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下期）

（六）崇拜祖神：萨满教崇拜的主体，鄂伦春人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祖神，多是氏族内亡故的曾祖父以上男祖先。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和蒙古等民族对祖神的称呼，都有着语音相近或同源的特点。氏族的萨满常称“斡娇如”萨满，意即祖先传下来的。他们是被祖神看中而当萨满的人，宗领氏族的主体祖神，举行宗教仪式时，要恭请祖神降临附体；同鬼神交战时，须凭借祖神的力量。这是近存各族萨满教的共同特征。在祖神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对于人畜患病多加进祖神作祟 的解释。同时，特别重视梦境和日常现象的征兆，认为这是祖神预兆吉凶，因此规定了许多祭祀、禁忌和禳解之法。祭祀活动：奥来那楞：萨满教传统的隆重祭祖仪典，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参与祈祷人畜平安、农牧丰收。氏族新萨满领神仪式亦常同时举行，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多于春季举行，又称“四月会”，届时众人携带牛羊、兽肉、粮食和酒前往参加连续数日的聚会。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林区鄂温克人举行祭祖议典时将祖神偶像挂于树梢，东、西两侧分别挂日、月和大雁、布谷鸟等木制模型各一个，树间皮绳上悬挂驯鹿或犴等兽头、喉、舌、心、肺、肾脏以及四肢和尾巴，兽头朝向祖神。禁用他们认为不祥的四爪兽供祭，祭祀场所附近的树干涂抹兽血。草原的鄂温克人常于农历八月聚会，场地装饰如林区景象，祭品丰盛，聚会期间纵情歌舞、赛马、摔跤，交结情侣。萨满们穿戴神衣、面具，到各户跳神念经表示驱邪纳吉，各家主人向他们泼酸奶讨吉利。达斡尔人在聚会的第三天举行“库热”仪式，届时萨满将本氏族男女老幼集中在一处，绕以皮绳，三次将皮绳收紧又再放松，若质绳长度每次都有所增加，即认为是人丁兴旺的预兆。众人从绳下钻出，可免灾祸。当夜萨满模仿飞禽的动作和鸣叫，举行吃血仪式，并将牛羊血抹在众神偶像嘴上，以求福佑。求“乌麦”：为婴儿抓回灵魂的仪式，在古突厥语中乌麦一词含胎盘之意，雅库特人认为它是一种吉祥的小鸟，供奉乌麦能使人丁兴旺。额尔古纳河鄂温克人小孩患重病，认为病儿灵魂去另一世界，须以驯鹿、犴为祭品，请萨满举行求乌麦仪式，抓回灵魂。夜间跳神前杀一黑色驯鹿作萨满去寻魂的乘骑，跳神后帐篷内熄灯灭火。萨满在黑暗中作往返奔跑寻找状，然后再点灯察看萨满的鼓面，如有小孩头发，意即病儿灵魂己被找回。父母即抢取头发，用洁净的布包好夹在腋下或垫于臀部，不让它飞掉。次日再杀一白色驯鹿祭祖神玛鲁，他们将象征小孩灵魂的乌麦用木头刻制成小雀形，同玛鲁神像一起缝在小孩衣服背后以求安吉。送魂：鄂伦春和鄂温克人丧葬时多举行萨满送魂仪式，即扎一草人，系上多根细线，身着孝服的死者子女或其他亲人各牵一线。萨满也握一线念咒祷告，请死者勿恋家人旧地，赶快离去。

（七）然后用神棒将线一一打断，尽力将草人远抛，认为死者灵魂就随之远去。尸体入棺后放在山林风葬，或土葬。赫哲族下葬送魂时做个穿衣服的小木人，代表死者，点香烧纸上供，或请萨满跳神，用酒肉招待亲友三天。第三天由萨满射箭三支，为亡灵指示去阴间的方向。祈求猎物：鄂温克、鄂伦春猎人每遇出猎不利，常举行这类仪式，即用柳条编制鹿、犴的模型，置于平常供奉神像的位置上，以弓箭或卸掉弹头的猎枪向模型射击，在场的氏族或家族成员纷纷说：“打中了！打中了！”猎人随即佯装剥皮掏取内脏，放在棚架上祭祀。或于夜间在猎场上置一空锅，猎人们对月叩祷，次日清晨察看锅内有何种兽毛，就认为可能狩获何种野兽，冬季难以猎获经济价值较高的细毛兽时便请萨满祈求舍卧克神赐予好运。求雨和止雨：林区鄂温克人将打死的啄木鸟放在水上，鸟嘴朝上张开，然后挂置树上，认为可以得雨。取松树条穗，倒绑在细木杆上，再将薄木片一端穿孔系上绳线，用手快速摇转，发出风声，认为可以吹散乌云，止雨放晴。咒术与法术：据传草原鄂温克人只须知道仇人或盗贼的姓名和年龄，便可请萨满来念咒，并用油面做个正三角形“查格多勒”放在红木盘上，在不被对方发觉时向被咒诅者方向扔去，认为施以这样的巫术（扎特哈），便可使对方遭到不幸。如对方察觉，也可用同样方式报复。传说有些萨满在跳神驱鬼时还常卖弄“法术”，如赤脚在炭火或钢刀上行走，舌舔烧红的烙铁、丢火喷焰，或割破自己唇舌，把鲜血喷到病人脸上等。占卜：在信奉萨满教诸民族中颇为盛行，方式繁多，有枪卜、骨卜、筷卜等。辉索木地区鄂温克人还有“笊篱姑姑”卜，主要卜问患病者触犯何种神灵和吉凶休咎等。跳神：萨满中的跳神，跳神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其一是为人治病；其二是教新萨满；其三是举行祭神仪式。萨满为人治病的跳神仪式是这样的：傍晚在患者居住的“仙仁柱”中人们围坐在周围，在跳神前点燃一种木本植物，发出香气，净化污浊空气，以便神灵能够到来。届时萨满身穿神衣，头戴神帽，左手持鼓，右手拿槌，盘腿坐在西北角的“塔了兰”的专门位置上，病人坐在东南位置上。萨满在请神前双眼半睁半闭，打几个哈欠后，开始击鼓，然后起身，边击鼓，边跳跃，边吟唱，音调极其深沉。萨满唱一句，“扎列”（二神）和参加跳神仪式的人们伴随着合唱。鼓声渐紧萨满下巴哆嗦，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双目紧闭，周身摇晃，表现出神灵附体时的痛苦情状。这时有人拿出一团烧红的火炭，放在萨满脚前，为神引路。萨满鼓声突停，混身大抖，这是神已附体的表现。这时附体的是祖先神，借萨满之口询问：“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扎列”及病人亲属代答：“因某人患病，惊动祖先来给看病。”这时萨满再击鼓吟唱，通过逐一恭请诸神，探寻病人冲犯哪位神。

（八）萨满提到一位神的名字，病人不由地颤抖起来，则认为是此神在作祟病人。有时作祟之神借萨满之口，自认是他所为，要求供祭某种牺牲，患者家属赶紧应允，答应病好后就还愿。有的萨满看病人的病情严重，就让病人裸体躺在床上，向其身喷开水，叫“阿尔沁达兰”。如果认为危重病人的灵魂被恶神掠去，萨满要借助祖先神的力量，于想象中远征沙场，与恶鬼搏斗，把患者的灵魂夺回来，病人方能得救。萨满跳神时间长短不一，视病人症状轻重，短则半小时，长则1～2个晚上。有的萨满斗不过凶神恶煞，嘱咐另请其他萨满来跳神。萨满教的定义基本上有两点特色：（一）意识转换：从萨满教的脉络来看意识转换即是出神（ecstasy）状态，Mircea Eliade认为：“出神同死亡一样，暗示着转变，在这种转变的状态中平常实在和超常实在之间出现桥梁。”ecstasy一字源于希腊字ekstasis，字面意义为放在外面或被放置，意谓外于或超越自身的状态，即超越平常实在，能够与超常实在沟通，在萨满教中一般称这种意识转换状态的超常实在过程为萨满旅程；（二）疗愈能力：不论萨满得到的是知识或是力量，作为信息的知识或力量都具有疗愈性，可与其它治疗方式搭配，疗愈的指导通常包括疗愈的方式和精灵助手的决定等。萨满所疗愈的对象不祇包括自己或他人，也包括大地或世界。萨满疗愈的范围则包含物质、身体、心理和灵性等各个层面，更精简地来说萨满教的意义就在于其疗愈功能，不论是治疗疾病或是意识转换，萨满教的目的都在于维持健康和增进健全。所谓健全不仅是指人类、自然以及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健全，也包括人类潜能的发掘、自我的完成或大我的实现。萨满教的世界观可以归结于三点：（一）万物都是活的；（二）万物相系；（三）万物皆神圣。艺术：萨满音乐：萨满音乐是歌、舞、乐的综合体，也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在萨满教里音乐就是生活本身，在这种音乐观支配下的萨满跳神音乐，是一种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而神鼓和腰铃则是萨满使用这种语言的专用工具。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的延续，使萨满音乐屡遭劫难而未灭绝。不难看出萨满的音乐观与萨满文化圈以外的音乐观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人们不要期望以自己生活中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分析和评价它能够奏效。就如同欧洲人不能用自己使用刀叉进餐的习惯试图去解释，或者矫正中国和日本人使用筷子吃饭的风俗一样，刀叉与筷子虽然都是相同功用的餐具，却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神鼓和腰铃作为满洲萨满跳神的代表性乐器，在萨满的手中只是个通神的祭器，忽略这一点，它那变幻莫测、简朴粗犷而又充满野性的音响便失去慑人魂魄的魅力和威力，所以应当看看它做为通神祭器所表达的意念及其作用和影响。

