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哲学引论

李伯聪

绪论

        这不是一本很厚的书，但我希望它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书。

        在当前这个经济大潮波涛汹涌的年代，纯理论研究和纯学术事业也不可避免地正在经受着经济潮流的冲击。

        虽然许多从事纯理论研究和纯学术事业的人已经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经济潮流冲击的力量，可是，我坚信对于理论和学术研究来说最严峻和最根本的冲击并不是经济潮流的冲击而是时间潮流的冲刷。时间是最有情的同时也是最无情的。时间会使那些昙花样的理论迅速枯萎，时间也会使那些暂时受到冷遇的珍品最终显现它的真正“价值”。

        当前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绝不是瞒和骗的舞台，市场经济只能是诚和信的经济。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广为传诵的承诺甚至是一诺千金的精神又被再度提起和再度被强调了。

        当这本书被摆在书店里的时候，它自然也是一种商品。但作者知道，作为理论著作的书籍并不是一般的商品。理论书籍的作者应该有更深一层和更严肃的承诺才对。作为一本书的作者，他理所应当地应该对读者有所承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他更应该对社会和时代有所承诺。

        曾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本书作者面对当前学术界中令人烦恼的浮躁之风庄严地向读者承诺：本书是作者长期认真理论思考的产物，本书作者不能保证书中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作者可以承诺：本书是作者长期“坐冷板凳”的产物，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中都或多或少地有作者自己的某些创新性的思考，有某些发前人之所未发之处。

        虽然就读者之所见和读者的阅读顺序来说，一本书的绪论是放在一本书的最前面的，但就作者的写作次序来说，它却往往是最后写作的部分，本书也是这样的。

        古人写书往往也是要写序言或绪论的，但在中国古代，作者常常是把一本书的序言或绪论放在书的最后，例如司马迁的《史记》、王符的《潜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这样。

        《文心雕龙·序志》云：“夫诠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极深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镬。茫茫往代，既沈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我很欣赏刘勰的这一段话。

        本书的直接目的是对工程哲学这个新的哲学分支作一系统性的分析和论述。虽然本书是一本理论型的哲学著作，可是由于工程哲学在对象和内容上的特殊性，我希望本书不但能引起哲学界同仁的兴趣，而且希望本书能引起工程界（包括现在和未来的企业家、经理人、工程师、设计师、管理者、操作者等）和从事公共管理、ZC研究等方面工作的人们的兴趣。

        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建设和大发展的时期之中，在这样的时代潮流、时代氛围和时代环境之中应该说工程哲学这门新学科的“出场”完全是一件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书作者相信工程哲学这个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分支学科是能够成为我国哲学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的，希望今后能有愈来愈多的人关注工程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希望工程哲学的进展不但能发挥思想性和理论性的作用而且能够发挥工程性和现实性的作用。

        由于所谓工程哲学对许多读者来说还是一个新名词，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对工程和工程哲学这两个术语进行一些简要的说明和解释。

 

第一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和工程的含义

        由于本书是第一本关于工程哲学的学术著作，所以对于本书来说，工程哲学是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了，而为了解决这个前提性的问题，作为工程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工程是否是一个独立对象的问题，对于本书的讨论来说就成为一个可以称为前提的前提性质的问题了。

        虽然对于某些人的直觉来说（也许应该说主要是指许多工程界人士的直觉而非某些理论界人士的直觉），工程是毫无疑问地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对象，可是，由于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诉诸直觉，而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具体的理论分析和讨论了。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

关于工程的对象和含义，我们是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和界定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分析和对比科学、技术与工程这三个不同对象的特殊本性和三者的异同关系中明确什么是工程。

        其次，我们可以从对比和界定劳动、生产、工程、造物和实践这几个术语的语义和用法中说明和界定工程的含义。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了两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和词语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本性和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人们是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一方面，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已经不可分地一体化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科学与技术还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是不能和不应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

        如果我们把前一种观点称为科学技术的“一元论”观点，那么对于后一种观点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为科学和技术的“二元论”观点了。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自然是倾向于支持关于科学与技术的“二元论”观点的。

        现在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把这种关于科学与技术的“二元论”观点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我认为我们不但不应和不能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我们也不应和不能把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

        我认为：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的对象和三类不同的活动，深刻认识和辨析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本性和本质，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在承认三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关系和转化过程。关于技术的对象和定义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意见纷纭的问题，这里仅是从对比技术、科学、工程三者异同的角度对技术所作的一些分析。

        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探索，科学知识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的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是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与科学活动有关的主要哲学范畴是感性、理性、经验、理论、归纳、演绎、规律、真理等。

        技术是对可行的方法、技巧或“机器”（“机器”者，机巧之器也）的发明，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单元是技术发明和技术诀窍（know how），技术活动的最典型的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技术发明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发明家，以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是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与技术活动有关的主要哲学范畴是可能性、现实性、发明、规则、方法、工具（机器）、目的、技术能力等。

        工程是实际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的目标、设计工程方案、作出明智的决策、预见工程的后果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运筹、决策、操作、Z度运行、管理等，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企业家、工程师和工人，工程活动的基本单位是“项目”或“生产流程”，而“项日”又是由一系列的“工序”或“单元操作”组成的，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是工程哲学（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与工程活动有关的主要哲学范畴是计划、决策、目的、运筹、ZD、操作、程序、管理、职责、标准、意志、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异化、生活、自由、天地人合一等。

        为了更简明地辨析与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不同特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

        发现与发明是有密切联系的，但发现并不直接就是发明，没有人可以把发现与发明混为一谈；发明与建造是有密切联系的，但发明并不直接就是建造，没有人可以把发明与建造混为一谈。总而言之，我们不应该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也不应该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

