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怎么塑造我们的人生的？——《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小结

沙利文与人际精神分析

一、起源

传统精神病学的偏见

在埃米尔·克利佩创立的传统精神病学的眼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与世隔绝的，且他们的孤独与自闭似乎是咎由自取的，他们精神混乱，有着“不正常”的体态和行为，并永远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使得没有人愿意与他们接触或是建立任何亲密的联系。传统精神病学为这些患者“安排”的最终命运更是悲观的：这是一种神经生理性疾病，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只有一个未来——看着自己的生命随着时间不可避免地凋零。

沙利文的质疑

在多年的对于精神病人的临床经历后，沙利文发觉传统精神病学对于这些患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临床经历是大相径庭甚至是矛盾的，精神病人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所处的人际环境相当敏感，而这种敏感常常对他们造成伤害。

人际精神分析的雏形

关于精神病人的颠覆性的新发现使得沙利文转向了对人际环境的研究，并将此当作精神病学的新方向。沙利文从多年的精神病学临床经历得出：个体以及其人格/自我与环境不可分割，人格/自我产生于人际环境，并一种持久的互动模式在其中表现出来。

理论核心

沙利文人际精神分析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两个概念：焦虑与自我系统，笔者将在下文探讨这些概念并简要阐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二、焦虑 

双重角色

焦虑在个体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双重性的，它既是塑造自我，决定个体经验形成方式与他人互动模式的病理性因素（详见自我系统部分），同时又对人际和社会交互系统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对整合倾向的破坏

人寻求满足的需求具有先天的整合倾向，当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处于紧张/恐惧状态，并要求照料者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整合倾向的本质就是将他人拉近，建立与他人的互惠关系，并贯穿所有的人生阶段。

但焦虑能够对人的整合倾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焦虑来袭时，人寻求满足的需要变为失整合倾向，婴儿在此时无法接受喂养与拥抱，甚至无法睡觉，而成人在此时则会失去情感，思维以及亲密等能力

对共情联结的消极影响

婴儿具有共情联结的能力，会受到周围人情感状态的影响。当照顾者感到焦虑时，这种焦虑便会被传递给婴儿，使其感到紧张，但这种紧张不能通过寻求满足的需求来解决，因为要缓解紧张的人恰恰就是给其带来焦虑的人

对焦虑的区分

对焦虑与非焦虑的区分是儿童经验中最重要的区分。当照顾者能够得心应手地对婴儿需求做出反应并对其满足时，照顾者便是非焦虑的，于是传递给了婴儿非焦虑的经验组合，形成了“好母亲”的形象；当照顾者不能够对婴儿的需求做出任何反应时，照顾者就处于焦虑的状态，此时婴儿也就被传递了这种焦虑的经验组合，由此形成了“坏母亲”的形象。

对于照顾者传递的情感状态，婴儿的体验是完全被动的，对于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主导ta的生活，婴儿更是无能为力。但这一被动无力的状态并不是永久的，不久全新的心理阶段就会在就”焦虑区分“的带领下到来，给婴儿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并为其带来对抗焦虑的强大武器

三、自我系统

自我系统的形成

自我系统的形成分为四大关键步骤，分别为：被动地体验各种心理状态（详见”焦虑“部分），对照顾者进行预测，行为价值的赋予以及塑造自己的行为，笔者将在下文详谈后三步步骤

对照顾者进行预测

在此阶段婴儿能够通过面部表情，体态的紧张程度以及语音语调来判断自己身边的照顾者会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好母亲“还是将焦虑状态传递给自己的”坏母亲“。

行为价值的赋予

在此阶段婴儿认识到了”好母亲“与”坏母亲“的出现与自己的行为有关，当自己做出了让照顾者放松的行为并因此得到赞赏时，婴儿便会为类似的一系列行为赋上普遍的积极价值——好我；当自己做出了让照顾者感到紧张的行为并得到批评时，婴儿便会为类似的一系列行为赋予普遍的消极价值——坏我。然而行为价值的赋予还存在一种例外，当人接触到强烈的焦虑时，会忘记焦虑前的体验，因此当婴儿做出某些引发照顾者强烈焦虑的行为时，由于共情联结给婴儿带来的强烈焦虑，ta会忘记自己的这一行为，将其作为自我中解离的一部分——非我。

塑造自己的行为

在此阶段婴儿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能够被自己所塑造，因而就通过对行为的塑造，对经验有了更多的控制，使”好母亲“而非”坏母亲“更经常地占据主导，自我系统也就因此发展出来，在为个体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人格发展。

自我系统/焦虑对个体的塑造（接”焦虑篇“双重角色部分）

为了避免自身的焦虑，自我系统会使儿童适应于照顾者决定的环境，以此避免照顾者焦虑水平的提高，因此可以说儿童的人格雏形是由照顾者的焦虑/自我系统所共同塑造的

自我系统的策略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敏感性，焦虑从中产生，为了使自身远离焦虑，自我系统从早期人际环境中泛化出一种策略——安全操作，在我们焦虑之时将我们带往熟悉之地，以带来短期的焦虑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代价：我们的心理会长期保留这种焦虑情境，因此安全操作相当固执，潜藏在最深处，以突出病症的方式显现，唯有大量的分析才能改变。