（九）（1）人神沟通的媒介：由于宗教活动需要，音乐是否悦耳似乎不是萨满的追求。宏大而嘈杂的鼓、铃之声几乎占据萨满音乐的全部，因而满洲萨满跳神的旋律形态并不发达，而鼓乐却极其丰富，在整个跳神仪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概是先民们十分相信鼓语通神的作用吧。在萨满那里神鼓并不是音乐词典里的乐器，而是与神沟通的语言工具和渠道。没有鼓就不可能与神搭言；没有鼓便不能降神，更不能获得神启，萨满也就完成不人神之间的沟通。（2）人格转换的氛围：萨满行跳神礼要经过由人到神，又由神还原为人的人格转换过程，即请神神灵附体代神立言还原。神灵附体时萨满进入颠狂状，此时铃、鼓大作，节奏骤紧，制造出神秘、空幻，使人神情迷离的氛围和非人间的情境。在这种氛围中似乎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强烈情绪在萨满心中跃动并统摄整个身心，一股汹涌的心潮迫使他不由自主地向天界升腾。萨满的这种心理体验并非个人独享，而是伴着鼓、铃、歌、舞爆发出来。他代神立言，宣启神谕，再由辅祭者（栽立子）解释给他人，实现由个人体验向社会群体体验的转化。（3）人妖战斗的武器：鼓声如雷反映萨满视鼓鸣为雷声的意念，伊万诺夫也认为：“在许多黑龙江流域民族那里边，击打萨满神鼓都具有类似的意义。”并认为：“神鼓的这种意义是最古老的解释之一 。”的确以鼓为雷的意念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就有了详尽的记述：“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而古字“雷”亦即此“连鼓”状。实际上在满洲人那里神鼓及其鼓语所表达的东西并非仅限于此，它应当能够“模拟”各种帮助他趋魔逐妖的辅助神的声音（虎啸、豹吼、野猪嚎叫等）。特别是腰铃的加入，金属撞击的声音与震耳欲聋的鼓声配合，给萨满增添莫大的勇气和无比的力量。所以当萨满发现他要寻觅的妖魔鬼怪时便更加猛烈地击打神鼓和疯狂地摆动腰铃，以惊吓和驱赶他的对手。神鼓和腰铃的通神作用不仅为萨满及其信徒笃信不疑，而且对北方与其杂处或相邻的汉族和蒙古族也有深刻的影响。专司治病疗邪之职的汉族“跳大神”和蒙古族“跳博”便直接袭用满洲萨满跳神的神鼓和腰铃，而为祭祀所用的“单鼓”（因使用单鼓这件乐器而得名，民间俗称“烧香”）和一直流传在河北、京郊一带的“太平鼓”虽已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很大的演化，却仍然相信神鼓和腰铃的通神作用或将其做为一种神力的象征而沿用。音乐形式：（1）单鼓：在“单鼓”活动中“鼓与腰铃并用”依然是其在乐器使用上的基本特征，神将（与满洲的萨满相类）使用神鼓和腰铃请神、颂神、送神，驱魔逐妖。他虽然不象萨满那样需要神灵附体，但在“跑亡魂圈子”（上天界）和“跑天门圈子”（下地狱）时由于使用神鼓和腰铃，其激烈、迷乱之状并不亚于萨满的颠狂，“单鼓”在东北广大地区的汉族和汉军旗人中流传甚广。

（十）（2）太平鼓：在“太平鼓”活动中唯一的乐器便是单鼓，它是由辽东而辽西，跨过长城进入河北，又逐渐传入京畿的。满洲人两次入主中原必然会在这条入关的通道上留下萨满教的影响，但是萨满教离开孕育它成长的深山老林、江河大泽以及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在远离满洲聚居地特别是在城市里似乎难以施展它的威风。所以在关内广大汉族地区里萨满跳神在高度发达的汉族封建文化的冲击和佛、道的重重包围下已黯然失色，并未盛行。然而萨满手中那面充满神秘灵光的神鼓，却风韵犹存，在华北大地和京郊仍然余音不止，成为当地妇孺皆好的民间鼓舞。多在正月农闲期间行其事，并相沿成俗。与萨满跳神和单鼓（烧香）活动相比，太平鼓活动除了在形式上保留一面神鼓外与祭祀活动已经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是艺人们潜意识中的神鼓保平安祈盼太平的意念依然是太平鼓活动至今绵延不绝的动力源。著名美学家卡冈曾说：“艺术价值可能做为具有对人产生艺术影响的唯一功能而被创造出来，也可能在另一种价值功利价值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毫无疑问萨满乐舞的艺术价值是出于功利目的而产生，并直接服务和服从于氏族的祭祀与治疗活动仪式的需要，做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加以利用的。因而萨满手中的神鼓和腰铃，与专业演奏家手中的乐器，其意义和作用及其音乐观，是难以比拟的。在萨满那里神鼓和腰铃是通神的，它们既能在祭祀神事中显其灵，又能在娱乐风俗活动中致其用。萨满服饰：（1）神帽：赫哲男萨满神帽多用狍、鹿角、金属制成。初级叉少，高级叉多。有三叉、五叉、七叉、九叉、十五叉。萨满的神帽分为初级萨满神帽、高级萨满神帽、女萨满神帽。（2）神帽上的神带：神帽上的飘带有布与熊皮两种：布做的飘带长短不一，带的颜色亦不一，各色都有，飘带有两或三节的，各节的颜色也不同。在帽后有一条布带特长，约为其他布带的两倍，带稍系一小铃铛，这带叫做“脱帽带”，因为萨满脱帽的时候，不能把神帽直接放到炕上，必须有人拿住脱帽带，萨满用一小木棒打鹿角，将帽打下，那拿带子的人立刻把帽子提起来，不使坠地。皮带的材料用带毛的熊皮，通常无节，较布带略长，布带与皮带的数目亦视萨满品级的高下而定多寡。神帽上小铃铛的数目亦因萨满品级的高下而规定铃的多少。帽的前面正中有小铜镜一面，他的功用是保护头，所以叫做护头镜。此外，神帽鹿角中间用铜或铁做只鸠神，两旁又各有一神，有时帽上挂有求子袋。（3）神衣：萨满的神衣从前是用龟、四足蛇、蛙、蛇等兽皮缝制而成，现已改用染成红紫色鹿皮，再用染成黑色的软皮剪成上述各种爬虫的形状，缝贴在神衣上。神衣相似对襟马褂，衣的前面有蛇六条、龟、蛙、四足蛇，短尾四足蛇各两个。后面较前面少短尾四足蛇两个，两袖底有小皮带四条。那乃萨满的神服因居住地域不同而有差异，但有其共性，神服包括神裙和短褂（套在普通长袍的外面）。萨满专用的长袍是用布料制作的，很少有用丝绸的，样式与常服一样，主要标志是宽大的左襟掩在右侧。

（十一）（4）神裙：神裙的式样甚多，裙上附属品的多少亦视萨满的品级而定。博物馆现藏神裙前幅，有布带20多条、皮带4条、铃铛9个、小铜镜5面、龟3个、蛇3条、四足蛇3条、有珠3串、求子袋9个。后幅只有铃铛4个，无他物，据称此裙为15叉鹿角的萨满所用。从前那乃萨满神裙有蛙、蛇、蜘蛛、龟、狐狸等图案，这些虫、兽在萨满去下界时能有所帮助。（5）腰带：腰带是用来系挂铁腰铃的是用宽12-18cm的兽皮制成。它从后面和侧围住腰部，端部缝有小带子，以便在前面系在腰上。在腰带上缝有几排小短带，以便悬挂铁腰铃及小铜镜、小铃铛等。（6）神手套：赫哲人从前用龟皮做手套，如今改用鹿狍皮做，皮染红紫色。式样与普通手套相似，惟边缘有黑皮边须。两手套上各缝有龟一个，四足蛇两条，萨满须进级至七叉鹿角时方能用此物。神手套用布料或鱼皮制成，手套上有四足蛇、蛇、蛙、蜘蛛等图饰。（7）神鞋：从前用蛙皮制做，现改用野猪皮或牛皮做，式样与普通拉相同。鞋头、鞋帮、鞋跟有黑皮边须，鞋头面系有铃铛一个，鞋上缝有蛙、蛇等图案。（8）赫哲占卜：赫哲人在解放前也很相信用占卜的方法预测吉、凶、祸、福，占卜的方法很多，有骨卜、筷卜、碗卜、卵卜、槌卜、偶像卜等，其中骨卜和碗卜为最多。①骨卜：是用煮熟狍、鹿、猪的肩胛骨占卜，卜者有专人，手握肩胛骨，阔面向下，把嘴贴近骨把上端，低声祷告：出猎去何方吉利？外出的人何时归来？失物去何方寻找？疾病何时治愈？等等。祷告完毕后把肩胛骨阔面的平面放在灼热的火炭上烧烤，取出吐上一口唾沫，使其裂开多道不同的细纹，然后观看肩胛骨裂纹辨认吉凶。一般骨纹没有横断纹为吉利，如出现大的漏洞为极不吉利。古代战争部族出征或出猎时均用骨卜预测出征或出猎的方向，然后升火祭旗，前往征伐或围猎。②筷卜：是把三根筷子合立在盛有水的碗中，嘴里祷告，猜说这次占卜的几个可能、筷子立住的时间和卜者祷告的意思若一致，就以为准了、如果没有筷子，也可用细树条两端割齐代用。③碗卜：是在一个小碗里装满小米用布包上，碗口向下，一边祷告卜意一边轻轻摇动、看碗口的小米是否出现凸凹或是很平整。如果平整就是吉利。④卵卜：是用一个鸡卵或其它进野生禽卵，卜者一边祷告一边把卵尖端向下在平板上摆立、如果祷告的意向和卵立住的时间相一致，即为准了。其它占卜方法均与其相雷同。萨满神器：（1）神鼓：神鼓在神具中最为重要，赫哲人家家藏有神鼓，因为家祭时须击鼓祷告。普通神鼓为圆形，他们也以鼓为乐器，常击鼓而歌，以为娱乐。萨满的鼓比普通人家大得多，式样相似，鼓面绘有蛇、四足蛇、蛤蟆各二，龟一。萨满认为神鼓一敲起来，所有的神灵不管他们远在何处，立刻会象士兵一样来到萨满面前听令。有的萨满认为如果跳神时不敲鼓，神则哪里也飞不到。有的则认为鼓给萨满以力量与恶鬼战斗，在战斗中可起着盾牌的作用。有的还认为他能够通神，全靠一面神鼓，神鼓是萨满上天入地的工具。（2）鼓槌：鼓槌用旱柳木、桦木等做槌心，槌面包水獭皮或狍皮，槌背上雕有布克春神一、蛇二、四足蛇一、龟一，自上而下依次不等。槌柄亦包皮，槌之大小长短不一。（3）腰铃：腰铃也是萨满使用的最重要的神具之一，用铜或铁制作，为锥形，尖部串一铁环，以便往腰带上拴系。

