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制说之动机

自共和成立，南北统一以后，部分舆论即谓他日恐仍不免帝制之发生，顾逆亿之言，初无根据，不足动人闻听也。癸甲之际，京师忽流行一种传说，谓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年俶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易辙，不足以救亡。其说之从何而来，虽难究竟，然共和国体之下，京都首善之区，竟昌言无忌，且寖传寖盛，则必有有力者主张乎其间，当无疑义。时清代遗老，方以拥戴故君为职志，陡闻是说，极表欢迎，劳乃宣遂著《共和平议》，鼓吹复辟，一般遗老复从而附和之，实则两义绝不相容，彼谓共和不适国情者，其意固不在复辟也。三年十一月，肃政史夏寿康等，以复辟之说淆惑观听，微特滋民国之疑，且非清室之福，呈请严禁，批令内务部查办，旋以国史馆协修宋育仁与复辟有嫌疑关系，由步军统领署拘逮，解回原籍。经此挫折，复辟说固根本打消，即谓共和国体之宜改者，亦不得不稍形停顿矣。

四年春，中日交涉开始，改变国体说又复昌盛，谓某某参政将提出于参政院会议中，同时，重要之各省将军联翩被召入觐，说者佥谓与国体有关。当时谣传，竟有谓帝制之说系袁总统长子克定所主动者，嗣报载袁总统与江苏将军冯国璋谈话，略谓：“帝王子孙，多遭屠戮，余决不愿牺牲子孙，以求帝位。如国人必欲相强，余当逃往英伦。”同时，复决行修建正阳门 —— 正阳门者，京都内城之正门也。外郭之门凡三，中为御道，向禁出入，惟左右两门可通往来，而城𬮱狭小，车行时多壅塞，民国成立，屡议改建，延不果行。京中谣传，谓当局惑于堪舆家言，云改建将不利于帝制，遂尔延阁，故帝政之实行与否，当视正阳门修建与否以为断。说之真伪不可知，然于总统宣言之后，遽下改建之令，于是曩日怀疑者，睹此二事，遂谓帝制决不至复活，年来谣诼，殆皆捕风捉影之谈而已。讵八月上旬，公府宪法顾问美博士古德诺忽著《共和与君主论》，发刊于某报，首陈君主与共和利弊，末言中国以用君主制较为合宜（全文见本志十二卷第十号《内外时报》）。以美利坚共和先进国之博士，且为中华共和国总统府之顾问，而发抒此种之论说，颇惹世人之耳目，然而帝制说则从此发轫矣。

（二）筹安会与请愿联合会

古德诺论说发布后，不数日而杨度、孙毓筠及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即发起筹安会。其发起词大致以中美南美各共和国及葡萄牙、墨西哥争权病国为殷鉴，且谓：“外国人之爱中国者，犹以无偏之见，陈诸吾人之前，吾国民对于此重要问题，安可不求根本之解决？请国民入会，讨论国家之前途、共和政体之利弊”云。该会初定八月二十一日开成立大会，嗣以开会恐有阻格，遂于十九日发布启事，谓“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繁，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为理事。”其通告会员书中，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同时杨度著《君宪救国论》上、中、下三篇（见本志十二卷十号《内外时报》），其后刘师培著《国情论》，大都推扬君宪制度与中国之宜行君主立宪。该会成立后，即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请派代表至京，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各官，寄与古德诺论文及入会愿书暨投票纸，请各员书名赞成与否，并请代募会员。旋得各省军巡覆电，多数赞成，且派代表到会，各省商会亦派委代表者。

杨度初意拟俟各省代表到齐，开一会议决定后，呈请实行，但该会非法定机关，无迳行呈请之资格，若由国民议会行之，则召集尚须时日，于是改变方针，拟由各省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然各省代表未能急速到京，而代行立法院则定九月一日开会，于是又改变手续，组织公民请愿团，由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起草，以便开院时呈送。九月下旬，该会通告会员，附以表决票一纸，谓：“本会原拟俟各省代表到齐，定期开会，现因入会者将近万人，会场难觅，不得已用投票议决之法，请于表决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本会即据票数多少以为议决标准。”盖筹安会成立月馀，未尝开会一次，初则由少数人操纵其间，发电通函，广为号召，继则由各省代表会议进行，所谓学理研究者，果何在耶？

该会发起时，士夫颇存观望，嗣见反对者多归失败（详后段），而该会则声势赫然，始相率联翩加入，湖南吉林湖北安徽南京等处，且组织分会，相与联络，广东之集思广益会，名称虽异，宗旨则同，其馀各省都会商埠，均有专员为之运动。会中经费，颇为宽裕，传言发起之初，曾得二十万元之给助，其后复随时接济，确否固无从悬定，然杨度等不能有此雄厚财力，则人所共知也。

自参政院议决，将国体问题付诸国民大会决议，筹安会已无用力之地，遂于十月十三日通告会员，改为“宪政协进会”，十六日，宣告成立，自是筹安会名义遂归消灭矣。

有继筹安会而起，于帝政运动收莫大之效果者，则请愿联合会是也。当公民请愿团先后请愿于参政院，参政院审查之结果，拟建议召集国民会议，以为解决，帝制派嫌其扩日持久，乃由梁士诒发起组织此会，联合各种请愿团体，积极进行。九月十九日成立，推沈云沛为正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该会宗旨，对于已成立之团体，极意联络，未发生者，则扶携而提倡之；当日北京所传之“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说者谓皆该会所默示而而指导者也。是会成立后，即举行各请愿机关联合之总请愿，即所谓第三次请愿也。大致以参政院对于前此各团之请愿，拟建议政府（时参政院虽已决议，建议尚未行文），“请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抑另订征求民意之妥善辨法”两语（参政院建议详下），谓为模棱两可，要求议决召设征求民意机关。参政院遂据此，以为第二次之建议，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组织，而帝制遂以产生。是帝制运动，非筹安会无以开创造之基，非联合会无以收速成之效。两会之设立，固与帝制有至大之效力也。

（三）请愿之进行及参政院之建议

帝制派既决议组织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于是各省旅京人员分头组织，其中十九生活于政界，非纯粹公民，且仅限于旅京之一部分，范围亦殊狭隘，然其所用，则固某某省公民之名义也，各省将军巡按使所派来京与议筹安会之代表，亦或脱离其代表之地位，而列于公民之中。同时北京总商会则联合各省商会，而倡为商会请愿团，梅宝玑、马为珑则发起教育请愿团，妇人安静生则发起妇女请愿团，此外如满州、蒙古、前藏、后藏、回疆、新疆等处，或以王公官吏之资格，或以人民之资格，分别组织团体。又有一二地方特别机关，如直隶孔社、河南孔社、回教俱进会、京兆内外水会团防、蔚丰厚票商、华侨联合会等，亦相继而起。盖自请愿之办法提出以后，不出旬馀，请愿之圑体已达数十，请愿之人数已达数千。其中利诱势迫，由少数妄用全体名义及冒列姓名诸弊，盖所难免，当时登报更正或请求摘除者，屡有所闻，然更正自更正，请求自请求，而冒列者依然冒列也。同时奉天将军段芝贵复联合粤鄂陕湘滇浙皖鲁吉黑赣晋豫等省将军、甘肃巡按使、察绥两都统、黔闽两护军使，迳呈袁总统，早日变更国体，又请愿中之别树一帜者也。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九月一日开院，是日投递请愿书者已有数起，嗣陆续投递。六日，该院开谈话会商议办法，袁总统派杨士琦到院宣言，略谓：“改革政体，极应审愼，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之民意，自必有妥善办法”云云。当由各参政会议，有谓照立法院职权，实不能收受此种国体请愿事件者，讨论结果，交付审查，审查结果，拟向政府建议，将此项问题交令国民会议解决。二十日，该院复开会讨论，对于审查报告中“请政府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解决”句下，加入“抑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辨法”一语，即于是日连同第一次、第二次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是为参政院第一次建议。二十五日，得大总统咨覆，采用提前召集国民会议办法。

国民会议覆选举定于十一月二十日举行，是国体问题，已得解决之机关，可以克期从事矣。然帝制派意在速成，第一次建议所以加入另筹征求民意辨法一项者，以谓政府必将采用也，今乃取决于国民会议，不特迁延时日，且恐手续或有参差，于是组织请愿联合会为各机关联合之总请愿，书中责备参政院前次建议，并列两种办法，听政府采用其一，谓为不合，转令政府难以应付，又谓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之机关，不能代决国体，宜由该院决议，召设征求民意机关，同时复有各界请愿团于第一第二未及呈递者，亦以此意提出请愿。参政院遂于二十八日开会讨论，参政梁士诒、孙毓筠等主张速求解决方法，另筹征求民意机关，多数赞成，指定梁士诒等九人起草拟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十月二日开会决议，咨呈政府，是为参政院第二次之建议。政府即于八日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施行（见本志十二卷第十一号《法令》门），由是国体解决问题，已到水到渠成，经运动时代而入于进行时代矣。

（四）政府之态度及反对者之言动

当筹安会始发生时，有以应否干涉，询诸袁总统。袁谓：“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祗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愿，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予固无嫌疑之可虑。惟予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戚族，其欲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亦为人情所应有。予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之嫌疑，而横加干涉乎？”又谓：“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气。”嗣后各省电询政府意见，复答以该会为绩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八月下旬，肃政史全体会议，以该会行动违反法律，提出非正式之纠弹，经国务卿转陈总统，传闻有严行查办之谕，然未见实行。九月中旬，肃政史全体复正式呈请，将该会取消，总统飭令内务部对于该会以后言论行事，为之酌定范围，明定限制，惟当日该会运动将告成功，已无限制之必要矣。湘人贺振雄具禀肃政厅转呈总统，请惩治筹安会发起人，肃政厅以该呈无保证人，不合法式，不予批答。又有李诲者，具禀总检察厅，请其提起公诉，并禀内务部，予以封禁，禀中有“筹安会门首，警兵鹄立，盘查出入，以私人会所而国家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等语，内务部当将此禀转呈政事堂，政事堂置之不理，此外又有周震勋及梁觉者，具呈大理院、肃政厅，请惩治筹安会，亦无效果，且当日不特筹安会门首有警兵守卫已也，即杨度、孙毓筠等私宅，亦有军警保护。嗣以改变国体渐成事实，谣诼纷起，人心动摇，政事堂统率处通电各省，严禁谣言，且由总统谕饬内务部，禁止报载政界军界关于议论国体之文件，然事实如此，禁亦无效也。