        如果以上分析和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的基本观点的框架就架构出来了。既然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个不同的对象，那么，关于有可能存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这三个不同的哲学分支学科的基础也就被奠定出来了。目前的情况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只有工程哲学还只是一个“待娩的婴儿”，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需要申明，我们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绝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相反，我们认为是必须高度重视关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问题的。

        在此问题上，我们认为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从逻辑上说，所谓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问题是以承认科学、技术、工程是三个异质的不同对象为前提的，如果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已经“一体化”了，已经是不可分的一个对象了，科学、技术和工程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相互转化的问题也就随之要被取消了——因为对于“同一个对象”还要谈什么转化问题在逻辑上是非常荒唐的。

        所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看，那种主张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观点不是强调与突出了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工程（生产）的转化关系反而是从理论和逻辑上取消了关于科学、技术、工程（生产）三者的相互转化这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虽然这个结果或推论大概是会大大出乎许多主张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人的意料之外的，但它确实是那种“一体化”理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或推论。

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的基本态度是：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各有自身的特殊本性，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问题，不能把三者截然割裂开来。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的逻辑关系是：前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后一个方面的问题的逻辑前提，而对后一方面的研究又可以深化对前一方面的认识。

        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关于三者相互转化的问题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开展工程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不但不会淡化对上述转化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反而会更加突出和强化对这个转化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本书对工程这个术语的理解和界定

        以上是从与科学和技术的对比中对工程的对象和工程这个术语的含义的一些说明和解释，以下我们再从工程与劳动、生产、实践等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明确和界定工程一词的指称和含义。

        工程、生产、劳动、实践这几个术语是近义词。这几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既有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交叉的地方，又有某些不同和相互区别之处。由于本书是以研究工程哲学为主题的，所以我们以下主要分析和界定工程一词的含义并辨析工程一词与其他术语的异同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程的释义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采矿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四角号码词典》对工程的释义是：“有关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等的设计、制造工作的总称。”

        综合以上两个关于工程的释义，可以认为就日常的语义和语用而言，所谓工程指的就是包括了设计和制造活动在内的大型的生产活动。

        在日常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工程和生产在所指的对象和范围上是有异有同的。由于工程和生产（虽然生产和劳动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的，但以下我们将不加区分地使用生产和劳动这两个词）都是多义词，这就使我们在辨析工程和生产在对象和含义上的异同时必须非常小心了。在日常语言中，工程所指称的对象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大类或四种情况。

        一、一般性地指称大型的物质生产活动，例如土木工程、冶金工程、采矿工程；

        二、在（广义的）生产的范围中仅把那些新开工建设的或新组织投产的建设项目称为工程，例如三峡工程、建设一条铁路新线的工程等，而当这些新建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之后，人们往往就不再把投产后的项目的日常生产活动称之为“工程活动”而是仅仅将其称为“（狭义的）生产活动”了；

        三、用于指称某些大型的科研、军事、医学或环保等方面的活动或项目，例如新建一个大型加速器的工程、“曼哈顿工程”等；

        四、用于指称某些有具体而明确目标的大型的社会活动，例如希望工程。

        我们知道，有一些词语是既可以有其日常语言含义和用法，同时又可以有其与前者不同的、“特定的”、作为专门学术术语的界定和用法的。在本书中，我们将把工程这个术语一般性地界定为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很显然，这个工程的含义与生产一词的含义是有很多“重叠”之处的。

        生产也是一个多义词。在最广泛的含义上，生产可以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的总称，但一般而言，人们在使用生产这个术语时往往是把生产所指的范围限定在物质生产的范围之内的。物质生产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可以是古代的、小规模的、个体方式的、手工方式的生产，也可以是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工程化方式的生产。

        由于我们也可以把包含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切的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都称为劳动或生产活动，所以本书的主题也是可以被称为或命名为“生产哲学”或“劳动哲学”的。

        可是，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是最发达、最典型的生产活动，所以，我们在研究“生产哲学”或“劳动哲学”时虽然不应排除、不应无视对“手工式”的生产类型的研究，但我们无疑地是必须把对工程化的生产活动的研究放在核心和首要的位置上，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我们是不应犯那种“不分轻重”和“误置焦点”的错误的。

        对比“生产哲学”和“工程哲学”这两个术语，可以看出，前一个术语的“优点”是带有“全面性”，后一个术语的“优点”是带有“现代性”和“典型性”，两个“优点”无法兼得。

        为了突出工程类型的生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为了突出我们在研究关于生产活动的哲学问题时的“时代性”和“时代精神”，我们也就把这个研究物质生产或劳动的全部过程的哲学研究领域称之为“工程哲学”了。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虽然在“工程”这个词的日常用法中，人们是不把各种类型的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称为工程活动的，但我们是可以将其称为工程化的或工程类型的生产活动的。为了避免出现把对劳动哲学或生产实践哲学的研究重心不恰当地放到手工业生产方式上，本书在找不到恰当的词语的情况下，只好把“工程”指称的范围扩大，并将本书研究的对象和学科的名称叫做工程哲学了。

 

对于本书所进行的工程哲学研究，还有三点是需要加以说明并希望读者注意的。

一

        虽然许多人习惯于对生产作“狭义”的理解，根据这种对生产活动的狭义的理解，设计和消费的过程往往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但在本书的理论框架中，（广义的）生产或工程过程却是一个包括了计划、实施（即狭义的生产）和消费（用物和生活）这三个阶段的完整的过程。

        这种把工程哲学的对象界定为包括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完整的”（或曰全部的）物质生产过程的观点，是既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而又与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出现的观念变化的趋势相符合的。由于关于应该把计划设计阶段包括在生产过程之中已经不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所以下面我们仅着重地说明为何必须把消费阶段也包括在广义的生产过程之中。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在《ZZ经济学PP导言》中已经明确指出了生产和消费是具有同一性的，由于马克思在《导言》中对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已经作了精辟而明确的分析，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关于是否应该把消费（用物和生活）也看做广义的生产过程或工程过程的一个阶段的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被马克思解决了。

