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十五章 “大雨倾盆和炸弹横飞”的日子
第十五章 “大雨倾盆和炸弹横飞”的日子
埃内斯托·格瓦拉身处战争之中，想要创造一场革命，这是他的信仰上一次有意识的飞越的结果。他跨越了外人看不见的界限，进入了一个领域，在这里他能为理想牺牲生命，在这里结果终将证明手段的合理性。
对埃内斯托来说，现实现在非黑即白，不过同时，他也认为自己选择的信仰有无限的边界。他相信正在做的事情从历史上看是势在必行的，这种信念让他成为一个评判者，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人在他的眼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任何居于二者之间的人都是不能相信的。他的目标是掀起战争，夺取权力，每天早上他都做好为这个事业杀戮和牺牲的心理准备从睡梦中醒来。
他们长途跋涉赶到了与全国代表委员会见面的农舍。第二天正吃饭的时候，何塞·莫朗突然间出现了。他讲了个不可信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失踪：他出去寻找食物，发现了叛徒欧蒂米奥·盖拉，可是却跟丢了，之后就找不到回营地的路了。切建议处死莫朗，可是卡斯特罗放过了他。
2月16日黎明，他们抵达当地农民埃皮发尼奥·迪亚兹的农场，会议将在这里召开。全国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也开始到了。弗兰克·帕伊斯和塞莉亚·桑切斯已经到了；接着来的是福斯蒂诺·佩雷斯和维尔玛·艾斯平，后者是圣地亚哥的女性运动激进分子；然后是艾黛·桑塔玛丽亚和她的未婚夫阿曼多·阿尔特。这些就是“7·26”运动组织的核心人物。
23岁的弗兰克·帕伊斯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他是奥连特省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7·26”运动组织建立后，他为卡斯特罗在奥连特协调起义活动。塞莉亚·桑切斯，37岁，曾经积极参与营救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的被俘者，她从组织建立之初就开始和卡斯特罗合作。和卡斯特罗一样，37岁的福斯蒂诺·佩雷斯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曾经是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学生领袖。法学院学生阿曼多·阿尔特，27岁，父亲是一名有名的法官，他来自人民党青年团，和福斯蒂诺·佩雷斯一起组织学生反对巴蒂斯塔政权，并帮助卡斯特罗建立了“7.26”运动组织。他的25岁的未婚妻艾黛·桑塔玛丽亚曾经参与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随后入狱7个月；她也是“7·26”运动组织的发起者之一，曾经参与1956年弗兰克·帕伊斯在奥连特领导的起义；她的一个兄弟阿贝尔曾是卡斯特罗的副手，在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被俘折磨致死，她的另一个兄弟阿尔多因为组织的活动入狱。27岁的维尔玛·艾斯平是新面孔，来自一个富裕的圣地亚哥家庭，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弗兰克·帕伊斯领导的学生团体的成员，曾经参与1956年的起义。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城市里的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掌握了组织在全国的地下网络，负责招募新成员、获取和偷运武器及志愿兵到山区、筹集现金和补给、组织宣传、与外国联系、在城市开展破坏活动、搭建政治平台等一切工作。
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卡斯特罗见到了塞莉亚·桑切斯，很快她就成了他最密切的心腹和情人。同一天，劳尔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维尔玛·艾斯平。对切而言，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构成卡斯特罗革命组织精英骨干的男男女女，他想摸摸他们的底。
