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名：《ニッポンの思想》 

原作者：佐佐木敦 

翻译：米岡、鹿崖、Tina

校对：柴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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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学院派”是什么？

一切，从《构造与力》开始

一九八三年九月，作为专门出版人文科学类专业书籍的劲草书房出版社，首发了一版单行本——《构造与力》。当时，由正处弱冠之年，仅有26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助手浅田彰所著的这本书，不仅具有使用最尖端的哲学的内容之高度，还成为了卖出超过十五万部的畅销品，引起了世间重大轰动。

浅田彰，在第二年的三月——处女作《构造与力》之后半年，出版了第二本书《逃走论》。乘着前作的畅销之势，两部书都成为了热销读物。同年四月（一九八四年），在由“朝日新闻”（朝日ジャーナル）的故主编筑紫哲也重启的企划中，之后成为长期人气连载节目的“年轻人的众神”完成了值得纪念的第一回登场。在此之时，浅田彰的名气已不可阻挡。随着很多杂志和媒体争相约稿，再加上他执笔的众多原稿（文章），浅田彰如破竹之势席卷了媒体界。

另一位名叫中泽新一的人，在中途退出了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的博士学习之后，去了西藏旅行，并在回国后担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助手。当时三十三岁的他，在比浅田的《构造与力》晚了2个月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宗教・哲学类的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著作《西藏的莫扎特》。这本书也是出版没有多久，作为思想书创造了畅销记录。中泽眨眼之间就和浅田有了并驾齐驱之势。

从那之后，有如彗星出现的“思想界的新星=浅田彰&中泽新一”产生了巨大的牵引力，将之前在不同专业领域踏实活动的学者们———栗本慎一郎，丸山圭三郎，岸田秀，金村仁司，宇波彰，粉川哲夫，细川周平，以及莲实重彦，柄谷行人，山口昌男，前田爱，吉本隆明等人的众多目光吸引了，新星们不知不觉就超过了学问界和出版界的范畴等级，一并席卷了媒体界和市场，直到如同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般盛行于世为止。这就是在“八零年代”的“日本国”突然兴起的“现代思想”的空前潮流，通称“新学院派”的开始。浅田和中泽，以压倒性的知性与具备个性的特征、加上与学者固有印象相去甚远的时尚池面之感、（他俩）时而是搭档时而是对手，共同率领了“新学院派”的潮流。

朝日新闻的误排

那么，为什么《构造与力》能卖得那么好呢？虽然可说是时代的要求，但是该书被那样敬仰，以至于成为到此地步的异常现象，应该有什么缘由。

试着调查之后发现，在当时发行书籍的铃木书店（2001年12月倒闭）的社员井狩春男氏的著作《没有退货的周一》里就有线索。

浅田潮流开启的契机，是仅仅的一字排版之差。浅田彰在出书之前，因为是京都大学难得的秀才\天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被关西的出版社知晓了。去年（1983年）的9月末，《构造与力》（劲草书房）问世的时候，在学生之间流行着硬装书。

刚好在那个时候，朝日新闻的书评里稍稍介绍了劲草书房的书，但是把出版社的名字弄错了——“劲”变成了“颈”。和姓名一样，出版社的名字是不允许被弄错的。因此，劲草书房打了抗议电话。朝日新闻为表歉意，约定要发表以一篇新闻报道，那就是在11月30日（周三）的《（只有）年轻人*知道的东西》中刊登的一篇附带脸庞照片，名为《问问浅田彰》的篇幅颇大的新闻报道。大概是报道的二个月以后，与拉康，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等法国思想家一起，浅田彰也被一般的读者所熟知。如果没有被登载在朝日新闻上的话，也许我们至今还不会知道浅田彰的名字。

——《没有退货的周一》，“浅田彰，打出了本垒打”

这篇散文记录了《逃走论》上架书店首日的兴奋感（“逃走论给我的印象，就像是恰巧捕捉到了投手第一颗投球的偏高球路，直击球心。在棒球高高飞向本垒打路线的天空下，纤弱的浅田彰跑向本垒的场景。”以这般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段落结尾），但从《构造与力》开始到《逃走论》为止的半年间，在浅田彰一举被全国所熟知的背后，其实是像朝日新闻这样的巨大媒体运作之力，我想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非常有说服力的证言吗？但是，以排版错误为契机（而且只是一个字！）什么的，也让人感觉好像是有点吹水过头的故事一样……

