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新天使

1940年代的社会现实中充斥着这样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方式。似乎马克思所建构的是一个包含进步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历史如同仅仅注重编年史的历史主义，它的任务是将不同的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并为这些时间找到一条注定的发展线索。

本雅明用一个驼背侏儒所操控的机械装置来讽刺这一现象。它与人对弈，如同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较量，只有在神学的意义上，这一侏儒的胜算才是确定的。

而历史天使，则是一位懂得凝视废墟的天使，同样试图以救赎的方式来拯救已成废墟的这个世界，但却似乎总是难以抵挡那被称之为进步主义的狂风，将她吹向她所背对着的未来。对我而言，历史天使背对着的未来，意味着未来的未知与敞开，而那直逼天际的废墟则让人想起本雅明对于悲苦剧的热衷，因为废墟常常出现在德国的悲苦剧当中，并同时是可以在自身当中实现自我救赎的意象。因此当废墟直逼天际的时候，也就在昭示着一种弥撒亚降临的可能性。

对于本雅明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历史的连续体的思考和研究，相反，它所关切的恰恰是“当下”，它表现为一种对一个特定时刻的关注和强化，那些富有历史性的时刻总是从平庸的历史叙事当中跳脱出来，它是平静日子中的一种断裂，突然的、毫无征兆的显现在我们前面。它们如同本雅明终身热爱的那些日常现象一样，成为了本雅明构筑历史的星丛式真理的诸多要素。这种类似断裂式的历史观是荒唐的吗？其实完全不是，想想我们的历史研究者们，他们所关注的难道不是一个个特定时刻的历史事件吗？

在《历史哲学论纲》当中，本雅明讲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巴黎革命中，“在革命的第一个夜晚，巴黎好几个地方的钟楼同时遭到射击。一位目击者或许由此得到灵感。他写道：“

谁又能相信！钟楼下的新领袖 

朝指针开火，让此刻停留 

仿佛时间本身令他们恼怒 ”

被击中的指针，就此停驻在革命爆发的那一瞬间，对本雅明而言，正是在这一瞬间当中，唯物史观所具有的救赎力量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爆发。

在《城徽》中，卡夫卡翻转了《圣经》对修建巴比伦塔的记叙：《圣经》中，人们修建巴比伦塔带着通往天国的紧迫与坚定；而在卡夫卡笔下，人们对巴比伦塔的修建则永远处在无限的延宕之中，“仿佛眼前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延宕同时又与一种坚定的进步理念相联结：“人类的知识日益高深，建筑技术已大大进步，而且将继续进步，过上一百年，一件现在得费时一年的事大概只要半年就能完成。既然如此为何今天要累死累活地使尽力气呢 ？”于是，时间变成一条无尽绵延的直线，一条通往必定出口的河流。在这种进步的历史主义观点下，人们将所有当下都托付给了未来，而这种未来又因为在规划之下变得平淡乏味——人们被锁在在平庸的“进步”中。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矛头所指的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的幻象。这种历史主义直接与一种进步的时间观念相连，将时间视为同质的线性连续体，由机械的因果关系环环相扣。这种时间里，历史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穿行而过，留下进步与胜利的呼啸之声。然而，这种历史主义本质上是胜利者的历史主义，它压制了那些非进步的边缘话语，强制建构出一套带有保守性的历史观念，而对于这种历史主义的迷信也招致了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专家治国的暴力统治。在这种观念下，被压迫者却只能被动等待进步，把希望托付给未来，尽管另一方面，同质而连续的时间观念又像密不透风的铁盒，使未来根本就无从照入作为过渡的当下。

正是在这样绝望逼仄的角落，本雅明祭出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不屈于历史主义连续的幻象，而是以辩证的眼光敏感地审查每一个历史细节和进步的夸饰，“逆向梳理历史”。只是，在线性历史似乎已无法改变的当下，“逆向梳理历史”何以可能？在“逆向梳理历史”之后，人们又能在现实中做什么？在本雅明看来，这需要借助神学的力量。