        从我国当前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观念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当前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在出现的许多观念变化也是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种关于工程活动的“三阶段论”的。

        例如，在以往的流行观念中，人们往往是会倾向于认为所谓生产活动仅仅是“车间之内”的事情，生产者是可以不对消费活动负责的；可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方面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很少有人讲的售后服务这个环节，现在已经被许多企业看作是“（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许多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不但是“流水线”上的竞争，而且是“售后服务”环节上的竞争了。

        这种把产品的生产和产品的消费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如果说在过去还很少有人重视，而在当前，这种观念已成为了一种不但被许多生产厂家而且被许多消费者所普遍接受的观念了，这种观念还正在一天天地强化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售后服务方面的竞争已经成为了广义的生产领域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方面。

        由于这个对生产者而言的售后服务的环节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消费、使用产品和生活的阶段，于是，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本书把消费（用物和生活）阶段看作是广义的生产过程（工程过程）的第三阶段的观点也就不再是什么奇谈怪论而是一件顺应当前的观念变迁的趋势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在本书中把工程活动分为计划、实施和消费（用物和生活）三个阶段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和与当前观念变化的趋势相一致的。

 

二

        如前所述，在当前现代语言的实际使用中，有些人正在把某些非生产类型的社会活动也称为“（社会）工程”例如希望工程，这就是说，工程一词的指称和使用范围已经出现了某种从物质生产领域向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扩展的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还直截了当地出现了社会工程这个术语。

        很显然，物质工程活动和社会工程活动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由于物质工程活动和社会工程活动有某些相同之处，所以本书的某些分析和观点对于分析和研究社会工程问题也是有参考价值的；由于物质工程活动和社会工程活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和两类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又是各有自己的特殊本性和特殊问题的，是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的。

        我们知道，某些西方学者对“社会工程”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此，我们无法具体分析他们的具体理论和观点中的合理之处和缺陷、错误之处，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当俟诸他日。

        本书是以对工程化的物质生产活动或者说物质生产类型的工程活动进行哲学分析为基本内容的，本书作者希望在今后有可能再写一本专门分析和研究社会工程问题的著作。

 

三

        由于本书对工程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和界定，这就使本书对工程的理解和解释同日常语言中对工程的理解和解释产生了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给本书作者的用语行文造成了许多麻烦。

        因为，一方面，本书中“工程”的指称和含义与日常语言中的“工程”不完全相同，另一方面，本书作者在行文时又是必须使用日常语言的，从而作者是必须充分照顾和适应普通词语的习以为常的用法的，否则就难以做到语言通畅、文从字顺，这就使作者在行文达意时难免时常遇到左右为难的情况了。

        为了弥合本书对工程的学术定义和日常语言用法之间的差距，本书作者在行文时往往不得不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而灵活地选择和使用工程、劳动、生产、消费、实践、造物、用物、人工活动等不同的术语，其结果是失去和打破了严格的学术著作所应该具有的在术语使用上的严格的同一性和一致性，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然而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于这种在几个常用而重要的术语在使用上的非一致性，作者认为也是需要事先加以说明和提请读者注意的。

 

第二节 工程哲学的基本主题、基本内容及其与认识论的对比

        需要强调指出，上文中关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阐述和关于工程这个基本对象的说明和界定只解决了关于工程哲学存在的前提和可能性的问题，而哲学中关于“可能”与“现实”的相互关系的逻辑告诉我们，关于存在一门工程哲学学科的可能性的问题绝不等于关于这门学科实际上是否存在的问题。

        而哲学史的回顾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哲学家在进行其哲学思考和哲学研究时都与工程哲学（生产哲学）的“创立”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了。虽然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已经相当明确地向后人指出了应该努力在工程哲学领域进行开拓这个前进的大方向，但“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当成开拓工程哲学这个哲学学科的“进军令”，工程哲学至今仍然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

 

哲学中的造物主题和作为“Z物Z”的人的主题的迷失

        由于工程活动（生产活动）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由于关于人—物关系的问题在哲学中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为了突出工程哲学和人—物关系这个主题的联系，我们也可以把对于工程哲学的研究看作是对于造物主题的研究。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天然的自然界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不是SD的创造，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作为SD的“Z物Z”；同时我们又承认生产活动是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物质性的创造活动，如果没有生产者这个的物质创造活动，世界上不但不可能出现什么蒸汽机和电视机，甚至连原始人的石斧、骨针、陶罐也是不可能“自然”地出现在世界上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把生产劳动的产品称为人造物品或人工物品，把作为生产者的人称为“人工世界”的“Z物Z”。

        所谓生产哲学或工程哲学不但是研究Z物主题的哲学，而且它同时又是研究作为Z物者或Z物主的人的哲学。

        虽然古代社会中也有大规模的工程活动，例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工程，古代中国建造万里长城的工程，但我们还是承认在古代社会中，这种大规模的工程活动并不是当时最典型的生产活动的形式。在古代社会中，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才是最典型的生产劳动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古代社会中就创立一门以研究大规模的工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哲学，但是，由于生产活动在任何社会都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人类活动，我们是有理由“要求”或“希望看到”在古代哲学史上也有人能够对于一般的生产活动或者说一般的造物活动进行认真的哲学研究的。

        本书第一章是哲学史的回顾。之所以要用比较多的篇幅回顾哲学史，绝不是本书作者有什么历史癖，而是由于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和科学史的关系（例如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关系）。