在此去检查看看朝日新闻的缩印版，就能看到在1983年11月30日的报道里面大概占二分之一页的采访中，被介绍成“新锐涌现的年轻人旗手”的浅田彰意气风发地谈论道，“问题是，总是被要求戴上营业式面具的（我们），是默然地将其再生产呢，还是在所有面具之间品尝、跳跃，从而给予自己一种支离破碎式的自由之物呢？”“虽然也有成长延缓期（moratorium）这种东西……诶，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太轻易就放弃。所谓进步，我认为可以说就是小孩子状态的延长。理想，就是像小孩子那般横冲直撞一样的东西。从始至终都处于成长延缓期……”。“支离破碎”的“小孩子”，说的是之后会提到的“精神分裂症小孩”（「スキゾ・キッズ」）。

在2008年，神经科医生的香山りか出版的怀念八零年代的书籍《发呆\装傻的家伙，八零年代很多》附加的对谈中，中泽新一将当时的想法以如下语气讲了出来——

中泽：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浅田彰认识，他出版的《构造与力》，和我差不多同期出版的《西藏的莫扎特》，初版都只印了三千本左右，我们觉得彼此一起能卖出五千本就算不错了。这样想之后，仅仅发售一周之时，以朝日新闻搞的“新学院派”的特集为契机，我们的书就突然大卖了。

香山：“新学院派”的命名者就是朝日新闻呢。

中泽：对，那就是朝日新闻的记者的命名。因此，就能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新学院派”。更何况一周之后，我们的书一夕之间就增印了一万部，之后又增印……突然就闯入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就在那段让人惊讶的时期内，我和浅田都不知道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况。这样的状态短暂地持续了一段时间。                             

《“新学院派”和“新人类”的时期》（《发呆\装傻的家伙，八零年代很多》）

在这儿中泽所说的报道，并不是之前说的浅田彰的采访，而是1984年1月23日朝日新闻读书栏刊登的文章“出版界的异变 新学院派”。尽管当时浅田彰和中泽新一的书还被认为是卖不出去的，但在也许是两人第一次被介绍的报道里，却写着“仅凭一本‘硬装书’就能热卖、去年后半开始令人瞩目的现象”、“年轻研究者挑战现存学问体系和秩序之书”、“引起追求‘新知’的年轻世代的关注”“‘新学院派’一词成为今年出版界的热词”等内容。

浅田彰采访以来的两个月后，（他们因为相关事件）又被提起，这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排版错误与道歉可以解释的了（或者说是渔翁得利吧）。顺便一提，这篇报道同样介绍了骎骎堂出版社打着“新学院派”名号出版的系列作品，总之“新学院派”这个词大概就是从这里被采用的。

为什么会产生“新学院派“现象？

但是，（这一现象的）契机是什么？“新学院派”繁荣的直接动因是《构造与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浅田彰这样的华丽玩家飒爽登场而准备的舞台，是大概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徐徐搭建完整的。在这儿举几个起作用的要因作为例子。

1.日本经济从七零年代以来的安定成长期，向着空前的泡沫经济发展。消费社会化/情报（信息）社会化，和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和广告文化的发展，以及传媒的亚文化化等进程正急速进行着。

2.因“浅间山庄事件”被逼进死胡同的日本的“想要思考的年轻人”，大约经过十年之后，在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完全不同的次元里寻求他们能量的矛头所向。

3.依据《现代思想》而产生的“现代思想”的介绍风潮盛行，海外文献的翻译也不断取得进展。

众所周知，在这个时代，以诸如堤清二=辻井乔经营的西武百货为中心的SAISON集团，在飞跃式地扩大规模。书店，进口唱片店，美术馆，电影院（小剧场）等等，开拓了繁盛的文化事业。虽说书不太卖得出去，但物品却不断地被生产\带入进（市场），然后卖掉。经济富裕之后，根据“物品=商品”是否必要而做决定的这种以往的购买动机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新颖性”和“稀奇性”这种附加价值走向前台，最终“新颖性”和“稀奇性”自身就被赋予了高价值。这个时期学生的钱包也越来越富足，这从《构造与力》最初是在大学生协（译者注：地区上设立的消费生活协同组织的一种）大卖这一点可以看出。之前提到过的“朝日新闻”的重启，也向着以“作为购买者=消费者的年轻人”为目标，偏向亚文化的舆论（opinion）杂志方向调整方针路线。浅田彰在朝日新闻的两次报道，也可以考虑成是杂志在该（转型）路线上的一个举措。

