征氏姐妹暴动后东汉加强了对越南的控制有关。不过东山铜鼓文化却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在中国西南地区有大量发现类似的铜鼓，此外铜鼓文化也传遍了整个东南亚，从湄公河、湄南河流域一直传播到海上的爪哇岛和巴厘岛（称Pejeng，见图8）。显然这种铜鼓文化在东南亚的迅速传播绝不可能是某个民族迁徙或是国家扩张的结果，而更可能是文化的传播，由此可见在公元前一千纪后半页，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已经有一定的发展。

同一时期在东南亚各地都出现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产出，尤其是在越南南部的沿海地区一些社会的财富迅速积累，出土了精美的金银饰品、玉髓、玛瑙、彩色玻璃珠（图9），以及带有黑釉的陶器，学界称之为沙萤文化。这些出图品其中不乏来自印度的物品，这似乎暗示了公元前最后几百年间，印度人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活动，而东南亚本土学者则强调，这一时期沙萤或许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主导者，他们是今天占人的祖先，并在其后发展为占婆王国。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更复杂的社会正在形成，东山文化的铜鼓的迅速传播可能体现了东南亚新兴的贵族们对于能够彰显其身份与权威的奢侈品的需求。

印度化国家的形成（公元50年—800年）

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化国家在东南亚开始大量出现，这和印度商人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地区有很大关系。公元前1世纪后，罗马人开始在印度洋活跃，罗马人渴求来自中国的丝绸以及来自东南亚地区的香料，但东方波斯的帕提亚王国对于陆上贸易的封锁阻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货品流通，帕提亚通过垄断，向罗马人高价出售丝绸而牟取暴利。公元前1世纪罗马兼并埃及后开始从红海出发向东到达南印度，他们带去了精美的工艺品与葡萄酒，希望可以绕过帕提亚人获取东方的奢侈品，这驱使南印度的商人开始向东探索。

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活动不仅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印度的宗教和文化。我们之前有也说到东南亚早期国家正处于起步阶段，而婆罗门教中君权神授论、祭祀万能论，以及佛教的因果轮回等理论正好应了东南亚君主们维护统治与论证统治合法性的需求，因此印度的宗教得到了东南亚君主们的欢迎。另外来自印度的神职人员们还普遍掌握着书写、法律和历法知识，文字与法律在经济和政治管理中可以大幅提升效率，而历法更是有助于正确的从事农事活动，提升农业产量，因此这些神职人员成为了东南亚宫廷的座上客。东南亚君主们对来自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大行封赐，一方面是拉拢这些外来群体，另外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印度的管理人才。此后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早期国家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婆国，湄公河三角洲地屈的扶南国、湄南河下游的陀罗钵地国，上缅甸的骠国，下缅甸的直通王国，马来半岛东北部的狼牙修国和盘盘国，西爪哇的达鲁玛王国，加里曼丹岛东部的库泰王国。

早年西方认为这些国家是由来自印度的移民创造的，不过近几年以来人们更多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是由本土王室建立。在加里曼丹岛东部我们发现了公元4世纪库泰王国的带有铭文的石祭柱（图11），上面记载了国王穆拉跋摩（Mulavarman）对婆罗门教寺庙的捐赠和赏赐。值得一提的是穆拉跋摩的父亲名叫阿湿婆跋摩（Aswawarman），这两个名字明显都是印度化的梵语称呼，但她的祖父昆东加（Kudungga）就明显不是一个印度名字，更可能是一个马来语名称，这说明库泰王国的王室是一个本土王朝，只是皈依婆罗门教后改用梵语名字。虽然我们不排除一些来自印度的贵族取得了东南亚的王位，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在东南亚存在大量的印度移民曾建立过由印度人构成的国家。

东南亚受惠于东西方海上贸易的繁荣，早期的贸易活动集中在进口来自中国奢侈品，因此在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路线中扶南国脱颖而出。扶南国位于湄公河下游地区。早期扶南商人沿海岸线北上从中国进口货物，并向西穿过克拉地峡，可能通过下缅甸到达印度，同时印度商人将来自西方罗马和波斯的财富输送到扶南。我们在扶南国最为著名的港口遗址俄厄（Óc Eo，图12）中发现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发行的货币，同时也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一些艺术品和印度的宝石。扶南作为当时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同时扶南人也将港口获得的货物通过复杂的河运网络输送到内地，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扶南国的首都位于内陆的毗耶陀补罗（Vyadhapura），这种情况打破了铁器时代早期复杂社会局限于沿海的情况，沿海的财富逐渐得以向内陆渗透。但扶南的崛起受惠于当时航海技术的不成熟，当时船只普遍沿海岸线航行，至克拉地峡后转陆运将货物运送至孟加拉湾，其后输送至印度，因此当时扶南成为了航线中的一个必经之路。但5到6世纪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商人们不在途径湄公河三角洲，而是直达马六甲海峡，这对于依靠贸易聚集财富的扶南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很快扶南国被其原来的属国真腊所取代，真腊代表了来自内陆的以水稻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它取代了扶南的沿海的贸易国家，但同时随着贸易中转站南移到马六甲海峡，在这一地区又兴起了新的贸易帝国，即后来的室利佛逝。