        现代的研究物理学前沿问题的学者是可以不去关心和研究物理学史方面的问题的，不研究物理学史的物理学家照样有可能在物理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可是，对于哲学家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哲学理论本身和哲学史是有内在的统一性的，哲学离不开哲学史，哲学史也离不开哲学，对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脱离对相关的哲学史问题的研究的。

        这也就无怪乎许多现代哲学家在阐述其哲学理论和观点时常常要采用回顾和研究哲学史问题（包括对哲学词语的词源学研究和哲学概念的语义和语用的历史变迁的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哲学理论问题了。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已经精辟而深刻地阐述了劳动在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恩格斯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也是劳动。（译注者：在手稿的边上用铅笔写着：“加工制造”。）”

        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由于进行生产劳动不但是人的“第一”本质而且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基础，按照简单的逻辑推论，哲学家似乎是早就应该把劳动或Z物主题当作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来看待的。

        可是，哲学史的回顾告诉我们，Z物主题在中外哲学史上都是一个被迷失的主题。号称智慧学的哲学几乎是从它诞生的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轻视、忽视甚至歧视和鄙视生产劳动这个人的第一本质和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基础了。两千多年中，Z物主题和作为Z物主的人的主题成为了哲学殿堂中和哲学家的迷失的主题。在哲学史上，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们走到“造物哲学”的大门前的时候，他们都止步不前了，他们或者不认为有必要入门一游，或者干脆拒绝入门一游。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位有完整著作留传到今天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理想国》是柏拉图的名著。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第一等级是统治者，第二等级是武士，第三等级是劳动者；统治者是神用金做成的，武士是神用银做成的，劳动者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

        柏拉图还认为，劳动者所具有的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智慧并不是智慧，只有统治者所具有的关于理念的智慧才可以被认为是智慧。于是，劳动者受到了他的鄙视，Z物主题被迷失了，连造物的智慧也受到牵累而被逐出了智慧之园，失去了被认作是智慧的资格。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房屋，然而房屋是人工物，是人的有目的的设计和有目的的造物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物。

        不难看出，四因说的提出是以人的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为现实基础和现实背景的，也就是说，四因说就其本性而言本来是一种关于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的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制造了一个理论上的错位，硬把四因说当成了一种说明一般的、普遍的自然物的理论，从而迷失了哲学中的Z物主题。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制造这个理论上的错位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阶级原因的。在奴隶社会中，造物活动是卑贱的奴隶的工作，阶级的局限性使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把造物活动名正言顺地当成哲学的“第一主题”。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人物，他写了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许多哲学史家都说，康德哲学在哲学史上起着一种蓄水池的作用，康德之前的哲学思想都流向康德，而其后的哲学思想都由康德哲学中流出。

        康德哲学是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然而康德哲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有重大缺陷的。虽然康德本人毫不含糊地承认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但康德心目中的实践却是被囿于人的道德实践的藩篱之内的，从而使康德完全忽视了对人的造物活动和生产实践问题的哲学研究。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哲学家还是古代西方的哲学家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在某种程度上犯了把“实践”等同于“道德实践”，从而把生产实践排除在“实践”之外的哲学错误。

        一百多年后的德索尔以技术哲学的慧眼发现并指出了康德哲学在这方面的根本性缺陷。德索尔是工程的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这个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应该通过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来弥补康德哲学体系的这个缺陷，写出“技术制造批判”这个“第四批判”来。

        可是，由于德索尔明确地确定技术的核心是技术发明，所以，德索尔所从事的技术哲学研究也终于未能成为他所设想的那种“第四批判”。

        波普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影响很大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他把外部的物理世界称为世界1；

        他把人的精神活动的世界称为世界2；

        他把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所构成的世界称为世界3。

        波普尔的这个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波普尔的这个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波普尔只看到了人是思维的主体而完全忽视了人同时还是生产和造物的主体。波普尔的理论的重点是强调世界3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在这方面他是有许多创见的，可是，波普尔只看到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性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创造活动的重要性，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理论缺陷了。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组成了一个世界3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的物质创造活动的产物也组成了一个世界4。现代人的衣、食、住、行所依靠的主要就是这个世界4，离开了这个世界4现代社会就要灭亡。

        如果说二百多万年前的原始人所生活的世界主要还是那个作为“天生”自然界的世界1的话，那么现代人主要地就是生活在这个作为人工世界的世界4，而不是那个“天然的”世界1之中了。现代哲学家当然是应该和必须注意研究关于世界3的哲学问题的，但他们更应该注意研究关于世界4的哲学问题，发展出一种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开拓出一个工程哲学的新领域。

        在哲学中，Z物主题和作为Z物主的人的主题的迷失已经太久了，现代哲学家再也不应允许这种迷失的状况继续下去了。由于研究和分析以往的哲学家为何和怎样迷失Z物主题的历史足迹和经验教训对于开展工程哲学的研究至关重要，所以本书专门以一章的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且把它作为了本书的第一章。希望读者不要轻视这一章的内容，因为这一章不是全书内容中的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全书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不但可以更清楚地从迷失者的教训中了解造物哲学或工程哲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位置，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迷失者与造物哲学失之交臂的原因的研究，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更深刻地领悟在现代社会中和现代条件下研究工程哲学的特殊意义以及我们在研究工程哲学时可以采取的哲学进路。

 

必须研究工程哲学的基本范畴，把工程哲学建设成为一门有充实内容的学科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简单谈一谈工程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的问题。

        由于工程哲学这个哲学分支的任务是研究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哲学问题，而在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中生产实践又是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方式，所以如果有一门广义的以研究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为对象的哲学学科的话，那么，工程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成为这种广义的实践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分论或分支学科部分）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我国哲学界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思考和讨论关于所谓实践哲学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是必须承认我国哲学界在对此问题的讨论中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的，可是我又认为，由于许多研究文章都只是“总论”式、“概论”式、“外围”式的研究，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在这方面的学术进展的深度。