《逃走论》里收录有被“Brutus”和“广告批评”刊登的文章。前者是1980年（《逃走论》中位于开头的文章《逃走的文明》是浅田彰于1983年发表在“Brutus”上的。也是在这一年，“Brutus”杂志的公司由“平凡出版”更名成“杂志屋”）创刊，而后者是1979年创刊的。浅田彰之所以能有“八零年代的弄潮儿”这样一个形象，（1）正是因为有着这样面向年轻人的新型亚文化杂志。到目前为止，杂志屋都是以替企业刊登广告来盈利并且迅速取得成功的出版社；遗憾地于2009年4月休刊的“广告批评”，正如字面所说的那样也是与“广告”有关的杂志。浅田彰和中泽新一在很早的时候就与像糸井重里和仲畑贵志那样当时极有人气的广告创作者，以及川崎彻等广告CM节目导演结下了亲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自身也算是非常优秀的“（对象是）思想的广告创作者”。

“新学院派”这一“商品”，正因为有了最初的基础设施条件才得以初次立足。之后就如同我们看见的那样，浅田和中泽的“思想”，即使在内容上，也不能和泡沫经济前夜的景气境况割裂开来考虑。

“政治的时代”之后

接下来是（2）第二点，我认为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之前的对谈中中泽新一也这样讲：

我们自觉到自己的写法是新的。在法国现代思想中也出现了新的写法，我们也有着在相同时代做着与之相呼应的事情的这种自负。但是一般来讲（人们）对这件事的理解只是流于表面。我们之前的时代有全共斗运动，当时这个运动在知识界还留有很强的余波。这个运动以72年的“浅间山庄事件”为契机退潮，而在此之后留下了非常长的空白期。在这个以至于“必须以什么来填补这空白”的时期，我认为浅田的书就是从正面做出了回应。虽然我的书与浅田的书明显属于不同的流派，但是“新学院派”这个词语还是将我们的书一概而论了。

（同前）

虽然与中泽本人的认知有些不同，但是中泽新一与浅田彰提出的“思想”，在大约十年前的浅间山庄事件所引发的“政治的时代”的内爆（内破）以来，可能是日本国第一次出现的，以激进的“知”去拼命地说明“世界=社会”与/的“个体=我”的正经理论。我认为这件事是极其重要的。在后面章节也会说到，虽然“新学院派”最终也会渐渐变得“左倾化（或者说左翼出柜）”，而且也会变得让人禁不住想说“新学院派（new aca）”就是“新赤（new aka) ”这种谐音梗（这也是一种“跷跷板”），但至少在其登场的时候，在他们的言说中以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是稀薄的。即使是在被称为无政治（nonpolitical) 、冷漠世代的当时的年轻人当中，也有着将可称之为知性的好奇心与向学心的能量，积蓄勃发到与学生运动或升学考试完全不同之处的人（例如，羞耻地说，笔者也是其中一人）。而在这些人的知性的力比多（libido) 所朝向的地方，浅田与中泽的书则成为了恰到好处的容器。

“现代思想”是什么？  

第三点（3）有点复杂，《现代思想》和《yurika》（《ユリイカ》）一样是青土社出版的，现在还在刊行的月刊杂志。收录于《构造与力》的浅田彰的诸论文，除了算是一种“大学=学院派论”的《代序》（只有这篇初次发表于《中央公论》），其他的全部发表在《现代思想》上。现在一边作为评论家活动，一边担任Dance Magazine、《大航海》的总编的三浦雅士，曾于1975年时就任《现代思想》的总编，积极地组织主要有关于法国“现代思想”的特集，给了年轻的研究者们发表的机会。三浦之所以会被称为“新学院派的策划人”，也是因为以浅田彰为代表的好几个作者都是在他担任总编时期的《现代思想》上出道的。

但是，在先前的与香山りか的对谈中，中泽新一说到：“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三浦先生辞去总编之后了，而且当时我们也还不是能在年轻人中产生流行的存在”。实际上，三浦在82年就从青土社辞职了，所以虽然《构造与力》的大半部分是受三浦总编的委托而写的，但是对于中泽的情况，也可以说他至少在出道的时候没怎么受三浦雅士和《现代思想》的关照。

