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史朔閏表》新莽“歲首”辨誤（鴻庵楊氏 2023年5月）
《二十史朔閏表》新莽“歲首”辨誤
——論新莽非以十二月爲歲首
鴻庵楊氏 2023年5月
（筆者在寫作此文以前，對年代學知識幾乎沒有任何積累，而敢於草成此文，全因製作《XX干支紀日表》遭遇相關問題，迫而爲之）
陳垣著《二十史朔閏表》（古籍出版社 1956年版），筆者於多年前便已獲得，然一直未能系統的加以利用。2022年11月底，爲了應對一個漢簡的問題以修改《東漢州郡沿革表》的相關結論，筆者決意將《朔閏表》東漢部分的內容盡數表格化，詳細列出東漢一代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是爲《東漢干支紀日表》。2023年1月，《東漢干支紀日表》完成，因感此種形式的數據表不論用於讀簡、還是用於讀史，都十分便捷，遂又在同年3月，開始“補”做《西漢干支紀日表》及《新莽干支紀日表》。
五月時間、四百餘年，在製表的過程中，筆者間或發現《朔閏表》存在的一些問題，如：
一、《朔閏表》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十二月朔日西曆爲“一13”，但該日西曆實際應爲1月12日；（見圖一）
二、《朔閏表》東漢和帝永元六年閏月與十二月，兩月的朔日西曆，《表》置放錯了位置，閏月應爲“十二26”、十二月應爲“一24”；（見圖二）
三、《朔閏表》新莽天鳳五年，《表》註該年有閏月，然該閏月實應屬天鳳六年；（見圖三）
四、《朔閏表》順帝漢安元年無註，而該年本爲永和七年，正月十四日癸巳，始改元漢安（年中改元在正月者，《朔閏表》皆無註語，或《朔閏表》體例本即如此，非誤）。（見圖四）
以上問題，尚可歸類爲“小問題”、“小毛病”，然《朔閏表》定新莽一朝“以十二月為正”，即以十二月爲歲首，則著實犯了一項非常大的錯誤！（注意文末“說明”）
（註：“丑正”意即以十二月爲歲首；“寅正”意即以正月爲歲首）
（註：《朔閏表》在居攝三年及之後年份的十二月處，加粗黑色框線，即意爲這些年份是以十二月爲歲首）
新莽以十二月爲歲首，《朔閏表》此結論並無具體的論證過程，應即據《漢書 王莽傳》的下述記載：
“（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 下書曰... 以戊辰直定 御王冠 即真天子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其改正朔 易服色... 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漢書》此載，僅意指王莽將居攝三年十二月改作爲了新朝的（始）建國元年正月，全“書”通篇沒有任何“歲首”字樣。相較之下，真正更改歲首的“太初改曆”（歲首由十月改爲正月），《史記》、《漢書》則處處明確提及“歲首”——
《史記 孝武本紀》：“夏 漢改曆 以正月爲歲首... 因爲太初元年”；
《史記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太初元年 改曆 以正月爲歲首”；
《漢書 武帝紀》：“夏五月 正曆 以正月爲歲首”。
太初改曆以前，漢以十月爲歲首，故每一年的月份順序爲：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理所應當，史書每一年的記事，十月絕不會出現在其他任何月份之後，實際情況亦的確如此，如《漢書 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夏四月 ... 五月乙巳晦... 二年冬十月......”；改曆以後，歲首由十月改爲了正月，每一年的月份順序則變爲：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同樣，史書也從未見歲內記事，正月出現在其他月份之後。
那麼，假若新莽果以十二月爲歲首，新莽一代每一年的月份順序便爲：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同上理，歲首的十二月即當“所在無前”，而《漢書 王莽傳》卻言：“（始建國）二年二月 赦天下...... 十一月 立國將軍建奏...... 冬十二月 雷”。（《漢紀 孝平皇帝紀》記地皇三年事，亦云：“其十四年閏月 霸橋災... 十有二月 有星孛於張箕”。然《漢紀》的這段記載與《漢書》、《後漢書》等多有不同，如“閏月”《漢書 王莽傳》作“二月”、“十有二月”兩漢書作“十一月”、“有星孛於張箕”兩漢書有“張”而無“箕”。故求穩妥，只將上引《漢紀》作爲小字註語附記於此）
又，莽朝每年記事的起始月份，《漢書》（王莽傳）分別爲：
始建國元年：正月 始建國二年：二月
始建國三年：/ 始建國四年：二月
始建國五年：二月 天鳳元年：正月
天鳳二年：二月 天鳳三年：二月
天鳳四年：五月 天鳳五年：正月
天鳳六年：春 地皇元年：正月
地皇二年：正月 地皇三年：正月
地皇四年：正月
莽朝十五年，無一年史書是以十二月作爲記事的起始月份，所有的年份幾乎都以正月或接近正月的二月爲記事的起始。依然用“太初改曆”來進行比較，仍選取改曆前後的十五年爲數據樣本（數據取自《漢書 武帝紀》）：
太初元年前十五年——
元狩四年：冬 元狩五年：春三月