        如果我们把实践哲学比作一本书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的景象是许多人都只在反反复复地讨论和“写作”这本书的“绪论”部分，而未能在写出“绪论”之后，接着写出这本书的“正文”、“本论”、“分论”和基本范畴的部分。

        这种情况颇似一个人在几十年的时间中只站在一座宏伟殿堂的门前赞扬这座殿堂的宏伟，只满足于站在门外倾听和搜集这座殿堂的回声或回波，而始终不打算迈步入室、进入殿堂的内部具体考察和描绘殿堂的内部结构、找到殿堂中埋藏着的珍宝一样。

        而更令人感到讶异的是，在目前这种仍然处于在实践哲学的门外徘徊、远未登堂入室的状态之下时，我们又听到有人在急不可耐地呼喊要“超越”实践哲学而搞什么“实践哲学之后”或“后实践哲学”了。

        毫无疑问，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上说，我是完全赞成进行实践哲学的研究的，我也绝不否认研究实践哲学的“概论性”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于那种仅仅满足于进行“概论式”研究的态度和学风，我是不赞成和不满意的。

        我认为，从学科范围上看，如果我们把实践哲学定义为对于包括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实践）、ZZ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文化实践等各种不同的实践方式和实践活动的哲学研究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工程哲学看作是广义的实践哲学的一个具体的分支学科或具体的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和当前，哲学家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范围和定义的理解是有很大歧异的，为了避免因出现卷入对其他问题的争论而偏离本书主题的情况，本书也就不进一步涉及实践哲学这个术语，也不进一步涉及所谓实践哲学的问题了。（可参考张汝伦《历史与实践》）

        必须强调指出，在对工程哲学这个学科进行开拓性研究时，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一般性地阐述工程哲学的意义和重要性，而是要揭示出工程哲学的一系列的具体的哲学范畴，要通过对工程哲学所固有的这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包括工程哲学和其他哲学分支所共有的某些哲学范畴——的分析和阐述，来具体地揭示和阐述工程哲学的具体而丰富的内容。

        哲学范畴是构成哲学之网的网结，如果没有对于工程哲学所固有的各个具体哲学范畴的揭示和研究，工程哲学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具体内容的空壳或一个美丽的泡沫。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站在工程哲学殿堂的门前称赞这座殿堂的宏伟，我们应该努力登堂入室、细心地察看这座殿堂的具体的内部结构、发掘出这座殿堂中的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才对。

        一门哲学学科的基本内容是由其固有的一系列哲学范畴构成的，如果人们不能揭示出其固有的具体哲学范畴，那么，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是没有资格被承认为一门已经形成了的哲学学科的。所以，在进行工程哲学的探索和研究时，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具体地把工程哲学中的一系列固有范畴揭示出来，并对其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根据以上分析，本书在研究工程哲学问题时是必须采取范畴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的。由于整个工程过程是由计划决策阶段、操作实施阶段和消费生活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的，所以本书又是需要和可以采取阶段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的。在此我想对本书的“写作方法”作一些说明。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阶段分析方法主要是一种纵向分析的方法，范畴分析方法主要是一种横向分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是有联系、有交叉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本书在写法上采取了兼用者的方法。本书在分章时采取了阶段分析的方法，于是，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就分别成为了对计划决策阶段、操作实施阶段和用物生活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分析和论述；本书在分节时主要采取了范畴分析的方法——每节分别分析和阐述两三个或三五个哲学范畴。

        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把阶段分析的好处与范畴分析方法的好处结合起来，使本书的分析和论述能够同时照顾纵向的系统性和横向的系统性。可是，作者发现要想把这两种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作者的“写作逻辑”是必须适应和配合读者的“阅读逻辑”的。从读者的阅读逻辑的角度来看，读者是不希望读一本没有循序渐进或逐步展开的层次结构的理论著作的，从而作者在写法上也是不应写出一本没有循序渐进或逐步展开的层次结构的理论著作的。

        例如ZD是一个被安排到第三章才提出和进行分析的范畴，作者在研究和分析第二章的问题时就不宜涉及ZD这个哲学范畴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要想全面分析与计划阶段有关的哲学问题的话，则“计划阶段中的ZD”或“计划活动中的ZD”（“进行计划工作的ZD”）的问题就是一个必须分析和论述的问题了。

        于是，这就形成了对计划问题的分析方法上和写法上的相互矛盾的要求。更难办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企图在第二章中全面分析和论述关于计划活动的全部哲学问题的话，我们甚至在写第二章时就必须涉及工程哲学中的几乎全部的哲学范畴了，而这显然是不恰当、不适宜、不可能的，于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第二章中对计划阶段和计划活动的分析就不得不是一种受许多限制的分析了。

        虽然抽象地说，也许是有可能以建立某种形式的“立体网络”的方法把纵向的阶段分析方法的优点和横向的范畴分析方法的优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在一本书的写作中同时实现的目标。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既然作者想得到在阶段分析中使工程哲学的范畴体系在整体上带有纵向系统性的好处，自然也就不得不容忍和接受在分析计划阶段的哲学问题时只对其进行“写法限制内的”分析而不能对其进行带全面性的分析的缺点和遗憾了。作者希望在将来能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希望将来能写出一本比较全面地分析计划阶段和计划活动的哲学问题的专题著作。

 

        工程活动是从制定计划开始的。虽然我国的许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但工程哲学仍然是要把计划工作或计划过程视为工程活动的第一阶段的，于是，计划就成为了工程哲学要研究的第一个核心范畴。