（十二）（4）铜镜：萨满的神帽及神裙上都缝有小铜镜，胸前及背后挂大铜镜。帽上的小镜叫护头镜，胸前挂的为护心镜，背上挂的为护背镜，铜镜在背面带有纹饰。铜镜是萨满通晓人间大事小情的镜子，还是抵挡恶鬼利箭的盾牌。铜镜挂在带子上，而带子挂在脖子上。铜镜是保护萨满不受恶鬼伤害的盾牌，是能够使萨满预见未来，知晓好事与坏事的镜子。有的那乃人认为铜镜是各种疾病神灵的栖身之处，因此萨满用铜镜按摩患处以治病。（5）神杖、神刀：神杖长114cm。杖头有一铜偶，高约7cm。杖柄裹蛇皮，萨满送魂到阴间里用之。神刀长1.3-1.6m。萨满右手持神杖，左手持神刀向上，若与鬼怪对敌时便将铜偶向上，铜偶威力甚大，能破坏一切的障碍物。在天旱的时候赫哲人常偷此杖至河岸，将铜偶浸入水中求雨，萨满在祝祷的时候手执龙头杖。文萨满手拿神杖，武萨满手持神刀。神杖下端是四楞尖，用铁包头。木柄是用蛇皮缠起来的，其顶有一铜人，铜人口中有活动的铜钱，将神杖拿在手中还可哗哗地响动，神刀是铁刀木柄。由于萨满教曾流行于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如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蒙古语族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等，所以各民族对萨满的称呼不同，每个民族对萨满的称呼也不一不致。蒙古族把男萨满称作“勃额”，把女萨满称作“奥德根”。雅库特人称萨满为“奥云”，达斡尔族称萨满为“雅德根”。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称萨满为“喀木”，也有称“奥云”或“巴克西”的。在中国东北诸民族萨满的跳神仪式中尽管不同民族的萨满有不同的程式，甚至不同的氏族之间亦不尽相同，但基本程序是完全相同的：请神——向神灵献祭；降神——用鼓语呼唤神灵的到来；领神——神灵附体后萨满代神立言；送神——将神灵送走。这样请神（献牲）、降神（脱魂）、领神（凭灵）、送神便构成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仪式的基本架构。此外阿尔泰语系诸族中的一些民族还有许多相同内容的祭祀仪式，譬如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都有祭敖包的萨满仪节，鄂温克族的“奥米那楞”、鄂伦春族的“奥米南”、达斡尔族的“斡米南”都是同一性质的萨满集会活动，显然这是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互相影响与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东北地域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萨满教的本质像其他宗教一样是关于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因此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宗教之外。萨满教在宗教意识之中确立各种具体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并建立同这些对象之间或沟通、利用、祈求、崇拜，或防备、驱赶、争斗等宗教行为模式萨满服务其中的社会组织约束，并规范其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各种宗教行为，决定萨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并利用它们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体制，因此萨满教应看作是以信仰观念和崇拜对象为核心。以萨满和一般信众的习俗性的宗教体验，以规范化的信仰和崇拜行为，以血缘或地域关系为活动形式三方面表现相统一的社会文化体系。

（十三）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灵性修行，视自然为灵性和疗愈的源泉，萨满教并不曾在人类历史上消失过，然而萨满教有意识地被更广泛采用却是发生在当代的事。萨满教在现代生活中复兴的原因如：（一）萨满之道主要在于强调与自然力量和谐相处，而非在于追求彼岸世界。（二）萨满师可能在野外实行萨满仪式，但仍会回到社会上过同一般人一样的社会生活。（三）现代的健全观点重视身、心、灵三者同时健康，与萨满的生命观和疗愈观相通。就灵性面向而言异教或萨满教的复兴乃基于人类自我实现的欲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人们对自我灵性的兴趣陡然大增，Paul Heelas说明：“自我灵性的意义在于其假设自我是神圣的，而自我实现即在于发现自我灵性。”Nevill Drury认为：“萨满教是最原初的自我实现方式。”他说：“萨满技术为我们每个人打开可能性，可以去发现我们自己内在的神话，去探索我们自己内在的超个人原型，去寻觅我们自己的梦境。”除此之外萨满教复兴的原因还包括人们对非机构化的宗教或灵性的渴求及环境运动等等。人类学家Piers Vitebsky称：“这种时代性的萨满教为新萨满教，新萨满教的体验从轻微的意识转变到深度的出神都包括在内，超过传统萨满教的定义，相对于传统的萨满教时新萨满教可称之为类萨满。”力量是萨满教的核心概念（尤其是在疗愈观念上），然而在权力宰制的现代脉络下新萨满教特别澄清力量的概念。新萨满Mika Amaru表示：“我们容许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如此的微小，感觉到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任何贩卖力量这个概念的热切客户。”在现代社会中一般所说的力量由外在条件所形成，个体本身的力量必须外求，力量的展现也常被视为是对他者的操控能力，这种力量属于一种制约的智性无意识，导致如Amaru所说的：“我们容许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如此的微小。”Joanthan Horwitz澄清：“萨满的力量不是权力，而是能量。”Howard Charing则称：“力量为生命力，能量或生命力隐喻的是力量的遍在性，遍在性意谓生命本来面目的实在本质，我们可以说揭露生命的实在本质就是回归生存本身，就萨满的生命观来说回归生存本身就是回归一体性的整个生命整体本身。”在时代性的意义下许多新萨满和新异教徒都企图推翻力量这个词的使用，如Amaru以整体生命观的字眼取代力量，她说：“我不是在追求力量，而是在寻求连系、关系和视野。”萨满教不祇是在探索超常实在，也是在发觉自我灵性。发觉自我灵性就如Amaru接着所说的：“如同肉身渴望知道灵性的喜悦，也如同灵性盼望明白肉身的欢愉。我弯下身，伸出双臂，灵性也跟着弯下身，向我伸手。我们的一半位在吊桥的一端，需要与另一半相会，我的存有才能在两个世界中穿梭。”在人类历史上炼金术、异教和萨满教是平行的三部曲，有不同的历史轨道，但三者同样都处在强调人类与自然之整体生命观的整体论下，格外受到生态学新典范的重视。

玛丽亚·特蕾莎

（一）玛丽亚·特蕾莎·沃尔布加·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1717年5月13日－1780年11月29日）一般简称为玛丽亚·特蕾莎（又译特蕾西亚 ），奥地利大公国哈布斯堡王朝大公（1740年10月20日－1780年11月29日在位），匈牙利、波希米亚的女王，以及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曼图亚、米兰、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奥属尼德兰和帕尔马的君主。1717年5月13日玛利亚·特蕾莎·沃尔布加·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一般简称为玛丽亚·特蕾莎，或玛丽亚·特蕾西亚）出生在奥地利大公国首都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中，她是32岁的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与皇后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当时在世的唯一子嗣。查理六世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位，为确保王位世袭权，在1713年颁布《国本诏书》。当时他没有后代，他的兄长约瑟夫也没有男性后代，只有两个女儿。查理六世在这份诏书中特别强调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奥地利大公国、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不可分割，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则应由长女继承王位。为了得到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选帝侯的保证，查理六世同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可以按照《金玺诏书》的规定，从七个选帝侯中选举产生，该诏书在帝国会议上得到通过。但因当时通行《萨利克法典》，禁止女性继承王位，所以这种王位安排需获欧洲大国承认。查理六世通过秘密外交和割让土地，先后同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结盟。1731年英国、法国也相继承认《国本诏书》，但这份诏书对诸侯缺乏约束力，奥地利名将欧根亲王临终前也说过：“要富国强兵，不能过份信赖‘国本诏书’。”查理六世本来满心想生一个男性继承人，但等来的却是个女儿。1718年另一位公主玛丽亚·安娜降生了，1724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玛丽亚·阿玛莉亚（活了6岁），此时皇帝已经39岁，他再也没有得到一儿半女。特蕾莎天资聪敏、能歌善舞、擅长骑术，她早年接受的宫廷教育是典型的公主式教育，如专注于宫廷礼仪、音乐、舞蹈，学习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非作为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必须掌握的匈牙利语、捷克语。此外她还接受严格的、在耶稣会影响下的基础教育，却没有接受过政治理论、军事科学或外交等方面的指导，这表明查理六世在她降生之初并没有将其培养为为继承人的打算。特蕾莎后来才掌握世界史，学习捷克语等统治者需要的一些知识，总的来说她在即位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君主教育。

（二）在特蕾莎年幼时查理六世打算把她许配给俄罗斯皇帝彼得一世唯一的孙子彼得二世，只是当后来当彼得二世于1730年早夭时特蕾莎就摆脱远嫁国外的命运。在对待婚姻大事上她既不赞成父亲希望她与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成婚，实现奥地利与西班牙重新联合的主张。又不同意欧根亲王要她与巴伐利亚王国王子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参见词条查理七世）联姻，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南德意志统治的建议。她声称自己已经为国家牺牲一次，现在只是个未亡人，有充分的理由支配自己的第二次婚、她5岁时就喜欢上表哥、洛林公爵弗朗茨·斯特凡。这位英俊矫健的贵族之子在15岁时来维也纳的宫廷里生活。查理六世答应女儿的要求。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为了安置路易十五的岳父、波兰废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弗朗茨为了未婚妻而放弃家族领地洛林，到遥远的北意大利继承托斯卡纳大公国。他的牺牲使查理六世和特蕾莎备受感动，特许把小公主玛丽亚·安娜许配给他的弟弟、洛林亲王夏尔·亚历山大。1736年2月12日成婚之后弗朗茨夫妇得到托斯卡纳大公和大公夫人的称号，并开始在北意大利建立统治。1740年10月20日查理六世驾崩，终年55岁，当天年仅23岁的玛丽娅·特蕾莎登基，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公。尽管她生前从没有用过“女皇”的头衔，但世人还是习惯地称她为“女皇”。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女性统治者，特蕾莎清醒地看到自己执政时所面临的艰难形势。哈布斯堡家族只有一支不足10万人的军队，而且士气低落、指挥失灵、国库空虚、食品匮乏、瘟疫横行，民众陷入绝望。而周围的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动战争。因此她惟有以百倍的勤奋，坚定的信念去迎接挑战。登基后的第二天凌晨特蕾莎就召开枢密会议，她坚定地表示只有自己才有权按照《国本诏书》继承父位，并决心捍卫现有的条约和协定。同时她将全部留用这些重臣，同他们忠诚共事，保住哈布斯堡帝国的地位。女王深信是历史赋予她一种使命，所以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她了解到百姓对帝国的命运深感忧虑，便常到百姓中露面，竭力安抚他们。她敞开宫廷大门，接待最低一级的臣属，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怨言。特蕾莎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勤奋工作着。对每一个案卷、每一项工作时她都要亲自过目，她必须抓紧时间，晚上也要工作。她乐于全国各地巡视，在乡下一口气步行几个小时，途中仅吃一顿便餐。她临产前还到歌剧院接见演员，分娩后几乎看不到她休养，没两天她就去走街穿巷或伏案工作了。1740年是奥地利历史上岌岌可危的一年，欧洲列强和德意志诸侯视特蕾莎软弱可欺，乘机进行夺取领土的阴谋活动，奥地利本土也因长年对外战争而国库枯竭、士气低落。维也纳宫廷出现一个企图叛卖女王，以便让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统治奥地利的集团。

