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部队

（一）关东军化学部是1939年5月11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的，又名“满洲第五一六部队”，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这个部队主要研制一系列毒剂，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氯酸瓦斯等，并应用于实战。1939年5月11日化学兵器班作为化学部（代号516）而独立出来，第一任部长由技术部部长小野行守兼任。化学部的任务与中央的科学研究所的任务大体相当，即化学战的运用和化学、医学、兽医学方面的研究及气象的研究等领域。在这之后技术部迁移到新京（长春），化学部占了原技术部的全部土地与建筑，化学部同毗邻的迫击第2联队（1938年5月设立，部队代号525）共同成为化学战研究的中心。516部队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从事化学作战的部队，设于中国东北齐齐哈尔。1942年10月由一个毒气大队和一个迫击大队组成的部队作为化学部的练习队，于是历来是协作关系的实战部队成为隶属于化学部的部队，关东军化学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化学研究的一大中心。关东军化学部是隶属于关东军的重要部队，在关东军的勤务令中有专门关于该化学部的一节，内容为：“第94，关东军化学部长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向关东军提供化学战的准备，进行化学战的资材的调查、研究、试验。第95，关东军化学部为执行上述任务，在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允许后可指挥迫击联队长、特种汽车队长，同关东军气象队长及其他队长协商后亦可使用其部队。”同时在日本陆军化学部队中关东军化学部的地位远较其他的化学部或化学实验重要，它虽然隶属于关东军，但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化学战研究、训练机构在中国的支部。该部队的250名成员大部分是技术军官，曾在日本习志野学校培训过。516部队共设5个课，即总务课，负责各课的统筹工作：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治疗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

（二）1939年516部队在佳木斯建立一座挂有“三井花园”牌子的秘密研究所——三岛理化研究所（因该研究所由日本人大岛和福岛掌管，受伪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三江地方局理事官岛村三郎所辖，故名“三岛”），该所表面上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实际上从事毒剂、细菌实验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并为516、731部队提供实验对象，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重要基地和秘密监狱。除516部队之外关东军指挥的化学战部队还有迫击第2联队（满洲第525部队），该联队于1938年5月在齐齐哈尔组建，是日本陆军第一支迫击联队，也是关东军化学部队的骨干力量。曾参加诺门坎战争，1941年“关特演”时迫击第2联队改编为迫击第10大队，该部队一直与516部队关系密切，是关东军化学部的重要实施部队；迫击第10大队（满洲第526部队），1941年由迫击第2联队改编，当时关东军为准备对苏战争，便以第10大队为母体组建新的化学部队。到1942年10月由于派出人员过多，余下部队与特种车第1联队合编组成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以上部队是长期与关东军化学部协作密切的化学部队，此外迫击第11～14大队都是以第10大队人员为骨干在东北编成隶属于关东军的。后随战局变化而陆续调往南洋和日本，这些部队也在关东军的指挥下进行、化学战实验和训练。 二关东军的化学战实验及实战 对于516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个谜，直到几十年后曾在516部队服过兵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才走出战争的阴影，向世人揭露这个部队的秘密。据他们回忆516部队不仅对外严格保密，而且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能随意往来，而且每个加入这支部队的人都必须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训练，不仅通过教材解各种毒气的外形特点、化学性质，还要亲身体验毒气。

（三）有一次在讲堂上军曹滕川及助手当场将毒气释放出来，队员们没有人敢动。当10多分钟后门被打开时讲堂内的人已被毒气呛得拼命咳嗽、头昏脑胀、眼泪和鼻涕横流，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只听军曹和助手大声喝道：“好好记住，这就是毒气！”化学武器是进行化学战的物质基础，日本陆军研制的进攻性化学武器（包括化学毒剂）大致可以分为14类、百余种，其中被制式化的化学毒剂达9种之多，从时效性上看可以分为一时性毒气和持久性毒气。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大量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伤亡8万多人，这期间关东军化学部队也是重要的实施者。由关东军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气属于速效性糜烂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酰氯肟和联苯氰基胂都属于刺激性毒瓦斯。516部队研制的这些种类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它装进迫击炮弹内，这些毒气弹首先由与其毗邻的满洲第525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使用。516部队在其驻地南约600米处设有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各类毒气弹20万发，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日本侵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同美军作战时也都秘密使用过，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主要方式有撒播实验、活人实验、化学战演习以及化学战实战等。 撒播实验有的是通过演习方式进行，有的直接撒播在东北的村庄、道路、河川等，以观察效果，据曾在关东军化学部队服役的渡边国义、飞松五男、齐滕美夫等战犯供述这种化学战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区进行。1940年5月在辽宁新民县辽河左堤防附近的日军对奉天甲种干部候补生进行瓦斯教育时队长南部让吉少将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用轻型坦克牵引散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地域内散布持久瓦斯。结果由于瓦斯蔓延而毒死100多只羊，并使48万平方米的土地染上液状瓦斯，使这块牧地1年内不能使用，同时还毒杀2名中国人。

（四）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关东军化学部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两公里草原及村庄道路上秘密散布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黄剂（糜烂性持久瓦斯），还在小河里放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结果有6名中国农民通过放毒地区时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死。7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路和草地上散布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有5名中国农民通过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受腐蚀而惨死，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毒瓦斯伤害。1944年8月还是在这一地区进行同样的试验，毒死5名中国人，10人受到毒瓦斯腐蚀。从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9月上旬在伪兴安西省扎兰屯周围山地中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先后4次试验糜烂性毒瓦斯效力，共毒死10名中国农民，140名中国百姓手脚受到不同程度的瓦斯腐蚀伤害。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伪兴安西省碾子山东3公里山地施放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国农民手脚受到腐蚀。1918年化学战创始人、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柏教授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这个世界只要有战争，军事家们就绝对不会对毒气置之不理，毒气是一种杀人的更高形式。”一战中在欧洲战场上广泛使用的毒气战虽然并未改变整个战争形势，但其所产生的巨大杀伤力及对敌方士气造成的恐慌无疑使战后各国军方对这类新式武器产生毫不掩饰的兴趣。尽管战后制定的国际法明令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但各国仍未放弃对化学武器的研究，日本就是这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国家。负责研究开发毒气武器的是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3部后来转到第2部，还有陆军第6技术研究所。

