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六世

（一）克里斯蒂安六世（1699年11月30日-1746年8月6日）是1730年到1746年间丹麦和挪威的国王，是弗雷德里克四世和梅克伦堡-居斯特罗的路易丝公主幸存下来的最大的儿子。从1760年起梅克伦堡州人荷尔斯坦因和德国人施罗德成为克里斯蒂安的家庭教师，尽管他能理解丹麦语，但他每天无论说话还是写作都在使用德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偶尔才会写丹麦语。”虽然他接受的教育对于一位统治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但他却比他的父亲和祖父受到到更好的教育，汲取更多的知识。尽管作为王储但弗雷德里克四世依旧允许他自行择偶，在一次欧洲旅行中王储被波兰王后克里斯蒂亚娜·埃伯哈蒂娜在普雷奇城堡的宫廷侍女索菲·玛格达莱妮深深吸引，并毫不犹豫的选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索菲·玛格达莱妮的家族统治着霍亨索伦王朝下的一个小侯爵领地（比洛兰岛-法尔斯特岛还小），在那里能力与资产成反比，一半的土地被抵押。她的父亲早逝，还有13个兄弟姐妹，因此被认为对于丹麦王子而言是门不当户不对的选择。但是国王已经许下由克里斯蒂安自行择偶的承诺，在克里斯蒂安的信中他描述到他对公主作为一位极度虔诚的信徒的感受：“这使我觉得她是属于我的”。他们于1721年8月7日结婚，婚礼在萨克森的普雷奇举办。国王性格内向，十分害羞，并且远离公众。虽然虔信派的王室新婚夫妇被绚烂的花花世界所包围着，但他们依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并开创丹麦史上最专横、压抑和极端拘谨的时代之一。

（二）那时宫廷生活变得刻板且乏味单调，舞会上演奏着宗教乐，并且无一人跳舞，国王以健康状况和宗教信仰为由很少组织或参与狩猎。克里斯蒂安对其父亲的重婚行为和性乱交愤怒至极，他巨大的悲伤源于其已故的母亲，这让他的第一个采取的政府措施之一就是违背其父亲的意愿，废黜弗雷德里克四世第二任妻子安娜·索菲·雷文特洛，并将她流放到她童年的住所喀莱朔姆城堡。在他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内他总是向他的表哥施托尔贝格-韦尼格罗德伯爵克里斯蒂安·欧内斯特询问意见，他几乎参加国王所有的事务。他鼓励国王尽可能久的维护与英国的联盟，并主导国王长子与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女儿的联姻。直到最后在1740年由于克里斯蒂安·欧内斯特伯爵的立场摇摆不定并倾向法国，他最终失去影响力。1733年克里斯蒂安颁布农奴制法令，农民被迫束缚在土地之上，并受到当地贵族和军队的双重制约。虽然国王颁布这项法令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保障农民士兵的数量，但后来却被广泛认为是对丹麦农民最大的压制，因此这项法令损坏克里斯蒂安六世的声誉，并于1788年被废除。克里斯蒂安国王虔信派教徒的思想对他的教会政体产生深刻的影响，1736年丹麦引进坚振圣事，表面上国王取得胜利，但是遭到贵族和许多普通百姓的秘密抵制。

（三）因此在他死后虔信派教徒立即失去政府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展敬虔运动毫无成效。当时的诗歌受到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伟大的赞美诗作家汉斯·阿道夫·布罗尔松的作品。国王除了是一位虔信派教徒外他还热衷于建设活动，他可能是丹麦18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他的王后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的作品包括克里斯蒂安堡宫（1732年–1742年修建，1794烧毁重建）、位于北西兰岛当时的霍斯霍姆自治市的夏季休息寓所赫什贺尔姆宫（1737年–1739年修建，1812年被拆除） 和亚伦密达格（1734年–1736年修建，现今依然存在），他们还为王储弗雷德里克（后弗雷德里克五世）修建王子宫殿（1743年–1744年修建，今天的丹麦国家博物馆）。克里斯蒂安始终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丹麦始终保持着中立。当时的商业贸易迅速发展，一些新的公司和银行被建立，他计划在瑞典王位继承人空缺的大选期间通过与法国王位候选人茨韦布吕肯-比肯费尔德王子的订婚使他唯一的女儿成为瑞典女王。1746年8月6日就在他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国王在赫什贺尔姆宫去世，克里斯蒂安六世被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在国王去世后王后说道：“感谢上帝赐予我一个无与伦比的国王，给予我二十五年坚贞不渝的爱。”他还委托新古典主义雕塑家约翰内斯设计并创作纪念碑，1768年大理石纪念碑竣工，但是直到1777年才被安放在罗斯基勒大教堂内。

弗雷德里克五世

（一）弗雷德里克五世（1723年3月31日-1766年1月14日）是1746年至1766年间的丹麦-挪威国王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1723年3月31日在哥本哈根城堡出生，他是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的孙子，克里斯蒂安王储（后克里斯蒂安六世）和索菲·玛格达莱妮公主的儿子。1730年10月12日弗雷德里克四世去世，弗雷德里克的父亲继承王位，称克里斯蒂安六世，弗雷德里克自己则成为王储。克里斯蒂安六世和索菲亚·玛格达莱妮都是虔信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因此弗雷德里克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虽然他对宗教观点并不陌生，但弗雷德里克依旧成长为一名享乐主义者，他酗酒并与美女享乐以此享受生活的乐趣。因为他偶尔才说丹麦语，他的母亲讽刺他为“真是在德国的丹麦王子”。由于弗雷德里克沉溺于纵情酒色，他的婚姻协商被加速提上日程。1743年12月11日他在荷尔斯坦因的阿尔托那与乔治二世和安斯巴赫的威廉敏娜·夏洛特·卡罗琳的女儿英国的路易丝公主结婚。他们一共生育六个子女，但是有一个胎死腹中。在此期间弗雷德里克依旧继续与他人胡乱私通，路易丝只能假装没注意。在1746年至1751年期间弗雷德里克有一名他最喜欢的情妇汉森夫人，她为弗雷德里克生下五个孩子。1746年8月6日在他父母的银婚庆典的前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克里斯蒂安六世被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弗雷德里克立即继承丹麦-挪威的王位，第二年他才在弗雷德里克堡宫的教堂内举行加冕典礼。由于弗雷德里克的个人影响力是有限的，这使他成为一名为提升国家实力做出最少贡献的专制君主之一。尽管他是国王，但他依然作为摄政王通过参加委员会会议加入政府管理。

（二）他被酒精中毒所折磨，他的统治绝大多数受到包括他最喜欢的亚当·戈特洛布·莫尔特克、约翰·哈特维希·恩斯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和海因里希·卡尔·冯·席梅尔曼在内的能力出众的大臣们的控制 ，这些人在弗雷德里克五世统治期间促进商业发展，并命令约翰·弗雷德里克·克拉森在弗雷德里克斯伐克主持修建新兴的火药工厂和火炮铸造厂。他们还避免丹麦卷进欧洲战争，尽管丹麦与邻近的俄罗斯和瑞典参战，也依旧在七年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在同一时期弗雷德里克皇家医院和皇家孤儿院被建造，1753年10月1日一所在克里斯蒂安港为贫困男孩建造的学校开始使用，并且还保存到今天。1753年6月29日弗雷德里克五世创立丹麦的第一个彩票，被称为“皇家哥本哈根彩票”。莫尔特克伯爵被任命为张伯伦勋爵，这个职位以前仅仅只是一个议会职位，现在则是重要的位子，以至于莫尔特克能够有机会作为国王的密友，从早到晚跟在国王身边，与国王探讨他的任何想法。这使莫尔特克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领域，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注意风流的国王，使他不会因其放荡的行为损坏王室的声誉。在他的统治下艺术和科学繁荣发展。并且虽然他个人对文化事务不感兴趣，但在他父亲的统治期间被禁止的公众娱乐和言论自由被重新开放，这种变化来自于他第一任妻子的影响。1748年尼科莱·伊格维德的剧场在国王新广场开张，在哥本哈根以他名字命名的丹麦皇家艺术学院也被建立，在1754年3月31日（即他的31岁生日）被正式使用。1754年弗雷德里克从丹麦西印度公司手中购买丹属西印度群岛，1751年12月19日路易丝在克里斯蒂安堡宫突然去世，她比她丈夫先十四年去世，这对崇拜他的王室和宫廷带来巨大的冲击。她被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她死的时候她肚子里还怀着她的第六个孩子。

（三）在莫尔特克的安排下1752年7月8日国王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嫂子、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斐迪南·阿尔伯特二世的女儿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尤莉亚妮·玛丽在弗雷德里克堡宫结婚，这场婚姻让一些人感到不悦，他们认为国王不应太早再婚，这位公主在宫廷也不受欢迎。他们最著名的孩子就是弗雷德里克王子，他是克里斯蒂安八世的父亲，未来的丹麦王后黑森的路易丝公主的祖父。1760年弗雷德里克在酒后事故中摔断腿，此事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根据多萝西娅·贝赫尔的描述称国王的健康经常处于一种“如果没有莫尔特克的帮助，他的手臂没有力气把帽子戴到头上”的状况，在他统治20年后在42岁时去世。与克里斯蒂安六世的独裁统治相比时他的改变令人满意，以至于当弗雷德里克五世去世时有许多人在为他哀悼。据报道他的遗言是：“我从来也没有冒犯过任何人，我的手上没有沾染过一滴鲜血，在我最后时刻我感到巨大的安慰。”他被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在路易丝王后的旁边。1771年8月1日在弗雷德里克五世去世后的五年一个由法国雕塑家雅克·弗朗索瓦·约瑟夫·绍伊雕刻的弗雷德里克五世穿着罗马皇帝服装的骑马雕像矗立在哥本哈根的阿美琳堡广场上，西兰岛上的弗雷德里克斯伐克镇、美属维尔京群岛中的圣克罗伊岛上的弗雷德里克斯特德镇和哥本哈根的腓特列堡区都是由弗雷德里克五世的名字命名的。西孟加拉邦的塞兰坡从1755年到1845年称为弗雷德里克斯那高尔，格陵兰岛的帕缪特最早也被称为弗雷德里克斯霍布。在他去世后不超过百年的时间里丹麦面临着男性后裔（王室的主要分支）灭绝的危机，从他的孙子的统治时期开始的继承危机影响着丹麦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最后他的外曾孙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娶了他的外曾孙女黑森-卡塞尔的路易丝公主，成为指定的继承人。