切与这些领导人的初步接触加强了他的预感。“通过单独谈话，”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他们大部分人有明显的反共倾向，特别是阿尔特。”
这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和卡斯特罗一起开会，会议期间，一件事情越来越明确——卡斯特罗想让他的起义军成为组织的中心。这些人提出了他们各自对全国战略的看法，但是卡斯特罗说服了他们，所有活动都应该以维持和壮大他的游击队为第一要务。所有人取得了一致，同意开始组建全国“市民抵抗”支持网络。弗兰克·帕伊斯答应在两周内从圣地亚哥给卡斯特罗送来新的战士。埃皮发尼奥·迪亚兹的农场将成为他们进山的秘密关口。
切不是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会议。不过他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一切，如他在日记里写的，未来出现在山区的武装力量和城市里的力量之间矛盾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初期征兆。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随着战事扩大，这种矛盾以左右之争的形式爆发出来，演变成城市领导者和卡斯特罗之间争夺起义组织控制权的斗争。最终，在切的帮助下，卡斯特罗将获得胜利。
2月17日早上，《纽约时报》高级记者赫伯特·马修斯抵达营地，对卡斯特罗进行了3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的时候，切不在场，不过在后来卡斯特罗给他简单介绍了情况，切在日记里记下了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几点：卡斯特罗抱怨美国给巴蒂斯塔提供军事援助，当马修斯问他是否反帝国主义时，卡斯特罗谨慎地回答说，如果这意味着要让他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链，那他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卡斯特罗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但这不意味着他仇恨美国或美国人民。卡斯特罗希望让马修斯相信他的军队拥有相当数量的战士。马修斯在采访完后匆匆赶回纽约，他知道自己挖到了大新闻，希望尽快发表出来。
就在马修斯离开后，有人告诉切叛徒欧蒂米奥·盖拉被他们抓住了。卡斯特罗宣布将他处决。欧蒂米奥·盖拉是古巴起义军里被处决的第一个叛徒，目睹处决过程的人从未公开说过是谁开的枪。我们可以在切的日记里找到答案。
“这种情况对我们、对欧蒂米奥都不好受，所以我决定解决这个困境，我用一支点32(口径)手枪冲他的头部打了一枪，子弹从右颞叶穿出。他喘息了一会儿之后，死了。在拿掉他身上的东西时，我没办法取下用链子系在他腰带上的手表，他对我说：‘用力扯下来，孩子，没关系……’我这么做了，他的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们睡得很差，外面下了雨，我的哮喘有点发作。”
切的叙述十分骇人，这展现了他的人格特质。他直白地叙述处决过程，科学地记录子弹的进入口和射出口，这都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超然态度。对切而言，处决欧蒂米奥是一个“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至于切的记忆中欧蒂米奥死后说的话则无法解释，这些话给这个阴暗的场景增添了一丝超现实主义的气息。
切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对这件事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他把当时的场景描写成了一则堕落的革命者想要通过牺牲而得到救赎的寓言。
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队员和农民而言，这件事增添了切的神秘感。从那时起，他就以对背叛革命者采取直接行动的冷血意志闻名。