（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一译腓特烈二世）准备对奥地利发动战争，而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等国无视《国本诏书》，拒绝承认特蕾莎的王位继承权，并推举作为利奥波德一世之孙、约瑟夫一世女婿的阿尔布雷希特为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的继承人，年轻而无经验的特蕾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宣而战，派兵侵入奥地利乃至整个德意志地区富庶的省份西里西亚。法国乘机联合普鲁士以及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撒丁等国结成反奥联盟，发动瓜分奥地利战争。1741年4月初奥地利军与普鲁士军在莫尔维茨会战，结果普鲁士获胜。7月法国、巴伐利亚军队开进波希米亚，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通常由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的头衔，但因波西米亚国王徽章被带往维也纳，所以阿尔布雷希特此时没有举行加冕仪式）。1742年2月阿尔布雷希特被德意志诸侯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七世，此时波西米亚的首都布拉格也被德意志各邦和法军占领，此时布拉格也被德意志各邦和法军占领。当国家危在旦夕之际特蕾莎开始发挥出她非凡的才干，逐渐成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年仅23岁的她庄严宣布：“虽然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但是有一颗男人的心！”表达她捍卫王位和帝国统一的决心。特蕾莎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安排丈夫弗朗茨共掌朝政，留用政治家巴尔腾斯泰因和施塔尔海姆伯格为大臣，弥补其临朝治国经验之不足，同时极力缓和内部矛盾。如维也纳宫廷的巴伐利亚集团曾利用首都近郊森林中的野兽危害农民庄稼一事挑起骚动，提出“让巴伐利亚统治”的口号。特蕾莎没有对骚动者进行镇压，而是派兵消灭森林中的野兽，使不满的农民平静下来，巴伐利亚集团的阴谋宣告破产。在对待帝国境内多民族问题上她通过谈判，使其它民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决权。例如在对匈牙利问题上同意调换总督（匈牙利副王）职位时应征得匈牙利方面同意；在商谈匈牙利内政、外交事务时只邀请匈牙利人参加；有关匈牙利境内的职务和称号仅授予当地居民；对过去拥护巴伐利亚选帝侯的贵族时她也不予追究，通过上述政策让特蕾莎从内部得到支持。在1740年9月11日布雷斯堡会议上她穿上精心准备的匈牙利民族盛装，抱着年幼的长子约瑟夫向他们展示，要求他们保卫将来的匈牙利国王。这位年轻的新任匈牙利女王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匈牙利王国的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咱们的人民、咱们的孩子、咱们的国王已危在旦夕！被全世界遗弃的匈牙利人民啊，咱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忠诚、自己的军队和久经考验的英勇。”匈牙利的贵族为特蕾莎的讲话所打动，纷纷高呼：“为我们的女王去死！”随后提供对奥地利至关重要的多达5万人的部队。

（四）1741年6月25日特蕾莎在布雷斯堡正式加冕为匈牙利女王，国内对“女皇执政不信任”的气氛便烟消云散，特蕾莎很快控制国内局势。在对外政策方面奥地利与俄国、英国联盟，并从英国争取到30万镑贷款，在财政极端匮乏情况下暂时应付战争急需。在1742年7月她通过签订《布雷斯堡和约》，权且承认普鲁士对绝大部分西里西亚与格拉茨公爵领地的军事占领，使普鲁士暂时退出反奥联合阵线。被巴伐利亚和法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后来也宣布向特蕾莎提供军事援助。1743年5月12日特蕾莎在布拉格加冕为波希米亚女王。特蕾莎利用匈牙利和世袭领地提供的军队扭转战局。局面终于逐渐扭转，1742年从匈牙利开来的军队开始在西线转入反攻。法国、巴伐利亚军队被赶出奥地利境内。1743年6月9日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克芬许勒元帅指挥的奥军攻占慕尼黑，巴伐利亚残部投降。隔断在波希米亚的法军仓惶逃离，查理七世成了一名没有土地、没有军队、也没有钱的君主。由于形势逆转而深感恐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撕毁保持中立的条约，于1744年8月率8万军队再次向奥地利扑来，发起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5年1月查理七世在流亡中去世。这一变故使危机顿时烟消云散，通向和平的道路打开。特蕾莎迫使查理七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签定《福欣和约》，放弃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要求，以换回领地巴伐利亚。10月4日德意志多数选帝侯承认特蕾莎的王位继承权，选举她的丈夫弗朗茨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弗朗茨一世。12月2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宣布承认弗朗茨·斯特凡的皇位。此后奥地利相继与各国议和。1745年12月的《德累斯顿和约》以及1748年10月《亚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持续8年之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特蕾莎虽然失去西里西亚，但却成功地维持查理六世时代的大部分领土，并且确保由哈布斯堡家族（在特蕾莎与弗朗茨后则称哈布斯堡-洛林家族）连任神圣罗马帝国300多年的皇位。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奥地利虽然度过困境，但是连续进行的两次战争暴露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阶级内部腐败无能、财政组织混乱不堪、军队机构极不统一的弊端。这些均是战争中失利的因素。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主制统治，特蕾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加强奥地利国力。她对失去西里西亚耿耿于怀，曾慷慨陈词道：“上帝的怜悯使我得以坚强，使我能够在他为我安排的布满荆棘、痛苦和泪水的道路上徘徊前进。就算战斗到最后我宁可卖掉最后一条裙子，也绝不放弃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意识到特蕾莎不会善罢甘休，曾说她：“野心很大，仇心亦重。”1753年特蕾莎任命考尼茨-里特贝格伯爵为帝国首相，在外交事务上开始发挥作用，经过几年耐心、艰巨的努力后终于在1756年促成法奥和俄奥联盟的建立，完成对普鲁士的包围。

（五）一年之后他又将法奥联盟变成正式军事同盟，说服法国参加对普鲁士战争，以阻止普鲁士变为第二个德意志强国。与此同时他利用俄国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扩张领土的厌恶，把俄国拉到奥地利一边。眼见形势不妙，弗里德里希二世声称为了对付玛丽娅·特蕾莎、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以及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三条裙子的阴谋”，他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先下手为强，在1756年突袭中立的萨克森王国，拉开七年战争的战幕。七年战争开始后在法俄两个欧洲陆上大国的帮助，奥地利战略优势明显，尽管弗里德里希二世屡次击败奥地利的军队，却永远也撕不破特蕾莎编制的战略罗网。1757年6月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为“德国的费边”的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元帅在科林战役中击破普军，解除布拉格之围，普鲁士在盟国合围之前首先击破奥地利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经过前期短暂的失败后特蕾莎也在战争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她于洛伊滕会战后撤掉无能的洛林亲王夏尔·亚历山大的军队总指挥职务，提拔道恩统军。1758年10月道恩在霍克齐战役中突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营地，使普鲁士军队损失三分之一兵员。1759年8月俄奥联军又在库勒斯道夫战役打败普军，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度陷入绝境，却因俄奥两国的战略分歧而错失直捣普鲁士首都柏林的机会。1762年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突然病逝，继位的沙皇彼得三世放弃胜利果实，单独与普鲁士议和，使得局势发生逆转。不久后通过政变夺权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无意继续战争，孤军奋战的奥地利军队被赶出西里西亚。与此同时长期的战争使哈布斯堡国家财政恶化，特蕾莎不得不解散部队来挽救经济。1763年2月精疲力尽的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签订《胡贝图斯堡条约》，保持战前状况。由于没有能够收回西里西亚，普鲁士终于取代巴伐利亚成为帝国境内能对奥地利造成威胁的第二大国，给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留下隐患。在18世纪“开明专制”成为欧洲流行的政治时尚用语，特蕾莎也不甘落伍，以“开明专制”为旗号进行一系列改革。为了推行改革，特蕾莎任用一批富有才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大臣，这些人的出现与效忠是她的统治能取得成功的关键。特蕾莎在位初期首先任用弗雷德里希·威廉·冯·霍格维茨伯爵改革内政，同时霍泰克伯爵约翰·卡尔·里特重建奥地利的经济，随后崛起的内政大臣考尼茨主要负责掌理奥地利外交事务。虽然考尼茨的工作是管理外交事务，而且他的主要活动集中于改革晚期，但特蕾莎依然对他的能力大加赞赏，并与他建立亲密的友谊，这使考尼茨在政府部门中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的政府中无论是碰到困难，还是遇到问题，官员都会咨询他的意见。三位大臣相辅相成被视为创建近代奥地利大公国的伟大推动者，其贡献被比作法国波旁王朝的黎塞留与柯尔贝尔。

（六）农奴制一直是束缚中东欧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痼疾，特蕾莎虽然没有宣布废除，但她取消地主担任国家收税人的权利和领主裁判权等特权，同时减少农民的劳役地租和代役租的数量等，缓和地主和农奴的矛盾，为将来的废奴活动作好铺垫。特蕾莎还开始教会改革，主要是迫使主教们向皇帝效忠，而不是向罗马教皇效忠，她的这些举措为约瑟夫二世时期的改革打下基础。特蕾莎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巩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促进工商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此期间奥地利的政府收入20年间增加近3倍。当然特蕾莎的改革也具有历史局限性，贵族、地主权力虽然在改革之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然而由于贵族的强烈反对，土地问题并未解决，除奥地利之外在大部分哈布斯堡领地上还保存着农奴制。这次改革尽管对新兴资产阶级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仍然旨在维护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特蕾莎在捷克、匈牙利强力推行德意志化，强制性地把德语作为统一国语在各地推行，优先录用德意志人为文武官员，奖励德意志贵族地产和德意志资本在依附地区的发展，有意识地把匈牙利变成帝国农业附属国，因而阻碍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改革不仅没有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民族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非德意志民族的法律地位恶化了。特蕾莎的晚年生活郁郁寡欢，1765年8月弗朗茨在因斯布鲁克城参加儿子利奥波德婚礼时因心脏病发作而病逝，特蕾莎深为悲痛，在丈夫死后一直身穿黑色的丧服。弗朗茨死后他和特蕾莎的长子约瑟夫皇储就成了新皇帝，称约瑟夫二世，并与帝国的皇太后特蕾莎共掌朝政。约瑟夫从小他就被按照皇位继承人的标准培养，但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看到奥地利的矛盾，希望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内部完全废除农奴制，崇尚法国式的理性主义，锐意改革，树立自己开明君主的形象。自从七年战争以来特蕾莎一直力图维持帝国内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三方的和平，因为她知道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上生活的民族间没有共同的文化，奥地利人占有绝对至尊的地位，却没有绝对的优势。换言之国家很不稳定，任何动乱都可能使国家瓦解，因此特蕾莎竭力避免战乱，而且还要避免和死敌弗里德里希二世合作。同时她对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很不信任，也不寄望法国会为了奥地利而大动干戈。在执政的后15年里特蕾莎开始和儿子互相制衡，二人也经常对一些内政外交改革程度问题发生争执。在1772年的瓜分波兰事件中约瑟夫二世迫切要求和普、俄一同瓜分波兰，这样做不仅会使奥地利得到大片领土，还会树立他的个人威信。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来说特蕾莎都不愿看到奥地利参与瓜分波兰，但约瑟夫二世坚持这样做，再者特蕾莎本人也不愿看到普鲁士从中获得利益。