（五）海军的技术研究院毒气部也是研究化学战的重要机构，虽然日本海军于1923年开始研究化学武器，且1925年陆军才步其后尘，但日本陆军对化学战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不惜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化学战。日本的各细菌战研究机构在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同时也肩负对化学战的研究工作，日本于1928年开始实验性生产芥子气，6年后日本人每周生产一吨路易氏气，1937年产量上升到每天两吨。大量地制造毒气是在濑户内海的大久野岛（即毒气岛），称为“陆军造兵厂火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该厂主要生产合成毒剂和各种化学炮弹。日本海军则在神奈川县寒川“相模兵工厂”制造类似产品，在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工厂专门将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生产的毒气和制造的弹体装填成毒气枪弹。日本人献身于化学战的研究工作精神有时到了狂热的地步，对于1933年在东京东21英里的千叶县的习志野成立的占地40英亩、由陆军教育总监管辖的陆军化学兵学校则是研究毒气战和培养训练实战人员的教育机关，被称为“练习队”校长陆军少将山崎“约法三章”称凡是不能保守秘密的人都要受到公正而严厉的惩罚，约法三章：通过训练使学生掌握作战战术和指导战争的技术，从而把战争引向最终胜利；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对战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学生应该无条件服从命令，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该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6个月。战争中增开学期1—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设立教导联队（团）。一万多名在此接受化学战训练的军官和军士成为化学战的急先锋，在以后的12年里共培养3350名化学战专家。习志野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从事毒气的研究和发明，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的成员，是指挥毒瓦斯部队的候补军官。1939年8月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火车站以东1公里的郊外成立的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化学部第五一六部队，即以恐怖名声威震满洲的毒瓦斯部队，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驻齐齐哈尔市隶属关东军技术部的化学兵器部。

（六）五一六部队对外又称齐齐哈尔研究所（是陆军军械部第6技术研究所派驻我国东北的分支机构），下设4个课，分别负责毒剂的侦检、毒物的合成、化学制剂的研究、防护和治疗，编制为250人。第五一六部队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使用毒气武器的实验和训练，并曾和第七三一部队合作共同进行过多达50余次的毒瓦斯人体实验，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的日军遗弃化武伤人事件也与这支恶魔部队有着重大干系。关东军五一六毒瓦斯部队等于第六技术研究所驻满洲的常驻机关，第六技术研究所发明的毒瓦斯使用方法经过习志野练习队的特别训练，由设置在满洲齐齐哈尔的五一六部队实施，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说是一环扣一环。日军广泛的化学武器试验，包括1930年在台湾热带条件下的试验（在镇压台湾同胞反日起义的雾社事件中使用毒气），促使研究出一系列可怕的毒气武器：能够把十升战剂投射到二英里外的布毒器，发射“毒雾”的装置，把经改装后喷射氢氰酸的火焰喷射器吊在降落伞下，在慢慢飘行的过程中释放出毒气流的芥子气喷洒炸弹，能用芥子气铺染七米宽的地段的遥控染毒拖车，还有一种能装置一公斤的氢氰酸的手掷反坦克武器。防护方面的研究也并驾齐驱，并极力寻找适合马、骆驼佩带的防毒面具（有两英尺长，八英寸宽）以及狗佩带的防毒面具，绑腿和鞋。1936年西安事变后日本退出国联裁军会议。日本陆军计划采购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万套，轻便防毒具120万件。1937年日军正式装备氯氰酸，日军的化学武器已达到很强的攻击作战能力。“让实验室的成果走向战场”已成为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叫嚣的口号，灾难正逐渐迫近。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在战场上长期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违反国际法的化学战的国家只有日本，而从1937年起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就广泛使用毒气，换句话说日军早在二战正式爆发前即有系统，有针对性的对中国进行化学战。

（七）中国无疑是化学战最大的受害国，日军在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此后日军在中国各个战场上纷纷使用毒气，尤其是自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据最新资料显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曾生产过746万发毒气弹，这其中除没有能研制出神经性毒气外几乎研制和装备世界各国所装备的所有毒气，如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二苯氰砷、氢氰砷、二苯基乙酮、苯氯乙酮和三氰化砷等8种标准毒气。日军的毒气兵器种类繁多，除各种毒气航弹、炮弹外主要还有毒气筒、布毒器、布毒车、毒气钢瓶等等，瓦斯部队成为侵华日军的常设兵种，毒气则是日军的必备装备。日军进行毒气战的部队有三种：野战瓦斯部队、迫击大队和步兵临时发烟部队。野战瓦斯部队和迫击大队是日军是日军专业毒气部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毒气攻击。步兵临时发烟部队为步兵中临时改编组成的毒气攻击部队，实施局部放毒。为发挥毒气作战的效果，还同时配有特种气象班和毒气指导班辅助实施。日军先后在中国的沈阳、太原、宜昌、济南、南京、汉口、广州等处设立制造毒剂的工厂或化学武器的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驻扎有专门从事化学战的部队，这些部队装配有糜烂性毒剂和窒息性毒剂等装料的化学弹药，如装有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二苯氰砷、亚当氏气、二苯基乙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的多种口径的化学炮弹、化学迫击炮弹、化学手榴弹、毒烟罐、毒气盒等。为了协调统一指导化学战，督促化学武器生产，日本大本营还专门设立化学兵监，这充分暴露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对日军化学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没有大本营的允许和批准，化学战绝对不会大规模的频繁使用。除此之外日军在每个战区设野战化学试验部，指导学化战，如1937年在华北和华中两个主要作战方向上分别设立第1、第2野战化学试验部，并建立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分厂和野战毒气支厂组成3级独立补给系统。日本每个师团都设有化学兵，而且都配制在小队、中队、大队、炮队、工兵队、辎重队、旅团和师团司令部。

（八）军官和士兵均系受“瓦斯特业教育”，在编制上是“瓦斯特业”。这些部队装备有催泪性瓦斯，可使人的呼吸器官及内脏受损失，即使少量吸入时人体的各种机能也会在15-30分钟内受到影响。日军使用毒气的种类一般是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呕吐性的联苯氯化砷和联苯氰化砷，糜烂性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偶尔还有窒息性的光气、氯化钾基吡啶和氰酸气。为了掩盖进行毒气战的罪行，日军制定严格的保密制度，规定将毒气称为特种烟，弹药和弹药箱的标记必须除掉后才能交付部队使用。为了区别普通弹药，日军在化学弹剂上印制红色或蓝色及其他几种颜色的标志带，如黄1号表示芥子气、黄2号表示路易氏糜烂性瓦斯、茶色表示氰酸钾、蓝色表示碳酰氯、红色表示氰化砷，日军在中国大陆使用最多的毒气就是被称为“红色”的砒霜类毒物联苯化砷。同时在使用中日军要求必须努力歼灭敌人、毁灭人证，据一位前苏联权威人士估计日本运到中国的总弹药中有三分之一是化学弹药，在数次战役中中国军队被毒气伤亡数字占总伤亡数字的百分之二十。日本人发现对付那些缺乏训练、无知但极顽强的对手时毒气是极理想的武器，与日本相反的是中国军队却没有供攻击用的毒气武器，甚至连防毒面具这类防毒器材都很缺乏。中国的最高统帅部也缺乏对日军化学战的研究，防毒机构不健全，上级机关不重视，各部队的防化兵的编制名存实亡，士兵对毒气一无所知，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军民在日军化学战攻击下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先后在中国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化学武器1731次，另外在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的记录中记载日军使用毒气伤害36968人（其中2086人死亡）日，军毒气战在中国军队（国民政府军）中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8.5%最高年份达到28.6%（1937年）。日军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年9次、1938年105次、1939年455次、1940年259次、1941年231次、1942年76次、1943年137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总计1312次（1945年的数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5月8日在豆腐屯（音译）战斗中日军进行在中国的最后一次的毒气战，当然上述这些资料并没有反映出日军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进行毒气战的实情。

