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批判（二）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第二个主要局限是：以特殊、差异、独特。来拒斥普遍、本质和统一，拒斥“元叙事”，拒斥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其主要表现是：以历史和现实中非西方国家“独特”性。来说明他们与“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没有关系，也没有可比性;在方法论上以“牺牲”统一性为代价。来证明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其存在和发展是“ 互不相干”的。既然是〝互不相千”的，那么。“西方中心主义“关于把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泛化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必须亦步亦趋经历的“普遍”道路等观点自然在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但问题是：目前“西方中心主义"在不少场合下已经改变了其原有的某些表述，通过对各民族或国家差异的认可,来继续延续其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所“遗漏”的。虽然“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也强调旧殖民地体系的解体并没有使“西方中心主义"被消解，但是它并没有注意到“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变化。

        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毋庸置疑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其本质上仍属于“西方中心主义”，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形态又与以往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态有所不同，即非常重视“文化的特殊性”。在他看来，文化（即文明的核心)的特殊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决定文化发展的未来：不同的文化在其本质上不仅是不能沟通的，而且还是相互非斥的，因而根本就没有所谓普遍适用的文化发展模式，也没有所谓的文化普遍主义。在现实中只存在“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因此，要避免世界各文明间的冲突，就需要：一方面，一种文明的内部在确立一个主体文化的同时必须消除其他异质文化，以通过维持文化同一性获得稳定的文明内部秩序(即所调保证一种文明内部不乱）:另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元性、平等性。铲除普遍主义文化观，以维持不同文明间的均势。从其具有的表形式来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然而，这些带有浓厚的“后殖民主义”色彩的话语表述,实际上是在为“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铺平道路。因此,接下来，亨廷顿在概括何谓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时.就开始“重塑”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其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現代化之前。那么西方文明的“独有的特征”都包含著哪些主要因素呢？他如是说，“古典遗产”(如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和基督教等)、“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直接相连)。西方文明正是具有了这种“独有的特征”，才能创造出现代性和首先实现現代化,并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文明。而这些西方文明的“独有的特征”，是非西方国家不可能汲取、借鉴和模仿的,否则，就会出现动荡，所以,把西方文明推及到非西方国家就是错误的，它会使西方文明衰败。经过亨廷顿的上述一番推导。关于民主、法治、白由等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的结论就得出来了。在这一结论中隐含两个论断：其一,所有的非西方國家不可能有现代性。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因为，在他们的特殊性中都包含者对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抗拒。其二、只要西方国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有的特征”，就会永远处于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永远是多极文明世界的中心。如果说，传统的或“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国家的待殊,即民主、法治、自由等的具体表现形态，泛化为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即泛化为世界上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自由等的具体表现形态，那么。亨廷頓的“西方中心主义"则解构了 所谓的“泛化”，使“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又“回缩”到了“西方國家的特殊”从而也使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一般(如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成为了“非西方國家不可模仿的特殊”。这里暂且不论所谓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特征”根本不是西方国家純粹内生的、以及非西方国家在作为现代性一般核心要素的民主、法治、自由等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替代作用等问题，而仅指出，“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危害远大于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其根据是：它在逻辑上部分地迎合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如强调特殊、拒斥一般、反对普遍主义等），在方法论上部分地“滿足”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日趋流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思潮，故而使〝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极大地扰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文化界。例如，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文化界所存在的在反对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过程中拒斥民主、法治、自由等的一般的倾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迄今为止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其第二主要局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这一倾向。