（七）她非常违心，深怕瓜分波兰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并且得罪波兰的盟国法国，使刚刚依靠联姻缓和起来的法奥关系重新紧张，也让在法国做太子妃的小女儿玛丽亚·安托瓦内特为难。而且她不相信腓特烈二世，担忧此举会在不稳定的奥地利内部煽动民族浪潮。但议会都接受约瑟夫和考尼茨的想法，特蕾莎也无可奈何，最终默许对加利西亚的吞并。1777年统治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绝后应该以近亲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的卡尔·泰奥多尔选侯继承，泰奥多尔对巴伐利亚继承权兴趣不大，提出建议，希望割让下巴伐利亚予奥地利，奥地利则把奥属尼德兰（大致相当于今比利时和卢森堡）给他作为补偿，特蕾莎也同意这一交换。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希望看到奥地利的势力在德意志扩大，组织“公益同盟”相对抗，导致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的爆发。对于这场无益的“土豆战争”时特蕾莎明确表示反对，她认为：“最辉煌的胜利也比不上平庸的和平。”1779年在她的敦促及法俄的调停下战争结束，奥地利仅占领巴伐利亚领土的一小部分，总的来说特蕾莎进入人生最为艰苦的时期。约瑟夫想要权力，一便推行他的改革，然而特蕾莎却不愿交出权力。她并不珍爱这份权力，但约瑟夫过于理想化，过于冲动，因此特蕾莎绝不让儿子单独执政。在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正竭力保持奥地利的稳定，在晚年的苦闷中特蕾莎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她终难以从之前感染的天花的袭击中恢复。1778年特蕾莎的儿子利奥波德（后来的利奥波德二世）前往维也纳探望他的母亲，并对年迈的特蕾莎的状况进行描述：因衰老、肥胖导致的步伐缓慢使她感到烦躁和沮丧，她的记忆力大幅下降，听力也变得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特蕾莎对很多事情都感到不安，不信任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处于极为孤寂的状态中。1780年11月24日特蕾莎病重，至11月29日她在子女的陪伴下因肺炎逝世，享年63岁。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特蕾莎还穿着弗朗茨的睡袍，她死后得以与弗朗茨以双石棺的形式合葬于维也纳宫堡公园的卡普齐纳尔陵寝。在国家管理体制方面特蕾莎总结哈布斯堡君主国政府体制普遍存在的弱点，而一切弱点的根源在于奥地利君主制的破裂与落后，封建君主制度遗留的继承制仍适用于政府各个部门，地方主义和贵族渗透到整个政治体系中。因此她认为解决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仁慈的专制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并使国家主权凌驾于地方贵族之上。1742年特蕾莎下令在维也纳成立“家族、宫廷与国家总理府”，其职责是集中管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外交与王朝事务。第二年冯·豪格维茨伯爵向她递交一份政治改革方案，内容主要是∶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削弱等级贵族的势力；建立最高法院；司法与行政分离。由此开始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的全面改革，1746年豪格维茨接手改革工作。

（八）在中央的君主国政府于1749年设置“政务和财务总执行局”，豪格维茨担任“总执行局”的首席大臣。之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和七年战争爆发前的间歇，“总执行局”的权力不断扩大，甚至在1756年下设一个军务处理与军事决策机构——宫廷军事委员会，此外还附设负责管理重要文件和证书的王朝、宫廷与国家档案局以及负责处理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伊利里亚事务的宫廷外地代表事务部。1749年特蕾莎在豪格维茨的建议下建立帝国最高司法部，与行政管理分而治之。在地方机构方面君主国政府在德意志区域和波希米亚顺利地设置行政区公署，在西里西亚设置等级事务处，在其他各邦设置代办与财务处，在更下一级的区域没置县公署等。这些地方机构均由维也纳特派中央代表负责组织代表机构和行政议院，负责当地各类事务。原来的地方等级机构仍然保留，负责当地司法工作，同时在维也纳设置最高法院，各地等级的下属臣民可以越级、直接上诉最高司法机构，地方领主以及城市法院的权能因此而得到限制。在这一基础上，1753年特蕾莎又责令“法典编纂委员会”汇集各地领主和城市的传统法权，于1766年编成《特蕾莎法典》以及《特蕾莎刑法典》。不过新法典规定凡违法者不论贵族、平民，一律惩办。惩罚只有以下两类：一类应用于“报复和威吓”；另一类为了“纠正和教育”罪犯。强制劳动成为一种主要教育手段，这些规定反映出特蕾莎保守的政治立场，直至1776年在约瑟夫二世的支持下刑讯才被废除，总体来说这些措施使得以维也纳宫廷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等级贵族的传统权利在政务、财务和司法等主要方面被削弱或被剥夺，奥地利基本完成体制和行政的彻底改造。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组合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不过在长期的实际运作中“总执行局”并没有完全有效地将权利集中于中央，随着财务权的分离，“总执行局”逐渐失去工作效能，被迫解散。1760年特蕾莎接受考尼茨的建议，在中央设立国家总理府（或称国务院），其职责是为统治者提供咨询，并协调一切宫廷机构的工作，至此“特蕾莎国家改革”在政治和法权方面告一段落。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在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中特蕾莎政府始终没有试图实行君主中央集权，原来的等级制统治继续存在。因此这些地方的贵族和等级特权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因为得到哈布斯堡君主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经济领域中特蕾莎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重商主义措施，支持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维持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大国地位。为此她根据财政学家、启蒙思想家冯·尤斯蒂和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的建议，通过设立专业委员会，全面地监管君主国的经济活动。

（九）为了缓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增加人口，君主国政府设立“垦殖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土地领主对于农民的役使情况。1775年1777年和1778年政府连续颁布“劳役条例”，取消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的一些规定，确定农民的劳役和代役租额，限制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1754年在奥地利、1771至1772年在捷克和匈牙利中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和土地登记，使国家能够根据土地、人口的情况推行具体具体的经济政策。为了解决高额军费问题，在1749年开始的财政金融改革中特蕾莎政府在战争中建立“特蕾莎土地管理处”，负责各地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具体地负责制定土地纳税人名册，并颁布征收所得税的法令。她宣布取消从前贵族、僧侣不纳税的特权，规定不分贵贱，按财产多寡和等级普遍征收所得税，并且征收遗产税。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特蕾莎规定新工厂主一般免税10年，鼓励纺织业自由发展，招收外国技术工人，建立新工业部门。在国内贸易中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统一关税制，并于1769年建立维也纳交易所，发行统一货币。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使国库出现盈余。政府收入增加，由3600万盾增到5600万盾，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君主国政府的收入于20年间增加近3倍，这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助使君主国走出财政困境。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此赞许道：“她的善理财政为其前代所未曾见，不但通过适当的行政管理，弥补割土予普鲁士和撒丁诸王的损失，还大为增加其收入。”在农村中特蕾莎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支持农民从事必要而简单的手工业，但反对建立较具规模的手工工场。她认为工场应该在城市，而农村要以耕田为主，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通过“垦殖委员会”的平衡，土地领主借手工工场兴起时对农民进行超额压迫的行为减少，如此一来在君主国的许多地方长期地维持着传统的经营方式。农村居民、土地领主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拒绝顺应工场商业的发展趋势，致使重商主义的企业政策难以落实。在城市中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以后君主国政府对于新近建立的手工工场进行调査，制成统计表格，试图限制某些行业的人数。特蕾莎反对城市权贵或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废除行会法规，为各手工行业的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结果在有些地方例如在波希米亚中许多贵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放弃土地经营，加入手工工场的企业行列，使当地岀现以纺织业牵头的、效益很好的私人企业发展的势头。在商业贸易方面君主国境内从1775年开始在王朝政府的主持下形成两个大的关税圈。一个是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的统一关税市场；另一个是匈牙利、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关税同盟。

（十）在这两个地区内关卡被清除，货币基本统一，流通障碍减小到最低程度。除了这两个经济地带以外其他地区仍然保留自己的关税区，独成一体，例如在蒂罗尔及福拉尔贝格中因为这里是对外贸易的通道，所以还保留着过去的关税卡哨，拥有相对独立的商贸网络。在对外贸易方面君主国政府则鼓励出口，同时通过关税限制进口，继续实行君主专制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大批招徕移民或难民也是特蕾莎改革重要的经济措施，为此君主国政府建立一个“移入人口委员会”，主要负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安置内地的新教徒、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者（其中一部分是自愿迁移的）。当时君主国内需要移入人口的地区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原本居民稠密的地区，如加里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摧残导致人口减少；另一类是有些地区如洛多梅里亚和巴纳特，原本就人烟稀少，所以需要大量殖民，进行开发。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在边境地区（尤其是邻近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带）中政府需要广殖人口，加强边防。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向匈牙利等地殖入德意志人，以冲淡或减少社会动乱。在奥地利中移入的民众主要从事农业、林业以及矿冶业生产，但特蕾莎政府推出的移民政策使君主国人口大幅增加，有的地区人口增加十几倍。如巴纳特地区的蒂米什瓦拉的人口在1711年到1780年间从2. 5万人增加到30万人。在个别地区也有力地促进文化的发展，如在乌克兰的布科维纳地区中犹太文化一度出现繁荣。特蕾莎即位后因持续的战争，重用利奥波德·约瑟夫·道恩、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克芬许勒及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等将领。1748年她颁布军队新章程，实行军事改革。原来军队靠大、小领主提供，每次征兵要与领主们磋商，因而军队很不稳定，军训无法开展。经改革之后国家向各领主分摊“军税”，统一抽兵，军官职业化，必须经过正规训练，并根据战绩起用和提升，君主国政府拥有一支统一训练和受中央控制的10.8万名常备军。为了培养军事人材，特蕾莎政府于1752年在新维也纳城建立玛丽亚·特蕾莎军事学院。1757至1758年又建立军事总参谋部，特蕾莎任命万·司维丁为顾问，将学校从教会控制下摆脱出来，由国家统一管理，1773年维也纳大学由国家管理便是一例。同时建立培养教师制度，制定教育大纲，革新大学课程，1750至1770年建立许多专科学校。在特蕾莎统治期间君主国政府首次由国家拨给学校巨额补助金，建立一批国民免费学校。1774年君主国政府宣布对所有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对于向民众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世俗初等、中等普通教育奠定基础。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师资，直至19世纪后君主国政府统治下的文盲率仍较高，并呈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此外特蕾莎统治时期教会在大学系统内的影响力也被削弱。