除了《现代思想》，七十年代还有几本关注“现代思想”的杂志。有传说中的编辑，已故的中野幹隆策划的Paideia、Episteme（如果说三浦雅士是“策划人”的话，那么中野就可以叫做“新学院派的教父”），还有松冈正刚的《游》等等。这些连设计与搭配都包含在内的极其新锐的杂志，在某种意义上以比《现代思想》更大的影响力，育成了后来的“新学院派”的读者（和写手）。而其中就有浅田彰和中泽新一。

虽然在浅田彰于两本书里大力介绍的德勒兹=加塔利的日译书中，当时只有《卡夫卡》这一本，连《反俄狄浦斯》都还没搞出来，但德勒兹单著的《尼采与哲学》已经被翻译了，而且以《构造与力》中提及的乔治·巴代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各·拉康为主要作者的重要著作也已译出了好几本。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与《书写与差异》、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让·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和死亡》、以及大量的罗兰·巴特的著作，这些书当时都可以用日文来阅读。正宗“现代思想”的关键人物们的日译工作在“新学院派”登场以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这个事实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与此同时，在那个时候《构造与力》中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西藏的莫扎特》中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多方聚谈》，这些在浅田和中泽各自的书籍中被放在核心位置的海外文献还没被译成日文。但是正因为其他的文献是可以读到的，所以这件事反而更加刺激了读者的兴趣与渴望，可以说在他们的书中有一种超越了单纯的“介绍”功能的吸引力。我认为，这种“已经能读了/还不能读”的微妙的平衡，不也是“新学院派”现象的绝妙之处吗？

新“学院派”？

综合了上述的前提条件，《构造与力》和《西藏的莫扎特》相继出版后，“新学院派”现象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席卷了开来。

在被称作“新学院派”的这群学者身上，大概来说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都有着“海外（多数是法国）”硬核难懂的“现代思想”的介绍者、解说者的面孔；第二，他们活动的姿态展现出了超越各个专业横跨多个领域的跨学科性（横断性）的样貌，有时候也会扩展到艺术还有流行文化这种“学问”以外的地方。

在1990年举行的座谈会中，浅田彰关于“新学院派”时代，如下说到：

如果要说八零年代怎么样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像那样编织起来的思考之可能性一口气地表面化、一般化，就这样在某种意义上饱和了。关于这件事，也不是说自夸或者怎么样，以83年我出了《构造与力》这本书为契机而引起的被称为新学院派的风靡有着很大的影响，怎么说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笑）。而且要说当时我的主观意图的话，我是这样一种立场：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全部图表化了，已经结束了，应该从结束的时间点开始。然而，实际上这种新学院派的风靡却被看作某种新的开始，字面意义上的“新的学院派”。在此之前一直是索绪尔、阿尔都塞、波兰尼的忠实读者的人突然开始有志于成为原创的“思想家”，这种悲喜剧一样的事态带来了毁灭性的状况。

《讨议》昭和批评的诸问题 1965-1989

浅田所说的“像那样”指的是，浅田在《讨议》当中于柄谷行人和莲实重彦的工作里发现的作为“七零年代固有的拟定问题”的“真正与后结构主义相通的思考”，但这件事暂时搁置不谈。这里提到的“在此之前一直是索绪尔、阿尔都塞、波兰尼的忠实读者的人”依次指的是：丸山圭三郎（《索绪尔的思想》《文化的恋物癖》等），今村仁司（《劳动的本体论》《暴力的本体论》《排除的构造——力的一般经济序说》等）、栗本慎一郎（《作为幻想的经济》《穿了内裤的猴子》等）。在这里也可以加上翻译了德勒兹和鲍德里亚的宇波彰，还有写了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简单化地掰开揉碎的《懒人精神分析》的岸田秀。他们每个人都是之前提到过名字的海外“思想家”的专家/研究者，在“新学院派”之前以大学纪要和专业学术杂志为主要的写作活动场所。

然而栗本慎一郎在1981年作为光文社“河童科学”的一册出版的《穿了内裤的猴子》中，将他自处女作《经济人类学》（79年） 以来参照着经济人类学创始人卡尔·波兰尼而独自发展的理论以一种异常好懂的方式重写成了畅销书。这件事使得出版界产生了“让学者写面向大众的解说书”这样的流行（例如同样是“河童科学”也在82年出版了上野千鹤子实际上的处女作《性感辣妹的大研究》。这本书于2009年5月在岩波现代文库再版）77年出版的岸田秀的《懒人精神分析》成为畅销书后，之后的《二泡的茶 懒人精神分析》《久泡的茶 懒人精神分析》都搞成系列了。这都是因为“新学院派”的铺垫。