反对帝制之文字，虽帝制派竭力阻遏，然仍有一二发表者。当筹安会初成立时，梁启超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之论著，汪凤瀛有《致筹安会书》（两文均见本志十二卷十号），徐佛苏有《对于筹安会之意见书》，此皆就该会之宣言，完全从学理上商榷者也。又有自称非筹安会人者，致公启于筹安会，极力诋詈该会之主张。各报馆除为政府机关及在政府权力之下者外，多表示非难之口吻。外人侨寓中国者，如政治顾问莫理逊亦谓国体不宜变更，而丁义华、李佳白、佑尼干且各著为文字，表示此旨焉。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政界要人，虽以地位情谊之关系，不能显示反对，然托故出都、藉病辞职者，屡有所闻，如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教育总长汤化龙、水利总裁张謇以及蔡锷、徐佛苏、费树逵等，其尤著者也。

（五）运动之黑幕

参政院议决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十月八日公布，原定十一月二十日办竣，然至十一月初旬，各省投票报到者，已有二十处，办理之神速，殊可惊骇。且以如许重大之事件，意在征求民意，而民间初无何等之感觉，并经过之情形、召集之手续，多不明暸，当时舆论已有种种非难，谓此次选举，中央授意各省监督，对于选举事宜，隐用其欺骗诱迫之手段。其后独立省将当时之秘密电文发表，内容遂完全暴露，其电文有用办理国民事务局名义者，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珏、雷震春、吴炳湘十人署名者，有由朱周张唐袁张雷吴八人署名者，有由朱启钤、孙毓筠、顾鳌、段芝贵、陆建章个人署名者，综其大要，无非密示机宜，互相商榷，对于选举法，则讲求运用之方，对于选举人，则暗施操纵之术，其尤骇听闻者，谓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又谓代表虽由选举人选出，实则先由监督择定，甚至预拟推戴之文，谓将来推戴书中，必须用“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字样，并预嘱各选举监督，强令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国民总代表，又以此项密电，恐招外人非议，贻历史污点，电令各省严密保管，事后一律焚毁。观此种种，则所谓民意云云者，已可概见矣。

（一）国民代表大会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省及特别区域之国民代表，由国民会议各县初选当选之覆选选举人及有覆选被选举资格者选举之；其他各项之国民代表，则由《国民会议组织法》所规定之单选选举人举之。初由选举人投票选举代表，继由代表投票决定国体。此项《组织法》虽有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及他项之单选选举人为之基础，可省繁重之手续，然选举人散居各地，召集必需时日，且国民会议初选举原定十月二十日举行，必经过通知、答复各项手续，始可诣省报到，是国民代表之选举，决非一月内所可举行。然自十月八日《组织法》公布后，不及一月，各省区之决定君宪者，已有十八处，所以如此迅速者 ——（一）缘九月下旬，《组织法》尚在起草，未经参玫院通过以前，帝制派已将内容通电各省军巡，先事预备。（二）《组织法》中各条，多留各监督以活用之馀地，如第四条之选举法及第十一条之举行选举事项，均授监督以伸缩操纵之权，故各监督得以随机应付，克期从事。（三）各省区办理此事，表面虽依法举行，而暗中则自由处置，不受法律之拘束。（四）遇有窒碍，得以隐加强制，是以进行绝无阻滞。有此数端，故各省区各团体之国民代表，自十月二十五日以后即开始选举，国体投票亦于十月二十八日以后继续进行。其票面标题经参政院决议，印成“君主立宪”四字，而令投票者书“赞成”“反对”字样。至十一月二十日，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回部国体投票，一律告竣，中央四项决定投票亦于十二月十日举行，其结果全数赞成，无一反对者。

不特此也，《组织法》中对于国民代表，仅予以决定国体之权，而推举元首，当然别为一事，乃国民代表大会于决定国体之后，即推戴袁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且委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是虽受中央之指示及各监督之指挥，然经此推戴，经此委托，可省选举元首之手续，且参政院得使用国民代表之全权，于是帝制进行遂一无阻碍矣。

（二）参政院之推戴及帝制之承认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既先后接到各省区各团体之国民代表大会通告，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戴袁总统为皇帝，复经各国民代表委托为总代表，初拟俟各省区票匦解运到京，始行总开票，故定于十二月十五日为总开票之期，嗣忽提前办理，于十一日开会举行。因票匦未到齐，故省略检票之手续，由秘书长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之人数与票数，计全国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一千九百九十三票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当由副院长汪大燮提议谓：“各地推戴书送院者，已二十三件，虽黑龙江、新疆、甘肃、云南四省尚未送到，然已有电文推戴，中央选举之国民代表推戴书亦经送来，应否转送政府？”经众决议咨送，并由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书中敷陈袁氏功德，备极尊崇，大致谓：“有清失政，我圣主应运而出，将倾之国家，圣主实奠安之。南京政府，举非其人，民心惶惶，无所托命，圣主实苏息之。民国告成，群丑窃柄，怙恶不悛，自逃覆载，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皇天景命，凡三集于圣主，而圣主终不居也。今者天牖民衷，民归盛德，全国一心，建立帝国，并戴为皇帝。伏愿俯顺民情，早登大宝”云云。是为参政院第一次之推戴，其咨文中，并声言“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当然废止。”袁总统接到院咨并推戴书后，即日咨覆，并申令宣示，略谓：“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民代表大会既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馀地。惟自问功业不足称述，若骤跻大位，帝制自为，对于故君及前此就任之宣誓，道德信义，不能无惭，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另行推戴。”并将推戴书送还，参政院即于是日下午重开会议，孙毓筠等提议再上推戴书，对于袁总统谦谢之三事，沥诚解释，首颂其功业之宏，叠举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事以证之，次言其德行之盛，谓对于有清，仁至义尽，决无惭德可言，末谓当日誓词，根诸民意，民意既改，则誓词亦随而变更，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此书即晚送呈，是为参政院第二次之推戴。计是日初次开会为上午九时五十分，经彚查票数及讨论表决，至十一时半而第一次推戴书已拟就缮送，下午袁总统之复咨到院，五时复行开会，至六时而第二次推戴书亦即拟呈，仅仅八小时，而参政院与政府文书往还两次，且鸿文巨制，顷刻而成，大计大疑，片言立决，自有议会以来，办事手续未有如此之捷速者也。袁总统接参政院第二次推戴书后，即于十二日申令宣示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前次掬诚陈述，非故为谦让，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无可推诿。第创造宏业，不可急遽举行，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筹备，俟筹备完竣，呈请施行。”同时并以此意咨复参政院，盖经第一次推戴而帝制成，经第二次推戴而帝位定，程序先后，固有不得不尔者也。

（三）承认后政治之施行

袁氏既于十二日承认帝位，十三日颁布申令，申明改变国体，出于民意，如有好乱之徒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

十四日，申令各部院，对于筹备事宜，务从简略，又令参政院推荐通达宪法人员，以便拟定宪法，并咨询该院，以制定宪法之程序。

十五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氏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即辞参政院院长，虽未得许，然参政院屡次因国体开会，黎氏均未出席，至是复辞爵不受，政府虽以极优崇之亲王官制示之，不为动也。

十六日，政事堂准清室内务府咨，称奉清帝谕，对于改变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皇帝，清皇室极表赞成，申令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同日，令筹办立法院事务局，将关于立法院议员选举事宜，迅速筹办，准来年以内召集；又以釐税弊端百出，派员驰赴各省考察，预备加税裁釐；并定次年六月举行文官高等考试暨文官甄用；又修正政事堂组织令，于第四条“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句下，加“负其责任”四字，于第五条第二项“大总统发布之命令，国务卿副署之”，改为“大总统发布之命令，由政事堂奉行钤印，国务卿副署”，嗣是而后，凡旧时公报所载之大总统命令，钤用大总统印者，均改为政事堂奉策令或申令，下钤政事堂印，与前清之内阁奉上谕一律矣。十一月上旬，凡已经国民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并推戴皇帝之各省，其将军巡按来电，均改称大总统为大皇帝，奉天将军段芝贵通饬所属，以后凡有所陈请于中央者，当从君主制度，改呈为奏，前称官职，均改称臣，中央虽通电各省阻止，然其所公布之政府公报，则自十二月一日起，已将各项奏折刊登，时国体尚未变更也。

十八日，申令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同日，因蒙回藏国民代表、满州王公等具呈推戴，申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是日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因奉颁碑帖，上谢折，称外臣，其后复有陆军中将西洋人曼德亦上谢折，称外臣，公报均为登布。

十九日，政事堂会同各部院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该处设立已久，特本日始见诸公牍耳。前此各省军巡虽用奏，而各部院仍用呈，至是各部院亦皆改呈为奏。同日，申令定明年五月以前举行学绩试验之道试及京兆属县试，十二月以前举行文官普通考试；并令法制局将民国元年以来各法令，分别留存废止，悉心修正。

二十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影一帧。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锡龙济光等五等封爵，共百二十八人，计公爵七人、侯爵十人、伯爵十三人，子爵十二人、男爵八十六人。又给予一二等轻车都尉七十馀人。受封爵者除各将军巡按使外，皆属护军使、镇守使、各师师长及现握军权之人。此外复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合之前此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计追封者三人。

二十二日，申令革除太监名目，内廷供役，改用女官。

二十五日，申令改各部院、各局处参事、司长、厅长为简任职，并革除挑选宫女之例。

三十一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加衍圣公孔令贻郡王衔。

一月一日，公布洪宪元年总预算，此预算案提出于参政院时，称为民国五年预算案，至是乃改为洪宪元年。同日，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公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府内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自是而后，关于帝制之进行，暂形停顿，大典筹备，亦概从缓办，盖云南已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独立，事实上发生窒碍，不得不稍示澹定也，故湖北发见石龙，该省军巡指为祥瑞，奏请表彰并宣付史馆，申令毋庸置议。惟一月二十八日，因惠州肃清，加龙济光郡王衔，封李嘉品一等男，二月二十一日，因川省获胜，封熊祥生三人男爵，然皆属于军事上之作用，与前次封爵，意义已不相侔矣。三月上中旬，入川北军屡传捷报，乃又有洪宪元年六釐公债条例及颁爵条例之公布，顾不久广西独立，于是帝制进行，遂告终止。