        目前，计划已经成为了一个管理学的基本范畴，虽然工程哲学在研究计划范畴时是需要借鉴和参考管理学对计划活动的有关研究成果的，但工程哲学在研究计划范畴时毫无疑问地是会贡献出自己对计划范畴的一些新的分析和新的观点的。在此，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虽然在《实践论》一文中，计划、方案和理论被不加区别地列入了理性认识的范围，但就其本性而言，计划（方案）和理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理论是认识活动的终点，而计划是工程活动的起点；

        2、理论的对象是现实的“有”，而计划的对象是尚不存在的“无”；

        3、理论的逻辑和语言表现形式是对普遍命题（共相）的陈述，而计划则是对具有特殊的个性的对象（殊相）和工程活动主体的行动的设计；

        4、理论是“不依赖”于特定主体的，而计划方案却必定是“依赖于”或“依附于”某个特定的主体的。

        总之，理论和计划是不应也不能混为一谈的。工程哲学是目的论的哲学，所以目的也成为了工程哲学的核心范畴。

        应该强调指出，制定计划的能力和决策的智慧是与进行理论思维的能力和理论理性的智慧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能力和智慧。理论理性的智慧是理论家的智慧、“爱因斯坦型”的智慧，计划决策的智慧是企业家、领导者的智慧、“诸葛亮型”的智慧。在第二章中，我们还研究和分析了初始条件、边界条件、预期条件、形势、时机运筹、决策、理想、理念、合理性等范畴。

        工程活动的最本质的内容和最核心的阶段是工程的实施阶段。

        工程活动的本质是行动而不是思想，是实践而不是设计。我们绝不能轻视和贬低计划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工程的实施阶段，无论多么好的计划和设计方案都将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或一场美梦而已。工程的实施过程是由实施者按照计划设计中的一定的程序实施的一系列操作（operation，亦译为运作或作业）所组成的，于是操作就成为了实施阶段的最核心的范畴。

        美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布里奇曼提出了操作主义的哲学理论，皮亚杰也很重视研究操作问题，虽然他们的有关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毋庸讳言，他们对操作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工程哲学认为：生产的操作活动和过程是一个运用机器（仪器）或机器系统改变原材料的性质和形态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的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的操作方式和类型也是在不断进化和发展的。

        在对操作方式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工程哲学提出了微观生产模式这个新概念。由于工程活动的实施过程不是由单独的个人来进行的，而是由一个集体来执行的，这就使工程哲学不得不把组织和ZD也作为工程哲学的基本范畴来进行研究了。

        本书在第三章中，在对ZD问题进行哲学分析时，还特别着重地对关于规律和规则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阐述和对比，希望读者不要忽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在第三章中，我们还分析了自然资源、原材料、机器、产品、自在之物、半自在之物、废品、标准、管理、L导、职务、职责、职务人、控制、反馈、劳动存在、有限性、效率、意志等范畴。

        马克思在《导言》中精辟而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的产品是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的，如果一条铁路不通车，一件衣服无人穿，一间房屋无人住，那它们就只是可能性的产品而不是现实性的产品，不是“现实的”铁路、衣服或房屋了。

        所以无论是从理论分析的需要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说，我们都是需要和应该把消费、用物和生活的阶段作为（广义的）生产活动的第三阶段看待的，于是生活也就成为了工程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范畴了。

        工程哲学是价值论的哲学，所以价值范畴也成为了工程哲学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虽然工程活动是以有明确目的为基本特征的，可是，在工程活动中的最后阶段中，原先所设定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却是没有保证的，南辕北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情况常常也是会出现的，于是异化也就成为了工程哲学中的另一个基本哲学范畴了。

        我们必须正视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在认识生产和工程活动方面的盲目乐观主义的错误，在分析和研究工程活动时人们是应该持谨慎乐观主义的态度的，是绝不能丧失宝贵的批判精神的。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在进行工程活动和研究工程哲学时是必须把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工程活动和工程哲学的研究之中的，我们是必须把异化问题当作工程哲学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来进行研究的。

        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的境界是自由，所以自由也就成为了工程哲学的最高范畴。本书第四章讨论了自由这个范畴，但本书作者对于本书中的对于自由范畴的现有分析和论述是很不满意的，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对自由这个范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书第四章中分析和论述的其他哲学范畴是消费、交换、交往、交易、用物、结果、生活内容、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艺术化生存等。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章是本书的历史性的“引论”部分，第二、三、四章组成了本书的“本论”部分，那么，本书的第五章就是本书的“总论”部分了。第五章的目的是从总体上进一步分析和深化对工程哲学的哲学特点和哲学本性的认识。

        第五章不但分析和论述了工程哲学和其他若干哲学分支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分析和评论了波普尔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且通过对波普尔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的批判简要地阐述了作者的一种关于四个世界的哲学理论。作者最后以对安身立命和天地人合一的分析和论述结束了本书。

        本书中分析和阐述了大约五十个哲学范畴，其中有些是工程哲学所特有的哲学范畴，也有一些是工程哲学和其他分支学科所共有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些范畴是应该归类为“一般哲学范畴”的范畴。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工程哲学不但必须对自己所特有的哲学范畴作出自己特有的分析和阐述，而且对于那些工程哲学与其他分支学科所共有的范畴和可以被承认为“一般哲学范畴”的哲学范畴，工程哲学也是必须对其作出工程哲学新视角中的新分析和新论述的，否则，它们也就没有资格在形成工程哲学的范畴系统时成为该系统的一个成员了。

        这五十个左右的哲学范畴就是工程哲学的理论网络的网结。通过对这些哲学范畴的研究，我们看到：工程哲学绝不是一个空壳或空屋子，它是完全有资格被看作一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内容丰富而充实的哲学分支学科的。