元狩六年：冬十月 元鼎元年：夏五月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 元鼎三年：冬
元鼎四年：冬十月 元鼎五年：冬十月
元鼎六年：冬十月 元封元年：冬十月
元封二年：冬十月 元封三年：春
元封四年：冬十月 元封五年：冬
元封六年：冬
太初元年後十五年——
太初二年：春正月 太初三年：春正月
太初四年：春 天漢元年：春正月
天漢二年：春 天漢三年：春二月
天漢四年：春正月 太始元年：春正月
太始二年：春正月 太始三年：春正月
太始四年：春三月 征和元年：春正月
征和二年：春正月 征和三年：春正月
征和四年：春正月
可以十分明晰的看到改曆前後，因歲首的變動而產生的史書記事起始月份的不同。
因此，王莽代漢後之所行者，依舊是漢武帝太初元年以來的以正月爲歲首，只不過莽朝歲首的正月，乃漢曆下的十二月罷了。
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更始帝立，《漢書 王莽傳》載：“（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 平林 新市 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 共立聖公爲帝 改年爲更始元年”，然《後漢書 光武帝紀》、《劉玄劉盆子列傳》，皆言更始乃“二月辛巳”立。又，王莽卒期，兩漢書的記載一樣有差，《漢書 王莽傳》：“（地皇四年十月）三日庚戌... 商人杜吳殺莽”，王莽死於十月庚戌日，而《後漢書》劉玄本傳、光武帝紀卻作“九月”、“九月庚戌”。
更始稱帝日、王莽亡卒期，時間精度更高的“日”，兩漢書一致無差，反倒是“月”，二者合對不上，雖合對不上，出入也都只一月而已。這不禁令筆者想起王莽初即天子位時，將居攝三年十二月改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強行“奪走”了漢家曆法下的整整一月。劉玄更始，以漢家自居，廢莽復漢乃是情理之中，故筆者以爲——
新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更始稱帝，更始一方即廢棄新莽曆法，恢復漢家舊制，將被王莽“奪走”的漢曆一月放回，居攝三年重新獲得十二月，由此而降，新莽的地皇四年三月自然就成爲了漢曆下的二月、同年十月自然就成爲了漢曆下的九月。更始方所行的漢家曆法，與彼時尚存的莽朝所行之曆法，彼此相差了一個月。兩漢書在記事時因記事主體的不同，而使用了兩方不同的曆法（《漢書 王莽傳》因以王莽爲記事主體，故用莽曆；同理，《後漢書》則用漢曆），所以才產生了“更始稱帝日、王莽亡卒期”日期記載上的月份差異。{關於王莽的卒期，《漢書 王莽傳》還有一處間接的記載：“是歲（筆者按：指始建國元年） 長安狂女子碧 呼道中 曰 高皇帝大怒 趣歸我國 不者 九月必殺汝 莽收捕殺之”。王莽於莽曆，死於十月，於漢曆，死於九月，此女子以漢高帝的名義發聲，故言九月也}
《二十史朔閏表》於地皇四年下，註言“莽三月辛巳 淮陽王改元更始”，又於更始二年下註言“本年以後仍用寅正”。“仍用寅正”之說，自當刪除；而莽三月辛巳更始即位，《朔閏表》的註語並未把更始即位後，漢、新雙方在曆法上“一個月”的差異點明出來，若補“復漢舊曆”四字，作“莽三月辛巳 淮陽王改元更始 復漢舊曆”，斯意方足。
附疑——
《後漢書 光武帝紀》：“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 漢軍復與甄阜 梁丘賜戰於沘水西 大破之 斬阜賜”
按更始帝立於新莽地皇四年三月，如上文所言，更始稱帝後即廢莽法、復漢曆，改莽三月爲漢二月，因此“更始元年”實際自二月開始。所謂的“更始元年正月”，乃指新莽地皇四年二月，然該月朔日爲壬子非甲子，其甲子日乃十三日（經筆者查閱，地皇四年正月、二月，包括更始稱帝的三月，只二月存在甲子日）。故疑《光武帝紀》“甲子朔”三字，或“甲”爲“壬”誤、或“朔”字衍。
但即便對史籍做了如此刪改，《光武帝紀》的這段記載仍有不解之處。漢軍破斬甄阜、梁丘賜的日期，另查《漢書 王莽傳》、《後漢書 劉玄劉盆子列傳》、《續漢書 天文志》，“三書”皆作地皇四年正月（三書未記“日”期）。地皇四年正月，已完全超出了更始元年的時間範圍，同《光武帝紀》甄、梁二人亡於更始（地皇）元年（四年）正月（二月）的記載相抵牾。豈甄、梁確亡於更始元年正月（《後漢紀 光武皇帝紀》亦言：“更始元年正月 斬阜賜”），而“三書”不察，未能辨清更始元年與地皇四年彼此相差一月的區別，徑將二年混同耶？
說明——
《二十史朔閏表》中出現的“丑正”、“寅正”二詞，如上文（第7頁）註語所說，筆者認爲“丑正”意即以十二月爲歲首、“寅正”意即以正月爲歲首。此種理解之下，方有對《朔閏表》定新莽以十二月爲歲首的辨誤。
然筆者對年代學實無太多的學習了解，上述兩個年代學專用名詞若筆者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如“丑正”若實指將十二月作爲正月、“寅正”實指將正月作爲正月（此句略繞，但限於筆者粗淺的年代學知識，只能做如此表述），即“丑正”、“寅正”裡的“正”，非指歲首而是指正月，那麼《朔閏表》的相關表述便沒有問題，其並未定新莽以十二月爲歲首。誠然，文章標題當去“《二十史朔閏表》”，只作“新莽‘歲首’辨誤——論新莽非以十二月爲歲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