（九）在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还记载着由国民政府军防毒处处长杨昌凯少将和被派到中国军队中的美国联络军官斯多塔上校证明的1942年日军在侵入缅甸时针对中国远征军使用窒息性毒气的事实，日本人曾把在中国作战的事例作为使用化学武器的战例而编入教科书来大肆宣传，他们把毒气袭击的情况编成一套丛书，题名为《中国事变之教训》，在习志野学校的学生中散发。这套丛书的原稿就是由习志野学校草拟的属于“绝密”级别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书中记述从1937年7月7日日中战争开始时起到1942年11月这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的56例毒气战，逐例介绍“作战经过图”、“一般情况”、“战斗经过概要”和“教训”。但对使用的毒气种类和攻击方法只进行简略的叙述，每个战例都隐去日军个部队的名称和作战年份，只记述战斗的状况和局部地区地名以及作战的年月，《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日军中枢机关自己对化学战事实加以证明的重要资料。在日军在华进行的众多化学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就是在1941年秋发生的宜昌攻防战，当时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正在进行第一次长沙战役，国军最高统帅部获悉日军作战期间在宜昌地区的警备兵力明显减少后便严令第6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防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于10月上旬被国军完全包围，一时濒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10月8日到10日的攻防战期间日军长时间地向中国军队发射大量的毒气炮弹（总数超过1000发）才总算包住宜昌。根据作战后的调查日军使用芥子气和氰化气体的事实一目了然，另外还有使用路易氏毒气的证据。据报告中国军队受害严重，受毒气损伤者达到1600人，其中500人死亡，日军在宜昌进行的这次毒气战是战斗刚结实后由美军化学军官证实的为数不多的战例之一。另外中国政府当时也强烈地谴责这次毒气战，因此它在国际上也广为人知。这场化学战从战术上讲日军粉碎国军占领宜昌的预定计划，是一场较大规模地使用黄色弹和红色弹及挫败敌人优势兵力围攻的战例，使国军第6战区损失惨重，再难以在较短时间内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但从战略上来看日军化学武器在战场上的大规模使用使日本在国际上极为被动。

（十）虽然日军极力否认，但其依然受到各国的谴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鉴于此次事件，普遍担心日本人会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化学战，一方面发表一系列声明，如1942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发表过对日军使用毒气的行径进行严重警告的声明：“如果日本对中国或其他同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形式，那么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一方面盟军加强对化学武器的开发研究，各国都制定庞大的化学战计划。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1942年起日军毒气使用次数逐渐减少，其原因就是盟国在毒气制造方面胜日本一筹的强大的震慑力，使日本人控制毒气的使用，一直到战争结束时盟国才发现他们所担忧的日本人的所谓毒气储存情况被过分夸大了。实际上在1935年日本人的化学战进攻准备工作就已达到顶峰，从那时起这项工作就开始衰落，而到了1941年这项工作基本上已停止。1942年日本结束习志野毒气学校的化学战进攻训练工作，1944年日本最高统帅部命令从战场撤回所有的毒剂。美国调查员报告显示除了问世20年的毒气之外日本人没有研制出任何其他的毒气，他们使用杂乱无章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得到过德国人的帮助，因此无论从进攻和防护方面来说日本的国力都不足以发动一场现代化规模的毒气战。战争结束时日本的毒气只有7500吨，而美国的毒气则有13.5万吨，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国使用毒气的总和还要多2万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达摩克利斯之剑从善良的人们的头上摘了下来。在远东中美国水手把缴获的日本化学武器沉到太平洋底，苏联军队把缴获的芥子气连同板条箱一起抛进日本海，然后用机枪扫射，让它们一一沉到海底。日本化学武器发展史在这里就应该画上一个永远的句号，然而对于中国这又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二战后日军在华遗留大量化学武器，共有4大类，约10种。如今共发现230万件化学武器、120吨化学制剂，化武伤人事件屡见不鲜，致死致残人数也逐年增加，灾难并没有结束。

平顶山惨案

（一）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中国东北，虽然中国政府军队撤出东北三省，但是民间抗日义勇军一直在反抗日本军队，日本军队在攻击抗日武装的同时也经常屠杀抗日根据地的中国普通民众以报复中国武装的抗日行动。1932年9月15日抗日救国军第四路、第十一路进攻抚顺，重创日本军队，日本军队展开报复行动，于1932年9月16日将抚顺煤矿附近的栗家沟、平顶山等村村民3000余人集中，之后实施灭绝性的屠杀，之后又追杀闻讯逃亡的千金堡村24名居民。1932年9月15日夜是中秋节的夜晚，以梁聚夫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约1200人途经平顶山村攻打抚顺，在平顶山烧毁日军的仓库、工厂、派出所、事务所等，然后向东岗、老虎台、杨柏堡、东乡和古城子进发。途中又袭击日军杨柏堡采炭所，处死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打死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放火烧毁采炭所。抚顺日军拿抗日武装没办法，迁怒无辜的平民百姓，鉴于这支抗日武装往返均经过抚顺郊区的平顶山村，而这里的居民无人举报告密，日军抚顺守备队认定这里的居民“通匪”，所以决定以屠杀来进行报复。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队中队长井上清一率领大批日本兵进袭平顶山村实施报复，日军首先控制东、西两个大山头，包围全镇，然后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百姓和矿工逼赶到平顶山村南面的洼地里。它的北面是铁丝障，西面为陡壁断崖，东面放着六个被红布蒙着的东西。大约午后1点多钟突然红布被揭开，露出六挺机枪，一声令下后机枪疯狂地向人群扫射，顿时鲜血四溅、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活着的人们拼命地往外冲，只有南面一个缺口，早有日军设防，冲出去的人幸存者甚少。