克里斯蒂安七世

（一）克里斯蒂安七世（1749年1月29日－1808年3月13日）从1766年起担任丹麦及挪威国王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公爵，直到他去世。1749年1月29日克里斯蒂安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出生，他是弗雷德里克五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英国的路易丝公主的儿子。当天他便接受洗礼，他的教父母是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他的父亲）、索菲·玛格达莱妮太后（他的祖母）、丹麦的路易丝公主（他的姑姑）和丹麦的夏洛特·阿玛莉亚公主（他的姑祖母）。也被称为克里斯蒂安的前王位继承人在1747年还未成年便去世了，因此他有望称为新的王位继承人。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的歌剧团在1748年至1749年间指挥克里斯托夫·威利鲍尔德·格卢克排练一部名为《神的争论》的歌剧，这部歌剧讲述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聚集在大贝尔特海峡的堤坝上，讨论应由谁来保护新王子。1751年在他出生两年后他的母亲、年仅27岁的路易丝王后去世，第二年他父亲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尤莉亚妮·玛丽再婚。早期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个性迷人，并且天赋出众，但弗雷德里克五世对儿子的教育不管不问，王子的幼年是在宫廷中的仆役们陪伴之下度过的。王室管家是一个性情冷酷、光短浅的人，经常用鞭笞来恐吓年轻的王子，许多史家认为这个人该为克里斯蒂安七世日后悲剧性的命运负上一定的责任。他看似聪明，并且时而头脑清晰，但是他有严重的情绪问题。维戈·克里斯琴森医生在其所著的《克里斯蒂安七世的精神疾病》一书中认为他很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然而最近的历史学家表示他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不具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身体衰弱后，1766年1月14日弗雷德里克五世去世，他只活了42岁。同一天就在他过完17岁生日后的几个星期后克里斯蒂安在克里斯蒂安堡宫的阳台宣布继位成为国王，他选择的座右铭是“以热爱祖国为荣”。

（二）年轻的国王与他的表亲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妹妹、年仅15岁的卡罗琳·玛蒂尔达公主订婚，乔治三世迫切希望他们能够成婚，但并不知道新郎患有精神疾病。1766年11月8日婚礼在克里斯蒂安堡宫举行，同年新郎加冕成为国王。婚后克里斯蒂安七世放任无度、纵情声色，但为了给皇室绵延子嗣，他不得不与王后圆房。1767年克里斯蒂安七世开始与妓女凯瑟琳整天厮混在一起。在他与王后的儿子出生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流连于哥本哈根的花柳之地，并显示出施虐狂的特性。他带着随从在大街上殴打无辜市民，打碎玻璃，以破坏家具取乐。他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无法爱上王后，因为与自己的妻子举案齐眉不时髦 。最终他陷入精神昏迷的状态，在此期间出现偏执、自残和幻觉的症状。克里斯蒂安的私人医生、改革论者和激进的思想家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1737年8月5日-1772年4月28日）成为他的顾问，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的权力逐步上升，最终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并推动许多进步改革的进行。施特林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当国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旅行时他的病情变得稍有起色，他获得国王的喜爱，1768年4月5日他作为国王的旅行医生留在克里斯蒂安的身边。从1768年5月6日到1769年1月12日国王前往巴黎和伦敦旅行并途径汉诺威，他也在国王陪同随行人员之列，1768年5月12日在离开阿尔托那的一个星期后他被封为国务委员。从1770年12月18日到1772年1月16日施特林泽至少下达1069件内阁指令，平均每天超过3件。改革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废除酷刑；废除强制劳动；废除出版审查；废除从贵族中遴选官员的制度；废除宫廷中的繁文缛节；国家不再对效益低下的制造厂商拨款；对赌博和豢养上等马匹的行为征税；惩戒贿赂行为；重建司法机关以减少腐败；建立国有谷仓以平抑粮价；将农田分配给佃农；军队整编及裁军；大学改革。

（三）施特林泽并无太多的行政经验，虽然思维敏捷头脑清楚，但是缺乏预估行动后果的能力。他又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急躁，认为一切事情都应该当场完成，每当其进程受到反对而延缓下来时他都视为愚钝。他推行宗教自由，却被民众视为给无神论大开绿灯，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无疑是非常危险的。施特林泽以“事实上的统治者”身份掌握权力后进行大范围的改革，他与王后卡罗琳·玛蒂尔达的不当关系成为当时一大丑闻，尤其是皇后生下他们的孩子路易丝·奥古斯塔以后。因为他过于激进的改革和密谋的政变，他很快失势并被处死，终身未曾结婚。1770年生活孤独受到冷落的卡罗琳·玛蒂尔达于施特林泽开始婚外情，大规模砸掉公职人员的饭碗和削减贵族的权利让施特林泽树敌甚多，而他与王后的私情也让对其统治的不满情绪蔓延到民间。王后似乎是在过了几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后突然坠入爱河，让她恨不得向全世界公开自己的青春与欢乐，她向女仆夸耀自己的恋情，在施特林泽每次到她房间拜访后她一再露出凌乱的衣着。两人在夏日别墅里公开同居，在宫廷舞会上举止痴狂。后来一起住进宫里一座豪华小楼，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但有秘密楼梯相通。1771年7月王后诞下一名公主——路易丝·奥古斯特，人们对施特林泽的愤慨终于被点燃。此时各路反对者走向联合，他们将施特林泽与国王对立起来。在宫廷这个小圈子以外大多数人开始相信他们的国王没有疯，只是受人控制下逐渐式微。反对者借王太后尤莉亚妮·玛丽之名意图扳倒施特林泽，而王太后则打算以此削弱国王的权力，以确保其自身和她的儿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安全。

（四）政变的过程非常简单，一点儿也不惊心动魄。1772年1月16日在一场宫廷假面舞会之后阴谋者冲进克里斯蒂安七世的寝宫，吓得国王神经错乱，并迫使他签署逮捕令，之后他们带着军队把这对恋人抓了起来。国王重掌大权，被民众送上金色的马车在哥本哈根巡游的消息一度引得举国欢腾。法庭开始审判，王后否认自己和施特林泽有任何瓜葛，而对施特林泽的指控主要针对其忤逆国法、篡夺皇权。施特林泽为自己展开辩护，声称自己与王后之间的情谊是无罪的。4月27日在三万民众的围观下施特林泽和布兰德特被处以极刑，1772年国王与卡罗琳·玛蒂尔达离婚，虽然卡罗琳·玛蒂尔达的头衔被保留，但最终离开丹麦并被流放到她哥哥在德国领土（位于汉诺威选帝侯国的策勒城堡）度过余生，1775年5月10日她因猩红热去世，年仅23岁。从1772年起克里斯蒂安只是名义上的国王，在1772年和1784年之间丹麦被克里斯蒂安的继母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尤莉亚妮·玛丽、同父异母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和丹麦政治家奥维掌控。从1784年起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六世成为王储摄政，他摄政期间废除农奴制，并对农业进行改革，但是也因拿破仑战争为丹麦带来灾难。1808年3月13日克里斯蒂安因中风在石勒苏益格的伦茨堡去世，享年59岁。尽管有传言说国王中风是由他看到国王在他的自传中声称对他充满敌意的西班牙官员乌尔里克·兰根感到恐惧而导致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中风是因为任何的外部原因。他被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他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六世继承。

弗雷德里克六世

（一）弗雷德里克六世（1768年1月28日－1839年12月3日）是1808年至1839年间的丹麦国王和1808年至1814年间的挪威国王，1768年1月28日弗雷德里克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出生，是克里斯蒂安七世和卡罗琳·玛蒂尔达的第一个孩子。他在他父母结婚后15个月出生，前一天正好是他父亲的十九岁生日，并且他的母亲也仅仅十六岁。作为国王的长子，他一出生就自动成为王储。同年的1月30日他在克里斯蒂安堡宫接受新西兰主教路德维希·哈尔博的洗礼，他的教父母是克里斯蒂安七世国王（他的父亲）、尤莉亚妮·玛丽太后（他的继祖母）、弗里德里克王子（他的继叔叔）。他的父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会表现出疑似精神分裂症的紧张性精神症，结果导致国王被他的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控制。从1770年到1772年期间施特林泽成为王权的实际掌握者，并且是弗里德里克的母亲卡罗琳·玛蒂尔达的情夫。施特林泽和卡罗琳·玛蒂尔达都在思想上受到包括伏尔泰和卢梭在内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在施特林泽掌权期间年幼的弗里德里克根据卢梭在他的著作《爱弥尔》内提倡的教育方法接受教育。弗里德里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与两个平民男孩玩耍，而不是受到施特林泽的直接命令。1772年1月8日在对抗施特林泽的起义结束后弗里德里克18岁的继叔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克王子（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的父亲）成为摄政王，然而权力却被弗里德里克王子的母亲（弗里德里克王子的继祖母）尤莉亚妮·玛丽太后牢牢掌握。最终在1784年4月14日弗雷德里克六世成年时解雇对太后忠心耿耿的大臣，并继续夺取摄政王的全部权力，据说在政变期间弗里德里克与弗里德里克王子就谁担任摄政王一事约定进行一场格斗。