（四）典礼之筹备

典礼筹备。当十月下旬国民代表尚未选出之时，内务部已会同政事堂之礼制馆开始研究，分为对外、对内、祭祀、家族四项。如与各国元首文电往来、外宾晋谒以及皇帝登极、臣下朝贺，与夫祭天祭孔、君主家祭暨皇族相见、皇族婚丧庆贺等礼节，均在研究之中。其后复议及年号、国旗、朝服以及册立皇后皇储典礼暨皇帝临朝时一切之仪仗，并由内务部通电各省，征求意见。

十一月下旬，陆国务卿与各部长商定，每部派参事或秘书一人，会同礼官处会议皇帝即位之仪节。即位乐章早经撰就，由国乐传习所之乐舞生在先农坛演习数次，并由内务部派员监视，御用至宝亦经印铸局开铸。二十九日，设立大典筹备处于昭德门内之东朝房，十二月一日，开成立会，朱启钤为办事员长，政事堂之礼制馆人员全体加入于该处之礼制股，时各省区投票虽已完竣，而中央各项选举会之投票尚未举行也。处中职员均颁发金质徽章。旋发电各省，催令派员来京与议。各部总长各就本管事务提出应行筹办事件，与该处协商 —— 内务部提出者，为土木工程及贫民调查诸事；财政部提出者，为豁免钱粮及缓举新税诸事；教育部提出者，为修改各种书籍，俾与国体相宜之事；交通部提出者，为印行开国纪念邮票之事。其登极诏书及即位后通告各国之照会，则议定归内史及外交部分头撰拟。

至宫殿修造工程，一月以前，业由内务总长朱启钤派员督修，自中华门以内，天安端午各门，修饰业已完毕，内廷太和门太和殿，已改名为承运门承运殿，中和殿改名体元殿，保和殿改名建极殿，均已将匾额更换。各殿盖瓦，旧为黄色，以新朝尚赤，故均涂以朱红，其门窗旧为方格，用纸糊裱，亦均改用西式，嵌镶玻璃。太和门旁之宏仪体仁两阁，午门旁之左翼右翼，阙左阙右、协和熙和、左腋右腋等八门，亦皆加工修理，且将协和熙和两门，改名经文纬武。

大典筹备处成立后，其内容分讨论、执行两大部，一切筹备事宜，先由讨论机关议决，然后付之执行，并闻当日曾奉袁总统面谕，如有疑难不易解决之事，可以随时面请训示，勿用公文呈请，以免周折。十九日，国务卿、各部院长官等，以国体已定，奏请正式设立大典筹备处，折中声明：“前由内务部组织集议机关，会同各部院局处派员办理，并电各省长官派员与议”云云，是次该处之设立，政府绝不自讳也。

经正式奏设后，一切筹备，较前更积极进行。办事机关分为六股：一总务股、二礼制股、三内仪股、四撰拟股、五法典股、六会计股。所办事项，如御用冠服、宫内铺陈、朝贺典礼等，尤极意经营，力求美备。御座早经招工雕刻，至十二月中旬，承造完竣，价值四十万元。龙袍两袭，用真金织成，嵌以珠宝，一祭天用，一登极用，价共八十万元。袜一双，价四十元。金质御宝五颗，价六十万元。玉质御玺一方，价十二万元。御用銮仪，借自清室，修理添置之费，亦在数万元以上。安置法驾之处，择定南海西首墙外，十二月上旬，圈入府内，开工建筑。宫内陈设，居仁堂均按照清制铺陈，堂帘亦用黄缎绣龙。帝位承认后第一次公府会议，袁氏坐椅即用黄缎垫披。登极时，各部院应上贺折，概由筹备处代为撰就，先期函索各官衔名，并索取盖用印信之黄色绫纸，以为封缄之用。太和殿中本有品级山，前清举行朝贺大典，各官皆按级排列，革命后已经移存西华门内石库，亦由处中派员前往查验，拟移回该殿以应用。此外如国旗之形式，叠经商议，至十二月中旬始行议决 —— 式为长方形，中以红十字划分四小幅，左上角黄色，右上角黑色，右下角白色，左下角蓝色，旗面长与阔为七与五之比例。旗样进呈后，即经批交内务部照制，嗣复由部颁示各省，飭令预为制备。开国纪念银币，亦经铸币局开工铸造。官吏朝服，拟于大礼服之外，另订一种为朝贺大典之需，大约与祭天服式相同，且有须用朝笏之议。

筹备处经费，初由发起人担任，迨奉令正式成立，即咨请财政部一律补还。用数无正确之报告，有云三四千万者，有云千馀万或五六百万者。盖三四千万云者，乃广义之筹备，包恩赏及运动收买等费而言。千馀万或五六百万者，为狭义之筹备，乃指筹备处直接所用之各项也。

（一）云南之起义

反抗帝制，云南实开其先。当筹安会发起时，云南军界异常愤懑，曾数次密议于退伍军官黄毓成家，一致反对。唐将军继尧以时机未至，不宜贸然发难，竭力镇定，对于帝制，表面仍示赞成，初拟俟登极礼成，兴师举义，嗣恐旷持日久，发生障碍，乃决定提前发表，适蔡锷、戴戡、李烈钧等先后入滇，声势益壮，遂毅然宣布独立。

蔡锷当辛亥革命时，被举为云南都督，在任二年，文治武功，夙为该省军民所倾戴，唐继尧亦其旧日之部下也，旋解职入京，被任为经界局督办。帝制发生，蔡阳示赞同而阴谋反对，与其同志互通消息，常以密电相往来，政府疑之，遣人搜其住宅，蔡乃孑身出京，由津赴日，佯言当在日本养疴，而秘密取道越南，以入滇省。戴戡曾任贵州巡按使，后为参政院参政，亦以帝制故，托词出京，潜入云南。李烈钧自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因生长云南，滇中不乏故旧，且军界多其同志，遂亦由日来滇。

李于十二月十七日抵省，即由唐继尧暨军界要人于十八日开会，密商举义各事。十九日，遣两混成旅出发。二十一日，复遣两旅出驻要塞。二十二日，蔡、戴抵滇。此外如龚鹏、熊克武、殷承𤩽、刘云峰、杨益谦等十馀人亦先后莅至，并得四川师长刘存厚、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将军陆荣廷等赞成起义之电，乃于二十三日由唐继尧、任可澄致电北京袁总统，请其惩办祸首，取消帝制，略谓：“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与国人交，止于信’，食言背誓，何以御民？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凭借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虽若一致，然非本心。京师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滋甚，应请查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将杨度等明正典刑，并涣发明誓，拥护共和。此闲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旋以北京政府到时无明确之答复（详后），遂于二十五日通电各省，宣布独立，并劝各省同伸义愤，协力进行；时贵州独立尚未发表，而电中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亦列名，故当时有贵州亦已独立之说。同时，复通牒各国，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领事，声明反对帝制，兴师举义之理由，请各国赞同斯举，为善意之中立，各国与中国所订条约，凡在云南起义以前者，概属有效（照会文中则称在自帝制发生以前者有效）。

五年一月一日，云南都督府成立，废除将军巡按使名义，公举唐继尧为都督，下设左右两参赞，以戴戡、任可澄任之（戴旋率师赴前敌）。军队初名“共和军”，旋经军事会议讨论，谓从前政党有共和党之名称，今用此名，恐世人指为一部分人之行动，有党派之嫌疑，此次兴师，实为救国，决议改称“护国军”，嗣后各省独立，遂皆沿用。

滇省军队原有二师一旅，另有警备队四十营，自前清以来，积存枪械颇伙，近复有山炮步枪等输入，滇人当兵而退伍者，不下四五万人，故军政府成立后，即决议增招军士，合成七师，分为两军，蔡锷任第一军长，李烈钧任第二军长。其支配之预计，则拟以第一、二、三师归第一军统辖，第四、五、六师归第二军统辖，而以第七师保境内之治安，先将原有及已招之军队，向川边、湘边、桂边三处分头出发。其军事之行动及战情，别详下节，此不赘。

（二）贵州广西之独立

贵州夙与云南联络，云南未独立以前，时与贵州通声气，护军使刘显世已表示赞成，故云南独立之通电，曾将刘名列入。惟以黔省兵力薄弱，逼近湖南，恐北兵由湘进逼，骤难抵御，故暂持中立态度，分电北京及云南，要求两方均勿派兵入境，实则滇省军队，仍秘密来黔，贵州当此之时，竭力布置一切。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政府暨各省，主张另行召集国民会议，将已定之国体，重付裁决。时黔人虽知北军允不入境，然仍虑其乘机侵入，颇形恐慌，官吏亦纷纷求退，其与北京政府关系较深者，尤形栗栗。一月上旬，政务厅长先行出境，十六日晨，巡按使龙建章亦借口出巡离省。龙曾以母病，奏请给假，北京政府谓其有意规避，飭令离任，交付惩戒。龙之行也，是否已奉离任之令，抑先期出走，殊不明暸。黔中镇远两道尹亦先后文离去，黔绅民欲举刘护军使为都督，宣布独立，刘不受，但允维持现状，以保治安，其对人宣言，均自谓不愿反对政府，然其施措则又未尝扼抑民党，抵御滇军也。二十四日，戴戡由云南率步兵一营、炮兵一队，行抵贵阳，蔡锷所率入川军队，亦于二十五日行经黔境威宁。于是贵州声势较振，且布置亦已完备，又探闻北军已分道由镇铜两路逼进黔边，遂于二十七日宣布独立，举刘显世为都督，即日任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将黔省出征兵队编列成军，隶诸蔡军之部下。二月三日，由贵阳出发，取道遵义，以窥重庆，并别组军队东出，以拒北军。