        在此，我认为需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工程哲学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范畴系统，这也就向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某些重要的哲学范畴乃至于重新审视整个哲学范畴体系的结构特点或建构原则的一个契机，从而人们也就可以重新审视某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在哲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了。

        例如，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哲学家严重忽视了对意志这个范畴的研究，从而使我国哲学界对意志范畴的研究处于贫困状态之中。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范畴系统中，意志范畴是一个没有位置的、受气的“灰姑娘”。（许全兴《意志简论》）

        可是，由于工程活动必然是一种意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意志——甚至仅仅是因为缺乏必需的意志——任何工程活动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我们也就有理由在一定意义上说工程哲学是一种意志论的哲学，从而意志这个范畴在工程哲学的范畴系统中也就成为了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工程哲学这个哲学分支不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那种忽视研究意志范畴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它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尼采和叔本华在研究意志范畴时确实是犯了许多错误的，其中包括“误置焦点”这样一个错误——因为在研究意志范畴时哲学家是应该首先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工程活动中的意志问题上才对的。

        我当然不会认为工程哲学中对意志范畴的研究就是对意志这个范畴的“全部”研究，但通过对工程活动中的意志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我们无疑地是会大大促进对意志范畴的整体性研究的。此外，对于规则、生活等范畴，我们也是可以作如是观的。

 

“我造物故我在”是工程哲学的基本哲学箴言

        上文中，本书作者表示了对那种仅仅满足于进行“概论式”研究的学风的不满，其真实用意绝不是要否认进行“概论式”或“总论式”研究的必要性。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完整观点是：研究者在处理“总论”和“分论”关系的问题时是可以按照“三部曲”的方式行事的：

        首先，研究者需要和应该以“概论式”或“总论式”的研究方式拉开开展工程哲学研究的序幕；

        然后，便需要进行深入的、个别的、分论性的研究了，这种“分论性”的具体研究是构建工程哲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网络的最重要的工作；

        接着，在有了“分论性”研究的基础之后，研究者又是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度进行新阶段和新水平的“总论式”的研究的。本书第五章试图进行的工作和企图达到的目标就是写一篇“分论基础上的总论”。

        工程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认识和研究这个分支学科时，我们不但应该回答关于这个分支学科的本性和它有何固有范畴的问题，而且需要回答关于这个分支学科与其他分支学科有何关系的问题，以及关于这门分支学科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这就是本书第五章所要研究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在研究工程哲学和其他的哲学分支学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时，工程哲学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由于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在国内外都曾经颇为流行，所以关于工程哲学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就不但是一个关于哲学的两门分支学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而且同时又是一个涉及应该如何认识整个哲学的基本性质的问题了。

        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笛卡儿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这句名言断定人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西方哲学史由此而从以本体论研究为重心的古代时期进入到以认识论研究为重心的近代时期。

        笛卡儿是一位“沉思”的哲学家，他有一本名著，书名就是《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毫无疑问是需要深沉的思考的，但如果由于“深沉的思考”而脱离现实生活那就不好了。

        如果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进行哲学思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那一段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ZZ、科学、艺术、ZJ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

        因此，我们强烈地感到哲学家不但应该说“我思故我在”，而且更应该说“我造物故我在”。人不但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人更是造物的主体。ZJ经典说“伟大的SD是创造世界的Z物主”。我们不相信SD，我们认为SD是虚幻的，只有人才是真正的“Z物主”。

        《S经》谈到了作为Z物Z的SD。在完成他的创造世界的造物活动之后就进入休息或闲暇状态了。由于SD的“存在”是不以物质消费和用物活动为必要条件的，所以也就不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用物的问题了。

        而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却是必须以物质消费和用物为前提和基础条件的，对于人这个“Z物主”来说，在造物活动完成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关于如何用物的问题，用物的重要性是一点也不亚于造物的重要性的。

        如果说SD只是一个Z物Z而不是一个“用物主”的话，那么，对于人来说，他就不但必须是一个Z物主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物主了。对于人来说，我们不但必须说“我造物故我在”，而且我们同时还必须说“我用物故我在”

        在此需要申明的一点是：“我造物故我在”这句话在本书中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和用法的，其狭义用法是把它解释为一个与“我用物故我在”不同的、并列的哲学箴言（例如上一自然段中的“我造物故我在”）；而其广义用法则是把它解释为一个包含了“我用物故我在”含义在内的、使二者合二为一的哲学箴言（例如作为本书标题的“我造物故我在”）。

        本书提出“我造物故我在”的用意绝不是要否认“我思故我在”。我们必须承认人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因而我们必须承认“我思故我在”。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造物和用物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和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人不但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更是造物和用物的主体，所以哲学家不但应该讲“我思故我在”，更应该讲“我造物故我在”。

        有必要强调指出：虽然认识过程和造物过程是有密切联系的，但这绝对不能成为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理由；清楚而明确地把认识过程和造物过程这两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过程区别开来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不同的对象、过程和研究领域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反过来说，不同的学科往往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由于认识过程和造物过程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于是，这就出现了形成两个不同的哲学分支（以研究认识过程为己任的哲学分支和以研究造物过程为己任的哲学分支）的内在要求。

        研究认识过程的哲学分支早已形成，这个哲学分支就是认识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尽管历史上也早就有一些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与造物有关的哲学问题，可是，迄今为止，对造物问题的哲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

        研究造物活动和造物过程的哲学分支应该是什么呢？上文已经谈到，在人类历史上和人类社会中，造物活动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个体的、手工业式的造物活动，也有现代化的、工程化的造物活动。

        由于现代社会中的工程化的造物活动是人类造物活动的最发达和最典型的形态，所以本书也就把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分支称为工程哲学了。虽然我们承认雕塑也是可以被看做造物活动的一种具体方式的，但在本书的研究和讨论中我们将不涉及这种属于艺术类型的造物活动的问题，因为那是属于艺术哲学的问题。