（十一）当时教育机构在她的医生斯维顿和劳滕施特劳赫的指导下进行改组，许多原由耶稣会教士担任的教授职务改由世俗人士担任。维也纳大学改由世俗当局和国家控制，该大学及其他大学的课程也经重订，扩充科学和历史的内容。特蕾莎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异信者持排斥态度，在她的统治下新教徒继续受到迫害，而1744年犹太人被逐出布拉格的事件标志着这一运动达到高峰。当时帝国内最大的犹太社区被解散，2万人不得不在限定的时间内离开布拉格。当她发现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宗教怀疑主义渗入奥地利时以检查书籍和期刊的激烈手段来力挽狂澜，还一度下令禁止学习英语，理由是在有关腐化的宗教和伦理原则方面这种语言实在具有危险的特性。与个人的宗教情感不同，作为统治者的特蕾莎采取限制天主教会干预世俗事务的措施，如禁止教会参与遗嘱的订立；减少宗教组织的数目，并下令教会也需要纳税；21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不得誓言加入修道院工作；教会和修女不得行使“圣殿庇护权”来包庇罪犯；在得到皇帝同意之前教皇令谕在帝国境内无效；宗教裁判所须受政府的监督，而在实际上是受到政府的镇压。教会对大学的影响力也大为削弱，这些措施为后来约瑟夫二世激进的宗教改革奠定基础。特蕾莎在位时期哈布斯堡君主国科学文化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涌现一些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如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等。在外交方面特蕾莎根据当时欧洲体系的变化，认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主要职责不再是制衡波旁王朝，而是保护自己免受邻国侵犯。1753年她命考尼茨主持外交事务，促成法奥和俄奥联盟的建立，完成对普鲁士的包围，并说服俄、法参加对普鲁士的作战，这一壮举被称为18世纪欧洲的“外交革命”。1756年奥地利联合法、俄和萨克森对抗由英国支持的普鲁士，爆发“七年战争”。奥地利因未利用有利战机而失败，1763年签定《胡贝图斯堡条约》，彻底放弃收复西里西亚的要求，此后便开始普、奥两雄争夺德意志霸权的长期斗争。为了加强欧洲各王朝间的联盟，特蕾莎安排几个女儿与统治帕尔马、那不勒斯和西班牙以及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各家族联姻：玛丽亚·阿玛莉亚被许配给帕尔马公爵，玛丽亚·卡罗莱纳嫁给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一世，而小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则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一位大臣对她的做法作了如下的概括：“仗让别人去打，我们喜欢做和亲的事情。”晚年的特蕾莎的外交政策是审慎的，她谨慎地默许约瑟夫二世主导下的奥地利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吞并加利西亚，以保证奥地利北部边境的安全。1775年奥地利迫使奥斯曼帝国割让布柯维纳，1779年又从巴伐利亚得到因菲尔切尔城。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普鲁士、奥地利、英国、法国等国因对各自盟友的表现不满而互相进行盟友交换，外交革命后英国、普鲁士结为同盟，而法奥两大曾经的死敌则站在一边。

（十二）1740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普鲁士夺取原属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奥地利西里西亚地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丈夫洛林的弗朗茨·约瑟夫公爵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结果告终。哈布斯堡-洛林家族虽保住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但丢失实利——欧洲纺织业中心、富裕的西里西亚。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发誓将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即著名的腓特烈大帝）手中夺回此地，为此在大臣文策尔·安东·菲尔斯特·冯·考尼茨-里特贝格（1711-1794）的协助下整军经武、改革军队，建立玛丽亚·特蕾西亚军事学院，启用名将道恩等人，并储备作战经费。同时向西扩张的俄罗斯与普鲁士发生冲突，欲夺取波罗的海出口的俄罗斯打算吞并东普鲁士，而追随俄罗斯的瑞典亦打算收复波美拉尼亚领土和尤其是其位于欧洲大陆的重要据点斯德丁港。另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与普鲁士曾缔结同盟，但腓特烈在夺取西里西亚后对与法国配合作战并不热心，甚至坐观成败，致使法军在布拉格战败。同时因法国奉行路易十四时代定下的莱茵河“天然边界”扩张政策，与欲统一德意志而向莱茵河方向发展的普鲁士发生利益冲突。而英法之间的矛盾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而更加激化，英国在战争中未能取得重大利益（殖民地、商贸霸权），同时乔治王朝共主邦联的大陆部分汉诺威受到法国优势陆军的一再威胁。而奥地利军队的表现令英国感到无法保证汉诺威的安全，故欲与普鲁士接近，借助其强大的陆军保卫汉诺威。而法国欲借攻打汉诺威将英国拖入陆战，抵消其海军的作战优势，保护法国在北美及印度的殖民地和商业利益。首先进行外交行动的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接受杰出的外交官考尼茨-利特贝格的提议，破弃与英国的同盟，转而与法国结盟。考尼茨到巴黎任奥地利驻法大使，努力说服法王路易十五，但遭到冷遇。数百年来尤其是三十年战争以来法奥一直为死敌，在法国人心中已成定式，考尼茨于是寻求路易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帮助。在其劝说和自身权衡下路易下定决心废止与普鲁士的同盟关系，与奥地利结盟。接着考尼茨回任奥地利首相，并出使圣彼得堡，劝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与奥地利结盟。同时法国外交官与间谍、著名的“双面骑士”路易·德·波蒙也在圣彼得堡活动，以劝说俄国与法、奥结盟。其时俄国已与英国谈判，并缔结《俄英条约》，法、奥以阻止普鲁士坐大为理由、以战胜后俄国将分得东普鲁士为承诺劝说俄国放弃与英国、普鲁士结盟。1756年5月1日三国签订《凡尔赛条约》，缔结攻守同盟，规定任何一国受到攻击时各盟国有义务保护。之后欧洲一部分国家如西班牙、瑞典、萨伏伊以及德意志一些邦国如巴伐利亚、萨克森相继加入。1756年1月16日普鲁士与英国于伦敦缔结《白厅条约》，同样为攻守同盟，之后葡萄牙以及一些德意志邦国如黑森-卡塞尔加入。

匈牙利特点简介

（一）匈牙利是中欧内陆国，东邻罗马尼亚、乌克兰，南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西靠奥地利，北连斯洛伐克。边界线全长2246公里，国土面积为93023平方公里。属大陆性气候，凉爽湿润。全年平均气温为10℃，夏季平均气温21.7℃，冬季平均气温-1.2℃，年平均降水量约为630毫米。全国划分为首都和19个州，设立24个州级市、274个市、2854个乡。首都是布达佩斯，人口总数为967.8万。主要民族为匈牙利（马扎尔）族，约占90%。匈牙利地区在距今3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前1世纪罗马帝国征服匈牙利南部地区，归属于潘诺亚行省。罗马帝国灭亡后各民族陆续迁移到这里，首先到来的是匈人，在阿提拉的领导下他们建立强大的匈帝国。匈牙利这个名字可能来源于此，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来自属于突厥的欧诺古尔人。在匈帝国解体后日耳曼部落统治这里将近100年，接踵而来的是阿瓦尔人，在他们近200年的统治下斯拉夫民族开始渗入。摩拉维亚人、保加尔人、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都曾经企图推翻阿瓦尔人，但直到查理曼才成功的将其击败。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逐步衰落，形势对斯拉夫人的崛起有利，大摩拉维亚领袖斯瓦托普鲁克雄心勃勃地企图建立一个摩拉维亚王国，但是马扎尔人的到来结束这一地区的纷争。匈牙利国家的形成起源于东方游牧民族马扎尔人游牧部落，9世纪时他们从乌拉山西麓和伏尔加河湾一带向西迁徙，896年在多瑙河盆地定居下来。1000年匈牙利大公伊什特万一世在匈牙利推行天主教，并获天主教教皇加冕成为匈牙利第一位国王。传统上认为马扎尔人国家是由阿尔帕德大公建立的，他于9世纪末带领马扎尔人来到潘诺尼亚平原。匈牙利王国是国王伊什特万一世于1000年建立，匈牙利早期的历史同波兰和波希米亚密切相关，也同时受到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影响。1241年到1242年蒙古金帐汗国的攻击下匈牙利曾经遭到沉重打击，1458年到1490年胡尼奥蒂·马加什（马加什一世）统治匈牙利，他进一步加强匈牙利国力和政府的威权，建立常备军——匈牙利黑军，在他的统治下匈牙利（特别是北部，归属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地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一个艺术文化中心。1526年土耳其入侵，封建国家解体，分裂成三个部分。匈牙利文化也影响周边国家，例如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曾经组成过维谢格拉德集团（1991年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结成的同盟也沿用这名字）。1699年开始全境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848年爆发科苏特领导的自由革命斗争。1849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匈牙利共和国，但不久被奥地利和沙俄军队所扼杀。