（二）平顶山村3000多骨肉同胞倒在血泊里，同时日本兵把平顶山村居民的房子全部泼上汽油点着，整个平顶山被火吞没，机枪声停止后整个屠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日军刚要撤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后马上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北到南挨个地往人身上刺。刺到死人身上只听到喀吃声，没有反应，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第二次屠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鲜血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硝烟味，扑鼻而过，令人感到分外凄凉。大屠杀历经三个小时，直至傍晚结束，昔日的平顶山村只剩下一座老君庙。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日军雇佣朝鲜浪人到平顶山村，用钩子将尸首垒到山崖下，浇上汽油焚烧，之后用炸药将山崖炸崩，以掩埋罪证灭迹。然后又在屠杀场四周拉上铁丝网，抓来劳工在此铺设铁道。接着又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抚顺县长夏宜在平顶山村、粟家沟和千金堡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以掩盖其屠杀罪证。同时井上清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款5万元贿买正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新闻记者，让他们保持缄默。事后日军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百姓，违者即是“通匪”，其全家将处死。此次屠杀中平顶山村3000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幸存者有一百余人，其中大部分因为无人救治而伤重死亡，最后有四五十人幸存。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后日本法西斯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起点，也是日本军队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起点。平顶山惨案首开法西斯军队用可造成大量杀戮的武器大规模集中屠杀平民而在当时不被追究罪责的先例，为以后的德、意、日法西斯暴行确立“样板”。

（三）法西斯大规模集中屠杀平民的暴行始于平顶山惨案，平顶山惨案遗址是日本法西斯突破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良知的最底线，完全违背国际公法、公理和人类正义准则的典型罪证遗存，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基地。为平顶山遇难同胞和幸存者讨回公道，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瞩目的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人道与反人道、维护人权，还是践踏人权的较量。事件后抚顺周边的中国劳工人心动摇，大量离开抚顺出走。 1932年11月24日在国际联盟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曾提出对日本方面扫荡作战的战争责任提出追究，但碍于国际情势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牺牲者人数在中国方面根据发掘的尸体数量，主张牺牲者在3000人左右。 抚顺守备队中队长井上精一的亲戚田边敏雄在自传中根据参加屠杀的兵士的证言推断人数在400-800，理由是当时平顶山附近居民总数1400人，牺牲者应在600人左右。 国际联盟安理会档案馆记载中国方面死者700，重伤6-70人，轻伤130人。 1971年中国政府发掘屠杀现场，重新安葬遇难者并建立遗址纪念馆。 幸存者曾经向日本法院上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但是并没有结果。 2005年5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幸存者提出的赔偿诉讼，幸存者律师表示将继续上诉。2009年5月5日相原久美子从东京赶到中国，代表日本国会24名议员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致歉，这封署有10名日本众议院议员、14名参议院议员名字的信件用了相当篇幅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表达歉意，十几年为3000冤魂的伸冤的“平顶山惨案”的诉讼案最终以平复民愤的方式告一段落。惨案幸存者1996年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并谢罪，日本法院虽然承认惨案的事实，但仍驳回诉讼请求。

（四）发生在1932年9月16日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制造的第一起大规模集体屠杀我国无辜百姓的惨案，辽宁抚顺市南部的那个名叫平顶山的村庄在惨案后不复存在，全村3000男女老幼中幸存者至今健在的6位，他们是杨宝山、方素荣、杨玉芬、田立新、王质梅、周茂勤。其中的莫德胜老人于2005年5月23日病逝，2015年7月3日方素荣在昆明家中逝世。作为平顶山惨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未得到应有的制裁，上尉井上精一在日本投降前回国，1946年服氰酸钾铝自杀。中尉井上清一就是目击者在屠杀现场看到的那个高举战刀下达射击命令的日本军官，1969年病死于大阪。1996年杨宝山、莫德胜、方素荣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杨宝山说：“至今已经9年了，我都去了五六趟日本了，几次都是败诉。”2002年6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平顶山惨案”的事实，但驳回诉讼请求。2005年5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10天后莫德胜老人带着愤怒、冤情、带遗憾地走了，为同胞讨公道成了老人未了的心愿。“三光”政策又称“三光”作战，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日语：北支那方面军）自1939年秋开始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中国共产党的党政通告和传播媒介，将日军这种以毁灭抗日地区人力物力、摧残抗日军民抵抗意志为目的的军事策略，简要概括为“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日军在其作战命令中一般使用“烬灭作战”等术语，这一最早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的策略，由其继任冈村宁次推向顶峰。

（五）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八路军敌后抗战活动活跃的华北地区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八路军游击战的广泛打击使日军不断遭受损失，这极大地动摇日军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并牵制其兵力的调度和使用。为了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1940年以后这种扫荡更为频繁、酷烈。在扫荡中日军实施所谓的“烬灭作战”，“烬灭”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是为了达到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罪恶目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最早是从晋察冀边区开始的。1938年9月20日日军纠集5万兵力，分八路围攻北岳区的五台地区。1939年发动春季大扫荡，深入繁峙、涞源等地区。1939年9月发动秋季大扫荡，采用“单刀直入”战术，以独立第8混成旅团深入北岳区的中心地区。接着又集中2万余兵力对北岳区发动冬季大扫荡，仅北岳区的崞县从1938年9月到1939年6月就有4万群众被残杀。在晋冀鲁豫边区中日军的扫荡同样十分酷烈，1938年12月日军以3万兵力进犯冀南区，被中国军民粉碎。1939年7至9月敌纠集数万兵力对太行区实施九路围攻，企图摧毁太行根据地，武乡、榆社县城被烧成灰烬，仅武乡一县就有1500人被杀害。1939年春、冬日军两次合击冀南，平原地区的城市全被占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军调集1万多兵力对太行区扫荡，重点直指第18集团军总部等大关所在地。日军进入这一地区后大肆烧杀淫掠，制造累累暴行。在晋绥边区中日军于1940年发动春、秋、冬三次大扫荡，野蛮蹂躏该区人民。

（六）在山东区的1939年至1940年日军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两次。1941年冬日军以5万兵力扫荡山东区中心的临沂、留田，屠杀群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从1938年底到1940年止日军在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愈演愈烈，他们从华中调了两个师团到华北，加强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在进攻中采用“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并推行野蛮毒辣的“三光”政策，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华北解放区的抗战进入空前艰难困苦的阶段。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其职。他到任后即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以及在大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此政策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所有鸡鸭鱼肉飞禽走兽一概洗劫一空，对人民群众则疯狂地杀戮，仅1943年日军在八路军北岳区3个月内就烧毁民居10余万间。1941年8月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扫荡，时间达两个月之久，11月日军又以2万余兵力扫荡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在北岳区中日军在平山东黄泥一带残杀无辜群众500余人，在阜平、龙华中奸淫妇女近千人。