（二）尤莉亚妮·玛丽（1729年9月4日-1796年10月10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之妻，1752年至1766年期间的丹麦和挪威王后。其子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曾在1772年至1784年担任摄政，她也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的祖母。尤莉亚妮·玛丽于1752年与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结婚，其父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斐迪南·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尤莉亚妮·玛丽与弗雷德里克育有一子，即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尤莉亚妮·玛丽是弗雷德里克五世的续弦，国王的原配是大不列颠的路易丝公主，后者的声望是尤莉亚妮·玛丽无法匹敌的。在弗雷德里克五世统治期间尤莉亚妮·玛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在国王离世后情况发生变化，她不喜欢患有精神疾病的继子克里斯蒂安七世，并想将亲生子弗雷德里克推上王位。1772年尤莉亚妮·玛丽在推翻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的政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此后虽然体弱多病的王储弗雷德里克接管政府，但实权却落在尤莉亚妮·玛丽和奥韦·赫格-古尔贝尔的手中，当弗雷德里克王储在1784年的政变中掌权后尤莉亚妮·玛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终结。在他摄政期间弗里德里克在首席大臣安德烈亚斯·彼得·伯恩斯托夫的帮助下进行广泛的改革，并在1788年废除农奴制。然而却与英国在航运中立问题上产生分歧，这导致英国分别在1801年和1807年对哥本哈根进行两次攻击，丹麦-挪威与英国在炮舰战争中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814年基尔条约。有人猜测他将会娶她的继祖母尤莉亚妮·玛丽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支持的普鲁士公主，为了表明自己已经能够摆脱顾问独立决策，他就个人而言从与丹麦王室和英国王室都有密切联姻的德国黑森-卡塞尔家族中选择他的第一代表亲黑森-卡塞尔的玛丽·索菲·弗里德里克公主。1790年7月31日他们在托普结婚，并且生育八个孩子，最年幼的威廉明妮·玛丽公主后来成为未来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妻子。

（三）弗雷德里克六世没有幸存的儿子，于是他死后将王位传给他的堂弟克里斯蒂安八世。1808年3月13日弗雷德里克成为了丹麦国王。当瑞典王位在1809年似乎有可能出现空缺时弗雷德里克也被当地人作为王位的候选人之一，弗雷德里克实际上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后代中的第一位丹麦的挪威国王。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古斯塔夫一世在瑞典与其他北欧国家一同加入卡尔马联盟一段时间后为瑞典赢得独立，然而当时奥古斯滕堡的卡尔·奥古斯都王子是瑞典王位的第一选择，紧随其后的是法国的贝纳多特元帅（未来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世·约翰）。他使丹麦成为拿破仑最忠实的盟友，当1812年法国在俄罗斯战败之后盟军一次又一次的说服他更改立场，但是他拒绝了。许多丹麦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国王固执，无能并误解拿破仑的忠诚。但是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对国王提供一些不同的解释，由于挪威一直依赖粮食进口，并且成为瑞典侵略的目标，他希望战争结束后将会举行一场国际会议。而在会议中拿破仑则会有主要的发言权，并将会在挪威方面帮助保护丹麦的利益，所以他一直跟随着拿破仑。当他在1814年拿破仑战争中失败并且失去挪威后弗雷德里克六世开始进行独裁统治，并且舍弃摄政王时期的开明思想，他审查和镇压反对势力。此外国内的经济也大受打击，至1830年才稍有起色。1834年他不得不进行轻微的民主改革，成立地区性的咨询议会。弗雷德里克六世支持天文学的研究，并从1832年起为用望远镜发现彗星的人提供金奖牌，此举被他的继任者延续到1850年，因第一次什勒苏益格战争（普丹战争）爆发才停止颁发。1839年12月3日弗雷德里克六世在阿美琳堡王宫去世，享年71岁，他被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他当了24年的摄政王和31年的国王，一共统治丹麦55年。

克里斯蒂安八世

（一）克里斯蒂安八世（1786年9月18日-1848年1月20日）是1839年至1848年间的丹麦国王，并在1814年以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的名号即位为挪威国王。1786年克里斯蒂安八世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出生，是丹麦和挪威王位假定继承人弗雷德里克王子与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索菲·弗里德里克的长子，他的祖父母是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尤莉亚妮·玛丽。克里斯蒂安从母亲身上继承超高的天赋，据说他因待人和蔼可亲、外貌英俊使得他颇受哥本哈根人民的欢迎。1806年6月21日克里斯蒂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梅克伦堡-什未林的夏洛特·弗里德里克公主在卢德维格斯卢斯特结婚，夏洛特·弗里德里克是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弗里德里希·弗朗茨一世和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的路易丝公主的女儿。1807年4月8日她在普隆城堡生下她的第一个儿子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但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去世了，她的第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在夏洛特·弗里德里克被指控有通j行为后他们在1810年离婚。1813年5月，了促进挪威人民对奥尔登堡王朝的忠诚，免使弗雷德里克六世与拿破仑一世的联盟破裂，他以王位假定继承人的身份前往挪威出任总督 （丹麦国王在海外领地的最高代表）。尽管他的努力被一些渴望挪威与瑞典联合的所谓的瑞典政党反对，但克里斯蒂安依旧竭尽全力维系挪威人民与丹麦王室的关系。1814年1月丹麦战败，在《基尔条约》迫使国王将挪威割让给瑞典后克里斯蒂安不顾挪威国内亲瑞派的反对，强烈支持挪威独立。1814年2月16日他被名人会议选为挪威的摄政王，4月10日在埃兹沃尔召开的挪威制宪会议批准克里斯蒂安成为挪威的摄政王，5月17日宪法被正式签署，克里斯蒂安被一致推举为挪威国王。

（二）接下来克里斯蒂安试图用过列强保障挪威的权益，但是没有成功。按照《基尔条约》的条款时在同盟国委员的要求下挪威与瑞典被迫成为一个联盟，并要求克里斯蒂安返回丹麦。对于该要求时克里斯蒂安回应说：“在瑞典停止作为敌对前议会将不会被召开，而作为符合宪法要求的国王时我不能再没有获得挪威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做任何事。”瑞典拒绝克里斯蒂安提出的条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短暂的战争，瑞典王储卡尔·约翰率军打败挪威。1814年8月14日因莫斯公约战争提前结束，按本条约的条款时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国王须将执政权交还挪威议会，放弃王位并返回丹麦。挪威议会修改宪法，允许挪威与瑞典联盟，并在在11月4日推选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成为挪威的新国王。克里斯蒂安回到丹麦后1815年5月22日他在奥古斯滕堡迎娶他的第二任妻子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宗德堡-奥古斯滕伯格的卡罗琳·阿玛莉公主（丹麦的路易丝·奥古斯塔公主的女儿），这对夫妇没有生育后代，直到克里斯蒂安继承丹麦王位之前这对夫妇一直作为哥本哈根的文学和科学学会的领袖过着隐居生活。克里斯蒂安对民主原则的怀疑使他一点也不受包括丹麦议会在内的保守的欧洲议会的欢迎，直到1831年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才赐予他一个国会席位。1839年12月13日克里斯蒂安继承王位，成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自由党派对这位“宪法给予者”寄予厚望，但除了行政改革外克里斯蒂安否决所有的自由议案，这使他的仰慕者大失所望。当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公爵领地频繁动荡之际尽管这将会动摇他在那的统治，他依旧经常对此事深感犹豫并缺乏热情，直到1846年才明确宣称石勒苏益格属于丹麦的领土。

（三）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认为如果克里斯蒂安获得足够久，他或许会给丹麦带来一部自由宪法，有人认为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做到。”克里斯蒂安八世延续弗雷德里克六世对天文学的支持，他继续为通过望远镜发现彗星人颁发金牌，并出资帮助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舒马赫发表科学杂志《天文学通报》。鉴于他唯一的合法儿子、未来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无法诞育后代，为了使丹麦王位能够被安全继承，他开始着手安排并选择未来的克里斯蒂安九世作为假定继承人。1848年他因败血症而死于阿美琳堡宫，葬于罗斯基勒大教堂。克里斯蒂安有十名私生子，他们都被克里斯蒂安小心翼翼的抚养。弗雷德里克七世（1808年10月6日——1863年11月15日）是丹麦国王（1848-1863在位），他是丹麦奥尔登堡分支上的最后一个君主。在他在位期间他签署一部宪法，设立丹麦议会，并使该国成为君主立宪。座右铭是：“人民的爱，我的力量。”但其反应迟钝而反复无常，王位由其表弟的后人克里斯蒂安继承。1849年丹麦宪法诞生，丹麦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他在位期间丹麦南部两个自治的伯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因为要求加入德意志邦联而与丹麦发生普丹战争，他曾经试图让荷尔斯泰因加入德意志邦联并让丹麦合并石勒苏益格，但是这两个公国内部有个不可分割协定，于是第一次战争中他勉强保住这两个公国。但于第二次战争中败给德意志邦联，被迫放弃这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虽然他一生结了三次婚，但他没有可继承王位的儿子，故此他的王位由其表弟的后人克里斯蒂安继承，是为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九世，后者也是克里斯蒂安三世的九世玄孙。