大陆的曼荼罗帝国

在东南亚，国家往往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统治，这一地区的政局受到了来自印度的曼荼罗思想的影响。曼荼罗政治也称为王圈制，他是在政治结构上效仿印度传说中的曼荼罗山。曼荼罗山是传说中位于世界中央海上的圣山，而四大部洲和八小洲拱卫在其周围，曼荼罗政治指的是国家效仿曼陀罗山，而君主即为山中的神，位于世界的中央，建立对于四周国家的霸权，即有一个霸权国家统帅诸多小国的模式，在早期社会往往表现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带领许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这样的国家在东南亚历史中并不罕见，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真腊、骠国、占婆、陀罗钵地等可能都是有诸多小国组成的曼陀罗式国家。例如骠国，目前在缅甸大越发现了十多座骠人的城市遗址，这些城市可能构成了彼此独立的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世袭君主，我们并没有发现骠人城邦之间彼此有互相统辖的证据。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史书中骠国总是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形式出现，他们与中国的唐王朝直接进行外交往来。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可能源自于骠人的曼陀罗式体制，与唐王朝的交往可能是以曼荼罗政治中心的国家主导的。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仅作为一个对东南亚考古与史籍中矛盾的一种解释。

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航路南移后东南亚的曼荼罗霸权逐渐分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在中南半岛的陆上霸权，另一个是在马来群岛上的海上霸权，这二者的霸权方式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神王一体的崇拜。曼荼罗思想下国家将自己的首都视为曼荼罗山，那么统治其中的君主自然成为了神。在东南亚地区湿婆、毗湿奴信仰以及佛教皆存在，因此根据君主的信仰不同，君主往往以不同的神自居，包括毗湿奴、湿婆、佛陀和菩萨等，被神话的不仅仅是君主本人，也包括他的直系亲属，他们的形象被塑造成神的形象供国民供奉。在柬埔寨的巴戎寺中著名的“微笑国王”就可能反映的是阇耶跋摩七世的相貌，他将自己的形象化为佛陀的形象反应在寺庙建筑中。

由于神王一体的崇拜，那么王也应担负神的职责，在东南亚大陆水稻种植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国王有义务保护水稻生产的稳定。东南亚地区虽然降雨丰沛，但并不均匀，每年分为雨季和旱季两季，旱季由于长期缺少降雨，水田种植难以维持。但在柬埔寨的萨里洞湖周边，萨里洞湖成为了重要的水资源调节器，雨季吸收过多的降水，而旱季可以提供灌溉水源。而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正处于洞里萨湖畔，洞里萨湖对水资源的调节作用造就了吴哥农业的高产，这也让其经济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而能够成为一个曼荼罗中心城市。可能是受此启发，吴哥王朝的君主们都十分热衷于建造大型人工湖，或者可以说是水库，并通过复杂的沟渠聚集雨季的积水汇入，在旱季提供为灌溉水源。但同时水库也有宗教含义，每个水库中心都有一座水上的寺庙，这些寺庙就象征着海洋中的曼荼罗山，而寺庙中则供奉着神化的君主们。下图（图14）是通过复原的位于吴哥西大人工湖的西梅奔寺，我们可以领略其中的辉煌。其

由于吴哥王朝神王一体的崇拜，寺庙也就成了弘扬国王统治的中心，因而吴哥王朝对寺庙十分重视，寺庙不但有自己的奴隶，而且国家也要求百姓向寺庙供奉财务和提供劳役，而一些大型寺庙也修建有小型的水利设施共民众使用，久而久之寺庙成为了吴哥王朝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和资源分配重心。但我们不能把吴哥王朝理解为一个由神庙经济主调的像苏美尔城邦一样的神庙国家，因为吴哥王朝神庙的主导权依然属于世俗贵族。吴哥王朝也有类似封建制的土地封赐制度，但其并非直接封赐土地本身，而是分配不同寺庙的管辖权，因而形成了以寺庙为单位的农业系统。此外阇耶跋摩七世曾在国内修建大量的旅店和医院，以弘扬自己作为国王与神的德行，这也是作为神王恩泽百姓的职责之一。总得里说吴哥王朝是建立在水稻生产和神王思想的基础上的，但这一基础的维持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吴哥一年三到四熟的高产水稻耕作为这种帝国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但这种模式也是脆弱的。13世纪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了水资源调节系统的崩溃，最终导致吴哥霸权经济基础的瓦解，同时随着其他地区农业技术的发展，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传统曼荼罗政治开始解体，尤其是西方的泰人政权素可泰王朝和大城王朝先后崛起彻底颠覆了吴哥的霸权。