       笔者认为，要超越“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上述局限,对“西方中心主义”加以科学批判，还必须在方法论上把握“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从方法论上看，无论“西方中心主义”有怎样的形态变化，它都有三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把对西方社会发展一般过程的经验性观察的结果“提升”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优越“法则”(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范畴和模式;二是用这种由一系列相应范畴和模式包裹起来的法则去审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三是在这种审视中非西方社会被置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落后地位。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落后地位”是指：非西方社会在其本质上水远与西方社会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差距。在一些“温和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即便有些东方国家(如中国）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领先于西方国家，其长处和优点也会被具有强大整合和内化能力的西方国家所创造性地吸收，从而能够超越这些东方国家，其结果就是自近代以来他们一直在世界历史中处于领先和中心地位，而这种领先和中心地位是不会再改变的。这里所谓的“具有强大整合和内化能力”(构成这种能力的主要因素就是民主、法治、自由等传统)，就是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永远的差距。因为，东方国家，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甚至种族特点决定了,它不具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强大整合和内化能力，故自近代以来只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边缘、外围或半外围地位。要言之，把“东方”或非西方国家在历史哲学意义上塑造成为“落后”的代表,而把西方国家塑造成为“先进”的代表，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至于是把西方国家的特殊泛化为世界上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普遍或一般，从而使西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特殊成为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一般;还是把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一般“回缩”到了西方国家的特殊，从而使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一般成为“非西方国家不可模仿的特殊”，这则属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具体形态问题。而“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怡怡没有在方法论上认清“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即把“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以为强调特殊，拒斥一般，“西方中心主义”的“七寸”就被年牢地抓在手中了。实际上，不能在方法论上认清“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就不可能在方法上正确认识“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反之亦然。

       由于既没有在方法论上正确把握“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也没有在方法论上正确把握“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所以，“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往往直接以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元叙事”为对象。应当承认，“元叙事”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盘”。大凡思想文化界的人一旦涉人这个“地盘”，就难免不受其影响。因此，“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直接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元叙事”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元叙事”为切入点，把既有的“元叙事”及其话语如“工具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中心主义”“逻各斯主义”“本质主义"“意义主义”等，全部“解构“或“打烂”。而“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殖民主义“等，都是“元叙事”的直接表现形态，自然也都应彻底解构。因为，要完成所谓“心灵解殖”的使命，必须要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彻底抛弃。这样一来，“西方中心主义"似乎就被“粉碎”了。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看来，“元叙事”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本身，故摧毁了“元叙事”，“西方中心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元叙事”是“西方中心主义”所占据的“地盘”，而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本身。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盲日地拒斥“元叙事”，使其在论及“历史碎片”“历史微观”“本土”“日常生活”时，“偶然”“模糊”“非意义化”等便成为其口头禅。在这种批判中，世界上没有任何“本源”和“基础”，也没有什么普遍的、连续的事物，只有一个个孤立的、没有联系的事物。因为，世界是随着时代、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的，它没有确定的本源和本质可以让人们追寻和认同：它超越时空，既属于过去，又不属于过去，却往往指向未来。而处于这种世界中的人，其文化属性既是一种存在（being)，又是一种不断地变化（becoming），它永远处于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因此，“历史碎片”“历史微观”“本土”“日常生活”，就是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状态,而“偶然〞“模糊”“非意义化”就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基本特征。没有确定的本质属性的人，其身份必然是流动的、不稳定的、混杂的，所以，由这种人构成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如民族和国家的一切诉求都是不真实的。可见，“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把“元叙事”混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本身了,甚至把“元叙事”中所有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也同样视为“西方中心主义”。

       应当承认，以拒斥“元叙事”为切人点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世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首先，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所占据的“地盘”，追求历史“人种学”的细节，关注日常生活，这的确从一定程度上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对整个国际学界各个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促进了人们对启蒙以来形成的现代性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人们认识“殖民主义时代”中形成的东西方关系的实质有重要启示;再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反思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促进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各个民族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然而，“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是不可能真正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其主要缘由如下。