种族主义

（一）种族主义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种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年代，当时非洲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被大量掳掠到欧美各国，这些人被当作奴隶售卖。有一种观点认为种族间存在行为上的差别，这种观点经常引起争论而很难消除，一些概念例如国民性格、精神、性情等都是这种观点的产物。有些科学家认为不同种族间只是遗传体质上的存在差异，例如肤色、发色等。其智力受环境影响导致每个人不同，智力测验只能应用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只有对特定的文化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时这些智力测验的结果才有意义。但是环境同样对智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智力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当前测试智力是通过智商的测验。但是有关什么样的智力才能实际构成智力的特质这一点还没有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见，因此智商测验很难准确地判断智力情况，它不是测量遗传智力的好办法。种族歧视是指根据种族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种族隔离政策使歧视官方化，但它往往在未被合法化时被执行。麻省理工学院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工作单位在招聘时存在广泛的种族歧视，名字“听起来像黑人”的应聘者得到面试的机会会比名字“听起来像白人”的应聘者少50%，调查结果被研究者视为种族偏见已经植根于美国不公平历史的强力证据。制度上：制度种族主义指政府、企业、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大型组织的种族歧视行为。种族隔离指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不同种族将人群分割开来，使得各种族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空间或者服务。种族隔离可能是法律规定的，也可能是无法律规定但事实存在的。不论种族隔离是平等隔离，还是不平等隔离，实质上均是一种种族歧视行为。

（二）历史上最著名的种族隔离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和美国，另外澳大利亚、津巴布韦、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均发生过种族隔离行为，斐济、马来西亚等国如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隔离行为。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种族主义，传统的研究强调纳粹主义的阶级属性，而忽视它的种族主义内核，因此不能对纳粹德国的历史作出深入的分析。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于19世纪，尽管带有部落仇恨的痕迹，其实却是19世纪欧洲科学理论的发展（达尔文生物学）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欧洲人的世界统治地位和种族优越感）的后果，法国人戈比诺和英国人张伯伦是这种新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家。戈比诺著有《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他企图用种族观念解释文明兴衰，将特殊的种族性质与不同的种族相联系，并提出“血液污染”这个纳粹反犹主义的重要理论。张伯伦的代表作是《19世纪的基础》，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论和日耳曼种族中心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并且强烈反犹。张伯伦曾经将希特勒看作德国的救世主，他的思想对希特勒有很大影响。同时在德国存在着比较强烈的反犹太传统，主要来源于宗教反犹主义和新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大屠杀的最初动力可以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但是在最终解决时他能够获得德国人的协作。出现于19世纪的种族主义思潮和德国的反犹太传统是纳粹种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从纳粹的宣传和实践里看纳粹种族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容：种族史观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族民共同体理论；生存空间理论；反犹主义理论。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统治世界的种族乌托邦。

（三）雅利安人是19世纪西方人设想的操原始印欧语的古代民族，希特勒相信雅利安种族（所有真正的日耳曼人都属于其中）以北欧的金发碧眼白种人为血统，最纯正的雅利安人是拥有最优秀血液的主宰种族，他们被上帝创造成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最为杰出的人群，所有的人类文化以及所有的艺术、科学、文化成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雅利安人由于其血统高贵和能力超群，天然地拥有统治其他劣等民族的权利。人类文明的衰亡不是因为经济或物质原因，而是统治民族的血液受到玷污的结果。雅利安人的血液遭到劣等民族的玷污，因此逐渐丧失统治地位。为了改变这种衰退，当代的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白种人以北欧人种为代表）就必须纯洁自己的血液，通过恢复种族纯洁而达到复兴雅利安人文明的目的。反犹主义与雅利安人优越论紧密联系，在纳粹种族主义理论中犹太人是最邪恶卑劣的民族，导致雅利安人血液遭到玷污的罪魁祸首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与雅利安人是两个截然对立种族的代表，犹太人不仅拥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而且属于不同的种族。犹太人是非上帝的、非人的，是所有罪恶的化身。他们的目的是统治全世界，并通过污染雅利安人的血液来达到目的。在政治上犹太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使世界陷入混乱，而且犹太人还制造出强大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用以精心策划对雅利安人文化和秩序的破坏。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为了恢复雅利安人的统治种族地位，首先需要将所有日耳曼人都统一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以推动雅利安文明为己任，其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犹太人威胁，只有如此雅利安人才能纯洁血液、重新强大。反犹主义是纳粹种族主义的重要内容，它导致人类历史罕见的严重暴行，它很难用极端民族主义或阶级冲突来解释，而只能是种族主义的恶果。

（四）族民共同体是纳粹建设新德国的目标，德意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俾斯麦完成统一后宗教冲突、文化冲突、阶级斗争仍然在分裂着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工业化、阶级分化所产生的社会裂痕始终得不到解决，纳粹主义的兴起也普遍被认为是衰落中的下中层阶级的反抗。族民共同体是纳粹党针对德国的分裂状况提出的蓝图，并在执政后加以实施。族民在这里相当于种族，族民共同体是指所有日耳曼人不分阶级、宗教、文化、地域的差别，基于共同的血统而紧密联结成的统一体。这个共同体不同于议会民主制或君主制国家，而是一个民族—领袖国家。它排斥所有非雅利安人，在本民族内部消除各种差别。它的种族主义以血统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基础，以提升本族人民的种族地位并统治其他劣等种族为目的。纳粹执政后努力建设的族民共同体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但确实对于纳粹实行反犹政策，优生政策和扩军备战起到促进作用。夺取生存空间是纳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甚至是整个纳粹政策的核心目标，因为在希特勒看来种族与空间是不可分的，优秀种族必须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纳粹上台后对内对外的政策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此目的服务的，与当时许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不同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认为把德国的对外目标定为恢复1914年的疆界是可笑的。纳粹政府的对外目标首先是将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到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然后沿着条顿骑士的足迹向广阔的东欧扩展空间，被劣等民族占据的东欧平原正好提供扩张的目标。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新帝国必须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五）通过夺取生存空间，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通常选择的海外殖民地，可以获得雅利安人复兴所需的地理基础，供养规模越来越大的人口（希特勒希望到1980年能有1.2亿雅利安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按照纳粹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又可以起到优化种族的目的，即在生存斗争中淘汰不适应者来提高种族品质，因此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不论在目标上还是战争本身都是种族主义政策的要求。纳粹党诞生之处是当时众多的极端右翼组织之一，主要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有反犹主义的倾向，但种族主义色彩并不很强烈。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成为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与希特勒的影响紧密相关，从维也纳时代起希特勒就成为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反犹分子。1924年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在希特勒的要求下就包含种族主义内容：“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1926年的班贝格会议会议上希特勒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标志着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成为纳粹党的主流。在上台之前纳粹党的种族主义理论只停留在宣传阶段，在党的领袖中尽管反犹主义比较强烈，但也并非都是希特勒那样的狂热分子。在纳粹的宣传中强调犹太人要为大战的失败负责，要为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苦难负责。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下层革命的代表）和犹太金融资产阶级（上层剥削者的代表）是纳粹重要的抨击对象，用以吸引处于前两者压力下的中层阶级。但这种攻击主要出于政治经济因素，而不是希特勒所深信的血液原则，为了争取选民的纳粹还有意抑制过分的种族主义叫嚣。

（六）当纳粹上台后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丧失殆尽，只在冲锋队中还有所存在，而种族主义成为纳粹政权的本质内容。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分两步实现，首先建立日耳曼人的族民共同体，增强国家力量。然后发动战争夺取生存空间，建立雅利安人统治的世界秩序。建立族民共同体的努力首先从政治上开始，1933年在纳粹主导下通过“授权法”，实际上取消议会政治。然后解散其他所有政党，开展一场“一体化”运动。各邦国政府的原有权力被剥夺，德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对政府机构进行初步清洗，工人、农民、教师、律师都被新的纳粹机构组织起来。这个新的纳粹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宣称代表全民利益，而非某一集团、阶级的利益，致力于消灭阶级冲突和民族内部差别，以恢复民族荣光。排斥打击犹太人的行为从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初就立即展开，1933年以冲锋队为主力发动对犹太人商业的抵制。从1933年的《恢复职业文官制度法》开始在公职人员中清洗以犹太人为主的非雅利安人，然后犹太人被逐步赶出各个职业领域。1935年纳粹政权开始禁止犹太人在公共场所活动，并在1935年9月通过有重要意义的纽伦堡法。纽伦堡法重新界定定德国公民权，禁止“种族污染”。这是排除犹太种族、纯洁雅利安族民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体现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本质。到了1938年随着纳粹发动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的临近，对犹太人的迫害也随之加重，犹太人被完全驱逐出德国公民的社会，在“帝国水晶之夜”后大约两万人被关进集中营。除了犹太人外各种不愿意适应族民共同体的“反社会的人”和日耳曼血液的玷污者，包括吉卜赛人、同性恋者、乞讨者、惯犯、精神病患者也都受到残酷迫害。

（七）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纳粹德国的各项种族主义政策主要是和平进行的，即使是日后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此时受到的也主要是剥夺公职、合法化歧视、强迫移民、重新安置和强迫定居等非杀戮手段。但是从1938年开始被纳粹视作浪费粮食的“负担”的残障儿童和成人精神病患者遭到系统的谋杀，到1941年这项计划停止时已经有9万患者被杀害，在此过程中使用的毒气技术后来被大规模应用到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与此相反的是对于纯种的雅利安人或者在血统上有价值的人时纳粹鼓励其多生育以改善种族质量提升种族数量。为了促进人口增长，党卫队开展“生命源泉”计划。希姆莱表示：“这是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并给那些种族纯正的未婚女人免费生孩子的机会。”同时避孕、堕胎、同性恋等不利于婚育的行为在纳粹德国被坚决禁止，这样在第三帝国里家庭成为提供未来士兵的再生厂工厂，而妇女就是工厂里的机器。妇女在第三帝国里的位置是微妙的，一方面他们被剥夺工作机会，固定于家中贤妻良母养育后代的角色；另一方面女性和母亲又得到庄严的赞美（纳粹德国专门设有崇拜母亲的母亲节，生育多的母亲可以得到十字勋章）。妇女本身并不参与德国的复兴，但她们却是纳粹种族国家的基础，是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重要实施对象。纳粹德国战前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行动也都和种族主义国家目标相关，最重要的有三项活动：恢复经济、扩充军备、扩展土地。纳粹恢复经济的行为有三个特点，都与夺取生存空间的种族主义目标相关。首先恢复经济、解决失业是与重整军备同时进行的，重整军备活动有力地减少失业（最终基本消灭失业）并刺激工商业生产，从而支撑经济恢复，而经济恢复又是大规模扩军备战的保障。