2月18日早上，“7·26”高峰会结束了。卡斯特罗花了一上午时间写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将由他的同志们传遍整个古巴岛。卡斯特罗的这份《告古巴人民书》中的战斗气息很和切的心意，他在日记里夸这是“真正的革命”宣言。
宣言首先介绍了战争的概况。卡斯特罗指出，起义军并未被消灭，他们在80天的战斗里“勇敢地抵抗”敌人的现代化武器和数量众多的军队，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充实了起义军的队伍。
在结尾，卡斯特罗提出了针对全国的六点纲领，号召加强对糖业生产、公共事业、交通和通信系统的经济破坏；即刻处决那些折磨和杀害革命者的党羽、因迂腐和顽固导致国家陷入当前局面的政治家以及所有妨碍革命运动获取成功的人。他也号召在全古巴组织“市民抵抗”活动，为革命运动筹集资金，并进行一次“革命总罢工”，将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推向高潮。
当起义军在2月下旬回到山里的时候，他们发现政府军对平民的疯狂报复起作用了。现在，瓜基洛都知道帮助起义军会遭到报复。起义军的主要食物供应者被卡西拉斯少校的部队杀害了。
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在委员会成员准备离开迪亚兹农场的时候，附近传来一声枪响，所有人都拿起了自己的武器。不过这是一个假警报，切写道：“我们立刻听到有人喊‘没事，没事’，随后莫朗出现了，他的腿被一发点45的子弹打中。……我给他进行了紧急处理，让他服下青霉素，给伤腿上了夹板。……卡斯特罗和劳尔认为他是故意这么做的。我不确定。”他们还是没有掌握证明莫朗真实动机的确凿证据，不过他的“事故”发生的时间就在欧蒂米奥被处决后的一天，而且恰好在委员会成员即将离开之前，这样就能让他从战场上撤离，事情看起来很可疑。
莫朗一直惧怕切·格瓦拉。他知道“开小差、不服从命令和失败论调”都是死罪，切曾公开表示过怀疑他想要开小差。切一直在观察他，就在几天前还建议要杀了他。而欧蒂米奥的死证明切完全有能力亲手执行这样的处决。莫朗一定觉得他没几天可活了，也许他是对的。
起义军动身进入山区，切决定留在附近等待3月5日弗兰克·帕伊斯送来的志愿兵，可是他的哮喘气势汹汹地发作了，后来切称这段时间“对我个人而言，是这场战争中最痛苦的日子”。
尽管这次发作最终平息了，然而在战争期间，切的哮喘还是会定期发作。即使队伍进行马拉松式的行军，切也会奋力跟上，切的意志力让比他强壮的同志感到惊讶。不过很多人也帮助了切，有时在哮喘让他无力行走时，他们只能背着他。
切深切地想要把自己的“我”去除掉，成为团体的一部分，这来源于哮喘给他带来的内在孤独感。让他高兴的是，他找到了一直想要寻找的兄弟情谊，尽管从未克服、也永远无法克服病痛，不过他不再是独自承受了。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确出现了几次让他彻底无助的情况，这时同志的支持关乎生死。而在游击战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没有人是独自承受痛苦的，要互相依赖才能生存。今天是切需要帮助，明天也许就是另一个人需要帮助。很有可能正是这种共享让他格外敬重游击队生活体现出来的精神。
2月25日，切把这一天称为“大雨倾盆和炸弹横飞的一天”。切和同志们被正在逼近的迫击炮、机枪和步枪的炮火声惊醒。政府军正在严密搜索这个地区。起义军的情况不佳——食物几乎吃完了，只剩下巧克力和炼乳。另外，切正忍受哮喘发作的痛苦，现在正是发作最严重的时候，甚至都无法睡觉。而且最近吃的一顿饭让队员们都病了，切吐了两天，更加虚弱。他们所在的地区里，农民并不愿意帮助他们，向导也突然消失了。卡斯特罗担心再次出现欧蒂米奥一样的密探，他命令手下退回山里，可是切太虚弱了，没办法走路。切注射了随身带着的最后两支肾上腺素中的一支，好让自己能有力气走路。
在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们发现一队敌军士兵正爬上来要占领山脊，他们迅速跑过去首先占领了那里。当第一发迫击炮爆炸时，起义军意识到政府军正向他们冲来。切后来承认，那时他差点撑不下去：“我没办法跟上队伍行进的速度，总是落在最后。……”幸运的是，他的忠实伙伴路易斯·克莱斯波陪在他身边，轮流背着他和他的背包，而且还威胁要用步枪托打他，还把他叫做“阿根廷婊子养的”。
