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过去的人——奥斯卡.迪尔旺加1895-1939

序

除去关于对“普通德国人”和“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两类人解释上的分歧，还总是能牵扯到正常人和“精神病态者”的争论。对于迪尔旺加部队的研究也不例外。答案似乎很简单：除去那些在战争末期加入的政治犯以外，构成这支部队主体的是德国军队和集中营中的犯罪分子。但是，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本身就是一个罪犯，即使是按照第三帝国的道德标准来看，迪尔旺加也是一个”不正常者“。在后人令人欣慰的一致看法下，迪尔旺加和他的部队被视作一个本就魔怔的制度下的“更变态者”。但迪尔旺加本人也是一个社会，乃至时代的产物，从他的一生也可以对时代洪流中的德国进行一个管中窥豹的观察。作为一名纯粹的NAZI士兵，迪尔旺加既为战争所困，又是政治激进分子，也是个不合群的“屠夫”。

战争如地平线

奥斯卡.迪尔旺加（Oskar Dirlewanger），出生于1895年9月26日，1945年6月7日死亡。自1913年开始服兵役以来，迪尔旺加在一战中在各类作战单位中持续作战了至少3年之久。他的“终结一切的战争”总共持续了8年（1913-1921）。1936年开始，迪尔旺加进入秃鹫军团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历经3年，然后回到德国试图加入武装党卫队。1940年，迪尔旺加正式活跃在二战的舞台上。奥斯卡.迪尔旺加总共历经了大约17年之久的战争。战争占据了迪尔旺加50年生命中的34%,他成年后的53.13%。尽管，迪尔旺加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中度过——威廉二世的德国。

奥斯卡.迪尔旺加出生于德国南部施瓦本的维尔滕贝格（Würzburg）。1900年举家迁移到斯图加特（Stuttgart）。1905年搬迁到该城市的郊区——埃斯林根（Esslingen），迪尔旺加来自一个中产家庭，据本人回忆，他的父亲“冷静、聪明、节俭”，迪尔旺加跟父母的关系是“和平的”，家庭资产“既不穷也不富”，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家三口。

迪尔旺加在进入一所翻新的中学学习并毕业（尽管他的教育不包含人文文科），尽管迪尔旺加到目前已注定是进入私营部门，但他同大多数狂热的同窗一样，在1913年4月1日便早早进入了军队（符腾堡陆军，另：正常征兵是在10月）。因此，当一战爆发时，迪尔旺加恰好处于一年兵役的结束阶段。

迪尔旺加在一战中的第一场战斗是在8月2日，当时他正在第123“卡尔国王”掷弹兵团服役，正从乌尔姆（Ulm）经比利时进入法国。在混乱的总动员中，已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部队也被视作帝国常备军的一部分。迪尔旺加所在的单位是“施利芬计划”的先锋之一，而迪尔旺加是在该团损失最惨重的时候投入到战斗中去。

或许读者可以想想，这段经历会成为迪尔旺加性格的试金石。遗憾的是，除了他的履历、他的负伤次数、他的勋章。几乎没有其他方面关于他的一手资料。研究迪尔旺加性格和战斗二者关系间的关键因素则更少：他与敌人的第一次接触、首次踏入他国的领土，以及为应对狙击手威胁而将比法的平民视作潜在威胁（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手资料可以阐述迪尔旺加对这些事的态度）。迪尔旺加为期一年的训练是机枪手，换句话说，在战场上，迪尔旺加是一个被“重点关照”的对象。机枪在一战中并不新鲜，早在日俄战争、非洲和巴尔干等地区便投入使用。1914年的新情况是，两支对垒的陆军中有大量的机枪，德国人则认为这是“步兵不可或缺的”。战争伊始，机枪并不是步兵营的永久组成部分（主要是重机枪，数量不多，机动性不佳），因为双方都在西线采取运动战的姿态迎敌。从1916年开始，堑壕战导致双方的指挥官开始更青睐轻机枪，并逐步将其编成步兵单位的基本要素。在1914年，有323个步兵连各配备6挺机枪；到了1918年，有近2500个步兵连各配备12挺机枪，因此毫不夸张的说，机枪俨然成为了战场上的“骇人女王”。