        人类的造物活动也就是人工活动或物质生产活动，所以本书也常常使用劳动、生产、生产活动和人工活动这样的术语。

        认识活动和造物活动（工程活动或人工活动）是性质根本不同的活动，不应混为一谈。

        认识过程和造物过程（工程过程或人工过程）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过程，不容混为一谈。

        认识过程是，认识主体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认识过程的结果是得到了概念、理论等知识或其他形式的符号产品或者说信息产品，这些产品是属于世界3的。

        造物过程是，Z物主体根据设计方案用物质工具对原材料进行物质性操作加的过程，造物过程的直接结果是得到了物质性的人工物品，这些产品构成了世界4。

        认识活动和认识过程是以“外物”的存在为前提的，认识过程从感觉对象和感觉开始、从感性认识开始，借助于逻辑和直觉等思维方法，经过复杂的思维过程，最后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和水平，以获得理论性的知识而告终。

        认识活动是真理定向的，在特定的意义上——特别是在与造物活动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认识活动除了获得真理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至少说没有特定的实用目标）。评价认识活动的标准是真理标准。

        造物活动或工程过程却是以人的目的或目标的存在为前提的，工程哲学是目的论的哲学，工程过程是从目的、计划和决策开始的，在工程活动中劳动者按照一定的程序使用物质工具对原材料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和加工，制造出合格的物质产品，这个过程最后是以在消费和用物的过程中、在生活中有条件实现或部分实现人的目的告终的。

        工程活动是价值定向的（指广义的价值而不单纯限于经济方面的价值），在工程活动中的人—物关系主要是价值关系。评价工程活动的标准是价值标准。

        由于认识活动和工程活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这种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也就成为了形成两个不同的哲学分支——以研究认识过程为己任的哲学分支和以研究造物过程为己任的哲学分支的内在要求。

        研究认识过程的哲学分支早已形成，这个哲学分支就是认识论，而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分支至今还没有形成，这个哲学分支就是工程哲学。两个不同的哲学分支各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范畴。

        认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认识论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的主要范畴是感知、经验、知性、理性、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先天（先验或验前）、后天（后验或验后）、归纳、演绎、思维方法（思维工具）、概念、判断、规律、真理、认识阶段、真理标准、世界3等。

        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物质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物质世界）的问题，工程哲学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和“人怎样去行动”的问题，工程哲学的主要范畴是目的、计划、边界条件、时机、决策、合理性、原材料、组织、ZD、规则、（物质）工具、机器、操作、程序、分工、职责、管理、控制、半自在之物（半为人之物）人工物品、作为废品和污染的自在之物、意志、价值、用物、异化、生活、自由、世界4、四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天地人合一等。

        如果我们简要地把认识论说成是关于“是（being ）”、“所与（the given ）”和“所是（things recognized by man ）”的哲学，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工程哲学简要地说成是关于“做（doing ）”、“赋予（the giving ）”和“所为（things made by man ）”的哲学。

        在认识论的研究中，是否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人能否认识外部世界、真理的来源和标准是什么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怎样、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具有核心性的地位。

        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中，人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目标、人应该怎样改变世界、人实际上怎样行动、世界在改变之后的后果如何（是否出现了异化现象与怎样对待异化现象）以及人的自由的问题具有核心性的地位。

        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语言哲学是一股强大的潮流。如果我们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认识论和工程哲学这两个哲学分支学科在语言表现和语言形式上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认识论的概念（认识论的汉语概念和认识论的英语概念皆然）主要是名词性的概念，而工程哲学的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是动词性的概念，在英语中主要是表现为动名词或表示动作的名词的概念；

        在认识论中，判断句是基本句型，而在工程哲学中，命令句（祈使句）和表现动作的句子才是最基本的句型。

        在哲学历史上，实在论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传统的实在论（包括科学实在论在内）研究的主要是“实在（reality ）”“是什么”的问题，是已然的实在的问题；而工程哲学则把应然的“实在（ reality）”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如何创造“实在”的问题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为了强调工程哲学同实在论这个哲学传统的联系，我们也可以把工程哲学称为一种关于“工程实在”的理论或者简称为工程实在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一个新哲学的光辉纲领，其在整个哲学史上的革命意义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包括工程哲学在内的实践哲学是占据着比认识论更重要、更基础的地位的，那种把实践论归结为或归属于认识论的观点是一种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观点。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论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是指导我们开拓工程哲学这个分支学科的最基本、最明确的指针和纲领。

        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不但为后人指出了需要进行工程哲学研究这个大的方向，而且由于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和其他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生产、消费、协作、机器、异化、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实际上也已经为后人进行工程哲学的研究奠定出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哲学历史上曾经失落的Z物主题和作为“Z物主”的人的主题在马克思的哲学中终于“回归本位”了。

        工程哲学不仅是研究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的哲学，它也是研究人的本性的哲学。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释说：费尔巴哈把自己的认识论叫做心理学，看来这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马克思又说：“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

        这就是说，人如果不从事造物活动，那么人的本质力量是无从展开的，哲学家如果不去研究“工业的历史（也应该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也就是本书所说的造物过程和那个世界4），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的本性和人的真正本质的。

        在此，我还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认识人类的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时，我们必须既坚持批判精神，摈弃廉价的、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把解决异化问题放在具有头等意义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坚定地保持对历史进步方向和人类理性能力的信心，摈弃各种形式的鲁德主义（Ludditism ）的态度，把持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放在最基础的位置上，那种对异化问题视而不见的态度和那种盲目反对技术进步、生产进步的鲁德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关于“老”鲁德主义，可参考《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469页）中的有关论述；关于新鲁德主义，可参考陈红兵的《新鲁德主义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