他们逃脱了政府军，继续前进，可是切被另一场大雨淋透了，几乎无法呼吸，最后一段路只能由其他人背着。他们在一个叫普尔加托里奥的地方找到一个藏身之所。没有药，切显然没办法支撑下去了，卡斯特罗花钱雇佣了一个农民，让他立刻到曼萨尼约跑一趟，购买哮喘药物。他把切留下，让一个瓜基洛陪着，之后他和其他人就又上路了。新的计划是，只要切的情况好转，他就返回迪亚兹农场，与新的起义军志愿兵碰面，然后带他们回到马埃斯特腊山与卡斯特罗会合。
被留下来陪切的人被叫做“老师”，是刚加入的一个志愿兵，他撒谎说自己是蒙卡塔老兵，不过起义军还是接受了他。卡斯特罗走后，切和“老师”藏在树林里，等待买药的农民回来。切后来形容他“人品可疑，可是力气很大”。经过“希望与恐惧”并存的两天，买药的农民回来了。他带回了一瓶药，还有一些牛奶、巧克力和饼干。药物只是部分地缓解了切的症状，当天晚上他还是无法行走。3月3日，切费尽力气前进，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在约定时间赶到迪亚兹农场。可是结果令人沮丧：他花了5个小时才爬上一座平时花1小时就能爬到顶的山。
虽然竭尽所能，他还是花了一周时间才抵达迪亚兹农场 一比预期时间晚了5天。切几乎没有得到“老师”的帮助，切怀疑他正在谋划逃跑。
2月下旬，卡斯特罗接受赫伯特·马修斯采访的消息在古巴起到爆炸性的效果，引发了政治骚动和媒体狂潮。正如切所说：“马修斯对卡斯特罗的采访超出了所有预期。”巴蒂斯塔的国防部长公开指责这篇采访是马修斯编造出来的骗局，要求马修斯出示他与卡斯特罗的照片，不过这只是巴蒂斯塔所犯的一系列让自己难堪的错误之一。马修斯的连续报道一共有三篇，2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一篇报道，一天后，巴蒂斯塔取消了新闻审查。
马修斯的报道立刻被翻译和刊登在报纸上，引发古巴广播的评论和论战。这篇报道不只证明卡斯特罗还好好地活着，还让卡斯特罗通过最有实力的美国报纸在国际舞台上亮相。而且，这些报道是正面的；这位57岁的记者显然被卡斯特罗征服了，对他的事业表示认同。
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大战继续进行，起义军通过广播津津有味地收听各路消息。2月28日，事情发展到一个高潮，《纽约时报》刊登了马修斯和卡斯特罗一起照的照片，古巴政府鲁莽地声称马修斯编造了这次采访，这下他们的指责被戏剧性地击溃了。而奥连特省的军事司令夸口说“这次想象中的采访发生的地点根本是人力不可及的”，这更凸显了卡斯特罗宣称自己无可战胜、不可能被捕的话。
与此同时传来了坏消息，弗兰克·帕伊斯和阿曼多·阿尔特被捕了。随后，3月13日，当切在迪亚兹农场等待起义军新兵的时候，广播报道了哈瓦那的一次针对巴蒂斯塔的攻击事件。“革命指挥部”下属的武装团体和卡洛斯·普里奥的真正党中的一些人一起在光天化日下对总统府发动了攻击。不过攻击失败，40多人在枪战中丧生，包括埃切维里亚和他的30多名追随者，5名总统府卫兵和1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的美国游客。
实际上，埃切维里亚无疑是想通过此次行动在权力斗争中取代卡斯特罗和他的组织。然而行动失败，失去领袖的“革命指挥部”受到重创，不过事实证明，“革命指挥部”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将挑战卡斯特罗的权力。“7·26”运动组织的哈瓦那分部帮助营救“革命指挥部”的受伤人员，把他们藏匿在自己的安全房里，还趁机占有了“革命指挥部”一批未使用的武器。
虽然发生了一系列不幸，圣地亚哥的15名新兵和一批崭新的武器还是在3月17日抵达了迪亚兹农场。切把新兵们藏在丛林里，他的最大问题是为这些人找到足够多的食物，然后把他们转移到山里，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和卡斯特罗会合。当他们出发时，切发现这些新兵有着和“格拉玛号”的人们初到这里时相同的缺点——缺乏军队纪律意识，缺乏耐力。他们抱怨食物，在爬第一座山的时候，几个人甚至差点没爬上去。
切叫几个瓜基洛来帮忙，然后他开始把新人们带进山区，他们的行进速度缓慢。经过8天漫长痛苦的跋涉，他们与卡斯特罗和其他人会合了——他们在最近遭遇的伏击中活了下来。他们暂时是安全的；切完成了他的使命，起义军不再只有18个人了，现在他们有70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