士兵迪尔旺加，在战争爆发后的4个月后脚部便受伤，经过长时间治疗后，于1915月6月重返前线。1915年9月，迪尔旺加再次受伤，这次是在战斗中手臂被寒冷的铁器所刺穿，导致他失去了40%的行动能力。迪尔旺加是极少数在这种伤口下幸存的士兵之一（得此伤而幸存者只占总数的1%），考虑到战壕中的各种工具——匕首、磨尖的铲子、刺刀——以及这些工具的功效，这并不惊讶。刀刃比子弹更具杀伤力：它们是近战搏斗中的勇气，代表着人类千万年来最简单粗暴的原始本能，是那场大战中最不为人知的武器。1916年9月，迪尔旺加被调到符腾堡第7静态师（Defence Division）参谋部担任机枪课程教官。在此期间，依照德国陆军惯例，迪尔旺加也晋升为士官，根据其在战争中的表现，在直指要害的教学计划中向训练中的单位传授经验：在炮火下突击。这个阶段的奥斯卡.迪尔旺加完美体现了一个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形象。他从士兵的队伍中崛起，为新一代的士兵提供宝贵的经验，使其在前辈的基础上，为德国做出最后的、决定性的努力。他们被训练成步枪手，擅长无声行动。利用地形的特点接近敌人的阵地，以迅速开火和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考虑到上述要求，机枪队必须和突击队一样具有机动性。因此，教官设计的课程包括体能训练——障碍赛，以及全负重参与演习。技术训练——使队员们可以承担不同的职责，模拟失去队长、观测员等不利情况。射击训练——白天和晚上，佩戴防毒面具等等。

在1916年11月正式履行教官的职责后，迪尔旺加并不满足于现状，因此他在1917年4月再次请愿回到前线。然而，上文提到，左臂的贯穿伤导致他的左臂永久性僵硬，甚至影响到了手腕的使用。1960年对迪尔旺加的尸检报告检查了其骨骼，显示了他的右脚具有严重的骨折，其严重程度表现在右脚已经形成了骨痂以及畸形的大脚趾，还有便是左肩的轻度变形以及高低肩。这两处伤口均是迪尔旺加在一战中受的伤所致。尽管有这样的缺陷，迪尔旺加还是被提升为少尉，并仍然待在第7静态师内，担任第121步兵营2连连长，这个连只由机枪手组成，是迪尔旺加在前一年训练新兵的成果。

在东线的作战标志着迪尔旺加战争经历的第二次断裂，遗憾的是，目前尚无一手资料可以得到迪尔旺加在他的一战中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时期的服役信息。在俄国的战争已经是一场运动战，这并非没有原因：当迪尔旺加抵达前线时，俄国陆军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和西线的拉锯战无关，迪尔旺加则在东线第一次获得了对俄国的“初印象”：在一个想象中的无限空间里与未知的敌人进行对抗。如果说一战中有一个实验室研究对敌人的种族恐惧，那就是东线。士兵们的信件一次次提到人口的肮脏、低劣和原始性。实地的观察强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对东方人口的本质主义观点。迪尔旺加一直在东线待到1918年11月，在此期间职务和军衔不变。

迪尔旺加所在部队的一个人曾记录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些情况：战争结束后，我们营正处于从俄国南部通往祖国的道路上。我们本应被拘禁在罗马尼亚，但迪尔旺加中尉决定继续前行，直至回到祖国。其他连队的一些成员不满他们指挥官的决定，自愿加入迪尔旺加的队伍。“D”中尉让他的部下保持了高度的纪律，并通过巨大的危险和努力带领我们回到了祖国。在我们的战友迪尔旺加回到祖国后，很少能有军官能像他那样受到士兵们的爱戴。这是对他努力的回报，他至少阻止了600名士兵被拘禁的命运......（Article in the Sangerhausener Zeitung, 14/7/1932, in ZStL, 502 AR-Z 27/73, vol. 489, folio 37）。这篇文章肯定没有脱离塑造战争期间“英雄”和记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合谋，在写作时，他们都是冲锋队的成员。然而，叙述者似乎是这场“奥德赛”的亲历者。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没有什么会使这场艰难的旅程失效，也没有什么会让迪尔旺加在这场行军中所表现的人格魅力被剥夺——回到这一点——奥斯卡.迪尔旺加拒绝被边缘化或让他的士兵们被抛弃。