广西将军陆荣廷之反对帝制，早经中外传说，惟陆氏殊为镇定，虽与云南暨其他民党潜通消息，而仍委蛇于北京政府之间。广东龙觐光率师攻滇，道经桂境，陆氏复拨助将弁，为之计划进行，盖以桂粤毗连，诸受牵制，边防筹备尚未完全，而军械饷糈亦未充足，故不能不迟徊审愼也。迨二月下旬，军事布置次第就绪，适北京政府有令粤派遣大队与桂军联合征滇之议，陆遂致电政府，代商民要求征滇军勿入桂境，并请速发饷械。政府虽允饷银照发，惟以陆氏历来态度不甚明暸，政府指令桂省征滇之军队既未出发，而桂毗滇黔各边又复听令民军出入，久疑陆氏有赞同云贵之心，今复有拒绝军队入桂之电，自不得不急筹对付。因陆曾有率师征滇之请，遂于三月七日，派陆为贵州宣抚使，另任广西第一师长陈炳焜兼护广西军务，在政府之意，盖欲藉陈以分陆氏之军权，且可令其离去桂省。实则陆氏之于桂省军界，情意相孚，陆陈之关系亦甚密切，决非督理军务一席所可离间也。陆既受宣抚之命，立卸督理之职，率兵十二营，向柳州出发，一面征调各处军队集中于柳州。先是陆氏叠遣代表至沪，请梁启超来桂，筹商举义事宜，中旬，梁氏莅止，且岑春煊亦由海外募集军饷回籍（岑广西人），乃于十五日，由陆荣廷、梁启超、陈炳焜、谭浩明（广西第二师长）列名致电袁总统，谓：“自国体改变，民怨沸腾，干戈斯起，推原祸本，实在帝制。”劝其即日辞职，以谢天下，并要求于二十四小时内答复。时陆荣廷驻扎柳州，同日陈炳焜在南宁宣布独立，联合军民，公推陆为广西都督。旋得北京政府来电，劝广西勿受乱党煽惑，遂又电京，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巡按使王祖同虽列名于第一次致京电中，然不尽赞同，故独立后，取道广东，航海回京。陆既被举为都督，即返南宁布置攻守事宜，分军队为数路，一向湖南永州进发，一由梧州向广东进发，一向广东钦廉进发，馀则分驻南宁、广远、泗城、百色、太平等处，以卫地方。不数日，遂有取消帝制之事，盖自广西独立，而护国军之声势，乃益强盛，实予北京政府以极大之打击。

（三）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之响应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之独立，乃在取消帝制之前，广东等省之响应，则在取消帝制之后，广东独立，尤与云南等省不同。云南等省以军界首领为原动，其独立出于本心；广东则因受各方之迫压，始徇绅民之请，与中央脱离关系，其事盖出勉强也。广东军队有粤军、济军之别 —— 粤军为该省原有之军队，济军则为将军龙济光所募练，向归龙氏统带，亦称之为龙家军。且粤军第一师长由广惠镇守使龙觐光兼任，将弁兵士亦含有龙家军性质，全省军权实握于龙氏兄弟之手，省城及各要塞均由龙军驻守。龙氏固效忠于政府者也，民党鉴此，故在外县分头运动起事，以分省城兵力，自一月以来，叠在广州之增城、新会、香山、宝安、台山、清远、顺德、花县，肇庆之开平、鹤山、新兴、高明、恩平，惠州之惠阳、博罗，韶州之曲江、英德，高州之电白等处，或构通军队，或联络士人，此仆彼继，再接再厉，此外复在省垣城外电灯厂抛掷炸弹，并聚众攻击省垣附近之石湖村，希图占据兵工厂，以进袭省城，又图袭黄浦炮台及肇和兵舰。龙军初犹分兵镇压，继以各处民军纷起，应接不暇。广西独立后，既遣兵由梧州、钦廉迫压粤境，陆荣廷复致电龙氏及广东军民暨在粤之云南军士，劝其加入护国军，并言如不赞同，当以干戈相见，且龙觐光攻滇之军已在桂边被困（详见下节），于是龙氏之地位日就阽危，济军之人心渐形涣散。三月二十七日，在潮州之党人联合陆军团长莫擎宇，率队攻袭潮安县署，进兵汕头，迫走潮梅镇守使马存发，三十日，在汕头宣布潮汕独立。同时钦廉镇守使隆世储、钦廉道尹朱为潮、钦州军统领冯相荣宣言钦廉独立，加入护国军。北京政府因粤事日形危迫，乃派松沪护军副使卢永祥督率所部之第十师，航海赴粤。方开始输运闲，粤人大愤，济军以客军入粤，亦不自安。先是粤省军警曾与已独立各省军警密通声气，组织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至是乃以该会名义，上书龙济光，劝其从速步武桂省，于二十四小时内决定大事，书辞颇激。四月四日，粤督军舰宝璧、江大、江固为民军占领，龙氏处于四面楚歌中，乃于五日，会同巡按使张鸣岐邀集海陆军将领暨同城官绅，决议独立，即晚致电北京及各省，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并以广东都督名义出示布告，谓徇绅民所请，宣布独立，担保治安，末有“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定当拿办”之语，因此颇受民党指摘。

广东虽独立，各处仍有民军企图起事，龙氏所部军队亦仍不免有嫉视民军之意，两方时生冲突，且两方当事诸人意见亦不能一致，乃各致电广西邀陆荣廷、梁启超来粤调和。陆、梁已允前来，惟事变日急，势不及待，乃由谭学夔代表龙济光邀民军总司令徐勤上省，先行疏通意见，警察厅长王广龄亦致书敦促。适陆、梁先时所派劝粤独立之汤觉顿抵省，遂于十二日开会议于海珠岛水上警署。龙氏派统领颜启汉等与会，甫开议，颜等卫兵即开枪轰击，汤觉顿，谭学夔被击殒命，王广龄因伤继毙，徐勤避免，由是民军与龙军之嫌隙愈深。民军以龙氏态度不明，不宜令居都督之任，且不宜令其军队盘踞省城。龙军则谓广东既已独立，民军应归入编制，不宜在外自由行动。且都督问题亦为当日之争点，民军既不欲龙为都督，而民军方面，如徐勤、陈炯明、朱执信、黄虞石虽有都督之资格，然决非龙氏军队所赞成。龙氏当日示文，谓彼并无权利思想，惟腹心将士一时难于安置，分布倘未合宜，恐非地方之福，虽含袒护口吻，然亦实在之情也。陆、梁本允来粤调和，因有海珠之变，乃暂驻肇庆，由张鸣岐、谭学衡等往返磋商，闻龙氏亦亲自至肇庆一行。其协定之大致：（一）龙济光率兵北伐，未出发前，仍留任都督；（二）另设治理两广之机关，推岑春煊主任；（三）蔡乃煌处刑 —— 蔡乃煌者，四省禁烟督办，当粤省军务吃紧时，北京政府派其与凌福彭、李翰芬帮办广东军务。蔡效忠袁氏，屡尼广东之独立，粤人深恨之，独立后，为龙济光拘留，粤人屡请惩治，龙不允，至是乃于二十四日将蔡枪毙。两广都司令部旋亦成立，公推岑春煊为两广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温宗尧为外交局局长，均驻肇庆。然民军、龙军之闲仍未完全和协，两方军队时有战事，江门、新会闲，战争颇烈，陈炯明率师攻破惠属数县，并围攻惠州。陆荣廷初拟莅粤排解，继以桂省军事待理不果来，其后梁启超至粤，龙示极示欢迎，而部下群起反对，梁遂离粤赴沪。故粤军意见至黎总统接任后仍未蠲除，迨滇军西来，复开激烈之战祸（详后），在龙军固大受伤痍，而人民之被害者，已不知凡几矣。

浙江军人闻广西独立后，即思响应，惟以将军朱瑞态度不明，且松沪驻有北军，恐独立后北军来犯，故暂从缓。四月上旬。北京有调驻沪北军若干入浙之议，浙军闻之，甚为愤愤，乃由童葆暄、吕公望、王文庆主动，经在省军官开秘密会议，决定起事。十一日晚，第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军队由艮山、凤山、候潮等门入城，童葆暄、张伯歧、顾乃斌等率之，以攻军署。将军朱瑞早虑军队有变，曾由本籍海盐招卫队百馀名驻署防护，迨军队来攻，署内旧有卫队己受运动，先期他徙，海盐兵未经训练，无力抵御，将军朱瑞、参谋长金华林闻变出走。天明后，宣告独立，公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并以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同时组织参议会，举王文庆为议长。惟屈氏不愿就都督之任，且谓南京苏沪均未独立，浙省不能与中央脱离关系。一再磋议，仅允以巡按使兼总司令名义维持治安，遂于十二日出示布告，谓：“军民要求独立，将军失踪，本使为各界以地方秩序相迫，已于今日决定以巡按使兼总司令维持全省秩序，主任军民要政”云云。复以浙人推彼为都督，誓死不从，仅允兼任总司令等情电告北京政府，政府覆电嘉奖，并加屈氏将军衔，任命兼督理浙江军务。旋经旅沪浙人反对，省外军官亦致电诘责，本省参议会复咨请改称，乃于十七日改称都督，将巡按使名义取消。当浙省独立时，恐松沪北军来袭，即日步兵炮兵各若干，专车运赴嘉兴等处防堵，嗣与江苏将军、松沪护军使协议，彼此各守地域，两不相犯，惟杭沪火车仅通至松江嘉兴而止。又以辛亥起义，浙省各属纷立都督，事权旁落，特由高级军官分电各县，禁止另设机关，自立名义，又由军界全体通电宣言，谓：“如有私立名号，觊觎政权者，当协力声讨。”四月杪，屈督按报告，谓夏次岩、许铁岩等在省连动军队，希图起事，即将夏等捕获，于五月一日枪毙，然谣言仍不少息。五日，屈氏宴请军界要人暨商、学、警各界领袖，席间宣言辞职，要求公举替人，辞甚坚决。有请屈荐贤自代者，屈不允，乃公举吕公望继任，即于次日就职，屈氏旋即遄返台州原籍。浙省嗣复简练军实，以固边防，且有主张进窥赣皖者。六月初，传闻浙皖边境将有战事，人民颇觉恐慌，嗣以袁总统逝世，始就安谧。