       第一，“元叙事”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而是其得以存在的一种可选择的“地盘”。最先由利奥塔提出的“元叙事”概念，其意是指具有主題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叙事方式。在他看来,现代性大多是由“元叙事”构成的，因而应被“小叙事”所否定的。实际上，“元叙事”也是人类对自己世界的一种叙事方式或认识方式。只不过，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启蒙和现代性思想所包含的“中心主义”全面渗透于哲学社会科学之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相应的“元叙事”话语，以至于人们一接触或融入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被这套话语所纠缠而难以自拔。但如上所述，“元叙事”毕竟不等于“西方中心主义”。在“元叙事的地盘”中，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得最为科学和彻底的当属马克思，而迄今为止,我们对此却没有足够的重视。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视为对“元叙事”本身的批判，不仅无助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而且还会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价值。阻碍人类对自己世界的探索和把握。众所周知“历史规律”“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结构”“历史意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統一性”等，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那里弃之如敝屣。如照此而行，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只要人类理性存在，“元叙事”就不可能不存在。进而言之，从一定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拒斥“元叙事”，也就是在逻辑上把“元叙事”等人类认识方式全部拱手让给了“西方中心主义”。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错位，“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

“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仍然在许多具体的场合下受制于其所指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难以摆脱其朿缚。例如，“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的诠释，就时常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或是依附于“西方中心主义”关于现代性的某些论说，或是以对“西方中心主义”关于现代性某些论说的表层解构来掩饰其实质上对其的认可。虽然。它把“西方中心主义”关于现代性的解释从“宏观"移到了“微观’,故在话语形式上有所不同。从逻辑上看，只有表层话语上的解构，且指向错位，而没有或很少有实际的建构。往往就会与被解构对象达成一种“共谋”，从反面证明了解构对象的正确性。这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也是如此。

        第二，从方法论上看，“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

“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其所强调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等，不能在方法论上作为否认“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据。“西方中心主义“不仅无视落后国家间的差异,而且也无视西方国家间的差异，虚构一个同一的西方和一个同一的东方。这无疑是荒谬的。但问题在于：是否把“整体”打碎、分拆,代之以“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等，就可以真正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了呢？恐怕还不能。因为，“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等,总是相对于“宏观”同一”统一”确定”而言的。如果把“宏观”同一”“统一”“确定”等统统否定掉，那“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又是如何认定了呢？实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所强调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不是真实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在它看来，“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与“宏观”“同一”“统一”“不确定”是无关的。这不仅等于设置了无数的互不相干但又相互排斥的“中心”，而且，与“宏观”“同一”“统一”“不确定”无关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已经不是本真意义上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了。当然，在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那里，与“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无关的“宏观”同一“统一”确定”，也同样不再是本真意义上的“宏观”“同一”“统一”确定”了。以不真实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来否定不真实的“宏观”“同一”“统一”“确定”，当然不可能真正拒斥“西方中心主义”。

       第三，“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所强调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对个人、民族、国家、地区等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没有什么意义，不可能给人和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因为,它不仅否定了民族和国家诉求,而且把人的属性也置于不断变化的、没有相对确定的位置的“流”中。品而易见，这种思路难以与以全球化为背景的“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逻辑是：基于对种族主义意义上和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以及对世界历史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不断深入与拓展，自18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大体彻底摆脱“东方社会停滞”等“西方中心论”词语表述影响的同时，把其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到世界，彻底超越了“欧洲独特”说，最终完成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并据此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指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人的发展理论，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进而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等与“宏观”“同一”“统一”〝确定”是有机統一的。而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來说、当它拋弃了社会历史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固守文本批判、话语批判和个体的文化批判，专注于与“宏观”“同一”“统一”相分离的“微观”“差异”“多样”“不确定”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引导力”（一种理论或文化思潮对个人、阶层、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方向的影响能力），故它即便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也往往被边缘化。对人和社会的发展不会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啊。因此，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逻辑相比较，“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只是在话语形式上拒斥了“西方中心主义”但并没有什么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性的内容。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给人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指出正确的道路。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与“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同根”的，即：都强调特殊，反对普遍，从而彻底割裂了特殊与普遍的关系，虽然它们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从方法论上看，亟待创新性发展和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批判性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从中汲取反面的有益经验，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普遍与特殊”间的辨证关系；否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难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