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超硬核】“权力”的本质是什么？
字稿1（19122字）（字太多了所以还有2）
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谁是支配社会的关键力量？社会权力是如何演化的？谁决定了谁劳动？谁决定了谁得时？在人类社会中，真正拥有权势的群体，又是依靠什么样的资源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代代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驱使他们进行纷繁复杂的学术研究。
我们当然可以简单的宣称，从来只有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我们也应该明白，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很难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影响历史，它更多的是间接着影响着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少数精英群体，或意图创造新秩序的潜在精英，却非常难产生自发的意志，将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反动集团推翻。
在最好的情况下，精英能够成为人民的工具。革命需要领袖，罢工需要组织者。这些精英可以代表甚至先行于多数人的意志和时代的呼喊声，他们也只是从人民群众的大地上长出的一株更健康的植物。但纵观人类历史，当人民的意志对时代施加影响时，总需要某个代言人或代言群体。由此，我们做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的宣言后，不必将所有对精英的研究斥责为无用功。
事实上，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政治思想家就在探讨权力精英和合法性的关系。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试图创造一种智慧与道德并重的理想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各种政体之间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的优缺点，并写下一句政治学当中的千古名言，脱离承邦者非神奇兽。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事物和人类是能够脱离政治中立且真空的生活的。这奠定了此后几乎所有政治学家对权力运行机制的总体思考。
到了近现代，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亚维利开创了现实主义传统，认为权力的获得和运用不受也不应该受到道德约束。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则分别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和自然权利理论的角度，探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关系，分别为支持和限制君主专政提供理论依据。与古希腊时期思考政治的本源和纯粹的至善应该如何达成不同，波尔乔亚资本社会萌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经在潜意识里注意到了思想的阶级性，其关注的核心逐渐转移到了如何通过武力欺诈、安全契约和自由权利来长期维持特定阶级精英的统治和被统治者的和平，这些都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
同样，另一个现代自由资本政治经济体制起源处的哲学家卢梭则不自觉地揭示和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精英与人民，本质上是现代政学的两大对立面相。一方面，在社会稀缺论中，一个温和理性理想的鲁梭孕育了丰巢分工营这种共同体契约模式，希望以立法在民主权在民公益至上世界理念创造一个封建主义之后自由、平等的新人间。然而，卢苏的理论虽然可以用契约反对君主专制之不义，却不可用契约反契约本身之不义。推翻君主专制的法国大革命，依靠的不是三级会议里平民对贵族的理性反驳和写成条文的契约典章，而是流不尽的鲜血和砍不尽的人头。确定自由资本经济的美国革命，依靠的也不是美国国父在费城花费数十个日月所书写的宪法律令，而是北大西洋和美国南部庄园里数不尽的黑人尸体。
试图用契约论为本就诞生于暴力的自由资本经济立法的卢梭，最终必然在其名曰论中反复暴露了立法权威、教化于众、支持国家暴力、机器强制力等理论致命点。由此反观卢梭本人对自由平等的定义，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是人不再依附人，因为一个人如果依附于他人，国家共同体就会少许这个人的力量。
平等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相对军人化，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够富到足以用金钱去购买别人，也不能穷到不得不出卖自身。这放在阶级分化严重，底层劳动者被智能机器不断淘汰，帝国主义扩张盈利的今日来看，纯粹是启蒙主义的经典。骗局的公投支票契约论究其本身，仍然是在为布尔乔亚经营背书，期待精英阶层可以坐在谈判桌前好好谈，什么都可以谈，然后决定其他所有人命运的意识形态学。
另一方面，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早年间那个更为桀骜阶级的卢梭则以天赋自由的高尚野蛮人，反其私有制和法律契约的大骗局展现了契约之上另一个自由平等的伦理主体维度。原始人独居森林，遵循关切自身幸福和同情他人不幸的两大自然法原则，从大自然的丰厚馈赠和简易随性的交往中获得生命尺寸的满足。这里不存在人际依赖和政治经济关系。但随着土地私有化、家庭部落工农业分工与捍卫富人财产权的法律的诞生，人和人越来越迈向依赖式联合，确立了剥削压迫的社会政体。于是，人从自然状态的平等堕落到政治上的不平等，意计、身份、爵位和阶级财富、权势和攻击的四大不平等。契约不是解放，恰恰是人类签订的第一个自卖自买的魔鬼协议。
然而，人类终究回不到野蛮状态。短暂的野蛮状态，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混乱，确实释放了作为高尚野蛮人这一辩证合题的人民，把过去千年的封建军权残余做了一个大扫除，但其结果是赢回了一个更加强权克里斯马氏的武力精英，也就是拿破仑。因此，我们很难说信仰野蛮人互仇的青年鲁梭和相信精英契约的挽联鲁梭，到底孰对孰错。但毫无疑问的是，卢梭法国大革命罗伯斯皮尔和拿破仑所留下的这个难题，为 19 世纪乃至 21 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和每个普通人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权力、社会和政治的大门。