陕西民族强悍，会党綦多，北部尤甚，自陆建章抵任后，严刑峻罚，人民苦之。闻滇变发生，各地会党即蠢蠢思动。秦省原有陆军二旅、混成旅四旅，就中陈树藩所部之第三旅最为勇悍。陈为秦人，保定陆军毕业生，辛亥革命，充陕西东路招讨使，战功最著。所部系光复时编练之秦军，多由刀客结队投诚者（刀客系陕中绿林之别称，有豪侠气，与寻常盗匪大异），凶猛异常，非他军所能敌，亦非陈不能统御之。陈原任陕南镇守使，驻汉中，陆建章恐川省战事失利，陈将响应滇军，特商请北京政府将陈调任陕北，驻榆林，而以贾耀汉调驻陕南。然陕北为民党渊薮，退伍军士所在皆是，陈至陕北，遂阴与联络。四月四日，民军起事于邵阳，攻城不克，退占韩城，旋为省军所逼，弃城而去。时民党首领王一山、曹士英、郭坚、杨介、焦子静等先后起事，韩城附近之朝邑、宜川、洛川、白水、富平、蒲城，同宫、宜君、耀县等处均为民军所侵入，陈树藩率兵前往，其部下多表同情于民军，陈本倾向滇黔，遂于五月九日在三原宣布独立，分三路进攻西安。当民军攻击各县时，陆建章叠遣军队往讨，其子第一旅旅长陆承武亦带队出征，行至富平，与陈之部下胡景翼遇，胡军即与开战，陆军溃败，承武被擒，陈氏禁之于富平，遗书陆建章，劝其缴械，离去陕西。时民军声势甚盛，省垣兵力无多，且半系陆氏带同入陕之皖军，势孤力薄，又以其子被质，生命可危，且西安市民亦要求陆氏开城纳陈，以免涂炭，陆氏知难抗御，乃邀人向陈调停，要求民军将其全眷护送出境，陈氏允之，遂驻兵西安城外。十六日，出示安民，十七日，与陆氏合词致电北京暨各省，略谓：“秦人反对帝制甚烈，数月以来，讨袁讨逆各军蜂起云涌，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同，念陕西八百万生命所关，则又不忍反对，现拟各行其是 —— 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以明心迹”云云，陈氏旋就都督之职，委任陆承武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将军队编成二师，任曹士英为第一师师长，李岐山为第二师师长，派队驻守潼关，以防豫军之西犯。

四川自滇兵侵入后，各地军民纷纷起事，嘉定、雅州、隆昌、大邑、忠县、鄷都、大竹、安岳、荣昌、邻水、平武等处先后失陷，虽起事者或为驻守之防营，或为退伍之军士，或为就地之绿林，非尽完全民军，然其反抗中央，乘机响应则一也。川省原有陆军两师、混成旅两旅，去年将军陈宧抵任时，复带有北军一师一旅。陈氏态度初时不甚明暸，或谓其效忠政府，或谓其赞成滇黔，然均悬拟之词，未有显证。当滇军入川时，政府派兵尚未抵川，陈氏曾布置守御，惟以兵力散处，且第一师师长刘存厚附和滇黔，率其一部加入滇军，故节节失败。迨曹锟、张敬尧率师入川，作战计划遂由曹、张主持。陈氏对于北京，虽仍听受指挥，然对于滇军，亦未尝主张武力解决，盖以北军大队分布川境，且有陕军之遥制其后，诸受牵掣，故不能自由表示意志也。自广西独立，帝制撤消，而后陈氏遂致电政府，言南军勇奋，不易𠢶除，愿以调人自任，与滇议和，电中微露请袁氏退位意，叠经派员与蔡锷议定停战期限，并磋商条件，惟以蔡氏主张非袁氏退位，无商量馀地，议遂无成。时川省人心异常惶恐，全境各县俶攘不宁，曹、张两军所在地尤甚，于是绅民亟谋减免战祸，纷向陈氏要求独立，致书责备，且有欲排去陈氏以谋独立者。川军与所统之北军本不相能，而陈氏所统之北军，复以中央之待遇不如曹、张两军之厚，咸怀怨望，形势岌岌可危。川边镇守使亦请陈氏独立，陈氏遂于五月三日致电袁总统，劝令退位，得覆电谓须妥筹善后，令与政府密商办法，遂又于十二日续电言：“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不宜并为一谈。”嗣以政府无切实之宣示，乃于二十一日通电北京及各省，宣言与袁氏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所处分川事，川省皆视为无效。宧有守土之责，当尽力维持地方秩序，俟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云云，旋即改称四川都督，加入南军。

湖南为民党渊薮，自二次革命后，屡有党人在湘图谋起事，将军汤芗铭竭力镇压，三载以来，党人在湘被捕被诛者，不可胜数。滇变发生，湘垣即纷传党人将在长沙企图独立，二月二十一日晚间，有党人四十馀名，挟炸弹手枪攻击将军署，为卫兵所拒，未能得手。汤芗铭之地位与四川陈宧相同，故其态度亦与陈相类，黔滇军侵入湘边，汤曾派兵抵御，然但为消极之防守，不为积极之进行，盖汤对于湖南独立未尝无意，惟以种种妨碍，不克实行。湘省岳州、衡州等处，本已有倪军驻扎，四月中旬，政府复拟令倪嗣冲带兵入驻长沙，于是独立之说更难实现，虽经湘绅熊希龄等联名电京，请勿令倪军入省，政府覆电，谓仅令驻岳，并不进扎长沙，然倪军增兵驻岳，即足牵制省垣，故独立之事遂归泡影。时黔滇军于湘西节节进取，而桂军亦进击永州，声势甚盛，湘如独立，则虑倪军之袭击，不独立，则受南军之进攻，于是零陵镇守使望云亭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宣布独立，盖非此，不足以缓桂军之攻势也。自是而后，湘乡、邵阳、衡山、乾城、新化等县均经民党占领，而省垣又发生激烈之战争 —— 先是汤芗铭曾委郭人漳在益阳招兵五营，编为矿警，郭招募逾于定额，且强行驻扎省垣，意欲乘机起事，为汤氏所觉，乃于五月十四日晚，突下动员令，调队围攻郭军，激战多时，将郭军解散。当桂军进逼湘省时，熊希龄电劝陆荣廷顾全大局，无相持太急，陆覆电要求撤退驻湘北军，熊乃据情电恳政府，汤芗铭亦以是为言，政府遂允倪军撤退，未几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亦在凤凰县宣告独立。田氏于黔军侵入时，曾与订约，确守中立，至是乃正式加入南军。同时衡阳、耒阳、郴县复为民党占领，湖南巡按使沈金鉴先已离湘，湘江道尹亦弃职而去，全省各县多数失陷，汤将军欲维持各地治安，曾于五月上旬派人赴桂议和，条件业已商定，五月下旬，湘省局势更危，四川既告独立，汤遂致电袁总统，劝其退位，旋于二十九日宣布独立，并派湘兵二营赴岳，以拒北军。

（四）其他各省之态度

各省官民对于帝制，均不赞成，顾力难反抗，且恐一经破坏，则地方秩序、生命财产，将有危机，又或以其地方在北京政府权力之下，暨受北军之监视，不能自由发展，故多徘徊观望，力持静黙之态度。然一部分人民，不甘屈伏，企图举事，以响应南军者，亦所在皆是，就中以江苏、山东为最著。

江苏为民党荟集之区，上海一隅，因有租界关系，政府权力较为薄弱，故党人尤为活党。当筹安会发起之时，帝制派在上海分设报馆，鼓吹君主立宪，党人曾向该馆抛掷炸弹两次，上海道尹私寓亦曾有炸弹发生。十一月十，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往日领署贺日皇加冕，经过英租界，为党人枪撃毙命。十二月五日晚间，上海党人联络海军学生陈可钧夺获肇和兵舰，驶入浦江，发炮攻击制造局，经守局军队回击，并由他舰合围炮攻，遂弃舰逃遁，旋复聚众攻击第二区警署，亦被击散，嗣后仍在上海屡图举事，均不果成。迨滇黔桂粤浙独立后，苏省民党亟谋响应，运动江阴炮台戍兵于四月十六日独立，并占据江阴县城，举萧弼臣为总司令，进攻无锡，吴江亦于十八日为党人何嘉禄占领，复有徐朴人在震泽、平望起事，均经省垣派兵击散，同时金山县警兵图谋独立不果。然民党仍积极运动，党人陆续由海外回国，聚集上海，五月五日，党人百馀乘小轮三艘，图袭吴淞江所泊之策电警舰，陈其美驻沪指挥一切，旋于十八日被刺。迨袁总统逝世，民党遂停止进行，此苏省之大略情形也。

山东亦因布胶州租借地，故民党易于活动，三月间，兖、曹、沂等处士民纷纷起事，传言系受苏豫党人运动。四月十九日，省垣军署忽得党人由青岛发来电文，署名为孙文所派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文中谓拟先取济南，后捣蓟北，军中携有极毒煤气，一经爆发，人畜俱毙，嘱将军退职投诚，限三日内答复，并致电商会，大致相同，将军靳云鹏置不覆答。二十二日，有党人四十馀名乘胶济快车到省，为军队所捕。五月三、四、五等日晚间，省城内外发现炸弹，炸坏房屋道路多处，炸毙人口数名，并有火警数起。四日，有民党百馀名乘胶济车至长山县属之周村镇，占领该镇警局，设立司令部，旋于十日进占长山县城，吴作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居正部下民军亦于四日由靑州乘车至潍县，在车站附近列队攻城，驻潍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率队出城抵御，五日晨，开战，陆军旋即退守县城，双方屡有冲突，嗣以民军驻扎于日人胶济车站方面，陆军不便猛攻而长此相持，人民受困已甚，乃由绅商调停，拟令张树元将县城让与民党，订立规约十五条，十五日，双方签字，二十三日，陆军退出，县城遂归民军管领。此外邹平、临淄、淄川、即墨、高密、安邱、莒县、昌邑诸城、莱阳、博山、胶县、沂水、昌乐、海阳、平度等处均先后为民军占据。当省垣屡次发现炸弹时，靳将军曾召集政界要人暨绅商学界代表会议，议决主张袁氏退位，山东以地理关系，不能宣布独立，即十九日致电政府，要求实行退位，惟党人则谓靳氏不肯独立，即系反对民军，决拟武力从事。济南人民恐开战后扰及全省治安，乃组织绅商学界联合会，居间和解，方派代表与党人接洽，而民军已举兵占领各县，靳氏亦派兵出发，十五日，居正部下数百人，分两队攻击省垣，一队取道东关，一队取道纬五路，激战五小时，为军警撃退。二十五、二十七两日，复突攻军署暨驻扎辛庄第五师之炮五团，亦未得手。时适党人代表到济，联合会重申前议，力止先停战事，双方正各拍电止其军队之进行，而民军方面忽又进撃桓台，且攻取日照，于是和议决裂，靳云鹏旋于二十八日入京，政府改派张怀芝、段芝贵来济，以张为山东将军，实行武力解决。至袁氏逝世后，双方仍有冲突也（详后）。