（二）1867年与奥地利组成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1918年10月31日成立匈牙利民主共和国，次年3月革命后随即垮台。1919年3月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年8月被以霍尔西为首的军队推翻，恢复君主立宪的匈牙利王国。1920年战败国匈牙利与协约国签定特里阿农条约，丧失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1941年匈牙利加入德-意-日轴心国集团，1944年德军占领匈牙利，1945年4月匈牙利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全境解放。1946年2月1日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匈牙利共和国，1949年8月20日宣布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1956年10月爆发匈牙利十月事件，1989年匈牙利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同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宣布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此后社工党内矛盾不断公开化。10月社工党改名为社会党，提出要在匈牙利建立“民主社会主义”。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决定取消作为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实行总统制；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法治国家；取消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作用的规定。由社会党和自民盟联合执政。1999年底通过王冠法，并成立以总统为首的王冠委员会。2012年颁布新宪法，将国名“匈牙利共和国”改为“匈牙利”。拉约什·科苏特是匈牙利民族英雄，但他从血缘上讲却是斯洛伐克人，当时没有斯洛伐克国家，这块地方当时被称为上匈牙利，所以科苏特自认为自己是匈牙利人。1802年他出生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王国东北部莫诺克市，当时匈牙利是一个人口800万的中等国家，但其中赤贫的农奴就有300万。他父亲虽然是个小贵族，但也是个没有土地的穷律师。父母都是信义会教徒，但宗教在他幼年中却没有任何影响。早年就学于加尔文教派的沙罗什保陶克大学，1821年毕业，1823年取得律师资格，在家乡做了8年律师和小官。1832年当一些议员缺席时他被派往波若尼（当时匈牙利的首府）充当等级议会代理代表，从此涉足政界。他在那里突然想起发行国会会议公报的主意，鼓吹马扎尔人自治并统治境内的少数民族，这种报纸大受欢迎，以至于1836年国会结束后科苏特又开始报道匈牙利郡议会。1837年政府以煽动叛乱罪处以他四年徒刑，三年后他被赦免。1841年获准担任《佩斯报》编辑，并使它成为匈牙利第一份政治报纸，同年和泰利斯结婚。政府被科苏特的强硬态度所激怒，并使他在1844年被《佩斯报》解雇。他在别家报纸继续抗争，并创办几个命运多舛的协会，鼓吹政治经济独立和激进的现代化措施。然而他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伊斯特万·塞切尼伯爵，伯爵认为一个独立而落后的匈牙利无法创造繁荣，也无法处理少数民族的要求，这种保守的观点在当时比较受欢迎。

（三）1847年秋天科苏特被选为佩斯州的代表参加1847-1848年的议会，他亲自起草作为反对派的正式纲领《反对派宣言》，这时他已作为民主派的领袖登上政治舞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也爆发革命，首相梅特涅辞职逃亡，匈牙利也发生以裴多菲为首的不留血的政变，科苏特率领匈牙利的代表团去维也纳和奥皇谈判，这次谈判科苏特以他出类拔萃的口才和政治才干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奥皇斐迪南一世迫于国内爆发革命，同意匈牙利成立以包贾尼·拉约什为首的责任内阁，科苏特出任财政部长。随着匈牙利不愿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意大利革命和其他敌人，并拒绝对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做出重大让步。冲突很快发生，首先是塞尔维亚人宣布宣布从匈牙利独立，归附奥皇，接着克罗地亚边区也宣布脱离匈牙利，科苏特以激烈的言辞宣称要平底克罗地亚的叛乱。没等匈牙利出兵，1848年9月克罗地亚总督约西普·耶拉契奇率军4万抢先进攻匈牙利，一时舆论大哗，匈牙利政府被迫辞职。在危急关头经科苏特倡议，国会选出国防委员会代行职权，科苏特出任主席。他以非凡的组织能力征兵20万，9月29日一举击溃克罗地亚军队，杀伤其万余人。随着拉德斯基元帅在北意大利的胜利和温迪施格雷茨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革命，奥地利皇室的力量有所恢复，奥皇决定取消匈牙利的自治，降其为一个省。面临战争的威胁时科苏特在议会上慷慨陈辞：“我要为我们伟大的民族鞠躬尽瘁！”1848年12月奥皇又派波希米亚总督温迪施格雷茨元帅率领5万装备精良的奥军进攻匈牙利，敌军来势凶猛，布达佩斯一度被奥军占领，贵族中有许多人叛变、引退。而科苏特率政府退到匈牙利东部边境城市德布勒森，拉来波兰独立的名将约瑟夫·贝姆和丹宾斯基坚守特兰西瓦尼亚，一起迎着逆境，英勇战斗。这时名将格尔盖伊·阿尔图尔自北方南下侧击，终于击溃奥军主力，光复布达佩斯。1849年4月14日科苏特以奥地利皇位更迭为由宣布解除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效忠，匈牙利成为共和国。6月平定意大利的奥军主力14万北上，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见到科苏特收容波兰将领，也怕影响波兰稳定，遂出兵10万扑向匈牙利，支援奥国新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匈牙利军队只有16万，由于寡不敌众，内部又分裂，匈牙利军队在两面夹击下连战皆败。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被迫辞去职务，他在辞职声明中说：“只要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地献出我的生命。”两天后匈牙利投降，而他此时已经率领数千追随者逃到土耳其，并喋喋不休的指责他的继任者格尔盖伊·阿尔图尔背叛祖国，这显示他诿过于人的弱点。

（四）奥地利政府在镇压匈牙利革命后曾缺席判处科苏特死刑，科苏特流亡土耳其，土耳其曾答应如果他肯皈依穆斯林，就可以出任高官。但科苏特回答道：“如果让我在死亡和信仰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我曾经做过总督，管理过一个生性慷慨的民族，但最后我没有留给子女一分遗产。虽然我的双手空空如也，但它们却是清白干净的。意愿总会完成，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么做至少比被大家指指点点要好得多。”1851年他乘一艘美国军舰偷渡到英国，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寻求帮助，他的英语演讲备受称赞，被人赞许为救世主第二，但美国政府却不愿也不能帮助他。返回西欧后1852-1859年侨居英国，被维多利亚女王视为讨厌的造反者。后迁居都灵，与意大利革命三杰之一的马志尼交好，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他曾建立匈牙利军团，协同加里波第军队进行反奥战争。但战争进行到一半，法国由于不愿看到意大利统一，突然与奥地利谈和，他借助外力复国的希望破灭。1867年普奥战争后奥地利与匈牙利建立两元制的奥匈帝国更是他不愿看到的结局，他宣称这个同盟将会使得匈牙利民族灭亡，但帝国成立后匈牙利得到的好处甚多，经济迅速发展，他的预言落空了，1894年3月20日以流亡者的身份逝世于意大利。格尔盖伊·阿尔图尔（1818年1月30日一1916年5月21日）是匈牙利军官，参加过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格尔盖伊于1832年起服兵役，1848年革命开始后他任上尉，后来任少校。1849年3月30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军队总司令，他显示出统帅的才能。然而他作为中层贵族保守阶层的代表，反对进一步发展革命，想方设法与哈布斯堡王朝妥协。格尔盖伊不去打击敌人，解放维也纳，反而于1849年5月开始围攻布达，从而使奥地利军队获得喘息之机。格尔盖伊的周围逐渐聚集一伙反动军官和所谓的“和平党”分子，1849年5月初格尔盖伊被任命为军事部长。8月11日科苏特退职后他成了独裁者，并与帕斯克维奇将军建立联系，与他进行关于匈牙利军队投降的谈判。根据尼古拉一世的斡旋，他被赦免，并拘禁在奥地利，1867年后回到匈牙利。匈牙利是中欧内陆国，东邻罗马尼亚、乌克兰，南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西靠奥地利，北连斯洛伐克。边界线全长2246公里，国土面积为93023平方公里。匈牙利全境以平原为主，80%的国土海拔不足200米，属多瑙河中游平原。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大平原，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还有西北部的小平原，大部分海拔在100-150米。山地不足五分之一，北部为喀尔巴阡山脉的一部分，海拔在300-1000米。北部山地的凯凯什峰为全国最高点，海拔为1015米。西部外多瑙山地为阿尔卑斯山的余脉，一般海拔在300-500米，最高点科里什峰海拔为704米。

（五）匈牙利地处北半球温带区内，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的交汇点，其中受大陆性气候的影响较大，属大陆性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匈牙利的气候变化较大，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温度差别也较大，全年平均气温为10.8℃。7月和8月最热，虽然夏天的平均气温在21.7℃之间，但这两个月的气温有时会超过30℃，最高达到34.5℃。冬天也不很冷，最冷的月份在1月和2月，平均气温为-1.2℃。全年日照时间为2038小时，南方的日照时间较多。年平均风速为2.2米/秒，年平均降水量约为630毫米。匈牙利境内重要河流为多瑙河及其支流蒂萨河，包科尼山南麓的巴拉顿湖为中欧最大湖泊，巴拉顿湖为最大淡水湖。山区森林茂密，有栎树、山毛榉、椴树等。平原有大片草原，发育有肥沃的黑土。自然资源比较贫乏，主要矿产资源是铝矾土，蕴藏量居欧洲第三位，此外有少量褐煤、石油、天然气、铀、铁、锰等，森林覆盖率为20.4%。匈牙利全国划分为首都和19个州，设立24个州级市、274个市、2854个乡，首都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是该国主要的政治、商业、运输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著名古城，位于国境中北部，坐落在多瑙河中游两岸。早先是遥遥相对的两座城市，后经几个世纪的扩建，在1873年由位于多瑙河右岸的城市布达和古布达以及左岸城市佩斯合并而成。过去人们一般将它称为佩斯-布达，人口总数为170.6万。平均气温为11℃，最高气温为37℃，最低气温为–9℃。其他主要城市有德布勒森、塞格德、米什科尔茨、佩奇、久尔等，德布勒森曾两次成为国家的临时首都，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国名以民族名称命名，一般认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马扎尔族即匈牙利族，“匈牙利”的含意是“十个部落”。2012年颁布新宪法，将国名改为“匈牙利”。人口总数为967.8万，主要民族为匈牙利（马扎尔）族，约占90％，少数民族有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德意志等族。官方语言为匈牙利语，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66.2％）和基督教（17.9％）。匈牙利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每5年选举一次，基本是礼仪性职位（虚位元首），但亦有权指定总理。总理由国会最大党的党魁出任，负责任命内阁部长并有权解雇部长。部长候选人必须经过一个或者多个议会委员会的听证，并由总统正式任命。1989年10月18日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宪法作了重大修改，确定匈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建立独立、民主、法制的国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国会是立法机关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院制。根据匈牙利新《选举法》规定时自2014年起匈国会议席减少至199席，每4年普选一次。国会下设16个常设委员会，国会每年分春季会期和秋季会期。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按照法律规定时各部部长由总理提名、共和国总统任命，主要部门有总理府、总理办公室、农业部、内务部、建设和交通部、国防部、司法部、文化和创新部、外交与对外经济部、财政部、经济发展事务部、欧盟事务部、能源部。