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完全开启的 19 世纪中叶，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性的学科应运而生，并引入了更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组织学维度，扬起了过去政治学纯粹思辨的传统，系统阐释了关于社会分工、阶级关系和精英统治的理论，继承卢梭和黑格尔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站在阶级分析的立场，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在自由资本经济主导的社会中，掌握生产资料的布尔乔亚成为统治阶级，通过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来统治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预测现代资本社会内在的矛盾最终会导致普罗大众革命，推翻玻尔乔亚的统治。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亚揭示了在资本社会的条件下，精英集团依靠对经济基础的控制而形成的政治统治的本质，强调经济关系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这为理解资本社会中精英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此相对的，继承康德洛克和霍布斯的理念，韦伯则关注权力运作背后的合法性问题。他指出，一个制度要长期稳定统治，不能单靠武力和压迫，而是要建立广泛的合法性认同。韦伯归纳了合法统治的几种类型，传统权威、魅力权威、法理权威等。
韦伯的理论揭示了精英统治需要注重培育统治的合法性，以获得广泛的公众认同，这超越了仅依靠物质力量的视角，提供了新的角度来考察精英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这奠定了现代关于权力与合法性的精英政治理论的基础。今天我们要站在这些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借鉴他们的理论视角，来深入剖析精英的统治是如何运行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回顾，更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让我们认识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更理性的社会参与指南。欢迎来到学院Damia，我是Carl，我。
是Rina，我们致力于把世界顶尖大学的知识培养过海带给你。我们每个月都会根据一个主题，根据权威和可信的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和我们在世界一流大学所学习到的课程，为你总结各学派伟大思想家们所留下的丰富学术遗产。我们希望能成为一个公共且亲民的大众学术资源，和你一起推进中文世界的教育平等化和学术大众化。
我们的内容仅仅是做一个知识的整理、总结和分享，并不一定代表我们背书或者信仰、特定思想家或者思想流派。我们更希望在个人的学术论文或书籍，而非视频中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希望大家视频下面可以理性讨论。祝愿你能够在了解足够多思想家纷繁复杂甚至是相互批判的知识保护后，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在这期视频里，我们会更深入的了解精英社会学中不同权利和不同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你对这类学术内容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正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当中，现代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发现了三种主要的社会资源形式，一、武力。二、商品或服务。三、表达认同的能力。他们分别对应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地位权利的基本来源。在多数社会中，这三种权利都可以具象化为三个对应的群体，比如中世纪存在歧视僧侣和地主的阶级划分，而近现代则有政党资本和大学的利益联盟。
这三种类型的资源在可扩张性方面，即他们可以增加的程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集体层面上，以武力和暴力为基础的政治权力的绝对值可以极大的扩大。有的社会有毛，有的社会则有核导弹，有些军队是个体战士的无组织集合，有些则具有高度协调和纪律严明的针对。然而。
在大多数的政治冲突中，核心问题并不是权力的绝对水平，而是权力的相对水平。不在于权力是否可以被扩张，而在于扩张权力是为了什么。尽管一个国家可能拥有核弹，但另一个国家也可能拥有更强大的射线，将来摧毁核武器。一个政党可能获得 1000 万张选票，但在公平的选举中，如果另一个政党获得 1001 万张选票，前者仍然会因为 1/ 1000 的差距而失败。换句话来说，政治权力的核心就像金装律师的哈维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被一杆枪指着，你要么把他的枪打掉，要么就要掏出一杆更大的枪。
对于政治权益来说，暴利看似是最重要的资源形式，但它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正式的本身无限制的扩张暴力在任何层面都是不理性的。暴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赢过你的对手，赢才是政治的核心。至于使用以选票为形式的最隐性的暴力，还是使用持枪军警为形式的最显性的暴力，其目的都是为了赢。
而在另一个层面，经济资源通常可以集聚，甚至是无限制的扩张。一些社会的人均收入可以远远高于其他社会，比如 21 世纪的瑞士，相比于津巴部委。但对于人类来说，经济资源的相对和绝对数量都很重要。无论你身在什么社会，处于收入分配的前 5% 都是一种优势，因为你会显着的对更多事情拥有支配权，这意味着经济的相对水平的重要性。但在同一时间段生活在人均年收入为 10 万美元的社会中，通常比生活在人均年收入为 1000 美元的社会中更令人愉快，也更有益于健康。这意味着经济资源的绝对水平并不像暴利资源一样无关紧要。