湖北、安徽虽为北军势力之地，而扰动亦不能免。湖北于二月十八日夜，驻城外南湖之鄂军第一师马队，受党人运动，攻扑附近之炮队，并有人在城中纵火，旋即被撃溃散。来凤县之守备军与该地退伍兵联合，声言讨袁。五月中，复有党人在南湖设立机关，谋攻北军，天门、潜江闲有大股党人聚集，与省军对抗。安徽大通亦有民党运动榷运局卫队及陆路警察，并招兵七百馀名，于四月十七日闯入榷运局，旋渡江迫令定武军第三十五营缴械；宣城则于二十二日，有党人迫令县知事独立，两处均经军队解散。惟婺源则以地势险阻，自闻浙省加入南军后，即由刘锡藩宣言独立，省军以该地不易进攻，仅派兵扼守要隘，防其外出而已。

奉天恒仁、庄河两县，四月十八日，由恒仁知事王济辉与党人邵兆中联合，同时独立，六月六日，党人数百名攻占兴京，旋改占昌图，且省垣时有炸弹发现。江西之玉山、广丰，经浙江党人前往运动独立，并进占上饶。福建各属绅民，亦屡谋独立，因刘冠雄率北兵前往镇压，遂不果行，惟连江则曾为民党占领。此外如甘肃亦有党人密图踪迹，而山西之蒙人、北蒙之宗社党，虽宗旨与民党不同，然亦因帝制之动乱而乘机举事者。又一月中旬，新华宫内发生密谋案，在宫内搜获炸弹，内尉苟克明被捕，同时帝制派袁乃宽之子袁瑛亦有与党人通谋之事，拘逮军政执法处，政府处理此二事，异常严密，内容如何，不甚明了，但其不利于帝制，则固尽人所知也。

（五）北京政府之应付

自帝制发轫以来，政府对于各省军民及重要诸人之行动，非常注意，常派侦探严密伺察。初闻云南军界不稳，褫职军官黄毓成有反帝制之言动，乃加给滇省军官新俸，年约三十万元，并开复黄毓成官职勋位（黄原任重庆镇守使，勋五位，因二次革命暗袒熊克武褫职）。其后滇省谋独立，尚未正式发表，中央先得密报，遂于仓卒间大颁爵赏，凡各省将军、巡按使及掌握军权者，均分别锡爵。迨唐、任等电请拥护共和，限二十五日十时答复，政府并不予以正式之回答，先由政事堂于二十五日电询唐、任二氏，谓：“该省叠次来电，均主动劝进。唐将军致统率处及参谋部三电，尤称力任治安，严防乱党，但得生命不受危机，绝无变故等语，何以事隔三日，背驰千里，本堂不信有此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侯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云云，二十六日，复由政事堂会同统率处通电云南暨各省，谓：“云南来电，是否捏造，尚待查明，姑先就该电驳斥，以免误会。”因就原电所指各条，逐加辨驳，政事堂又于二十七日为对外之宣言，略谓：“蔡锷受党人之蛊惑，误为政府因帝制问题给外人以种种之权利，故往云南游说唐继尧独立。政府现拟派员告知唐氏，并无以利权许予外人之事，深望前向中国劝告之各国，亦发表未向中国要求权利之宣言。”然各国对于此事，多持静默态度，旋由参政院于二十八日将此事提出质问，即经外交次长曹汝霖至院答复，历叙各国叠次劝告及外交局答复之情形，并谓各国曾宣言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参政院当于次日通电各省长官，转向各省人民解释。时政事堂、统率处致电云南已经数日，云南置不答复，且于二十五日宣布独立，乃复由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具奏，谓：“唐继尧、任可澄有三大罪：一曰构中外之恶感；二曰违背国民公意；三曰诬蔑元首。应请宣布罪状，出兵致讨。”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大员，因政府电询对于滇军之意见，先后电请惩办，政府遂据之以明发命令（二十九日），褫唐、任、蔡职，听候查办，并任张子贞暂代督云南军务，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张为云南第一师师长，刘云南第二师师长，政府授二人以军巡两职，其命意固甚浅显，然二人不为所动，即通电拒绝。五日，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勿受煽惑，同日又令谓：“前据参政院暨各省将吏请惩办唐继尧等，当时疑有别项事情，故先令褫职，听候查办。嗣据各项情报，知蔡等举兵已成事实，特饬近滇各省，一体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实则此令未布之先，滇事发生之始，已命曹锟所率之第三师由湖南驻在地筹备进行，且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分兵若干，由京汉路南下矣。当时盛传政府拟派朱家宝或李经羲及丁槐前往宣慰之说，均未实行，嗣又谓委熊希龄充调和之任，虽未见明令，然熊、蔡夙有交谊，传闻熊曾致电蔡氏劝和，特以无可磋商，遂尔中止。二月上旬，任命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带兵入滇。当滇事初起时，外人曾询问政府能否镇压，政府答称滇事仅少数人主持，该省兵力有限，六个月内，当可敉平也。

其对于贵州电请另行表决国体，仅由参政院发电驳诘，政府不参一辞，豫、晋、鲁、奉、鄂等省将军、巡按使奏请褫龙建章职，亦不批答，参政院初拟建议讨黔，因政府不欲明示决绝，亦未提出，其后龙建章请假归省，始申令离任，交付惩戒，而以刘显世署理巡按使。迨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正式独立，黔军入侵湘西，亦不闻有讨黔之明令，仅于二月八日令显世开缺，听候查办，任命唐尔锟督理贵州军务，三月七日，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十日，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而已。盖政府以贵州系属被动，滇事既平，不难就范，故以全力征滇而贵事姑缓处置也。其对于广西之独立，则态度又与此不同 —— 从前曾加唐、任等以叛逆之名，申令褫职剿办；贵州虽不指为叛逆，然尚有开缺查办之明文。至是则除陆氏等劝请退位之电到京时，由政事堂电劝勿受煽惑，蹈滇覆辙外，绝无处置桂事之命令，且不及十日，而帝制已明令取消矣。其后广东、陕西、湖南等省独立，应付与广西相同，惟浙江独立，因有屈映光之报告，遂任命屈氏兼署督理军务。四川独立，则令陈宧开缺来京筹商善后事宜，并令巡按使黄国瑄、财政厅长马汝骥一并开缺，任命周骏（四川第一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督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帮办四川防务，刘体干（川东道尹）署巡按使。盖以四川省有一部在政府军力之下，非将军所能处置，与他省情形不同，故可开去在成都各官之缺，而别任在川东者以继其任，藉以表示四川未曾完全独立，且可掣成都方面之肘也。

至其对于各光事前之防范及事后之补救，如对江苏，则当郑汝成被刺之后，即添派卢永祥督率第十师驻扎上海，其后复令定武军分扎江苏界津浦路线之各站；对于湖南，则派安武军驻扎岳州、衡州；对于福建，则派刘冠雄率北军航海南下，既以镇闽，且欲进攻广东；对于陕西，则派豫军扼守潼关，而于山东民军开战时，则拟调定武军镇压，嗣恐发生中日冲突，遂不果行。统观政府前后之应付，其主点极欲调停寝事，虽对于滇事声言征讨，然暗中仍致力于调和。征诸各省军巡电劝云南，谓如能息兵，当保其位置之决不更动，并谓如有为难之处，当为设法，且滇省京官亦致同样之劝告，则政府之意志可概见矣。又当日传闻政府拟用一方征讨，一方秘密宣慰，俾其解体之政策，且有间接委托某国驻滇外交官调停之说，内容虽未深悉，然固不得谓其绝无影响也。至政府对于独立各省之军事计划，则当于后节叙述之。

（一）北京政府之军事计划

政府当云南电请取消帝制之时，虽声言疑为他人捏造，发电查问，然一方已下动员令，密饬驻扎湖南岳州之第三师长曹锟准备伐滇，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饬第七师长张敬尧统兵陆续南下。一月四、五等日，又饬第八师长李长泰率其所部由京出发，并令川省派兵扼守叙州，以防滇军之入川，湘省进军贵阳，以堵滇军之东出，且分电桂、赣、皖、鄂、苏、浙等省除筹防守事宜外，准备军实，候令出师。至一月五日，始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七日，复明令各省将军简拔精锐，听候调用。伐滇军队初拟取道湘、黔，旋知黔省道路难以行军，该省复电请北军毋入其境，且又得滇军向川进兵之耗，乃令曹锟第三师全师、张继尧第七师之一旅改道入川，并令李长泰之第八师及驻赣北军第六师长马继增所统之一旅，继续前进，而别调驻鄂北军第二师（王占元所部）之一部分代曹驻岳，复饬马继增率其第六师之一旅及张敬尧之一旅防堵湘西，此外复命龙觐光率兵由广东入滇，此政府对于滇事用兵之大略也。

