鸱尾演变浅说2：写在变革前——从时代背景谈起

1.一件“洋为中用”的三国陶楼

在上一篇鸱尾演变浅说1中，我曾在第五种提及一类“起翘幅度较大，侧面呈叶状”的鸱尾形象，这种“叶状鸱尾”在汉代陶楼中并非主流，其形象也不甚准确，但襄阳博物馆的一件三国时期黄褐釉陶楼却细致的表现了这种鸱尾的特征。这件出土于樊城的陶楼在门楼、正脊、垂脊处都有“菩提叶状鸱尾”，从侧面观察可知，“菩提叶状鸱尾”端部仍沿袭汉代旧制，用一个或几个瓦当封口，在最上部装饰以“菩提叶状鸱尾”。而这种叶状鸱尾的真实面目，或许就是秦砖汉瓦博物馆中的一件汉代无名瓦构件，此构件瓦当与鸱尾一体连做，在端部还开孔用以固定，加之其较大的体量，我们完全有理由确定，这是一件具有结构意义且兼顾外观的鸱尾，而汉末三国时期就是鸱尾开始由结构性向兼顾美观过渡的开端。

这座陶楼由门楼、院墙和二层楼阁组成。楼阁下檐为悬山式，通过平坐承托第二层。屋顶为庑殿顶，立有相轮塔刹，与《魏书》中记载三国人笮融修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的浮图祠别无二致。被改造的“叶状鸱尾”可能与楼阁上的相轮一样，是佛教东传初期于建筑上的反映。这样一件佛教风格明显的陶楼却还暗藏其他要素，在门楼的门扉上还堆塑有羽人图案，这是一种从汉代以来逐渐发展流行的本土形象。一件三国时期的陶楼，建筑风格“中西荟萃”，这使我们必须重视佛教和羽人形象对鸱尾的影响。

2. 三国两晋的佛教传播及对鸱尾的影响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4年）在洛阳建寺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但在此之前，中原可能与佛教已有所接触。据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至三国时期，佛教在内地继续传播，其艺术、建筑形式也被引入，魏明帝曾“大起浮屠”。吴国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又建建初寺及塔。及至东晋，佛教的部分思想又与当时的“三玄”结合，僧肇为此做《肇论》。晋代上层士人多与僧人往来辩经，东晋时期在襄阳、江陵等地建有众多寺庙，当时情况可见一斑。

据资料可知，中国装饰佛像的“摇钱树”早在公元125年就已产生，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还发现了东汉晚期的佛教摩崖造像。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调查后发现，南方长江流域存在数量较多的早期佛造像，仅三国两晋的就有60例左右，同时期的北方则几乎一片空白。阮荣春先生认为，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佛教造像已在长江流域兴起，并形成了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直至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系统。此时期士人热衷“舍宅为寺”，佛教建筑因而兴起。但从后世资料来看，除相轮、石窟寺、莲花装饰及平面布局等元素外，多数佛教建筑在此时期已经开始本土化，诸如“菩提叶状鸱尾”也不曾再度发现，可能只是佛教初传时的一时发挥。

3. 羽人的发展及形象

羽人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形象，《山海经》曾提到荆山有人“其神状皆鸟首而人面”，更有“羽民国”。羽人的基本造型为人与鸟的组合，在商代便已出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一件羽人玉雕，人身人面，鸟喙，腰生双翼。《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可见在楚地，羽人已经是生命永恒的象征了。考古发现楚国故地的羽人形象也相当丰富，诸如九连墩楚墓出土羽人玉佩、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漆凤鸟羽人等。

汉代羽人脱胎于楚文化，与楚羽人一脉相承，并发展了战国中晚期楚地渐兴的长生之道，神仙之术。与先秦羽人为简单的人鸟组合不同，汉代羽人是一种肩背出翼、两腿生羽、大耳出颠的人物形象，近似汉代之“仙人”，如汉诗《长歌行》说仙人“发短耳何长”，《论衡·无形》：“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 ……”，实例有西安汉城遗址出土西汉羽人铜像及洛阳东郊出土东汉鎏金青铜羽人小雕像，东汉王晖石棺之羽人形象等。

两汉常见羽人驭龙、驭云车为人接引升仙者，如辽宁金县营城子东汉壁画墓升仙图，画面上角见一羽人，其手持芝草，脚踏浮云，正在接引升仙者。又多见羽人侍奉在西王母身边，或撑举华盖，或手持信符，其显然是西王母的随从或信使，例如陕西定边郝滩新莽前后壁画墓赴仙图，画面一侧绘西王母仙庭，见有峰峦和高台，西王母端坐中间高台上，两位侍女陪伴两旁。左侧高台上立一羽人，为西王母举华盖。羽人还常出现在龙、虎、鹿、鸟、熊等各种祥禽瑞兽间，与祥瑞之间明显存在互动的关系，两者似有某种交感与呼应，其举止状态很像所谓的行气导引，如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墓画像石。一般认为汉代羽人象征着祥瑞辟邪、升仙长寿，这样的主题被魏晋继承与发展。

三国吴出土的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出现羽人与佛像并存，显示了汉末魏晋时期释道并存共生的趋势，汉代求仙药以升仙的风气至魏晋随着道教的发展而变为注重炼丹和导引之术，如当时有人把服用含重金属丹药而早夭者谓曰“尸解仙”，又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说：“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受此影响，羽人逐渐脱离升仙长寿主题，与佛教的飞天形象融合。及至魏晋时期出现飞翔类羽人，是羽人向佛教飞天类形象的过渡，性别也开始变化。如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羽人为一年轻女子，梳环行发髻，肩上的衣领旁和裙裾的边缘缀有长而稀疏的羽毛，衣袖宽大，鼓风而动，腰束宽带，脚着软履，风姿绰约。至于河南邓县南朝墓时的羽人，已经与早期飞天形象别无二致了。羽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被上层社会长期推崇，又随着宗教而变化，如此重要的文化符号，被工匠发挥到鸱尾这样一个在建筑中占据突出位置的构件上，历经南北朝，及至隋唐而不衰。

4.三国两晋的鸱尾

史料正式出现鸱尾之名是在晋代。

《晋书》中记载：“丙寅，震太庙鸱尾。”“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雀巢太极东头鸱尾，又巢国子学堂西头。”“五年六月丙寅，雷震太庙，破东鸱尾、徽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

可见最迟在晋代，鸱尾已经在高等级建筑中广泛应用。但和汉代类似，三国两晋时期的鸱尾形象也仅见于明器中，由于陶土制作工艺的限制，细节不甚清晰，多数辨识度有限，少数形制确切者可分为两类，下面依次说明。

1. 正脊末端略尖薄，向外做一定翻起。如三国吴青瓷坞堡、西晋青釉堆塑谷仓罐等。这类鸱尾其形象可能更近似“菩提叶状鸱尾”，只是外形并非叶状，而是向外翻出的三角形。

2. 正脊末端完全羽化，向外翻起但未见反曲。如南京地区出土三国吴青瓷魂瓶及西晋陶房等，形象已颇似后世。

三国两晋时期，宗教的发展推动对旧有艺术因素的改造，这些新元素又被工匠吸收利用，更加丰富了鸱尾的形象，开启了早期鸱尾“由鱼变羽”的变革，并在之后的南北朝完成羽化，逐渐成为我们所熟识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