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周期论”不是“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之所以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上升”的，不仅仅在于称谓、表现这些外在表现的不同，其内部差异、其本质差异才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原因。

在历史循环论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直是一句反映此观点的常识，这里就以此对象论述，为何“历史循环论”不是“否定之否定”。

借助“矛盾二分法”，可知“天下”的“分”与“合”一对对立面，而给出的推动力量的存在是——“久”，或者说“时间”。

假设，“时间”是推动力量，“时间”对外与多种因素关联，形成“尺”的作用，用于进行比较判断，也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内在本质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这里不深入展开，我们将时间理解为对于“时间”客观存在的人的一般主观能动感受。

从人的角度看，就是人“能动”的“受动”由来。

    但是，单纯讨论时间并无意义，不能解释——“分”与“合”之间的能量由来，例如——当“分”占比50%，“合”占比50%时，时间做谁的动力？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时间似乎并不具备充当直接动力的条件。

那么“分”与“合”是否其它有外部力量？是否有其它内部力量？——这些因素，这句话都没有解释，或者说，这句话的本质上没有思考，“天下”为何“分”，又为何“合”，这个观点都没有提及，“久”可以理解为对两者的运动过程的形容，而非是其动力的来源。

如果说，此观点的“动力”在于外部因素，那么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演出的结论实际是——这个外部因素没有改变“历史循环论”的力量。是否存在一个可以无限转移，满足“分”与“合”过程中所需要的动力？似乎并不存在，外力如果是“天下”——实际上，要超出天下，归于“天道”之类的无所不能的存在。

反观“天下”之内，从内部因素的角度来看，“天下”实现“分”与“合”的动力，在我看来就是人的能动。内部角度来看，历史循环论作用于中国古代史实际上就是在说，“人”这一主体，没有改变历史循环论的能力，但是社会演进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岁月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差异性，又足以证明——“人”可以改变历史的循环，实现历史的飞跃。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际是忽略了“人”的能动性。下文我们将论述“人的能动”。

“天下”的“分”与“和”，终究会存在某些特殊情况，使得“分”与“和”近乎中和，当“分”占比50%，“合”占比50%时，也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及的“天下”呈现出“没有变化”这一表象，这符合历史循环论中对“动力”的忽略，逻辑上看，这不违背历史周期论，同时这段时间历史循环论乃至否定之否定，都需要面对，因此以此为突破口并无不妥。当社会中“分”与“合”中和时，天下到底走向何方？到底谁是目前的主导力量？

——这个问题，是历史循环论回答不了的。历史循环论一定程度上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也有存在，例如“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标准，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歌德的评价中展现出的对“历史的”的臣服，是“这个历史结构所安排好了”，不可否认这有宿命论的影子，基于这种视角，似乎历史循环论也就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打碎历史循环论“一席之地”在我看来，应该是与经济基础较为疏远的上层建筑，例如哲学、宗教、文学之类，因为正如巴尔扎特与歌德这般，其创作上，已经展现出了对自身阶级、自身历史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是违背“历史的”这种宿命论特征的，也因此历史循环论中对“人的能动”的忽略再次得到印证。

所以，如果说“没有变化”，那么“天下”应当按照原定的轨迹行驶，又怎么会出现超越“历史的”，甚至指引“历史的”存在呢？故而是存在“动力”的，承接前文，我认为这一动力是人类，当然也许也是上帝、大道,，这里选择从人类的角度证明人类有这种能动作用实现对世界的改变。

人类的能动作用可以作为已知条件，我所要证明的实际是这个你“能动作用”的力量大小，或者说是否能够改造历史，能否打破历史周期论。

人类的能动作用，可以作用“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也可以作用于“生产性的生命过程”，前者“积累”“动力”，后者“利用”“动力”——从这个角度上，历史循环论的实质是“积累”与“利用”的中和，但是人类的繁衍、人类的进化表明，在人类史的前进过程中，一般表现为“积累”大于“消耗”，如此也就积攒下来了“动力”，逐渐水滴石穿，引起质变。

或许从一般的表象中我们会认为这是循环，但是从“积累”的角度，这就是动态的上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