所谓的神学力量，首先，源于犹太教的弥赛亚时间。这种时间不但对峙于启蒙之后的进步时间，同时对峙于基督教在基督降生之后的世俗时间，是一种神圣时间、救赎时间。在《剩余的时间》中，阿甘本写道，“使徒所感兴趣的不是末日，不是时间终结的那一刻，而是时间收缩自身，并由此进入终结，或者换种说法，是余留在自身终点之间的那个时间。”在犹太圣保罗教义中，耶稣将会到来两次，第一次是已经到来的复活，第二次是随时可能来临的终结与审判；而这之间的时间，就是剩余的时间。它隔绝于世俗时间，转而将一切收摄入自身的瞬息，这是悬而未决的时刻，也是随时到来的时刻。犹太民族将自己编织在这种即刻下，成为天国门槛前的人，随时准备侧身而入。本雅明发展了马克思对弥赛亚时间的世俗化，将所有现代人都置于这种弥赛亚时间中，打碎了线性的时间之流，将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收摄入当下的紧急状态。当然，在上帝已死的现代，本雅明不再也不再可能指望真正的弥赛亚降临，而是希望每个人都发挥身上微弱的弥赛亚力量，它并不完全脱节于世俗世界，只是借助点点滴滴的当下之停滞，让“一切都会是其现在之所是，只有一点不同”，关键在于抓住每一个瞬间并将它实现，因为每个瞬间都是“让弥赛亚侧身而入的门隙。”

然而，如果止步于此，那么最多只是从个体心理层面扭转这种线性时间观和进步观，而这种单维的扭转很有可能导致更深一层的悲观甚至幻灭，正如卢卡奇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论述的现代之不可能性的悲剧：不同于古代悲剧中个人命运与整体命运的紧密相连，现代的每一个人似乎注定受到他自身偶然性的支配，而无力为自己的生活赋形——即就是说，意识层面的觉醒将带来心灵秩序与经验生活的分裂。为了突破这一局限在心理层面的时间观，本雅明还需要更深层地发掘“逆向梳理历史”之后时间片段的启示和救赎意义。

于是，本雅明再一次征引了神学的力量。这种神学力量是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的。在1926年出版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代序《认识论批判》中，本雅明提出了理念的“单子”形态。单子本是莱布尼茨提出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概念，它是构成万物的基础或单元，因而无广延和部分，不可分，是真正单纯的实体。每一个单子都类似于灵魂，具有知觉或表象的本性，因而每一个单子都能表象其他一切事物，并能表象整个宇宙，如同一面镜子能够映照一切事物。将理念赋形为单子，蕴涵着传统的唯名论-实在论辩证张力：一方面，理念本身具有真理性的超验维度，每个理念都能折射出历史的真理性层次；另一方面，“单子”的概念又试图强调与传统哲学的等级次序不同的、理念所不能被还原的个体性。正如阿多诺的洞见，本雅明这篇序言是“对形而上学的唯名论救赎”，对本雅明而言，“真理内容只有通过最精确地沉入实在内容的细节里才能获取”。通过这样的构建，本雅明在现象的唯名论世界开辟了一条通达真理的救赎之路。这条对现象的救赎之路是由星丛拼接成的，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借助星丛结构对现象与理念关系的理解。本雅明认为，“理念之于客体犹如星丛之于群星”，它以自己的样态和形式结构表征着现象。同时，这种表征与对其的理解又是抗拒康德或胡塞尔意义上的主观主义的，“接近真理的正确方式不是通过意向性或认识，而是完全沉浸融汇其中。真理是意向性之死。”这种抗拒同时意味着本雅明拒绝了先验认识论的进路，而选择以另一种范畴去统合理念与现象。于是，他又引入了“起源”的范畴。起源源于喀巴拉的教义，根据这种教义，起源本身是一个完美天堂的原初状态，随后人类堕落，这种状态也崩成碎片，但最后，随着弥撒亚的复归，这种起源状态又失而复得。在本雅明看来，这种失而复得并不是重构，而是激活了隐匿在发端的起源的潜能。正是由于这种潜能，起源并不只是存在于过去某个节点的一个整体，它同时在历史各处都有发端——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死亡与新的起源，它们呈现出历史的希波克拉底式的面容，冻结、堆积在时间之中，组成一座座的废墟。借助“起源”范畴，本雅明在经验现象中确定了理念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也为现象之救赎奠定了基础。

历史主义的兴起，线性的进步时间，文明的一往直前，带来的是被遮蔽的废墟，这些废墟之上布满历史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凝缩着一副起源风暴的被冻结起的残破面庞，凝缩着某个现象与理念的辩证张力；它昭示着缺席，也以不可凌犯者的姿态顽固地在场。因此，这些碎片自身，既内涵着一种对当下历史的绝对的否定与爆破力量，又内着另一种形式与秩序的潜能。对于本雅明来说，一个碎片也就是一个辩证意象：它是思想在充盈的星丛张力中停滞时起源的一个瞬点，是两种历史起源相冲突时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就像《历史哲学论纲》第九节所描写的，“克利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表现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着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堵断壁残垣则拔地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在本雅明历史哲学推演的极致，人们必须抵着进步风暴，打碎时间的连续体，从当下拯救那些起源的碎片、赋予其生命，这样，各种历史客体才能被重新装配在一个星丛之中，组成一个辩证意象的全景，而此时，新天使们也将成为自我救赎的弥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