自我系统的变化

当焦虑出现时，自我系统会占据主导，实行安全操作：选择性地筛选进入意识内容的经验，引发过去缓解焦虑的经验，并自主地塑造互动中另一方的形象（“坏母亲”变为“好母亲”)，然而自我系统虽然稳定，但并非永远不变。

当焦虑不再构成威胁时，新的寻求满足的需要就会出现，自我系统的限制就变得宽松，逐渐退居幕后，新的，更高级的人际整合因此形成，旧的焦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四、沙利文的继承与超越

继承

弗洛伊德认为快乐与对快乐的防御调控之间会形成张力，而经验正是从这张力之中形成的，沙利文吸收了这一理论，创造出了人际精神分析的经验学说：人类经验是在满足与安全之间的张力中形成的。

沙利文与自我心理学在个体与环境互动关系上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流派都将精神分析研究的重点从个体心理内部转到了对个体与环境互动关系上，且认为照顾者以及其创造的养育环境对儿童的心理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超越之精神结构与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垂直组织的，病人的内部充满了危险的，反社会的性欲和攻击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而冲突的程度取决于个体先天具有的力比多和攻击性的多少，防御为了对抗这些冲动而被建立，最终冲突区域会被压抑所掩盖，而内部力量的对抗消耗了本应用在正常生活中的能量。 

自我心理学认为心理结构是在先天的驱力与互动形成的自我的交互中形成的

沙利文认为心理是完全社会性的，生活困境不是由冲突的先天特性导致的，而是由所在人类环境的反应导致的，个体的焦虑水平由照顾者创造的早期环境的焦虑水平所决定，过去的关系给病人带来了焦虑与痛苦，病人就会在当前的关系中进行安全操作，来避免过去的痛苦在此重现。

沙利文对自我的理解是复杂的，多重的和去中心化的，我们为了适应与他人的互动体验/人际关系，就会通过瞬时的记忆和预期变换地改变对自己的建构，实质上这是一种解离的过程，将不能相容的部分区分开来，因此虽然我们感到内部有一个类似客体的自我存在，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多重自我组织，即自我系统（我们所认为的自我）来制造幻觉以驱散焦虑

超越之临床技术

弗洛伊德从精神内部结构入手，做出病人的内部动力机制的假设（例如俄狄浦斯情节），因为非指导性是病人自主性的前提，引导或提问会破坏自由联想的清晰性，也不能带来清晰的解译阐述，所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不对病人进行引导或提问，只是静待病人被压抑的愿望和幻想在自由联想中浮现，并对其自由联想中的潜在动力进行解译，揭露其中隐藏的内容

沙利文认为病人对自我系统降低焦虑的安全操作理解的越多，就越有可能做出知觉层面的改变，但自我系统会在表面上掩盖焦虑，使病人系统地忽略经验中的重要细节，且每个人对语言的使用都是个性化的，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理解其语言的真实含义，尤其是涉及深层情感和经历的时候。因此分析师会主动询问情况，寻找被忽视的互动，了解病人的人际环境，理解他是如何重演自己的人生命运，并使病人性格中的安全操作的局限性在和分析师的关系中重现。

超越之强迫症

弗洛伊德认为强迫症的控制性源自于肛门期欲望的伪装或是反向形成的防御，而威廉赖希认为强迫症的控制特性是想要超越或赢得他人权力的体现，通过伪装或反向形成的防御表现出来

沙利文认为强迫症患者由于童年经历而害怕人际关系，因此以控制特性对预期的焦虑或羞辱进行防御，来解除他人对自己的攻击需求

五、当代人际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融合与发展

克拉拉·汤普森，当代人际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融合了费伦齐与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学说，因此当代人际精神分析同时表现出这两大学说的主要特点：对过去与当前关系联系的重视以及社会化影响，但也与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在许多方面分道扬镳。

费伦齐认为分析师不应该作为客观中立的观察者，而应该进入到与病人的当前的关系中，给予病人真诚的关切，来帮助他们克服过往的创伤，当代人际精神分析吸收了这一点，将分析师的反移情作为分析过程的重要步骤，使分析师成为当前关系的充分参与者，与病人共同创造且冲服其以往的人际模式，而非对自身不可避免的卷入进行否定。但这一观点与沙利文对于分析师角色的定位是截然相反的，沙利文认为分析师对于自己和病人的关系应该采取参与式观察，要避免自身的过度卷入，使自身的焦虑与安全操作出现在当前的关系中，这对于治疗是丝毫没有帮助的。

弗洛姆认为我们都深受社会化影响，出于对孤独的恐惧，会迫于社会的需求去塑造我们自己。这一观点同样给人际精神分析带来较大的影响，当代人际精神分析对于性格的概念越发重视，更为关注病人现在的互动模式是如何受到早期关系的影响，并通过其与分析师的关系来了解病人是如何整合与他人的关系的。这与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些许不同，沙利文也认为应当了解病人当前的人际互动是如何受到早期关系影响的，只不过沙利文更专注于对于病人过去的人际关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