海洋的曼荼罗帝国

在南洋诸岛地区，情况则略有不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此外来自东方诸岛的香料也是西方人渴求的商品，由于南洋地区贸易量庞大，很多海岛国家通过收取过境税、交易税和港口税累积财富。在8世纪最先兴起的是苏门答腊岛旧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这个国家向西扼守东西贸易的必经之路——马六甲海峡，向东则可以控制香料贸易输送的巽他海峡，因而很快成为了东南亚最早的海上强国。但不久东方的爪哇则后来者居上成为了南洋贸易的霸主。爪哇岛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的面积虽然小于苏门答腊岛，但地势较为平坦，没有苏门答腊岛内陆的大片山区，此外岛上短小的河流密布，为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灌溉水源，而岛上覆盖的火山灰也为土壤带来了巨大的肥力，大大提升了爪哇农业的粮食产量，这些条件都创造了爪哇发达的农业基础，让爪哇成为了南洋诸岛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一点从爪哇今天保留了南洋诸岛中最辉煌的大型古代遗迹就可看出。另一方面爪哇扼守东方香料向西输送的中转站，随着香料贸易的繁荣爪哇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

南洋的海上霸权不但体现在我们一般认为的小国对大国的贡赋，也体现在对于霸主的贸易独占的认可，因为这些南洋商人本身也会参与到海上贸易当中。显然南洋的岛国不可能控制中国这种国际大国的贸易活动，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强大的海上力量对过往船只征收税金，此外直接掠夺商船也不失为一向不错的收入来源。虽然海盗行径会导致国际声誉的下降，今天海运贸易发达，商船大可以绕过危险海域，但在古代海运不发达的时代，马六甲海峡几乎是东西海上贸易必经之路，因此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室利佛逝确实有这样的资本从事海盗生意，尤其室利佛逝统治晚期，尤官方发起的海上劫掠活动令室利佛逝国家的形象一落千丈。不过海上国家这种贸易独霸行为也会引起周边强国的敌意，11世纪南印度的朱罗王朝曾大举远征室利佛逝，将其变为属国至少数十年之久（或长达百余年），这也为东方爪哇海上帝国兴起提供了契机。

海上霸主的贸易霸权是由两重力量所构建，一种是军事权威，另外一种则是神权权威。军事权威很好理解，就是通过军事力量打击不服从的属国，而爪哇就是凭借在人力上的优势创造了雄踞南洋的军事霸权。神权的权威既是依托于军事权威，也是军事权威的一种补充。由于海洋的阻绝，海上霸主并不一定能够对属国和属臣做出有效控制，因此需要一种道德层面的束缚。发现于巴邻旁的特拉加·巴图碑（Telaga Batu inscription，图17）向我们展示了室利佛逝进行神权控制的一种手段。碑上镌刻了一种咒水仪式，起誓人通过喝下咒水对国王宣誓忠诚，若违反誓言会遭到天谴。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恐吓手段，实际用途恐怕相当的有限，而后来爪哇的满者伯夷霸权则把神权权威与神王崇拜联系在一起。满者伯夷的哈奄·武禄将自己化为神像，强迫属国供奉并崇拜自己来达到属国对于自己的忠诚。满者伯夷把对宗主的忠诚和对神的虔诚合为一体，在宗教社会中对神的虔诚是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背叛神则会早到全社会的谴责，满者伯夷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属国对自己的背叛行为。当然这种神权的权威是建立在军事强权下的，在自己的信仰遭到拒绝后满者伯夷往往发动战争来强迫对手接受自己君主的崇拜信仰。

当然这样霸权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军事力量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而神权权威必然是建立在印度宗教信仰的大环境中。但13世纪以来，伊斯兰商人开始主导海上贸易，大量穆斯林商人涌入东南亚，印度和中国商人的地位开始下降。这一时期开始有大量南洋国家皈依伊斯兰教，因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并建有大量清真寺的港口更会得到穆斯林商人的青睐，更多的穆斯林商人到达就等于更多的财富涌入，为了吸纳更多财富，南洋地区的贵族们开始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另一方面随着留居南洋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多，他们也开始谋求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因此穆斯林商人的叛乱亦有发生。13到16世纪之间，伊斯兰国家如雨后春笋在南洋地区出现，随着印度宗教信仰的大环境的消失，以神王崇拜为核心的霸权不复存在，爪哇解体位数个小国，新兴起的伊斯兰势力通过财富雇佣军队的形式开始新的海上霸权的模式，涌现了诸如文莱、马六甲苏丹国、亚齐苏丹国等力量，穆斯林势力与西方殖民者交织在一起，开启了东南亚近现代历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