（八）其次希特勒的经济目标是做到自给自足，尤其在农业生产和重要的能源、材料方面。为此纳粹德国进行大量的替代品或人工合成品研究，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战争准备的需要（希特勒吸取了一战时德国被封锁的教训）。最后纳粹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它既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更不是苏联式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竞争经济、垄断经济、指令经济都在其中存在，为纳粹意态服务。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和垄断资产阶级得益最多，但认为此时的纳粹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的观点似嫌简单。与其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借助纳粹政权重整军备的努力而获得暴利，倒不如说纳粹政权利用垄断企业来锻造夺取生存空间的神剑，之所以倚重大企业而淘汰小企业（纳粹曾经的拥护者）正如希特勒重视国防军而清洗冲锋队（纳粹夺权的重要工具）一样是因为前者更适于实现纳粹意识形态目标。扩充军备与夺取生存空间直接相关，是战前德国的核心目标。雅利安人统治秩序的建立必然有赖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力量不足以放手一战时纳粹德国采取外交手段夺取土地，到大战爆发时德国已获取莱茵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德意志国，这样一个包括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极权主义种族国家终于形成。接下来它要做的就是用战争手段去夺取生存空间，消灭、驱赶或奴役新土地的居民。同时通过优生手段提高统治种族的数量和质量，完成纳粹理想中的种族乌托邦，到那时雅利安人将统治世界。纳粹德国的后半期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作战、占领、掠夺、奴役、屠杀是它的主要行动，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本质在此时暴露无遗。

（九）纳粹战争不同于一般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或夺取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扩张战争，它是种族主义性质的战争。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驱逐劣等斯拉夫人，从而为其种族乌托邦提供生存空间一直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核心意图。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不是外交政策的最后一招，而是实现德国国家目的的优先工具，因为雅利人的优越性使他们有权获得被劣等民族占据的广大空间，正因为如此希特勒的战争具有不可妥协性和不可避免性。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先因为侵略波兰而与西方开战只是策略问题，击败西方是为了以更有力利的位置对东方作战。正如希特勒所言：“我一切的作为都是针对俄国而来，若西方太愚昧、太昏庸，以致看不出这一点，那我只有被迫与俄国人达成某种谅解，先击溃西方，再集结大军转向苏联。”1941年在西线作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纳粹德国就倾力攻击苏联表明纳粹的真实意图，证明战争的种族主义性质。这场种族主义战争开始后（尤其是进攻苏联后）纳粹在占领区建立起种族主义新秩序，占领是根据当地人种族成分而分的，对不同种族的人采取不同的对待。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受到的待遇最好，波兰、苏联地区的斯拉夫人最受迫害。一些金发碧眼的波兰、苏联儿童则由于被海因里希·希姆莱认定有种族价值，带到德国进行德国化。在战争期间有两百万以上的苏军战俘被杀害或迫害致死，到1944年中有七百万外国劳工在德国充当劳力，另有七百万人在当地为德国战时经济服务。上百万的日耳曼人迁入波兰地区，当地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被迁徙并强迫定居。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主要是迫害和驱赶（甚至考虑将犹太人迁往马达加斯加），战争开始后对犹太人进行强迫集中居住和集体抢杀，战争后期则对犹太人实行最终解决（死亡营中的系统化屠杀）。

（十）纳粹战争的种族主义性质甚至损害战争行动本身，在苏德战争初期部分苏联人民（尤其在乌克兰）原本对德国人持欢迎态度，但最终因纳粹的残暴而奋起反抗。纳粹德国的妇女也因为为种族主义理论而迟迟没有大规模参加生产活动（反法西斯同盟方面则很好地利用庞大的妇女劳动力），由上可见战争期间的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性质是不容置疑的。种族主义是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理解纳粹党与纳粹国家的关键所在。如果仅仅把纳粹党看作资产阶级反动政党，把纳粹政权看作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而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附属物置于不重要的地位，就无法对纳粹党和国家（尤其是战争时期的纳粹党和国家）的行为作出足够合理的解释。从战时的纳粹政权的政策来看种族主义不只是宣传，而是要认真加以实施的，不但是任务，而且是核心任务，正是种族主义（而非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促使纳粹德国犯下前所未有的罪行。种族隔离指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不同种族将人群分割开来，使得各种族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空间或者服务。种族隔离可能是法律规定的，也可能是无法律规定但事实存在的。不论种族隔离是平等隔离，还是不平等隔离，实质上均是一种种族歧视行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人民所能拥有的权利是依照其种族背景来划分，拥有欧洲白人血统者能享有至高的权力地位，而非裔、亚裔与种族混合血统者则受法律限制其参与政治及提升经济能力的机会。自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起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从法律上终结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的最重要判决包括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64年的“亚特兰大之心汽车旅馆诉美国案”等等，同时沃伦法院还通过一系列判决终结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法——吉姆·克劳法。

（十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以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作为开端，由于广泛的使用而被执政的南非国家党予以强化。接受差别待遇的黑人有2500万人，印度人有90万人，但是白人只有400万人。这个制度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别待遇。1948年被以法律方式确定，直到1991年南非共和国因为长期的被国际舆论批判与贸易制裁而废止，联合国也认为“种族隔离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南非共和国的政府说法是：“南非共和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皆有所不同，言语也有所差别。让各民族各自发展并不是种族隔离，而是各自发展。”但是明显的白人掌握政治经济的权力，有色人种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其中的黑人多在白人拥有的农场工作，但是只拿到白人十分之一的工资，而且工资通常无法养家，也有不少黑人失业。原住民土地法与“家园政策”：1971年开始将居多数的黑人移居到南非共和国13%的边陲地带的十个“国”并给予自治权，目标是使其独立。移居的这些“国”的黑人会失去南非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但是这些“国”中白人仍然居有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而且南非共和国从1976年到1981年扶植温达、希斯凯、川斯凯与波布纳等四个“国”独立，但都没有被国际所承认。隔离设施法：公共场合的坐位与使用以白人与非白人作为差别。集团地区法：以人种作为居住地区的限制。混种婚姻禁止法：禁止人种不同的男女结婚。背德法：对于恋爱行为的限制与惩罚。其他在医疗、宗教、就职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限制。种族隔离特指南非的种族隔离为1948年至1990年间在南非共和国实行的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具体实践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防止非白人族群（即使是居住在南非白人区）得到投票权或影响力，将他们的权益限制在遥远可能从未访问过的家园。

（十二）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有时被声称是平等隔离，即为白人和非白人提供同样的、但彼此分开的服务，但事实上非白人族群可得到的只是非常次等的公共服务。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分类以四种人为分类：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与黑人。其中有色人种为早年白人移民与黑人（布须曼人与班图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子女的后代，印度人包括所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含巴基斯坦人）和其他教徒。从1970年代起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在种族隔离场所也可以享受与白人相同的待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南非不人道不公平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拒绝与其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与种族隔离有关的主要法律包括：1911年矿业及工人法；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和移民调节法；1944年公民身份法；1949年禁止跨族婚姻法，禁止人种不同的男女结婚。背德法，对于跨种族的恋爱行为的限制与惩罚；1950年人口登记法，规定所有人口都要按种族登记。反共产主义法规定政府有权查禁任何被指控为“宣传共产主义”的政党。集团地区法，将全国分为不同区域，划出禁止黑人居住的地区；1951年班图人管理机构法，为黑人建立单独的管理机构。防止非法定居法，规定政府有权拆除黑人贫民区。土著建筑工人和土著服务法，规定白人雇主有义务在白人区为其黑人雇工修建必要的住房；1953年隔离设施法，禁止不同种族的人混用公共服务设施，如盥洗室、候车室等。班图人教育法，将所有黑人学校收归政府管辖，终止教会学校的存在；1954年班图人城市区域法，禁止黑人在城市定居；1956年矿业和工作法，将劳工领域中的种族隔离正式化；1958年促进黑人自治法，即“黑人家园政策”；1959年班图人投资法，建立起将必要资本转移至黑人家园的机构。大学教育扩充法，为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建立单独的大学；

（十三）1970年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从1971年开始南非政府将居多数的黑人移居到分散于南非共和国边陲地带（占该国总面积13%）的10个“黑人家园”，并给予这些家园以自治权，目标是使其独立。移居到这些“黑人家园”的黑人会失去南非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但是这些“黑人家园”中的白人仍然居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南非共和国从1976年到1981年先后扶植文达、西斯凯、川斯凯与博普塔茨瓦纳等四个“国家”独立，但都没有被国际所承认；1974年阿非利加语媒体法，规定在黑人家园以外的地区，阿非利加语在学校授课中要达到50%的使用比例，在医疗、宗教、就职等其他方面都作出相当的限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国内的反弹与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攻击与经济制裁。1986年为止南非政府废除限制非洲人在白人的领域内移动、居住的法律以及在工作场所保护白人的相关劳动法规，1989年戴克拉克担任南非总统后便释放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曼德拉，并且于1990年解除戒严。至1991年南非共和国废止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在法律上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废除依据种族区别进行教育的法规。1993年12月暂定的宪法废除剥夺非白人参与政治权利的法规，戴克拉克因对南非的民主贡献，与曼德拉一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4月实施所有人种都能够参与的议会选举，1998年与台湾当局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种族歧视是指一个人对除本身所属的人种外的人种，采取一种蔑视、讨厌及排斥的态度，并且在言论行为上表现出来。种族歧视开始于殖民时代，以政府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等制度为首的时期达到顶峰。