这里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学院派”的人，也就是“大学人”。从毕业院校来看，浅田是京大、中泽是东大、丸山是东大、今村是京大、栗本是庆应，宇波是东大，岸田是早稻田、上野是京大。前面说过的，浅田和中泽当时是助手，其他人则有教授或助教授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就算是给专业领域做“面向大众的解说”，那也是有着以东大京大为顶点的日本最高水准的教育机关，来保证=权威认证这些解说的可信赖性。

虽然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当然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这一点有强调的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一个和大学毫无关联的市井中的好事者，假如他“解说”了他自己学的某种学问给大家看，那么不管其内容多么“好懂”，能不能引起这么大的风靡还是个疑问。终究还是因为有着冠着名牌大学名头的经历与头衔，一般的读者才能安心地（有时候就算其实没懂）接受这种“好懂性”。

作为印象的“学院派”(Academism)

当然，会有人认为，正因为都是专门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他们才可能易懂地“解说”。但是，究竟好不好懂，要实际读过才知道。因此，之所以有人在读之前就阅读/购买印有“新学院派”的书籍，明显是因为大学的名字成为了卖点。把难懂、高深的思想用平易、明快的语言加以说明，反过来就是说，在平易明快的语言背后有难懂高深的思想坐镇。但是，那些“思想”的难懂和高深已经被平易和明快替换了，对于读了这种书而“懂了”（或者是觉得自己懂了）的读者，其实只是把本来就“读不懂（之物）”作为“难懂和高深”的印象而马马虎虎地予以把握了。这时，支撑着这种模糊的印象的东西，就是那些难以考上的大学的名牌。

这里起作用的当然是以考试受验战争为象征的战后日本的高学历社会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个国家里，“知识人”与“高学历者”几乎就是同义词。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国的“思想市场”与“学院派”缔结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从八零年代的“新学院派”的突然出现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

“新学院派”，为什么被称为“新的学院派（academism）”呢？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是因为“新学院派”对于 “Academism=大学”（这一关系）来说，未必是“新”的。确实，可以说新学院派的学者们都是“新型的大学人”，但他们的出场并没有给日本国的“学院派(academism)”带来戏剧性的变革。

浅田彰在1989年成为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助教授（不久升为准教授），在当时成为了足以上新闻的话题人物。但是在那之后大概20年间，他仍停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没有当上（正）教授。2008年他离开京大，就任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的大学院长。

中泽新一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教职升迁——88年发生了提出在东大驹场校区聘用中泽，但被教授会所否定了的西部迈（当时的东大教授）辞职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的“中泽事件”——九十年代之后，中泽终于成为了中央大学的教授，从2006年开始就担任多摩美术大学美术学部艺术学科的教授一职。

两个人都没能留在出身的大学。放在“新学院派”如此兴盛的时代来看，这些学者意外地在“学院”内的地位并不一定高。当然，这和他们个人的行动也有关系（这是在说之前中泽在与香山リカ的对谈时放出了Suntory的广告，因此给大学写了检讨书的小插曲），而且大概还有当事人意愿的原因吧。而在此之上，我觉得这也显示出了他们的“知识\知性”的存在方式本身与日本国的“学院派”有本质上的不合之处。

但是就算如此，“新学院派”还是被称作“新的学院派”了。也就是说，这之中“学院”的部分，不过就是从外部（世间）看到的“学院派”，而这于实际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偏差。换句话说，人们只看到了作为虚像=image的“学院派”。

所谓“专业知识”的信用保证

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横断性”。栗本慎一郎在《穿了内裤的猴子》的前言里写了“至少是把乱七八糟的生物学、物理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精神分析学研究了一遍，擅自综合起来了”这样的自我评价（而栗本氏本人在那之后完成了从学者到政治家的，更为大胆的“横断”）。但是如栗本自我标榜的那种跨学科的倾向，实际上从新学院派登场之前的7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进行着了。比如以下列举的书籍，每一个都有着浓厚的“横断”要素。