闻政府初时征滇之计划拟分作三时期，第一期为分路扼要驻守，断其援，孤其势，一方秘密宣慰，削其胁从，使接济穷促，发生内溃，再行进攻，并预定平滇时限为六个月，然未几而滇军入川，且宣慰无效，此策即归失败。一月下旬，遂主张积极用兵，令邻滇各眷将军及各路统兵大员分途进剿，规定戒严地域为三等：（一）由百色、泗城，经兴义、威灵及泸州、宁远等处，为紧急区；（二）由桂林经贵阳及重庆等处，为临时区；（三）由雷、琼经辰、沅、荆湘及汉中等处，为预备区。其进攻方法，拟四面之总攻击，川省为一路，湘省为一路，桂边为一路。而川省之中，又分为三路：一在重庆、叙州之间，守卫自流井及成渝之大路，且在叙府附近攻御滇军；一在泸州境内之合江、纳溪间，与滇军交战；一在綦江方面，抵抗黔滇两军。俟得胜后，在叙府者进窥昭通，在泸州者直趋毕节，会师合攻昆明，而在綦江者，亦当取道遵义，以达滇省。湘省一路则分驻军于辰州、宝庆间，桂边一路系龙觐光所统之粤军与桂军合组而成，由广西百色进攻滇省广南之剥隘。在川军队，以重庆为根据地，归曹锟统率；在湘军队，以常德为根据地，由马继增指挥，而受曹锟之遥制；桂边军队，以南宁为根据地，由龙觐光督率进行。在桂者不过牵掣滇军，分其兵力，其主脑实在川湘，而川湘之中，则以川为尤要。大致川主攻而湘主守，盖以护国军之枢纽实在云南，湘军即能获胜，尚须越过贵州，方达滇省，而贵州方面，山岭崇峻，道路崎岖，诸多障碍，故不如由川省进行之为便也。

政府恃其人众械足，以为滇军久必受困，初不料其能迅速攻入川边，且联同黔军侵入湘境，迨川湘各地屡被攻占，而广西独立，龙军受围，于是政府军事计划大受打击，且财政困难，军费难筹，初时将预备登极典礼之二千万元挪移应用，旋复罗掘各款，以资挹注，然财力究不充足，故军事不能充分拓展。当日曾有用兵十万对付滇军之议，虽全国兵数约计可得五十万人，然大半有驻防之责，或非政府所可信用，北军仅十数师，在前敌者既六师有馀，且又分驻苏、赣、鄂、鲁等省，无可再调，故斯议迄未实现。

政府对于用兵计划系取集权主义，事事由统率处裁夺施行，陆参两部几同虚设，一切军情由前敌军官直接报告于统率处，宫内即开军事会议，分别指示方法，川湘军队虽由曹锟统率，然亦无督率之全权，其后以战区扩大，欲设前敌总司令，拟以冯国璋或段芝贵充任，均不果行。

滇事初起，曾设临时军务处于新华宫内之丰泽园，其后又设立军事酬庸会，并订拟平滇爵赏及收复叙州、防守泸州之奖例。复以军队不敷，在山东招募兵士二万馀人，改十一师为第九师，而添练第十一、第十二两师，并拟抽调奉天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冯德麟（第二十八师）之部下南下备战，嗣以别有窒碍而止。

其对于他省之防堵，则湖南方面派倪军（安武军）进扎，江苏方面派北军及倪、张（定武军）两军分扎，又派轮输送北军至闽，派军舰游弋浙江、烟台、福州、广州各海面及长江各处，以资镇慑。复以前敌需械日繁，制造不及，向各省提取军械至京，以减各省之武力，然当日各省亦纷纷以军械不足为言，向政府请领，故收回各省军备之计划迄未能贯澈也。

（二）护国军之进行

护国军之名，肇自云南，盖以此军乃为拥护共和国体而起也，当日有主张称中华民国第一军，或靖难军，或共和军者，几经斟酌，乃定此名。

云南未正式独立之先，已派兵出发，至独立后，即组织护国军第一第二两军。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一军总司令部成立，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先后向川边出发，并拟添招兵士，编成七师，在省垣及各属设立征兵局，入川之师亦沿途招收退伍兵。

滇军初分两路攻川，一由昭通入叙州，一取道贵州威灵、毕节以入泸州，此外复派一支队向广西进发。其后贵州独立，乃由戴戡组织滇黔联军，分两路进行，一由桐梓进窥綦江，一由铜仁、思州进窥湘省。滇军入川两路归蔡锷节制，入泸州者，蔡自将之。滇黔联军归戴指挥，定名为第一军右翼，仍受蔡之遥制，故滇黔护国军之进行，实分五路。初时颇注重入川之三路，拟得胜后，即上袭成都，下沿长江，以取武汉，嗣北军既以大队相持，乃改变计划，转攻为守，而注全力于湘边。其向广西一路，本非重要，特为防御广东方面而设，其后第二军成立，由李烈钧统率，向桂边进行，适广西独立，广东继之，均加入护国军，李军遂入桂边，共同行动。桂省护国军北行入湘，由陆荣廷统率，五月杪已抵湖南永州，李军则拟取道广东以入赣。广东方面亦组织三军，以备北伐，四月中旬，由龙济光委任段尔源为第一军司令，马存发、李鸿祥为第二第三军司令，然迟之既久，未见出发。

五月上旬，滇黔桂粤等省组织护国军军务院，拟定条例，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任军务院抚军，公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长，摄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领政务委员长，宣言：“中华民国大总统暨海陆军大元帅一职，前已依法公承黎副总统元洪继任，大总统未能躬亲职务时，对外交沙，对内命令，以军务院名义行之。”五月八日成立，于是护国军之行动乃有统一之机关，虽前敌之事仍由各司令指挥，然关于全体之进行及对外事务，则由军务院主持，不复如前此之各自为政矣。

（三）川省战况

川中护国军之进行分三路，故其战况亦约分三点。

（一）叙州　滇省独立后，即遣兵由昭通入川，先锋队为韩太宗所率，约兵士一团，一月十八日，行抵叙州边境之燕子坡、横江一带，与四川守边军数营交战，相持一昼夜，滇军援师继至，川军退守安边镇。滇军进攻，连战皆捷，守叙州之军队出师不利，滇军遂于二十日占领宜宾县（旧叙州府城），并占屏山县。时北京所派之军尚未抵川，政府悬赏，饬将军陈宧克期恢复，陈令伍祥桢、冯玉祥、熊祥生分道进攻。伍、冯，熊者，皆北军将领，去岁调驻川境者也。三人先后至叙，均为滇军击败。滇军既占叙府，即分兵向自流井进发，志在截断成都、重庆之交通，惟兵数无多，且有川军扼守，故两军时在自流井附近冲突。二月上旬，北军驰抵叙府东北，惟大半为泸州滇军所阻，止于中途，二月杪始陆续莅叙，三月一日，包围叙城。滇军占叙之初，仅三千人，其后添招，数至二万，惟已遣若干往援泸州，叙城兵力不足，乃于二日弃城而出，退守城南之某山，而叙城遂为北军所有矣。

（二）泸州　滇军队从昭通入叙外，复由蔡总司令亲率军队经毕节以入川之永宁，二次革命失败之熊克武亦随同前往。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本驻泸州，滇军既起，纷传刘已通款云南，川局乃移刘驻扎永宁，而别调他师守泸。蔡军行抵毕节，刘即派员接洽，一月三十一日，蔡军抵永宁，刘弃城退往泸州，行至纳溪，乃据其地筑垒以攻泸城，滇军随至，占领纳溪，刘即宣布独立，截撃叙州败兵于江安。江安、南溪同时为滇军占领，复由纳溪渡江，与川军战于泸州之蓝田坝，嗣以敌军援至，乃复退至江南，时熊克武旧部在富顺县起事，刘军欲与结合，为川军撃退。二月十一日，张敬尧率兵行抵合江，与滇军接近，先后交战二十馀日，未曾收队。二十六七等日，战情尤烈，统计二十馀日问，北兵七千五百人，除阵亡不知其数外，受伤者千五百名，滇军则十营之中，营长受伤者六，战死者二，双方均不能支。滇军因子彃缺乏，于三月八日退出纳溪。纳溪、江安、南溪遂为北军所据。十七日，滇军复整军分两路进攻，十九日，占江安，二十日，占纳溪，北军死伤甚众，派员议和，滇军亦因子彃将匮，遂允其议。其后李长泰率第八师至，未及交绥而帝制取消，此间遂不复发生战争。当日纷传泸州已为滇军所占，实未尝攻陷，惟其四面均为滇军势力所包围矣。

（二）綦江　攻綦者，系戴戡所率之滇黔联合军。戴驻松坎，而令熊其勋率第五六两团进撃，二月十四日夺领川边要塞九盘子、靑羊寺、赶水、东泾等地。十七日，进占分水岭，乘胜直抵桥浜河，距綦城仅八里，而北军第七师来援，且分兵抄熊军之后，熊军遂停止进攻。二十六日，守綦北军启城出战，为滇军撃退，时北军第六师一部分由涪州上陆至綦，熊军与战于罗坪山，激战七八日，两军坚守阵地。北军逐渐增加，适蔡军退出纳溪，曹锟由纳溪调兵援綦，熊军乃退守黔边。不久帝制取消，双方停战，遂不以炮火交哄矣。当滇黔军在三处进攻时，附近之隆昌、内江、富顺、荣昌、彭水、涪陵等处，均有被陷之报，乃熊克武旧部及其他军队乘机响应，非滇黔军所攻占者也。

（四）湘西战况

贵州独立后，即分兵由镇远、铜仁、黎平三路进撃湖南。二月三日，镇远军攻克湖南晃县，此军为第一团团长王文华所率。十六日，铜仁军攻克麻阳。第三团团长吴哕鸾亦率军经黎平攻占靖县（萧靖州，直隶州）及会同县，进据洪江，复由洪江西上，进取黔阳，与镇远、铜仁两军会合，包围芷江（萧沅州府城）。守芷北军两团与黔军交战数日，吴哕鸾中彃阵亡，北军向辰谿方面退却，芷江遂为黔军占领。吴军攻取黔阳时，该地有湘军三营响应，故声势较壮，黔军复别出支队，由靖县进窥武冈，前锋已抵宝庆，附近之新宁、城步、绥宁、通道等县均在黔军势力之下。时广西尚未正式独立，贵州刘都督恐孤军深入，黔省兵力太薄，下令停止进攻，并撤军队一部分回扎黎平，此方战事遂未见发展。北军亦以统帅马继增暴卒，军队无主，中止进行，两军相持于辰、沅、宝庆间。吴哕鸾阵亡后，继任者不得其人，兵士大半溃散。三月中旬，北军增兵进撃，芷江、麻阳复为北军所有，未几停战议起，彼此遂坚守阵地。迨广西独立后，陆荣廷率师进窥永州，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相继加入护国军，不久而湖南遂亦宣布独立矣。