（十四）经历20世纪的二次大战以及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平等运动后世界很多国家内部的公共讨论对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已经越来越严重，种族差异不应当用种族歧视来概括，在移民国家中种族问题不是单纯用种族歧视可以掩盖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种族问题的复杂化又衍生出“逆向歧视”等更多问题，美国的种族歧视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基本特征，严重威胁着其国内少数族裔各项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美国执法司法领域种族歧视未见改善，仇恨犯罪尤其是反犹主义势头猖獗，少数族裔在经济、社会、工作、健康等领域处于极度不利地位，政府高官的排外主义言论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浪潮。种族歧视的表现有公开的、合法的，有隐蔽的、实际的。在南非共和国中种族歧视突出地表现为种族隔离，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基本国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白人种族主义当局颁布的种族歧视法令就多达100多项，美洲的黑人、印第安人、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欧洲的原殖民地移民、少数族裔和外国工人，亚洲的“部落民”和种姓集团等都是今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严格意义下种族歧视的适用范围，根据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条定义为：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本公约不适用于缔约国对公民与非公民间所作的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本公约不得解释为对缔约国关于国籍、公民身份或归化的法律规定有任何影响，但以此种规定不歧视任一籍民为限；

（十五）专为使若干须予必要保护的种族、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进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以期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及基本自由者不得视为种族歧视，但此等措施的后果须不致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各别行使的权利，且此等措施不得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是对种族歧视的官方的，也是为国际社会所认可接纳的严谨定义。从1619年贩卖进北美大陆的第一批黑奴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对黑人的种族歧视，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奴隶制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合法的，这个毒瘤在美国联邦宪法制订时就引起相当的麻烦。当时的矛盾似乎是在大州与小州、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但从根本上讲地方主义（地方主义是一种在处理问题时将本地方的利益放在首位，不顾甚至破坏全局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即南方和北方的争夺主导制宪过程，其中奴隶制度是核心问题。18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口中奴隶占1/7，那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们怀疑奴隶制度在美国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出自其他利益的考虑只得默认其存在，结果出现具有权宜性质的妥协。北方州代表希望把奴隶计入人口总数内，目的是增加各州应缴纳的联邦直接税。南方代表也希望把奴隶计算在内，但意在增加自己州在众议院中的议员名额。双方为达到各自目的实行妥协，其结果就是五分之三条款，即黑人奴隶的人口折为五分之三后计入各州人口总数。这个妥协实际上是南方的胜利，因为直到内战爆发前国会很少征收联邦直接税。当然反奴隶制度的呼声还是有所收获：宪法规定美国参与国际奴隶贸易为合法的最后截止日期，国会后来在1808年通过这项法律；到1800年绝大多数的北方州要么废除奴隶制，要么已经开始实施黑奴的逐步解放。

（十六）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废奴运动逐渐高涨，运动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三种人：自由黑人、基督教教友派信徒和激进的白人。从运动的派别而言也主要有三类：殖民派、逐步解放派和立即解放派。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革家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对自己和国家的尊严实为奇耻大辱，人道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奴隶主对黑奴的鞭笞和黑人家庭的支离破碎，民主党人则抗议对奴隶政治权利和民权的彻底剥夺，所有的完美主义者对奴隶根本没有机会改善自己感到悲哀和绝望。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很多人认为不通过革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绝无可能，但是也有少数理论家声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条款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美国宪法已经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奴隶制度不合理，但它在某些州的存在问题不受联邦政府控制。到密苏里妥协时期很多反奴隶制度的北方白人终于明确自己的思想：奴隶制度是错误的，绝不容忍这样的制度存在于美国。但由于联邦宪法要求容忍奴隶制在某些州的存在，他们感到没有责任和理由为此抗争，在奴隶制度合法存在的州中凡主张不择手段进行废奴的人都被斥为极端不负责。1820年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称：“奴隶制是北方联盟上身上的巨大的和讨厌的污点，如果这个联盟不得不解体的话引爆点绝对是奴隶制问题。”但是亚当斯并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日记里表达这个观点，当时大多数奴隶制度反对者只是力主把奴隶“殖民化”，有的仅仅劝说奴隶主应人道地对待自己的“财产”。

（十七）而且虽然密苏里妥协禁止在路易斯安那购买中获得的绝大部分土地上实行奴隶制，但没有任何一项触及奴隶制在南方继续存在的现实。19世纪20年代报纸《全面解放的天才》编辑、基督教教友派信徒本杰明·兰迪就提出在南方要用劝说而非联邦干涉的办法处理奴隶制问题，他也曾考虑把自由黑人和奴隶移民到海地和加拿大的可能性。兰迪的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他在1831年开办报纸《解放者》，并使它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反对奴隶制出版物。同年他组织成立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该协会主张：奴隶必须立即解放而且要受到平等对待；有偿解放不可接受，把黑人移民也不可行。兰迪的助手威廉·加里森是言辞激烈、寸步不让的“立即废奴派”。很多白人不信任加里森，对他举行的活动进行暴力干扰和破坏，因此有些加里森的支持者只得另投他门。原来资助《解放者》的纽约富商塔潘等就投奔废奴运动的另一个领导人威尔德，威尔德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奴隶制问题使南北分裂不可避免。他说：“多年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诸多事件奠定两大政党的基础，一个党的核心是奴隶制，另一个则是自由。”但威尔德派主张是看似矛盾的逐步取得奴隶制度的立即废除，并通过政治活动达到废奴目的。1840年他们最终与加里森决裂，成立自由党，并推出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奴隶制，制订的竞选纲领是逐步地通过立法完成全体黑人的普遍解放，但是该党候选人在全国只得到7000张民众选票。在白人的反奴隶制斗争产生一定影响之前已出现很多自由黑人反奴隶制分子，1830年美国已有几十个黑人反奴组织，因与加里森派有联系，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不断增长。

（十八）白人反奴主义者特别喜欢请黑人特别是逃奴在公众大会上演讲，因为他们对自己经历的动情讲述很具煽情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话本身就是或活生生的见证，容易说服人们相信“黑人即非动物，也非工具”。黑人反奴主义的首位名人是大卫·沃克尔，他的力作《向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一书被认为是现代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来源之一。他虽是自由出身，但也难逃种族主义的巨大伤害。他谴责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鼓噪是纯粹的伪善，并预言上帝最终把正义带到美国时美国白人将对自己生在人间而懊悔不已。弗来德里克·道格拉斯是来自马里兰州的逃奴，曾受尽奴隶主的毒打和种种凌辱，他定居波士顿后成为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在公共集会上的著名发言人。他告诉白人听众：“奴隶制度把你们的共和主义留上可耻的烙印，把你们的人性变成伪善，把基督教变成谎言。”道格拉斯坚持认为：‘黑人的自由不仅仅是获得解放，而是要求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最初道格拉斯自称是加里森的“忠实信徒”，目标是最终摧毁联邦宪法和联邦。但是到19世纪40年代他产生新想法，他宣称：“联邦宪法建立起正义，保证国内稳定，确保自由的赋予。”也就是说他改为采取从美国制度内部进行反抗奴隶制的斗争策略，逃奴哈里特·塔布曼则用她特有的“地下铁道”为解放黑人而斗争。虽然废奴运动中有多种主张，加里森作为最革命最激进的“立即废奴派”领袖时追随者虽不多，但影响力十分强大。不同于那些主张对黑人的解放采取循序渐进、分期推进方式的改革家的是加里森认为废奴不只是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更是一场革命。

（十九）他指出：“仅仅解放黑奴是不够的，让黑人取得种族平等、获得完全的公正对待才是废奴主义者的唯一和最终目标。”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在废奴主义者内部认为黑人与白人平等的白人也是寥寥无几，同时加里森对“立即解放”黑奴的纲领在南方将产生的怎样的反应并不放在眼里，所以敢于痛斥道：“所有南方白人都是恶棍，所有黑人都是圣人。”他甚至说：“我宁愿要黑人统治，也不愿南方议员当道，因为这些议员都是‘暴徒’。”他的追随者也对奴隶主大加鞭笞，认为：“奴隶制与残酷是同义词，奴隶主不属于人类。”当他看到美国北方种族平等思想的局限和南方白人的极度轻蔑时他得出结论说：“美国社会烂透了。”因此他拒绝向现存的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制度让步。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道德上的绝对主义者，他执着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天国”。然而他最终还是走上通过政党政治达到目标的道路，这是废奴运动从道德改革性质走向政治领域的第一步，也正是这一步引向19世纪50年代共和党的成立。19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因为新州的属性问题，奴隶制问题成为南北分裂的导火线，因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导致南方和北方之间终于发生武装冲突。南方奴隶主组织武装暴徒冲入堪萨斯，北方工农奋起战斗，持续数年，史称“堪萨斯内战”，这被视为南北战争的前奏。1858年主张逐步废除奴隶制共和党人林肯发表的“分裂的房子”演说，1859年的布朗起义（特别是北方人对烈士布朗殉道式的牺牲表露出的巨大悲痛）使南方奴隶主以在震惊之余对北方的怀疑和恐惧进一步加深，从而把美国进一步推向内战边缘。通过内战这一极端事件和战后共和党人的激进重建后黑人终于得到真正的历史机遇，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解放叛乱州种植园主的奴隶，并特别豁免边境州和联邦征服的前邦联地区的奴隶。