（七）在涞源东杏花村中残杀20余人，还将村长等人的脑浆取出，煮所谓的“开脑汤”，逼迫群众喝下。在曲阳野北用机枪扫射死100多人，日军在北岳区的这将扫荡总计残杀4500余人，烧房15万余间，抢走或烧毁粮食5800万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1942年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冀南、冀东、冀中、晋冀豫地区作为重点扫荡地区，同时对其它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藁无中日军杀害150余人，其中有一人被用枪托砸破脑袋，浇上三瓢开水，然后砸成肉饼。在白洋淀中有50多个妇女被凌辱，其中50岁以上的7人、11岁至15岁的8人，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共捕杀冀中群众5万余人。日军还在冀中区先后修筑碉堡1635个，修公路、沟墙4860公里，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小块。日军在河南内黄县枣林村中用机枪屠杀男女老幼1300余人，并把一些尸体分别填入七八口水井，又倒入一米多厚的生石灰，全村人几乎被杀绝。对此日军第35师团的士兵富田曾于1944年揭露说：“当时在机枪的射击下老头、老太太、孩子都纷纷倒地，过了15分钟后中队长命令把尸体抛到井里，连那些没有断气的也被抛到井里，中队长又下令把剩下的百余间房子烧尽。”此外日军还加紧对晋西北、大青山地区、山东区的扫荡与“蚕食”，并在这些地区野蛮屠杀人民。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2年的两年内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近一倍。1943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例如自1943年9月始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县区进行三个月的“秋季大扫荡”，制造“阜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平山岗南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等血腥暴行。

（八）仅三个月的时间内日军残杀中国人民6674人，烧房54779间，抢掠与焚毁粮食2934万斤，抢走耕畜19300余头，毁农具172600余件，使北岳人民受到严重损失。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经常有13个师团的兵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清乡”、“清剿”、“扫荡”，平均每半个月各根据地就要遭受一次扫荡，最频繁的时候则一周一次。“清乡”由苏南扩展至苏中、皖中和武汉近郊，特别是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连续不断进行，其残酷性是罕见的。“全面清乡”失败后日军又调集兵力，于6月在房东县内开始“强化清乡”。他们推行“保甲制度”，发动“自首运动”，发放“良民证”，强制群众挂门牌、携证件，不从者就烧房杀人。他们还化装搜查，遇到行人就抓捕拷问，对所谓可疑者则加以杀害。接着日军又进行第3、第4期“强化清乡”、“高度强化清乡”，在上达九个月的残酷的清乡中苏中四分区付出很大代价，县区乡党政干部牺牲200余人，群众被日军杀害者达1000余人，被抓走者6100余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日军为了巩固其南侵的基地，消灭东江、琼崖根据地的军民，对华南敌后根据地实施频繁的扫荡。东江根据地从创立之始就遭到日军的围剿和扫荡，而且扫荡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如“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所到之处皆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推行“三光”政策，把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成废墟，无数的财富宝藏被洗劫一空，无数的生灵遭涂炭，连儿童也饱受战争之苦、后来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说“三光”是歪曲他的不烧、不杀、不奸而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率侵华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于9月9日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冈村宁次在当时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本应加以严惩，但因受到国民政府的庇护，未受法律制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被聘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对解放区的进犯。1949年1月被国民政府宣判“无罪”，同年4月返回日本。1950年被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7年任日本乡友会联盟会长，1966年9月2日死于日本。

土龙山暴动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向土龙山一带移民，决定在这一地区强行收缴地照和民用枪支，激起当地农民和地主的强烈不满。中共地下党员也组建“反帝大同盟”，鼓动农民进行反抗。1934年3月8日在依兰王龙山地区五保地方爆发由谢文东、景振卿领导的农民大暴动，暴动当时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一些重要通讯社和报纸都报道这一事件。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国策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实行血程镇压，疯狂围剿东北抗日武装，同时加快移民步伐。日本实施移民计划是以掠夺中国农民土地为先决条件的，这就触动中国农民的命根子。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明治维新以前一直处于封建幕府的统治之下。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明治政府制定一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扩张政策，日本军国主义把扩张的目标首先对准中国东北。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计划开始实施于1932年，最初的农业移民主力全为日本的在乡军人，他们携带武器、集团编队移入，因此称“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军事、政治目的上，即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文化之成就为重点。1932年9月13日关东军制定满洲移民要纲，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在中国东北进行过多次农业移民试验，但规模较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强力掀起向中国东北大规模武装移民的高潮，这年6月日本拓务省制定移民计划，并由日本临时议会通过500名满洲移民费预算。9月13日关工军特务部制定《关于满洲移民要纲案》，强调武装移民在军事、政治方面的目的。

（二）并称：“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的势力，以期日满两国国防的充实、满洲国治安的维持以及在日本民族的指导下取得远东文化的发展。”它将以往推行的普通的移民形式改变为特别的农业移民即屯田兵制移民形式。这些移民从在籍军人中招募，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加藤完治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之前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加藤完治鼓励他们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10月13日这些武装移民坐船顺松花江而下到达佳木斯，当天他们遭到中国抗日武装的袭击而没敢下船。他们的名称是“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却没有马上去种田，而是在佳木斯城里承担军事警戒任务，并出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1933年2月这个屯垦大队进入吉林省依兰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是神道教仪式用语，意思是“繁荣昌盛”。在弥荣村中日本武装移民抢夺良田，他们用火烧、殴打等暴行驱赶中国农民迁往别处，中国农民把他们称作“屯匪”。5个月之后第二批武装移民来到依兰县，他们在“弥荣村”南15公里外的七虎力设立移民村，取名“千振村”。千振村的武装移民以十亩地一元钱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并且以“治安肃正”为借口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捣毁墙壁、掀开地窖，搜寻农民的土地凭证。失去家园、没有一切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弥荣村建立后两年遭到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24次，死伤60多人。日本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进行全国移民动员，1936年日本的人口是6800万，它计划将500万人迁移到中国。1937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的反应速度创造50年来行政方面的新纪录，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不仅完成政府拨款，实际的招募工作也同时开始了。就这样近10万日本青少年被命名为义勇队移民，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三）4个月后在内原日本国民高等学校的一片农场里内原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已经初具规模，所长还是这位加藤完治。经过3个月的训练之后这一批3000多人的少年移民离开内原，他们先是回到家乡接受盛大的送别仪式，之后立刻向中国东北进发。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从此日本用“开发满洲”的名义掩盖它的侵略行径，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共有800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据统计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总共移民达30万人，日本武装移民的首选地点是三江平原的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一带，因这一地区与苏联远东地区毗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斗争极为活跃,对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威胁极大，武装移民迁居这里，对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和强化日伪统治力量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地区又正处于三江平原的腹地，物产丰富，是一座天然的大粮仓，是日本侵略者资源掠夺的重要地区。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团492人于1932年10月抵达佳木斯，翌年2月移居桦川县永丰镇，第二批武装移民团494人于1933年7月到达依兰县土龙山区的七虎力河。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与大量掠夺东北农民土地同时并进的，1932年2月关东军统治部确定的《移民方策案》和《日本移民案要纲》提出:“作为农业移民用地，应该确保的土地面积，预定为‘新国家’的‘无偿提供地’103.15万町步，‘收买地’63.65万町步，合计166.8万町步。”第一次武装移民团迁入永丰镇时移民团强行和永丰镇达成《第一次特别移民用地议定书》，把移民用地的区划定为：以永丰镇东门外的孟家岗为基点，从基点到西南约8000米的高地，向东沿山脊至青山嘴。从基点至正西的铁岭河，向北沿河至孟家岗北沟山坎，向东沿山脊至七星碾子。这样就有大约4.5万町步的土地被强行征用。