迪尔旺加既是战争中的幸存者，也是一位深谙战斗的专家，他熟知手榴弹、刺刀、步枪和机枪的用法，这也正是他被选拔为教官的资本。在许多方面，迪尔旺加的一战经历可堪称是二十世纪初一名战士的典范。然而，这并不能作为迪尔旺加一个确切的肖像而被接受：绝大多数参战者能在迪尔旺加的经历中认出自己，但迪尔旺加性格中的一些元素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迪尔旺加的经历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极度战争渴望。迪尔旺加在炮火洗礼下的态度，行动，在后来装饰他的理由中被经常提及，其特点是勇猛、个人战斗素养优秀、以及“渴望实现”。这既表达了对旨在使士兵既有纪律又有自主性的训练所形成的规范遵守，又体现了相对战斗而言不那么大的吸引力。毫无疑问的是，奥斯卡.迪尔旺加几乎是立刻爱上了战争，甚至是到了根本无法接受因伤残而远离前线的程度。

战争对迪尔旺加有一种莫大的吸引力，但对他在文化层面上的评估，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迪尔旺加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包括信件，让我们如何看待他对于自身被卷入这场世界大战的态度有了更多的疑问。无疑，迪尔旺加紧紧抓住并坚持一个愿景——与德国结盟对抗“敌人的世界”，在比利时（迪尔旺加很快失去了区分平民和军人的能力）、在俄国（以殖民主义为标志），对十字军东征的回忆，以及对一个被指责为野蛮和落后的对手的民族认知，无疑也使他活在一个被视野所困的高墙堡垒内。

新瓶装旧酒

迪尔旺加的复员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他重新融入新的德国社会，并摆脱和战争的关系。但迪尔旺加的复员严格来说也并非是“复员”，迪尔旺加此时分别隶属三个单位：魏玛防卫军第21旅、符腾堡第13旅和斯普洛瑟将军的符腾堡志愿军（Wurtemberg volunteer section）。这3支部队皆来自自由军团。在国内起义肆虐的局势下，迪尔旺加起初在符腾堡地区镇压GC主义者的罢工活动。在迪尔旺加的指挥下，一辆装甲列车驶过斯图加特周边的小城镇，里面是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机枪连的士兵。在出生地打过仗后，迪尔旺加于1920年3月离开了符腾堡，参加了打击鲁尔区GC主义起义的行动。1921年，迪尔旺加又参与了镇压萨克森和图林根中德地区叛乱的行动，镇压的高潮发生在和马克斯.霍尔茨（Max Hoelz）武装反叛团体的对抗中。