（六）法院和检察院是国家司法机构：法院分最高法院、地区法院、州法院和地方法院四级，实行两审终审制；检察机构分最高检察院、地区检察院和州检察院三级。登记注册的政党有200余个，大部分成立于80年代末。匈牙利属中等发达国家，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目标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经济转轨顺利，私有化基本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目前私营经济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农业基础较好，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甜菜、土豆、葡萄等。农业用地面积为508.1万公顷，农牧林渔业从业人员20万，约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4.3%。工业发展较快，工业从业人员为146.5万，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1.2%。服务业发展迅速，各种小商店、小饮食店、小旅馆和其他服务网点的私有化已经完成。服务业就业人数为303万，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4.5%。旅游业比较发达，旅游业从业人数有18.2万，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3.9%，主要旅游点有布达佩斯、巴拉顿湖、多瑙河湾、马特劳山。匈牙利劳动力素质较高，其劳动力人口约为410万，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特定的技能和专长。匈牙利受教育人口比例超过人口总数的90%，大约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已经完成一种专长或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匈牙利失业率为5.4%，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匈牙利各地区就业状况存在较大差别，西北地区技术工人短缺，特别是金融和市场营销人才，而多瑙河的东部失业率则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匈牙利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西欧地区，与中东欧的平均水平相差无几。匈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西部低，但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与西部不相上下。主要进口产品中机械设备占41.2%，加工产品占36.0%，燃料与电能占15.1%，食品、烟、酒占5.2%，原材料占2.5%。主要出口产品中机械设备占55.1%，加工产品占30.6%，燃料与电能占4.3%，食品、烟、酒占7.2%，原料占2.8%。积极鼓励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加工业、汽车制造业、贸易、运输和通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欧洲国家是外资主要来源地，其中德国为匈牙利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其次为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和法国，亚洲地区主要对匈投资国为韩国、日本、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匈牙利官方语言为匈牙利语，匈牙利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66.2%）和基督新教（17.9%）。妇女婚后便用花布把头发包住，这是与未婚少女的最大区别。结婚需经求婚、订婚和迎娶三个阶段，订婚的仪式必不可少，双方都由一位女性亲戚陪同去神父处登记。匈牙利法定假日包括：1月1日，新年；3月15日，1848年自由斗争纪念日；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5月1日，劳动节；8月20日，国庆节；10月23日，民族节；11月1日，万圣节；12月25日，圣诞节。匈牙利民族原属芬兰-乌戈尔人种，他们的游牧部落于9世纪末10世纪初从南俄草原西迁多瑙河中游，11世纪初各部落统一，建立国家。

（七）匈牙利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受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很深，由于基督教的传入及教会圣咏的影响，早期匈牙利音乐文化逐渐失去本来所具有的东方传统而被欧化。16世纪土耳其入侵后匈牙利音乐又受到东方音乐的影响，17世纪匈牙利沦于奥地利统治下之后德奥音乐又传入匈牙利，对匈牙利音乐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较早的匈牙利民间歌曲在题材上多数具有叙事歌曲性质，它们多采用五声音阶。节奏自由，结构不规整，同西欧音乐的关系较少，而与土耳其等东方音乐的关系较为明显。在西欧音乐的影响下，17～18世纪的匈牙利民歌有了显著变化，古老的五声音阶被多里亚调式、密克索吕底亚调式以及近代大调式所取代。节奏也由自由形式变成规整化，出现与匈牙利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切分节奏。歌曲的结构也比较规则对称了，但仍然是单声部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民间音乐也有了发展。18世纪后期出现招募新兵时的舞蹈伴奏音乐韦尔本科什舞曲，这种通常由吉卜赛人演奏的舞曲受到西欧音乐传统技法的影响，同时也包含着吉卜赛音乐的因素，形式结构上它包含性格上形成对比的慢板、快板两个部分。19世纪初叶在韦尔本科什舞曲基础上形成恰尔达什舞曲，这种舞曲保持韦尔本科什舞曲的基本结构特征，但快板部分被大大发展了。恰尔达什舞曲的第1部分称为拉舒，是慢速的，带有忧伤格调；第2部分则称为弗里斯，是快速的，情绪激昂热烈。这种舞曲通常采用的音阶被称为“吉卜赛音阶”，其特征是小调式的第4级和第7级是升高的，形成在3、4级和6、7级之间有两个增二度音程。匈牙利专业音乐的发展在中世纪虽然受到土耳其入侵的阻碍，但是仍然有所发展，如16世纪前半叶已经出版最早的匈牙利文的世俗音乐作品集，并出现像巴克法尔克（1507～1576）这样在欧洲有影响的作曲家和琉特演奏家。17世纪末匈牙利被奥地利吞并，此后哈布斯堡王朝竭力推行文化上的日耳曼化，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发展又受到摧残，音乐事业多把握在德意志等外国人手中。18世纪在上层贵族府邸中常设有具备相当水平的管弦乐队和合唱团，例如海顿就曾长期在匈牙利的埃斯泰尔哈济亲王的乐队中工作。与此同时匈牙利城市音乐生活发展起来，出现最早的匈牙利音乐喜剧。19世纪中叶匈牙利民族运动兴起，在它的推动下民族音乐文化有了重要发展，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李斯特和埃尔凯尔。李斯特虽然长期活动于法、德等国，但他始终同匈牙利的音乐传统保持着联系。他不仅创建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在国内从事演奏活动，而且在器乐创作中大量运用匈牙利人民生活的题材和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素材，他的20首《匈牙利狂想曲》成为匈牙利民族音乐的重要文献。埃尔凯尔则是匈牙利民族歌剧的真正奠基人，他的创作、演出、教育活动对19世纪后半叶匈牙利音乐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他的歌剧代表作《洪尧迪·拉斯洛》和《邦克总督》成为匈牙利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

（八）匈牙利人的婚礼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教堂里由神甫主持，一种是在家庭中举行婚礼。匈牙利人的民间节庆活动很多，如他们每年的12月25日至26日要过圣诞节，匈牙利人根据死者的年龄选用不同颜色的棺材。匈牙利人忌13和星期五，尤其是举行宴会时不能设13个座位。他们认为打破玻璃和镜子将有倒霉的事发生，不论住店还是用餐，千万别弄碎玻璃器皿，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是交逆运的先兆，将成不受欢迎的人。1990年2月匈牙利人民军改名为匈牙利国防军，1999年3月匈牙利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部是最高军事统率机关，2004年12月取消义务兵役制。目前已形成以首都为中心、通向全国和邻国的铁路和公路网，公路总长3.2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长1324公里。全国机动车持有量为498.1万辆，公路货运量占货运总量的61.71%，匈牙利高速公路路名以“M”开头，后跟阿拉伯数字。主要高速公路有28条，其中M0公路为布达佩斯环城公路。M1至M7公路均起始于布达佩斯，呈顺时针放射状排列，均与欧洲公路网络连接，其中M1公路通往奥地利。M2公路通往斯洛伐克。M3公路通往乌克兰。M4公路通往罗马尼亚。M5公路通往塞尔维亚。M6公路通往克罗地亚。M7公路通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匈牙利实行高速公路购票制度，驾驶者上路前购买高速公路票，逃票者一旦被发现，将被处以高额罚款。铁路总长7889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总长3221公里。铁路方面拥有货车8806辆、客车2121辆，铁路货运量占货运总量的20%。首都布达佩斯为匈牙利全国铁路枢纽，可乘坐火车通达匈牙利主要城市及周边多个国家。匈牙利国家铁路公司负责匈牙利全国铁路路网建设及维护，其子公司铁路客运公司专门负责旅客运输。2个国际机场：布达佩斯李斯特·费兰茨机场和德布勒森机场。水路长1638公里，水运在匈牙利交通运输中仅起辅助性作用。主要河港有布达佩斯、多瑙新城、久尔-贡裕、包姚和莫哈奇，位于布达佩斯南部切佩尔岛上的切佩尔港是匈牙利最大的进出口口岸，通过多瑙河与海外连接，可到达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以及黑海重要港口康斯坦萨，多瑙河在匈牙利水路交通运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匈牙利没有海港，但可通过多瑙河直接抵达黑海港口。民生方面重视提高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增加退休金、家庭补贴、生育和抚养儿童的补助金等，此外在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和旅游等方面实行优惠补贴。匈牙利国民素质较高，约1/3就业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幼儿免费入托，小学免费教育。学制：小学8年，中学（包括职业中学）4年，大学4－6年，医科大学7年。除公办学校外还有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和基金会学校，1986年9月实施新教育法，扩大各类学校业务上和经济上的自主权，促使学校生活民主化，1993年通过第一部高等教育法。

（九）匈牙利政府科技创新主管部门为总理府下属的国家研发和创新署，负责制定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协调与欧盟、周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双边科技合作等。匈牙利科院、高校和企业是匈牙利社会的主要科研力量，承担各项科技研发项目，匈牙利科技研发优势领域包括数学、脑科学、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环境技术、农业科学等。匈牙利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1.8%，从研发资金来源看近十年政府投入呈逐步减少趋势，而企业与外国投资基金占比则逐渐增长。从研发资金投入的领域看企业研发费用的48.3%投入制造业，其中医药产品、交通工具是主要行业。匈牙利通过法律规定公民要参加医疗保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匈牙利人均寿命为：男性72.2岁，女性78.7岁。匈牙利65岁以上人口占19.5%，为扭转人口老龄化，匈牙利推出多重政策鼓励生育，2019年实行《家庭扩张政策》，包括巨额的“妈妈贷款”以及多子化补助。匈牙利政府在家庭支持措施上的支出占GDP的6.2%，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3倍。1999年3月加入北约，2004年5月加入欧盟，2007年12月正式加入申根协定。主要外交目标和任务是保障国民安全，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高效应对全球化挑战；加强中欧地区合作，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加强匈族人团结。提出“向东开放”战略，致力成为亚欧贸易桥梁。1949年10月4日匈牙利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6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全面发展，领导人互访等各种形式的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不断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匈牙利积极支持中国立场。1950-1990年两国贸易采用政府协议项下记帐方式，1991年两国由记帐贸易改为现汇贸易后双边贸易额一度大幅下降，但很快呈逐年上升趋势，由1998年4.09亿美元增至2008年74.77亿美元，10年间增长17倍多。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是匈牙利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匈双边贸易以附加值较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其中电机、电气设备及零部件，锅炉、机械器具及零部件，车辆及零部件，光学、照相、医疗设备及零部件等四大领域在双边贸易额中的占比超过80％。中国在匈直接投资存量为4.26亿美元，涉及贸易、化工、金融、通讯设备、新能源、物流等行业。烟台万华集团收购的匈牙利宝思德化工公司项目，华为公司在匈牙利设立欧洲供应中心和欧洲物流中心，建立覆盖欧洲、独联体、中亚、北非等地区的物流网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技公司在匈考波什堡市投资兴建100MW光伏电站项目，系中东欧地区最大光伏电站之一。深圳比亚迪、四川波鸿集团和上海延锋汽车内饰公司等汽车产业企业均在匈投资设厂，中国在匈设有中国匈牙利宝思德经贸合作区和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两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