（四）永丰镇原有99户共400名中国人被强制迁出移民区，每人只象征性地发给迁移费5元，移民团全部侵入永丰镇时在农场的满人农民已无一人。1933年根据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的指示当时驻屯在哈尔滨的第10师团又提出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村、密山等县强行征用165万垧可耕地的“报告”，规定不论生地、熟地，每垧一律一元钱， 如此低廉的价格实际上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为了实施这一强行“征用”土地的方案，1934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拓务省及关东军部分师团等联合成立“土地收买机构”，并由第10师团等组成特别工作班第2班，具体执行“收买”任务。2月初第2工作班召开依、桦、勃三县联合“收买”土地会议，2月中旬第二班又移到依兰县，日军手持刺刀闯入农民家中翻箱倒柜、强收地照，这种手段是日军掠夺农民土地的普遍行为。土龙山是依兰县的一个行政区，其中心为太平镇。土龙山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地人民曾自发武装起来，跟随李杜将军奋起抗日。九一八事变后这里被选为日本移民的重点地区，1933年春季以来伪依兰县公署按照日本人的旨意，曾几次开会部署关于移民占用土地问题和收缴私枪问题。夏天他们收缴湖南营和孟家岗部分农民的地照以不适当的低廉价格甚至连学校用地都强行收买，至秋又开始在各保进行私枪登记，准备缴枪。土龙山地区农民感到土地是命根子，枪支是保护生命财产的自卫武器，失去土地和枪支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准备奋起反抗。一些地主富农对日本强征土地也不满，他们深感生存受到威胁，在农民群众反抗精神的鼓舞下也加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列。中共土龙山地下党组织深入到各保去鼓动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移民的侵略行径，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暴动。

（五）1934年3月8日在依兰王龙山地区五保地方终于爆发由谢文东、景振卿领导的农民大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有2000余名。3月9日下午暴动队伍兵分两路，向土龙山街里进发，二保队伍由南门先进街，解除伪警察署的武装，五保队伍在东门外阻截敌人进攻兵力。当时在依兰地区主持移民工作的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长饭冢大佐亲自出马镇压暴动，3月10日清晨饭冢率一批人马向土龙山进发，遭到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院套内暴动农民的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后饭冢大佐被击毙，其余日伪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获，无一脱逃。暴动当时震动中外，《大公报》和《纽约时报》都作了报道。土龙山农民暴动震撼日伪统治当局，关东军立即调集兵力前往镇压。3月10日夜间依兰县敌人接到饭冢下落不明的报告，佳木斯日军警备队立即派出部队增援，日军的横山部队也从依兰出动，直奔土龙山。3月12日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太平镇，经五道岗到达半截河，在此召开整编会议。会议决定将暴动农民组成“民众救国军”，推举谢文东为司令，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前来投奔救国军的群众达万人之众。关东军认为如不彻底镇压暴动农民，以后将无法维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和向这一地区移民，于是调集大批兵力杀气腾腾地向土龙山进攻，暴动队伍坚持斗争使敌人受挫。到4月初日伪当局又指派远腾总务厅长出面，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多方研究与策划后派伪吉林省总务厅长三浦前往镇压。在日军第3师团和伪军第4军管区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讨伐”和分化瓦解，暴动队伍人员伤亡严重，谢文东不得不率队转移。同年10月12日暴动队伍在桦木岗附近渡河时突遭日军出其不意的袭击与包围，经一场激战后暴动队伍惨败，谢文东仅带少数部下退入深山中，历时七个月的轰轰烈烈的土龙山农民暴动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镇压下去。

（六）在日军“讨伐”、围剿暴动队伍的同时王龙山地区的百姓也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土龙山地区的农民袭击强占他们土地的移民团并帮助民众救国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关东军对这一地区的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在这一地区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北半截河子一带：1934年3月12日的早晨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孟家岗）开拓团守备队，以三辆汽车开路，满载日本兵，带着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马队在后面，向北半截河子杀来。先到后居园屯开始烧杀，屯里20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人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火垛甚至垃圾都用火点着了。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又血洗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兰西先生等村屯，日本兵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尤其在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乡亲全部用枪扫死。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六里地的大道上死户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不懂事的孩子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九里六屯：九里六屯是土龙山区的一个村屯，分为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是个有200多户人家、几条大街并有各种工商门市的一个较大的村子，然而一夜之间就被日军毁为一片废墟。据梁文秀、许庆、李福申等老人回忆称连下几天大雪后的3月19日早8时从阎家方面来三辆日军侦察车，被当时驻守在屯子里的民众救国军和大排队100多人阻击，没被打中的一辆车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下午2时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进攻九里六屯，战斗直打到半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民众救国军和大排队掩护部分百姓撤走。日军听屯里枪声不响了，冲进屯子开始血洗。日军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屯里火光冲天。

（七）日本兵见人就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钻进烷洞里的人也被出来用刺刀桶死。日军对逃难的百姓也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一个个捆起来并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把他们全部打死，日本兵又把80来名躲在草房内的百姓活活烧死。在下九里六屯中日军打死因恐惧而逃跑的小女孩，把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挑死在烷下，把20多岁的姑娘奸污后枪杀，把躲在萝卜窖的人用机枪扫射死。五保地区：据亲眼目赌日军残暴行径的徐万福、尚春岐、张洪仁回忆称日军在五保地区的徐爽屯、四合屯、老张乡屯也进行烧杀，日军把无辜百姓都称为“马胡子”用刀砍死。在四合屯烧掉70多间房屋，在老张乡屯烧掉37间房子。日军此次在土龙山地区的屠杀是极其残酷的，在这次惨案中土龙山地区被血洗村屯12个，房屋被烧毁1000余间，遭杀戮的百姓1100多人，被毁粮食70余万斤，死伤性畜290余头。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暴动打响东北农民反抗日寇侵略的成功第一枪，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中国抗日斗争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日本“开拓团”成员的心理上也带来极大的影响，打乱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方针，动摇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土龙山暴动发生时也正值东北军中抗战部队抗日斗争相继失败，民众组成的义勇军主力溃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正处在初创阶段，东北抗日联军尚未成立，东北正处在危急关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土龙山农民燃起抗日烽火，以气壮山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对佳木斯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当时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东北抗日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张学良

（一）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后成为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后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

（二）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学良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还任命张学良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介石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学良施加压力，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较为倾向蒋介石。张学良与蒋的介石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1930年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三）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介石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锡山、冯玉祥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学良、蒋介石收编。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学良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获得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其人生的顶点。

（四）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江桥抗战中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