1921年3月26日，星期三。约300人的GC武装团体冲进了位于起义地区西北边缘的小城桑格豪森（Sangerhausen）。2天前，KPD地方部门呼吁大众进行总罢工，并积极支持几天前爆发在邻近曼斯菲尔德（Mansfeld）市的起义。GC激进分子占领了桑格豪森的公共场所和政府建筑。并开始向该市的精英们索要金钱、衣服和食物。霍尔茨和他的手下主要袭击的目标是钱财，他们破坏了通讯，并劫持了一些贵族作为人质。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抢掠大量的钱财，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支持罢工和叛乱的必要条件。同一天，迪尔旺加的装甲列车进驻桑格豪森的车站，与霍尔茨的人对峙。与头脑一热的GC分子相比，迪尔旺加方显然占据上风，他们有更好的武器和训练。迪尔旺加的对手很快就在当天下午退出了城市。在交火中，总共有7名士兵、3名GC分子和3位居民丧生。根据德克.舒曼（Dirk Schumann）的说法， 桑格豪森事件对当地的居民产生了创伤性影响，这倒不是双方的交火，而是因为爆炸物的使用在该市造成了严重损失。有趣的是，非GC报纸将桑格豪森事件中的霍尔茨团体形容为“土匪战争”。在我们看来，这种语义上的转变表明，敌人是如何从一场“战争”转移到另一场“战争”的：迪尔旺加第一次与被标记为GC主义者开战，但将霍尔茨团体的行为视为合法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人民将这些内乱视作战争精神病，而反叛分子将这种起义视作战斗，那么迪尔旺加将其融入到针对“敌人的世界”大战中的延续也就不足为奇。在桑格豪森的战斗中，迪尔旺加第四次受伤，这次是头部。迪尔旺加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子弹切开了他头部的顶骨，却是在没有实际接触到顶骨的情况下到达了大脑，这导致他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演员”们意识到了“解放”桑格豪森与从前的战斗完全不同，社会已经不是战前的模样，虽然国家作为避难所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但规范行为也不是战前那样了。政府认为迪尔旺加的某些行为是非法的，于是，1920-1921年，迪尔旺加两次因藏匿武器而被判处短期监禁，第二次是发生在桑格豪森事件的几周后。第二次导致迪尔旺加在监狱里蹲了两周的牢，出狱两天后又加入了自由军团，前往上西里西亚作战。因此，迪尔旺加在1924年前一直都在自由军团麾下战斗。

无疑，战争并不是迪尔旺加生活的所有，但它画出了他人生的地平线，构建了他的期望，决定了他的行动。当然德国战败后的这场“战争”并不像凡尔赛签署的那场大火，如此激烈，如此绝望，以至于迪尔旺加拒绝接受那场大火的结局，但他却接替了它，继承了它，尽管迪尔旺加根本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连续性的解决方案。迪尔旺加在1919-1924年最后几次值得注意的“军事行动”都失去了其战争的性质。同时表明了魏玛政治生活的某种正常化，以及政治与军事或准军事活动之间的日益融合。迪尔旺加参加的最后一次此类行动是1923年派遣斯图加特的警察动用装甲车前去支援慕尼黑NSDAP的“啤酒馆政变”，但最终失败。如此，迪尔旺加人生中第一阶段的战争生活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奥斯卡.迪尔旺加是一位29岁的活动家，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因为战争的经历和痛苦的记忆而被打上了不可逆转的烙印。在这12年中，战争从他的视线中短暂消失，然后在1936年再度入侵他的世界。这一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加入了秃鹫军团，但目前的资料对他在这3年中的战斗记录少之又少。

奥斯卡.迪尔旺加军事生涯的延续与他所创建的部队的命运融为一体，这支部队以他的名字命名，实际上，他也一直领导着这支部队，直至第二场“凡尔赛大火”的最后。在这支部队中，他重新投入了在一战中和“延长战”中积累的知识。迪尔旺加拥有丰富的战斗和部队领导经验，在突击技术和堑壕战方面接受过扎实的训练，并曾担任过这些技术课程的教官，他可以在创建和组织他所领导的部队时从这些技能中挑选并加强他的下属。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重新投入了大战的经验，这是一个最终由在起义肆虐中的德国的战斗完成的肌肉记忆，在那里，迪尔旺加和自由军团与没有制服的敌人作战，他们以游击队的形式而不是正规军事组织与迪尔旺加作战，最终消失在平民中。这最后一次经历使他面对了一场非典型的战争，是他在白俄罗斯、波兰和斯洛伐克领导了4年的游击战争的前奏。就像在图林根和符腾堡的城市街道上一样，白俄罗斯森林和华沙街道的对手也是“敌人的世界”中派来击打他的使者；也正是就像在反革命战斗中一样，难以区分平民和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