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皮尔·卡丹：他如何影响了中国设计师们？

“过肩长发，紧身牛仔裤，蛤蟆镜”，这一在上世纪80年代被视为“二流子”的标志性形象，相信许多人还印象深刻。一张露肩女性照，甚至一个裸体婴儿照都被认为是色情图片。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污染必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号召大家应当解放思想，首先从穿着开始。领导人首先带头穿西装，并鼓励女同志“穿太空褛，发型也可以改变”，不然外商看到我们不分男女老少、整齐划一的穿着，也会认为是“奇装异服”。

毫无疑问，被禁锢多年的思想，不是靠一句口号式的“改变”即刻就会改变的。上世纪90年代全国最知名的设计师之一——刘洋的亲身经历，即可反映出人们思想的转变其实是怎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刘洋于1999年获得了广州市政府颁发的“广州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颁奖当天，观众云集。 组委会还特意安排了50米长的红地毯走道。 当政府相关负责人发现刘洋顶着他那头标志性的“爆炸头”长卷发来参加颁奖大会时，组委会负责人特意打电话请示了当时的相关市领导。 市领导回答说“那看可否请他把头发扎起来。人来也来了，总不能不上台领奖啊。”

于是刘洋扎着一头长发， 身披红色“十大杰出青年”绶带，在两边“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中，走了50米长道，上了奖台从市领导手中拿过了荣誉奖状。 不过，刘洋这一“时尚”形象最终还是被电视台剪去——刘洋的身影最终没有出现在公开播放的电视镜头中。 而当时在家中热切盼望着在电视上“看”到儿子的刘洋母亲，最终也没能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儿子。

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即使到了世纪之交时，一个时装设计师的形象还尚遭遇这样的待遇。可以想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时尚是在怎样的一片极其扭曲的思想境界里，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再次拉开被封尘多年的面纱。而这份面纱，最早是由一位外国人拉开的。

1978年12月的一天，一位前额稍有些秃顶的高鼻梁中年欧洲男子，身着一件宽肩长款呢料大衣，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昂首阔步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其两边，是排列着好似夹道欢迎长队的路人，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异国来客。他，即是第一个将时尚之风带到文革后的中国的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

皮尔·卡丹能成为这个第一人，除了因为其一直以来向往中国，另外还因为一个重要的引荐人——宋怀桂女士（另一说为“宋怀佳”）。1994年第4期《北京纪事》的记者刘一达曾亲自采访了宋怀桂，并且详细介绍了相关引荐过程。宋怀桂的父亲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加入国民党，曾与蒋经国共事；母亲是一位英语教师。也因此，宋怀桂家庭与当时国家的领导人有些交集。宋怀桂的先生是保加利亚的壁挂艺术家万曼，由于当时政治原因，两人是在周恩来的特批下结婚的。而宋怀桂与皮尔·卡丹则是在万曼夫妇两人在巴黎的一次画展上相识的，卡丹买下了他们的一幅壁挂。从此宋怀桂与卡丹成为了朋友，并且同时也成为了扭转中国时尚命运的里程碑式人物。

1979年4月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文革后的第一场中国时装秀。《中国周刊》(China Weekly)采访了当时参与报道此事件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音译Li Anding）。据李回忆，这次时装秀仅限于“官员及服装业的专业人士”，而令其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自信美丽高大的模特儿”与“穿着蓝绿装的害羞的观众”之间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害羞”，即使到21世纪初，还未完全消退。据知名设计师吴海燕回忆，在其2002年在杭州市的一次时装秀上，当露肩露背的女模特儿走到T台前端时，坐在第一排的领导同样整齐划一地“低下了头”。

卡丹对中国时尚产业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众所周知的做了第一场时装秀，训练了中国第一批模特儿，开阔了中国人对时尚的视野。其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设计师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兄弟杯”中国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首届金奖得主、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吴海燕曾经讲述了她第一次去巴黎参观卡丹工作室的一个令其印象深刻的故事：

“我注意到他的书架上有一叠图片。那些图片都是非常漂亮的建筑物照片，其中一幅看上去好像山上的一双眼睛。在一片黑暗中，这双发光的眼睛非常醒目。我仔细看过后才知道那其实是一幢建筑物，但被造成了眼睛的形状，所以远看好像山上的一双眼睛。我以前在读书时就看到过这幅照片，因此当我再次看到它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卡丹先生告诉我那个建筑物就是他本人的设计。当时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在此前我从未想过原来服装设计师也可以做建筑设计。”

卡丹对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时尚业来说，是绝对的“巨星”级人物。同样是中国时尚史上最风云的人物之一王新元也曾经回忆起他的追星经历。1985年的一天，尚在苏州丝绸工学院（现并入苏州大学）读服装设计的王新元，听一个校友说可以弄到2张皮尔·卡丹的时装秀票子，便拖着一位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从苏州一起坐了数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了上海。谁知刚到上海，校友就说票子没弄到。师生两人很是沮丧。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涉时装圈的人来说，卡丹是个神圣的名字。能亲睹其个人风采与设计，是许多设计师梦寐以求的。对于一向做事不做到底不放弃的王新元来说，就这样回去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而此时秀场的门口，已有三道武警守岗。看那架势，没有票子是绝对进不去的。

同去的老师看到这威严的气氛，很快就打起了退堂鼓。新元却依然不放弃。他想这样的活动肯定有相关负责人的。所以他对武警说，自己不是来看秀的， 而是找人的。正说着，一个貌似工作人员的人从秀场内走出来， 新元就顺口问此人：“你们那个领导叫什么来着？”， 工作人员问道“你说谭老师吗？”“啊，对，谭老师”， 新元就对武警说“是的，麻烦你们叫下谭老师。” 武警则派人去找了谭老师出来。几分钟后，就看到一位干部模样的妇女风风火火地跑出来，说“谁找我啊？” 新元赶快凑上去说“谭老师，我们是苏州丝绸工学院的，我们的模特儿班想请您去指导。”或许也是心有灵犀，谭老师脱口应道“你们是来看表演的吗？来来来。”就这样，一个学生就带着老师就“混”进了这个当时只限“内部人士”观看的国际时装秀。谭老师直接带两人进了后台，就去忙别的事了。

很快演出要开始了，工作人员开始清场了。眼见这两个无所事事的人又要被清场出门，恰好给工作人员发盒饭的时间也到了。谭老师又赶过来很热心地问两人是否吃过饭了，一听没吃过就又给了他们两份盒饭。有盒饭在手，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作人员”。就这样，新元在后台，头一次目睹了大师走秀的全部真实的过程。

卡丹还是最早看到中国服装设计潜力的海外专业人士之一。2002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曾经采访过卡丹。他认为，中国的服装设计师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高端时装市场的领军人物。而纵观近10年中国服装设计师的迅速发展，从四大时装周的不见踪影到如今全面登陆四大时装周；从近零的海外媒体报道，到不断有重量级媒体关注中国服装设计师；从整个中国市场充斥了真假洋货，到如今中国本土品牌已占据大半壁江山的局面，卡丹的预言毫无疑问是颇具前瞻性的。

不过，卡丹在中国时尚史乃至世界时尚史上都是个有争议的设计师。对其最有争议的一点便是他将自己的品牌贩卖得无处不在。高峰时期，其商标被售至140个国家的900多个特许经营商。直至最后，不仅仅是服装、皮鞋、领带这些服饰品上看的到卡丹，食品罐头、打火机、电脑甚至工业机器上都是卡丹的名字。整个市场，充斥了真真假假的卡丹品牌。而曾经被视为高级时装的卡丹品牌，也因为毫无节制的贩量式特许经营方式成为高端市场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