（二十）1865年作为北方的胜利成果之一，第十三条修正案被纳入美国宪法，它的最大成果是在美国及其实行管辖的地方废除“奴隶制和不情愿的苦役”，即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这是美国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对黑人奴隶而言其意义之重大更是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终于摆脱数百年“动物或工具”的身份而成为法理上的“人” 。内战后黑人遭遇的巨大不平等，其根源当然是白人顽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传统。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还包括那些被称为种族问题的专家们一致确信黑人是低等种族，北方受过教育的人也普遍接受这个观点。英国观察家詹姆斯·布莱斯大胆声称：“黑人没有抽象思维、科学探究和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由于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低劣，他们无法同高等种族交往。”他在美国同行们中很有影响，其观点亦十分走俏。同布莱斯一样的是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把黑人与印第安人等同，认为他们都不属于真正的人类。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通过剥夺黑人受到高质量教育和担任较好工作的机会，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利用因此产生的黑人的“无知”和贫穷，把各种低质量的设施名正言顺地提供给黑人。黑人在长期苦难环境中和巨大压力下形成的心理状态也是恍惚不清，各阶层对自己境遇的反应更不完全一致。有些人反思是否应当对自己的种族骄傲（即后来称为的“黑人民族主义”进行调整），有些人则彻底失望，试图重启非洲殖民运动，干脆彻底逃避这块折磨身心的“自由乐土”。特讷主教就坚持认为：“非洲是我们的家，任何一个只要有动物感觉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个国家里黑人毫无前途，有人则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二十二）种族隔离在客观上对黑人理发师、殡仪员、餐饮业人员和小店主有利，因为白人不愿向黑人提供这类服务。即使出现与白人的竞争，种族隔离引起的仇恨自然使黑人更乐于照顾黑人的生意。据最保守统计称1865年至1900年间南方黑人的平均生活水准提高一倍多，至少是这一点让他们感到眼下的生活毕竟比在奴隶制下改善多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激进的黑人分离主义在南方黑人中拥护者寥寥。当然很多人仍然不放弃斗争哲学，如纽约《时代》杂志的编辑和非裔美国人同盟的建立者，号召黑人挺起腰杆争取充分民权，如条件较好的学校和公平的工资，并同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头10年美国黑人争取平等自由的运动只限于由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法院进行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长期受到种族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有色人种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的鼓舞以及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导致大批黑人流入城市，使黑人地位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是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为改变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就布朗控诉托布卡教育委员会一案作出判决：公立学校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教育是不平等的，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1955年12月1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黑人帕克斯夫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而被捕入狱，在青年黑人牧师金的领导下全城5万黑人团结一致，罢乘公共汽车达一年之久，终于迫使汽车公司取消种族隔离制。1957年金牧师及其支持者组成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将运动深入到南部生活的各个领域。1958年南方21个主要城市组织集会，发动黑人争取公民权利。

（二十三）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城4个黑人大学生进入一餐馆，白人服务员命令他们走开，他们静坐不动。这一英勇行为立刻得到南部广大黑人学生响应，发展为大规模静坐运动，迫使近200个城市的餐馆取消隔离制。1961年5月初种族平等大会又开展自由乘客运动，不久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参与下得到许多白人支持，逐渐发展为全国性运动，迫使南部诸州取消州际公共汽车乘坐上的种族隔离制。1968年美国黑人运动的领袖、推行非暴力主义理论的基督教牧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美国建国200年后才出现马丁·路德·金为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如今美国已经给予黑人更多的教育待遇和社会福利，但美国的种族问题不容乐观：全美各地的每一个有显著黑人人口的城市都挣扎在支付社会福利和执法问题上，黑人的社会福利率是白人的5到6倍。黑人享受社会福利计划的时间也远远超过白人。同时黑人的犯罪率（与其人数相比）极端不相称，导致白种纳税人逃离，所剩下的就是破产的、不能支付所有滥用福利的、高犯罪率的城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源于其“双重殖民”的独特历史，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地区建立殖民点，为绕过好望角贩卖东印度香料的荷兰商船提供粮食、牛肉、烟草、淡水等补给。殖民者最初建立的是自由农庄，后来从安哥拉地区输入第一批奴隶。住在开普地区的纳马人（霍屯督人）脱离自己的氏族，以替白人畜牧、劈柴、作仆人为生，从而逐渐沦为奴隶，并在南非荷兰裔（布尔人）社会当中形成奴役当地土著的传统。由于天花等疾病的影响，住在白人殖民区附近的纳马人大量死亡，于是荷兰农民在18世纪对人口空虚的内陆地区发动多次“远征”，从而将土著驱逐到南非西北部荒凉不毛的卡拉哈里沙漠地区。

（二十四）原本居住在西非和中非地区的班图人在1600年前后开始大批南下，众多的班图族部落（赫雷罗人、奥万博人、苏陀人、祖鲁人以及曼德拉所属的科萨人）渡过林波波河，进入今日的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地区。他们也战胜原先居住在那里的纳马人和科伊桑人（布须曼人），把这些从事原始狩猎采集的弱小民族消灭掉或驱逐走。苏陀人在1700年前后到达瓦尔河（在南非中部），科萨人在同一时期抵达南非东海岸的凯河地区，从而与荷兰布尔人殖民者的先驱部队迎头相遇。此后这两个种族集团互相对峙一百多年，双方都未能再继续前进一步。1830年前后开普殖民地的英国人数量很快压倒布尔人，英国当局宣布开普殖民地的土地是“皇家土地”，布尔人不能再免费占据土著的土地，而且当地原先的奴隶制度也受到限制。对英国统治感到不满的布尔人在1836年前后大批离开开普殖民地，向内陆前进，渡过瓦尔河，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纳塔利亚共和国等多个自治政权。但英国势力也逐渐北上，先吞并纳塔利亚共和国和第一次德兰士瓦共和国，后来经过残酷的布尔战争后在1902年吞并第二次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从而将南非布尔人全部纳入英属南非的政治体系之中。然而从民族性格和宗教传统来说布尔人和英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布尔人主要有两个成分：一是荷兰移民，他们多是加尔文派教徒的后裔；一是躲避宗教迫害的法国雨格诺派教徒，雨格诺派也是加尔文宗的别称。这个教派是新教当中最偏执、最严肃死板的教派之一，反对音乐、唱歌、跳舞，反对过圣诞节，反对一切快乐的东西，主张过清规戒律的苦修生活（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也与此类似）。

（二十五）他们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基督徒，带有一种宗教优越感，在南非则发展成种族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方面是针对黑人的，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英国移民的。此外布尔人过去有自治传统，采用的是欧洲大陆的罗马法体系。而英国在南非殖民地推行的是普通法法系，布尔人由于语言不同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当时的英国人对布尔人也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南非布尔人都是农民而低贱下流、顽固不化，许多布尔人因为轻微的过错而受罚。布尔人的小孩如果在英国人的学校里讲布尔语会被挂上牌子示众，上面写着“我是一头驴，我讲布尔语”。在1900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英国人对布尔人还采取过非常残酷的焦土政策和集中营关押，两万多布尔人妇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在集中营里，这些历史都加重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隔阂，并且加深布尔人本身的民族主义意识。荷兰早就停止向南非输送新的移民，这些布尔人变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的“土著白人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像以色列的犹太人。外民族的每个人（包括黑人和英裔白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敌人，布尔人尤其憎恨英国人。虽然南非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但布尔人却在1914年发动亲德国的兵变，并在1939年成立亲纳粹德国的特务组织奥瑟瓦·布兰德威格。布尔人的南非国民党掌握南非政权后甚至在1961年宣布废黜英国女王的国家元首地位，退出英联邦，并把政体从自治领改为共和国。1902年英国吞并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之后布尔人在南非白人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60%，从而为其创造有利的政治局面。1910年布尔人的极端政治组织“南非党”在大选中击败亲英的“联邦党”，开始把过去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些有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法律推行到南非全国。

（二十六）推行强硬民族主义的南非国民党在1948年大选中击败由德高望重的扬·史末资元帅（他是亲英的布尔人）领导的联邦党，从而开始其历时甚久、从未间断的长期执政。历届南非国民党领袖（如丹尼尔·马兰、约翰内斯·斯特雷顿、亨德里克·维沃尔德等人）都认为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会最终导致南非白人的消灭，该党在上台后不久很快就颁布一整套种族主义的法律，并且极其严厉地推行，以加强其所谓“自我保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整个“种族隔离”理论实际上是借用纳粹主义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基本意义是一个人的肤色确立他的身份。这套制度把南非人分为白人、有色人种（17世纪荷兰白人和土著纳马人通婚的后代）、印度人、马来人、黑人几个基本的种群，犹太人被划为白人，华人被划为白人下面的一个亚种群，日本人则被归为“荣誉白人”。南非政府甚至成立一个由白人组成的“人口登记委员会”，其成员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申请者的皮肤颜色、面部特点和头发的组织结构，以此来决定是否批准其改变种族身份的请求。种族隔离的另一个目的是保证“种族的纯洁性”，194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为非法，1953年的另一项法律不准不同种族之间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套理论和纳粹的种族学说如此相像，以至于南非政府最后都不敢堂而皇之地使用“种族隔离”这个词，而是代之以“多元民主”或“各自发展”这种委婉的说法。但是无论其名称如何都不能掩盖这样的实施：这个制度的真实意图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把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白人变成人口占极少数的白人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南非国民党统治下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发展到极盛时期，南非政府利用廉价的黑人劳动力，白人的管理才干，还有无穷无尽的矿藏（黄金、钻石、白金、铀、锰以及占全非洲储量87%的煤炭），已经把南非建设成非洲唯一一个接近于西方发达世界的国家。