山口昌男《丑角的民俗学》（七五年）、《文化与两义性》（七五年）、《知的远近法》（七八年）

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觉论》（七九年）

纲野善彦《无缘·公界·乐》（七八年）

市川浩《作为精神的身体》（七五年）、《“身”的构造》（八四年）

木村敏《分裂症的现象学》（七五年）、《自我·间隔·时间》（八一年）、《时间与自我》（八二年）

但是，对于这些书来说，“横断”本身并不是目的。使原本的专业领域发生了变异，接合、涵盖了本来是其他领域的东西而产生的结果，是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或者说就必要性而言是自然的）写下的“跨学科”的东西。尤其，“结构主义”和“符号论”是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逐步传入的学说，被引入了各种各样的领域。山口昌男和纲野善彦的著作，都属于日本“结构主义影响”的早期阶段最为成功的例子。

不止如此，被称作“现代思想”的东西本来就不管是哪个都有很强的跨学科的要素，可以说不论是谁都会多多少少“横断”的（=不可能不这么做）。

新学院派也基本处于这个潮流中，而只是在“横断”潮流的先锋位置，扩展成为了超越狭义的“学院派=学问”的诸流派(genre)，这可谓是它的特点所在。

但是对于新学院派的每个人时不时会有的，说是胆大包天也不过分的“横断”来说，我认为正是因为有着在“大学”的专门领域（是某方面的专家）的保证（基于“应用/适用于自己专攻的学问”的名目），他们才能轻率地涉足其他领域。也就是说，有了坚实的信用保证，才可能进行一些冒险和赌博。

最近也有这种现象，精神分析师谈论文学和艺术，脑科学家谈论人生，五花八门的东西以上述这种形式反复出现。笔者认为在此处潜在地发挥了机能的正是被“学院主义(academism)”所保证了的“专门知识”的权威性。在新学院派出现之后，学者积极地跳出自己的“专门领域”的现象飞跃式地增加了，但其结果却反而强化了对于不经“专业性”验证的东西的信奉，我觉得甚至到了产生出这样的悖论的程度。

解域\去领土化

如此看来，就算在新学院派之中，浅田彰和中泽新一二人与其他人都明显不同。严格来说，他们并没有“横断”。要使得“横断”成为可能，首先要固定下各种不同的领域，然后再在各领域之间维持一个边界。但这对这两个人来说，不论他们愿不愿意，这样的界限都在逐渐崩坏，或者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崩坏了。

在与香山リカ的对谈中，中泽如此说道：

我和浅田先生在那个时候强烈意识到的是，加塔利的“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迄今为止的将各个流派（genre）领域化·领土化的东西解体了，在向虚拟（virtual）空间扩散的同时，开始被重新编成。

——“新学院派”与“新人类”的时刻《80年代有很多口袋》

所谓“解域”（脱领土化），并非是说越境=穿过复数的“领土”，而是指分隔了各“领土”，划定出其标志内部与外部的界线的表面张力溶解了，或者说破裂了，最后连“领土”这种存在方式本身都消失的过程。

当时，全世界都出现了“领土性的东西”开始崩坏的现象。固有文化开始脱离民族性的领土，尤其是我在亚洲各地四处旅行，经常看到民族国家之类的既存领域的解体现象，并且强烈意识到与此同时，迄今未有的新的领土性的东西也在重新编成。

（同前）

如果真的把这当作在1983年这一时间点的认识的话，就好像是预见了之后的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甚至是全球化一样，不得不说是令人惊讶的慧眼。但话说回来，不论是中泽新一还是浅田彰，在出道的时候就明确地带有“去领域化”的思考和写作方式。

虽然中泽是宗教学出身，浅田是经济学出身，但二人都没有利用自己“学院”内的专门知识作为解读模式（然后以“专家性”作为信用担保）来特权并且专横地“横断”其他领域。不仅没有像那样有意为之地“横断”，（如果我们）通览他们的著作的话，就会发现无数的“贯通”了此处与彼处的问题群。基于这些“问题”的强度（intensity），“此处”与“彼处”之间的分割轻易地就被无效化了，这或许都是通过阅读的体感理解到的。

然后，二人察觉到，在与这些“问题”的重要程度相比较之后，自己所属的“学院派\学术流派（academism）”完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他们大概在一开始就明白了这一事实。所以大概对他们来说，所谓“新学院派”，是相当不出于本意的、简直可以说是悲喜剧性质的称号。

浅田彰和中泽新一与他们被称呼为的“新的学院派（academician）”和“激进主义（radicalism）”之间，其实完全没有关系。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新学院派”现象与“新学院派”的称呼所招致的东西，且假使他们也后继无人的话，现在就会不复存在了（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