（五）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锦州是关内外的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加强对整个东北的占领控制，进而出关“蚕食”华北，先后四次进攻锦州。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美、法、意等国派军驻扎，这一丧权辱国的提议激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愤怒和反对。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于1932年1月2日命令锦州驻军全部撤至关内，使得日军顺利占领锦州，至此关外领土全部沦陷。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六）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学良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张学良在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介石面谏，却遭到蒋介石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七）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称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白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张学良在台湾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介石令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2001年逝世。

郁金香事件

（一）17世纪中期时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当时量少价高，被上层阶级视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投机商看中其中的商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并推动价格上涨。1635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全民运动，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六个星期内价格平均下跌90%。郁金香事件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经济，此事间接导致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的荷兰的衰落。1593年一个名叫克卢修斯的园艺家在奥地利发现一种非常漂亮的花，他感到非常新奇，于是带走一些它的种子。而后克卢修斯从维也纳辗转到荷兰，由于荷兰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这种花的生长，在克卢修斯的悉心栽培之下没多久便开出鲜艳的花朵，当时有人给它取名叫做“Tuber1d”，它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郁金香。由于当时郁金香属于稀有花卉，而且开花后的确十分美艳，故而赢得权贵阶层的青睐，一时间被达官显贵们所追捧。无处不在的投机商目睹这一现象之后开始针对郁金香的投机行为，他们先是出高价收购郁金香球茎，然后以更高价格倒卖给宫廷的贵族们。渐渐地由这种花所带来的狂热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更多的人加入到买卖郁金香的行列里，就连卖鱼和卖菜的贩夫走卒们都参与到郁金香买卖中去。他们愿意倾家荡产买下一支郁金香球茎，因为他们相信有人会出双倍以上的价钱将它买走。到了1634年由于大量外国商人听闻荷兰郁金香买卖非常红火，便奔赴荷兰参与到郁金香投机当中，导致原本已经是天价的郁金香球茎价格再一次飞涨，至此这场郁金香狂热已经持续长达30余年。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为了满足郁金香的狂热交易，专门为此设立买卖会场。

（二）在此后的两年里一支最普通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涨到64盾，那是1637年的1月。仅仅一个月后这支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就成1668盾，涨幅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更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就在短短两天后这支郁金香球茎的价格约等于0.15盾。1637年2月4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整个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悬案（没有之一），这天上午在阿姆斯特丹以及各地的交易所里郁金香的买卖如往常一样顺利进行着，商人们伸着脖子叫价，买主们从豪华的马车上走下来，看似与往常并无不同。当各种交易正进行着的时候天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开始将自己的郁金香合同倾售一空，这一刻郁金香泡沫的第一枚骨牌被推倒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人争先恐后的开始抛售自己的郁金香合同，因为谁也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傻瓜。荷兰郁金香的价格市场瞬间跌到冰点，交易所内传出各种歇斯底里的怪声音，整个阿姆斯特丹沉浸在一种末日般的气氛里，郁金香泡沫宣告破灭。同年4月27日荷兰政府在哀鸿遍野的情况下终于出面，下令终止所有郁金香合同的买卖。为什么是合同买卖？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由于郁金香本身属于植物，无论是球茎还是花朵都不可能长期脱离土壤而在交易市场供人买卖，它会死亡。所以在实物交易的基础上为了满足狂热的炒作，商人们发明一种用合约取代实物的交易方法。A将15朵郁金香花按照时下的价格卖给B，在B确认A的库存属实后双方签订一份合约，B依照合约付给A15朵花的钱。A在合约上签字证明自己已将花转让给B，然后B等到价格再次上涨之后拿着付过钱的合同去找寻下一个买主，大概流程便是如此。荷兰郁金香事件引发的惨剧绝不亚于华尔街黑色星期四，许多人因为高价购入郁金香而血本无归后跳河自杀，有人从富翁一夜间变得一贫如洗而沿街乞讨。这种从天堂陡然跌入地狱的转折给荷兰一个不小的打击，荷兰的金融业迅速萎靡，商业经济亦开始走下坡路。

里根经济学

（一）里根经济学指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在所谓“里根经济学”的背后实际上是“供应学派”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虽然当时支持“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占多数，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经济学家推行“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尔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是著名加拿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亚瑟·拉弗尔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顾名思义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上世纪80年代“供应学派”能够得势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在70年代的失败；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供应学派”下的减税的经济政策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里根的伟大就在于他能用极通俗的话，并富有感情地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传达给美国大众，即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经济和财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增加大众的财富，当时美国的多数选民接受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是因为支持里根的选民在理念和直觉上对里根经济政策有了认同。

（二）里根经济学是由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这些政策带来美国80年代后的经济持续繁荣，拖垮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折旧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固定资产而使其损耗，导致价值减少仅余一定残值，其原值与残值之差在其使用年限内分摊是固定资产折旧，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是计提折旧的前提。在所考察的时期中资本所消耗掉的价值的货币估计值在国民收入账户中也称为资本消耗补偿，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使用寿命是指固定资产的预计寿命，或者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应计折旧额是指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还应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1981年2月里根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这两个学派经济理论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它集中体现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至1984年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大规模减税，三年内减少个人所得税3004，对企业实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等，给企业以税收优惠；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三）这一计划反映里根经济学的基本设想是：摒弃需求管理对工资、物价的控制和随机应变的货币政策；主张采用减税和紧缩政府开支，实行预算平衡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放松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和干预，通过刺激供给、自由竞争使美国经济达到自动复兴和发展。里根经济学在实践中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纠正凯恩斯学派的某些片面性。但也遇到不少麻烦，比如减税和增加军费同时并举造成财政上的超分配和财力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美国经济新的困难和不平衡。由此可见里根政府理论上反对干预，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干预。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称：“里根政府所实行的是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或是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虽然信奉供给、货币学派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但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中他并不为所确认的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吸收各派的长处并综合运用。比如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在实践中他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稳定货币政策等综合地运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摆脱滞胀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里根经济学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有一套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的在于它以高利率作为膨胀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步策应的支持点和平衡点所形成的新机制。经过几年的实践后里根经济学的内容发生较大的变化：由普遍地反对政府干预变为主张要由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由单一地强调减税以刺激投资变为根据需要有增有减；由强调反凯恩斯主义的预算平衡发展又回复到实行庞大的财政赤字政策。

（四）里根上台后美国经济形势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有的西方经济学把之归功于里根经济学的胜利，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是美国经济长时间萧条后必然回升的结果，是里根的运气。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观点主要是：主张平衡预算，反对赤字财政政策。里根认为减税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他在执政后立即向国会提出减税计划且被通过。其要点是将个人所得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三年内减少30%，三年后个人所得税的税级还要随物价指数的变化加以调整。但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减税实际上就是把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企业和个人，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得不因为巨额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而大打了折扣。把最高累进税率虽然从70%降到28%，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但减税的幅度却小于原计划三年内减税30%的幅度。在后来的税制改革方案和实践中把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低到34%。尽管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事与愿违，美国依然成为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1981年1月年届70高龄的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他所接手的美国正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持续的越战让美国价值的认同感被日益增长的怀疑所取代，苏联在尖端武器和影响力范围上都赢得对美国的优势，这些也让公众对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美国政治体系产生一些怀疑。罗斯福用“新政”带领美国走出萧条，里根最终也开创性的、以匪夷所思的“里根经济学”引导美国人走出滞胀危机并赢得冷战，堪称“里根革命”，也就是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里根当年所迎战的滞胀危机本质上是“凯恩斯危机”，因为凯恩斯用他的理论将资本主义从大萧条之中解救出来，并推动西方经济在战后迅速恢复，进入黄金时代。