（二十七）当时的南非经济基础稳固，基础设施发达，按照白人的人均收入计算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十一个粮食自给有余并有余粮出口的国家之一。其黄金开采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能够制造从电冰箱到汽车的各种产品，每年出口大量的粮食、葡萄酒、纺织品和机器。当时的南非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足以顶住全世界的制裁，并令当时处于经济衰退的欧洲国家咂舌称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南非白人政权对黑人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但南非黑人的总体生活状况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好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能得到最好的医疗保健（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黑人城镇索韦托的巴拉格旺纳斯医院是非洲最大的医院）。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中也有许多黑人医生、黑人律师甚至腰缠万贯的黑人富翁（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的是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甚至还有少量的贫穷白人），许多非洲政权（比如阿明的乌干达和博卡萨的中非帝国）在对待本国黑人时采用的各种手段比南非国民党更加残酷，但是这个事实并非“种族隔离可以接受”的依据。南非黑人并不愿同非洲其他国家的黑人比（许多南非黑人至今仍对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的贫穷黑人也采取歧视和仇恨的态度），而是和南非白人所享受的种种机遇和特权来对比。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黑人受到三百多项歧视性法律的限制，这些法律规定黑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居住、工作、吃饭、旅行；可以和什么人结婚；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天黑之后不能进入白人居住的城镇。对于南非黑人来说这是最大的不公平。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国际组织都在对南非施加压力，设法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1962年联合国向会员国建议不要在南非投资，翌年敦促各国不再帮助南非制造军用飞机、战车和军舰。

（二十八）1974年联合国宣布中止南非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席位，1977年宣布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南非的体育团体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和大多数的国际比赛，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不允许南非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或飞越其领空。然而这些措施一点也没有损及南非的经济潜力及其军事力量，而且也没能得到认真执行。甚至许多非洲国家也在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偷偷和南非做生意：肯尼亚购买南非的玉米，说这是从莫桑比克进口的；赞比亚购买南非的牛肉，说它来自博茨瓦纳；加蓬购买南非的建筑设备，说这是从欧洲进口的；扎伊尔50%的粮食来自南非；津巴布韦80%的外贸是和南非进行的；莫桑比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权则聘请南非工程师来维护其港口和铁路；南非的各个邻国每年为其提供18万人以上的季节性劳工。在南非白人社会中也有一些温和分子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是英国血统的居民，但他们只占南非白人人口的40%。占多数的南非荷裔白人并不愿妥协，他们在二战后获得南非的政治权力并推行种族隔离措施后导致国际社会对南非逐渐疏远。南非国内外势力用武力推翻白人政权的尝试也多次以失败告终，因为南非有一个高效运作、高度有效的情报组织和治安体系。南非每年把将近20%的预算用于国防开支，其军队纪律严明、技术熟练，由9万正规军人和26万后备役军人组成。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但90%的军官是白人，而且兵营实行种族隔离。南非陆军是世界上机动性最高、自给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美国在越战中需要7名后勤人员来支持1名在前方作战的士兵，南非在安哥拉战争中只需1人。南非还拥有完整的军工体系，是世界上第十大武器生产国，能够生产飞机、导弹、战车，甚至有能力来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二十九）1976年6月16日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爆发大规模黑人起义，并迅速蔓延到南非其他城镇，超过500名黑人被南非军警杀害。1985年7月南非政府宣布在36个黑人居住区实行紧急状态，翌年6月12日（即索韦托事件十周年前夕）南非总统博塔宣布把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到1987年又决定把全国紧急状态延长两年。南非的20万黑人矿工在这一年举行总罢工，对南非经济支柱之一采矿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冷战正在趋于结束，长期支持南非并视其为对抗苏联和古巴的“自由世界堡垒”的美国也逐渐转变对南非国民党政权的态度，美国公司开始从南非撤资，一度曾骄傲地“独自对抗世界”的南非从此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1985年元旦南非总统博塔在南非国会发言时表示政府愿意释放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曼德拉，条件是曼德拉发誓今后放弃使用暴力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此时曼德拉已经从条件恶劣的罗本岛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普尔斯莫尔监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南非政府又采取一些软化种族隔离的措施：废除《通行证法》；允许黑人工会组织合法存在；允许黑人在市区永久居住；承认其财产权。国民党内强硬的种族主义分子反对这些让步，但博塔对他们说：“南非白人要么接受（改变），要么灭亡。”1987年博塔下令把曼德拉转移到一处条件更好的农场，有四间卧室和一座游泳池。博塔在这座农场里与曼德拉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取消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前景。此时南非白人政权仍然掌握着实力强大的军队、警察和保安机构，再加上苏联等国家减少对非国大等南非黑人武装力量的资助，黑人无法以暴力斗争推翻政权。由于美国的政策转变，南非白人政权继续压制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

（三十）对于种族隔离的南非来说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关键问题：南非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使它转变为一个融洽的多种族社会；如果这种变革要通过暴力方式来进行，那么它对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影响都会是一场大灾难。在曼德拉出狱之前南非国民党与非国大领导人姆贝基等人的政治会谈早已持续很长时间，接替博塔出任总统的德克勒克对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分子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而非国大也认识到转型比革命更为现实可取，解决种族问题不能简单的靠驱逐白人，因为后者掌握着建设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和管理技术。曼德拉在回忆录中说：“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南非国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表示将终止对非国大、泛非大会、南非共产党等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并表示将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恢复新闻自由并取消死刑，在这次讲话9天之后曼德拉终于获释出狱。1991年12月20日南非举行首次“民主南非大会”，包括国民党和非国大在内的17个政党组织签署“意向宣言”，承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并明确南非新宪法的指导原则：尽力弥合过去造成的社会对立，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1993年非国大与国民党达成大选后共享权力的双边协议，同年制订南非的临时宪法。1994年4月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德克勒克成为副总统。这一天后来成为南非的公众假日，被称为“自由日”。就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实现政治转型的过程而言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人功不可没，而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象征的博塔也能够认识到大势所趋，并顺应时代的潮流，也可以算是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三十一）德克勒克的另一项令世人惊讶之举是在1989年下令终止南非的原子弹计划，已经组装完毕的6枚原子弹和正在组装的1枚原子弹都被拆卸分解，这也和当时南非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1988年安哥拉内战的结束以及南非政府决定承认纳米比亚独立）有关。放弃原子弹被认为是“白人南非”与黑非洲世界和解和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此外当时南非已经启动种族和解和谈判进程，不愿意让黑人政权掌握核武器恐怕也是执政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和南非军队的一个考虑因素。讽刺的是对于那些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1994年之后南非发生的社会变化似乎证明他们之前宣扬的一些种族主义理论，自从非国大执政以来腐败问题、高犯罪率问题、艾滋病问题都严重困扰着这个被美誉为“彩虹之国”的国家。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非国大制订向黑人倾斜的《公平就业法》和《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要求黑人和“历史上曾受不公平对待”的族群获得南非境内各银行和公司至少25.1%的股份。然而南非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加快，失业率反而有所提高。白人遭到反向种族歧视，不少政府部门和公司根据“公平就业法”大量解雇白人员工、招收黑人，而这些被招募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整天只知道踢球和跳舞。南非政府将从白人农场主那里获得的土地分配给黑人，其中90%遭到抛荒，大量白人企业遭到政策的打击，从而进一步加剧南非的经济恶化趋势。执掌新南非政权的非国大领导人贪污腐化现象非常普遍，在“透明国际”列出的85个腐败国家黑名单中南非名列第32位。由于无力恢复经济和提高就业率，整个国家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情况越来越严重，生计无着的贫穷黑人使得犯罪率不断上升，导致南非的强j和谋杀犯罪率高居世界第一。

（三十二）由于社会形势紧张，许多拥有资本、知识和技能的白人精英，如医生、工程师、教授、会计、熟练技工等纷纷移民到北美和欧洲国家，留在南非的大多是无钱无技能、无法移民欧美的贫穷白人，南非曾经一度领先的计算机、制药、航空航天、军工技术和机械制造业都出现衰败的现象。欧盟基本人权委员会（FRA）发布报告说：“欧洲一直主张人权、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欧盟地区种族歧视问题现在依然很严重，这一问题相对比较好点的是英国。”报告指出遭种族歧视的主要是少数族裔，可以说生活在欧盟地区的各少数族裔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歧视，受歧视处处存在如居住、上学、看病、找工作和就餐等。一项调查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51%的穆斯林说在宗教信仰和肤色问题上受歧视最严重，平均每个穆斯林在过去一年中都受到8次种族歧视，从年龄上看16岁到24岁的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受歧视更多和更厉害。开放社会研究所（OSI）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受歧视最严重的是罗姆人，其次是来自北非撒哈拉地区的人，经济危机发生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厉害了。有89%的人受种族歧视后并没有报警，其中43%的人说他们不相信警察局。报告还表示居住在欧洲的穆斯林受歧视最严重的是意大利和马耳他，其次是德国和西班牙，然后是芬兰和丹麦。报告说：“少数族裔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尽管他们居住好多年，但当地人还认为他们是’异族‘，各少数族裔自己感到社会根本没有接纳他们。”在澳大利亚中40%的亚裔移民曾遭到歧视，其中马来西亚人经常受到攻击，其次为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澳洲人也很容易对中东背景的人抱有偏见，鉴于澳洲的移民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而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的社会并未出现更加严重的种族冲突，单就这一点来说就相当地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