（五）桂边战况

北京政府既定四面围攻云南之政策，故桂边亦为用兵之地，当时即密令龙觐光督师至广西，会同桂军进发，旋明令任龙为云南查办使，龙军于一月杪由粤启行。当龙氏未行之先，曾传桂军与滇军在曲靖之罗平县交战，桂军胜利，其事确否，未能明暸。龙氏二月中抵南宁，所带祗粤军三营，馀均到桂后由陆荣廷为之编入，时云南军亦已行抵边境，为李烈钧所统率。龙军因道路险阻，进行迟缓，二月杪始抵百色，旋进兵攻击广南。三月九日，攻占剥隘，十二日，攻占广南。滇军司令黄毓成则绕道龙军北面，由泗城之西隆，节节进攻，七日，占据百色，截断龙军后路，并分兵在剥隘、龙潭方面撃毙龙军千馀人，龙军于是两面受困。先是龙氏子弟及其乡人（龙系云南人）在逢春岭招募兵丁，联结土匪，欲为龙军内应，曾由滇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函劝龙济光，速行禁阻，至是龙氏子弟遂公然举兵，旗上大书“奉袁政府命令征滇”，三月九日，围攻蒙自，并分兵袭个旧、临安。个旧兵力单薄，为所占据，旋由省兵分头剿援，撃毙三千馀名，于二十一日将个旧收复，蒙临匪众亦先后撃散。龙觐光既为滇军前后夹攻，且其部下由桂军编入者，咸倒戈相向，而广西亦于十五日独立，龙氏遂愿加入护国军，而此方战事遂停止矣。

（一）帝制运动时代之外交

帝制运动，外人均谓恐将发生扰乱，影响及于各国商务，多不赞成。当去岁十月中旬，运动积极进行，国民代表大会方始选举之际，日、英、俄、法各国即互相商议，拟为事前之忠告，二十八日，驻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氏、英公使朱迩典氏、俄公使库朋斯齐氏同至外交部，向陆总长提出劝告，由日公使发言,略谓：“恢复帝制一举，默察中国现状，恐有危险之事件发生。当此欧战正亟之时，国于东亚者，务宜愼重处事，若因处置不善而召起祸乱，则非独中国之不幸，凡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各邦，均将受其影响，愿袁总统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国体计划，从缓实行。”末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内政并无干涉之意，当由陆总长答称：“彼信政府力能完全控制全局，无庸以祸变为虑。至展缓更变国体，政府亦未便自主，现在征集民意之机关已成立，政府当惟民意是从”云云。十一月一日，复由外交曹次长访问各使，并为正式之答复，略谓：“此事完全为中国内政，既乘友谊之劝告，兹特为友谊之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政府曾叠次拒驳，乃近日此项主张日见增加，如专事压制，恐于治安有碍，政府惟有尊重民意，组织民意机关公同议决，当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时，大总统曾宣示意见，认为不合时宜，旋又叠令愼重选举，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更无急激变更之意。本国约法，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政府不得不听国民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国体一日不决，则人心一日不安，政府前曾电询各省官吏能否确保治安，该官吏均谓顺从民意解决，则可负治安之责，外人调查，自不及本国人之详确，各省亦无地方不靖之报告，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友邦协力取缔，必无发生乱事之馀地。本政府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同出一辙，贵政府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云云。此项答复，当时谓曹次长当面陈述，继乃知系用公文书式者。三日，法使康悌氏，五日，意使华蕾氏，先后诣外交部，声言奉其本国政府训令，加入日英俄之劝告，故外交部亦以同式之答辞答复两使。四日，日使复诣外交部，以前次政府答复之文，意义不明，请求明白解释，陆总长答以中国极愿从日本之劝告，但目前赞成帝制者，已有十五省之多，此系出于真正民意，且依据法律行事，政府不能干涉。十一日。陆总长复请各国公使到外交部茶话，告以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情形，并言政府无速行帝政之意，惟以民意所在，不得不从，但其间须有许多预备，政府当愼择一适当时机，如因变更国体而发生扰乱，政府必能对付，但法权不到之处，则希各国协力。

当十月二十八日三国劝告未经提出之前，政府知此举之必将发现，曾分电驻英日俄法美各国公使，谒见各国当局，声言袁总统本不以变更国体为然，但国民请求殷切，不能不舍私情而顺民意等语，惟此举为时已迟，终不能阻止各国之劝告。又四日日使诣外部请求解释之先，日本外务大臣亦曾向中国驻日陆公使质问中国政府究竟容受日本之劝告与否，并要求说明答复之内容，故除由陆总长回答日使外，并由陆公使向日政府说明帝政决当缓行。当时日本报载日本外务大臣在议院演说，有中政府回答之内容，因与中政府约守秘密，未便陈述之语。陆总长、陆公使之答复，是否仅如上述，抑尚有详情，局外殊难明暸也。

十一月下旬，外交界忽传中国将加入协约国之说，此说传自美都华盛顿，当时中外舆论，谓英法俄三国因欲扫除在中国之德人，并欲利用中国之军需品及制造场，故劝诱中国加入协约方面，又谓此事系英国主动。英使朱迩典氏平素与中国政府当局交际亲密，曾于十八日非正式访问陆外交长，以此事探询中国意旨，中国以兹事体大，遂致阴泄于外，故当日又称此事为中英同盟，并有谓同盟之内容已经提议者，其大致（一）期限十年；（二）合力驱出德国在华之势力；（三）中国对于德国之负担，全然无返还之义务。其他帝政之承认，亦为一重要之事项。更有谓系由中国驻英公使与英外务大臣在英京协议者。其中要点除不偿还德国借债及援助英国外，中国得于欧战讲和会议有发言权，且英国负有牵制德国海军，不使侵入东亚之义务。事关外交上之秘密，虚虚实实，殊难悬拟。惟日本对于此事异常注意，以为无论目的如何，与中日间与帝制问题有无关系，均应切实考虑，且日人对于排除德人势必固甚赞成，然将欧战牵入东亚，则极宜审愼，乃向英法俄三国质问劝诱之内容及真意。德国公使亦向中政府提出抗议，嗣由驻京英使声言并无此事，复经驻日英使于二十七日向日本外务部传达本国政府之意旨，谓英国非与同盟国之日本协议之后，决无与中国缔结政治上的性质条约之理，而北京外交部亦于外报发表否认文，谓中国政府既未从协约国中任何一国接到此项提议，亦未与之开此项会议，且中国亦从无背弃中立，加入交战国之意，于是此风说遂无形取消矣。

（二）帝制承认后之外交

前次劝告经外交当局答复后，表面虽似停顿，五国政府仍相互密商，协定于适当时机，采适当之手段。十二月十一日，袁总统宣示变更国体，十二日，承认帝位，五国公使遂于十五日访问外交总次长，仍由日使发言，略谓：“中政府前曾声明，对于恢复帝政，不急遽从事，且允担保境内治安。以后日本及其他四国，对于中国决取监视之态度。”陆总长答以现在投票决定，虽已告竣，帝政尚未实行，深望各国尊重中国主权，各公使乃宣言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同时政府曾令外交部以投票结果，及代行立法院两次推戴书暨总统先辞后受之两次申令，译成各国文字，照会驻京各使，以表示此举确系五族人民之真意。其正式通告改变国体之公文，虽经拟撰，惟以诸多障碍，迄未送递。故当日定议，对外仍称民国，一面电令驻外各使探取各国对于此事之态度如何。传闻帝制成立后，五国中之某国，颇有承认意，后经其他之一国宣言，欧战未了之前，联盟国中，不论何国，不应承认中国之新国家，事遂中止。迨改元洪宪后，中央暨各省对外公文有用洪宪元年字样者，外人均将原文退还，不得已改用西历，乃始收受也。

（三）云南起义后之外交

云南事件发生后，外交界非常注意，即集会法使馆，筹议对华政策。法使以滇越毗连，关系较为密切，十二月二十七日，曾赴外交部探问情形，政府因云南通电有“列强干涉，民气骚然，外侮之袭，责有攸归”等语，且民间亦疑政府因帝制问题，曾有某种权利秘密许与劝告之各国，极欲有所表示，以靖民心，故除藉参政院质问外交当局以为解释外，并向外报发表意见，声言甚望前曾劝告中国之各国政府宣布未尝向中政府要求何种权利，然各国对于此非正式之宣言，迄无何等之表示也。十二月杪，北京某某两报载称，法国已允中政府由滇越铁道进兵，法使以该报所言全非事实，向外交部提出抗议，由内务部飭令该两报更正。一月上旬，各国公使因云南态度业已明暸，相继向政府质问办法，旋由政府覆称：政府对于滇事，不难克期平定，倘或外人受有损失，政府当任赔偿，嗣又致函各使，谓各国商民如有接济党人军火，一经查出，当实行收没，其有与党人私订合同条约者，中央政府不负责任。同时特派周自齐赴日，补贺日皇加冕，并赠送勋章，虽未见明令，然周氏已预备一切，并派随员先行，日使亦已订期祖饯，十六日，日使忽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外交部，托言有他种障碍，请周使暂缓启行。当周使奉命之初，外间纷传，佥谓此行于国际上有重大之关系者，迨经日人辞谢，谣言始寝。

自滇省起事以后，至帝制取消以前，驻京各国公使时向外交部非正式交涉，因当局均守秘密，故确情无由而知，三月中旬，传闻各公使因战事蔓延，拟提出重大之警告，适政府以川湘捷电分送各使，遂尔中止。迨帝制取消，政府即派外交曹次长通告外交团。五月上旬，民军攻占山东潍县，政府因闻有日人援助民军，胶济铁路为之需送军械，且在山东之日军官有暗中联络民军等事，特向日使诘问，而日使则以中政府所提出者，在日本方面，均无其事，惟当潍县开战时，鲁省军队曾攻击守路日兵及铁路列车，有日商日兵各一名被害，转向政府提出抗议，且欲解决前时未解决之山东警备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