（五）然而正是因为他太成功而成为神话，无人质疑凯恩斯的理论并被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最终产生滞胀危机。滞胀是指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或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的现象，一般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增长才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经济不增长或负增长时一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率相应的也应该是为负的（战争等原因引起的经济衰退除外）。而出现滞胀会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得货币贬值，货币的国际购买力减弱。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滞胀现象，这一度使得日本的GDP总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也算是经济危机的一种。滞胀时代也就可以说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或说主要的经济体）存在滞胀的现象，国民经济不增长或是负增长的现象广泛存在，而且通货膨胀率也居高不下。罗斯福“新政”结束美国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强化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管理的作用，这虽然缓和日益贫富分化的矛盾，但是在强调社会公平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效率。美国皈依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带来越来越高的赤字，原以为通胀是实现充分就业的低廉代价，但最终出现史无前例的滞胀。用里根的话说凯恩斯用通胀去打击失业，又用失业打击通胀，最终结果是通胀与失业一起打击美国经济。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停滞（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的时候用来继续刺激增长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诱发剧烈的通货膨胀，而这种超出控制的通胀会使得市场价格信号紊乱以及资金流向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经济陷入停滞与混乱，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尤其是当年美国在适应性的政策下为了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火上浇油。美国通胀率从1960年代初期的不到2%上涨到1979年的13.3%，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电视演说中承认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只值3角6分，这导致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尽管工资随着通胀同步上涨，但是美国对名义收入征税而非实际购买力征税的做法导致工资上涨也将人们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通胀和边际税率的提高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打击沉重。这使得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与靠固定收入为生的老人陷入困境。

（六）这种环境也影响了市场的投资预期，工人开始怠工，企业也无心进行研发，失业率开始上升。作为温和保守主义者的里根这位未曾专门学习过经济学的总统在成功的化解滞胀危机过程中用供给学派的减税等政策对付“停滞”，用货币学派控制货币总量的政策对付“通胀”，这是一种探索性且争议巨大的冒险的政策选择。具体而言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与减免企业税，削减财政支出，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与规章，控制货币供应量等。即通过控制政府开支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降低通胀率，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与加速企业折旧鼓励工人努力工作与企业投资，并给予企业与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增强活力。里根的冒险获得成功，他那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成为新的神话，并直接导致今天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加深。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就是里根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进而主张重返“凯恩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是里根曾有名言：“在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所在。”意思是说政府干预或许再次降低市场的效率，并陷入官僚主义之中。尽管政府投资模式是中国乃至“东亚模式”成功的本质，但为了实现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长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投入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整体性的产能过剩，这需要及时转型。不过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与天量货币投放后产生通胀压力，一部分刺激资金在资产与商品市场到处流窜，面临滞胀威胁。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滞胀或停滞性通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滞胀作为拼缀词起源于英国政治人物Iain Macleod在1965年于国会的演说，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原因部分基于在战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上，人们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不能并存，亦因为人们广泛认为滞胀与财政赤字一样，一旦开始就难以根治。

（七）在政治场上滞胀以通货膨胀痛苦指数来量度（简单以失业率及通胀率相加），用以影响美国1976年及1980年的总统选举。经济学家提出造成滞胀的两个主因：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减少，引致商品价格上升同时经济放缓；另一原因为不当的经济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容许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政府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作出过度管制。在分析1970年代的滞胀时提供两种解说：首先是油价暴涨，继而中央银行使用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对抗经济衰退，形成物价/薪资螺旋。1960年代前很多凯恩斯主义者忽视滞胀的可能性，因为历史经验所得高失业率伴随的是低通胀率，反之亦然（其关系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其想法是对商品的高需求引致价格上升，同时鼓励企业增聘劳工，同样地就业上升引致需求增加。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当滞胀出现时明显地通胀与就业水平的关系并不平稳，也就是说菲利普斯关系可以位移。宏观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抱怀疑态度，凯恩斯主义者再三考虑其想法去找寻滞胀的解释。菲利普斯关系偏移的解释由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他们认为当工人和企业开始预期通胀上升时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在任何失业情况通胀都上升）。特别在通胀持续多年中工人和企业在薪酬谈判中考虑通胀，令工人薪酬和企业成本加速上升，引致通胀加剧。这个想法在早期凯恩斯学说受严重批评，但逐渐为大部分凯恩斯主义者接受，并引入到新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模型。当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滞胀可以用区分影响总需求的因素与影响总供应的因素来理解，虽然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对于总需求的波动可以起稳定作用，然而对于总供应的波动成效不大，特别当有总供给震荡，例如油价上升可引致滞胀。

（八）新凯恩斯学说区分两种不同的通胀：需求拉动型（总需求曲线位移所致）及成本推动型（总供应曲线位移所致）。在这个观点中滞胀是由成本推动型通胀引致，成本推动型通胀在某种压力或情况以致成本上升发生，而因素可以是政府政策（例如加税）或单纯的外在因素如天然资源短缺或战争行为。滞胀的物价持续上涨现象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产量下降会导致企业提供的劳务和物品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甚至会面临破产倒闭，整个经济呈现衰退的趋势。高通胀率影响财富分配并扭曲价格，高失业率使国民收入下降。在长期中物品与劳务的产量在一段时期内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随着工资、价格和供给根据较高的生产成本进行调整，最终衰退会自行消失。例如低产量和低就业会加大使工人的工资下降的压力，较低的工资又增加供给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短期总供给曲线移回到原来的位置时物价水平下降，产量接近于其自然率，经济回到总需求曲线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相交的位置，这一过程也就是经济的自我纠正。在短期中滞胀使经济产量下降、物价上升，引起较高的失业和较高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向右移动，即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因为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失业率都趋向于其自然率，因此滞胀不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对付滞胀时中央银行很难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消除滞胀，因为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一提高利率。企业经营成本加大，经济就有可能更加萧条，甚至引发倒退。若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印银纸但同时没有抵押），降低利率，虽然刺激经济增长，但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同时减税，加上适度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胀，随着时间推移则可逐步消除滞胀，但此方法可能增加国债负担。滞胀阶段以商品、短期债券和现金为最佳组合；其次为需求弹性小的公共事业、医药等股票；再次为部分工业股；最后为金融、房地产和非必需消费类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