相比之下，地位资源则几乎是完全不可扩张的，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相对的等级或地位权力。如果每个人考试都得到a，或者都戴上劳力士的手表，这些符号的地位意义很快就会打折扣。同样，如果所有幼儿园的学生在年底都收到某张奖状，那么只会有两种情况出现，要么小朋友们发现这些奖状一点用都没有。要么小朋友们会发现写着最佳班长的奖状会比最安静学生的奖状更有含金量，也就是说，地位必须处于比较中才能显现其自身。
但尽管如此，给予所有的学生无关痛痒的奖状，也比通过排名机制来公开排行，甚至在典礼上用言语羞辱部分学生来得更平等。这意味着地位仍然具有某种特定的绝对值。在这个绝对值之下，人类会感受到显着的不安和痛苦。而在这个绝对值之上，地位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有意义。因此，每个人都是公民的社会，至少比每个人都是沉迷的国家来得更加平等。地位、权力的互动机制和变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重要脉络。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可以获得的绝对地位水平是通过减少相对地位差异而提高的。因此，各个科层等级注重中下级，也已经减少了对上级的礼节性尊重。
更具体的说，当工人不再向老板脱帽致敬时，当老板不再向正式精英低头时，当正式精英不再必须有牧师，比如主教或教皇铸圣时，比如拿破仑就直接从教皇手中拿走了王冠。牧师的任命也不再必须得到政治精英批准时，权力的格局就在发生了改变。因此，地位权力不仅仅是一个比大小的等差游戏，它涉及到人类社会中最复杂也最隐性的计算。
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与经济和政治权力相比，总的可用地位资源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增加，但相对地位的重新分配可以让大多数人感觉到可用地位的绝对数量增加了，而相对地位的复杂互动趋势。比如，大学经常接受资本家的捐赠，但大学教授的地位权力往往超越个体资本家往往都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精英生成形式。
以上三种资源的不可剥夺性也各不相同。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物质方面可以从一个人或社会转移到另一个人或社会。社会可以且经常从彼此那里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些可能包括武器和雇佣军。他们也可以使用武力从其他国家掠夺或勒索财富和武器。总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许多特征都是可以扩张和转让的。
然而，地位是相对不可剥夺的，因为它位于其他人的脑海当中。一个强盗可能会说，给我你的钱或者你的命，但他不大可能说给我你的地位或者你的命，因为他知道，不管他怎么威胁你，你都不可能把你自己的地位让给他。
因此，一旦地位制度化，他们就相对稳定，哪怕地位的绝对差异已经较小。到 21 世纪已经存在了 2500 多年的印度种姓制度仍然存在，而且难以被颠覆。所谓的欧德玛尼家族，即使在财富减少后也能保持一些地位。在网络上被众人质疑的专家，在现实中仍然可以影响到政府决策。
此外，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里，和身份标签匹配的地位基本上是固定的。一个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职位、岗位、学历、种族，而非单纯的由其个人的实力和影响力所决定的。当然，即使是最强大的制度化状态也不是绝对稳定的，但地位权力绝对是所有权力中最隐蔽也是最难推翻的。
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可以重塑所有政府、权力机构乃至于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但几乎无法改变人类对具有美学地位、传统地位和学术地位的演员、艺术家、齐老和学者的看法。一旦风波过去，这些传统的地位精英往往会报复性的用更生猛的姿态重新伸招他们的社会主导权和地位权力，比如所谓的伤痕文学和国学热。
此外，各种资源的及时性和留存性也各不相同，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权力往往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它通常会推翻其他制裁形式和资源类型，但由于政治权力总是相对于竞争对手和敌人的权利而言的进攻性手段，它可能非常短暂。你赢了上一场战斗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赢下一场。纯粹的武力很难存储政治和军事力量，它必须被不断的重新创造。因此，政治精英永远都在寻求如何将自己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更具有留存性的经济资源，当然还有地位资源。
与政治资源相比，经济资源显得不那么直接，但更容易留存。从房子被购买到建成或者准备入住，可能需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从交学费到受教育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但是一旦有了房子或者教育文凭，他们就几乎永远有用。当然，商品会变质，服务会过时，但与武力或政治影响相比，许多商品和服务都可以储存相对较长的时间。
与政治和经济资源都不同。地位资源的留存可能非常短暂，也有可能极其漫长。每个人在社交媒体时代可能都有 10 分钟的名气，而且其他形式的权利都可以在短期内压倒地位。权力圣人可以被杀死，名人可以被收买，学者可以被封杀，不一而足。然而，如果地位变得制度化，它就会变得极其稳定，甚至会导致某种不朽。河马、柏拉图、亚历山大、孔子、耶稣、穆罕默德、列宁、卡尔和华盛顿，以及犹大尼陆和希特勒，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不复存在后，仍被人的怀念，成为一种超越经济和政治的魔音。
需要注意到的是，三种精英的地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种精英的力量根据其所处的时代不同都会被扩大或缩减。比如欧洲中世纪的经济精英始终受到教权的压制，而在明星时期，文化性的影响力则逐渐示威。
总的来说，不同类型的资源，其所引申的权利在可剥夺、可留存和可扩张的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在其影响是否及时、其效力是否短暂等层面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那些拥有一种权力的人经常会试图将其中的一部分权力转换成另一种权力。军事领袖往往寻求财富和合法性，商人往往会支持稳定友好的政权和宗教权威的祝福，而牧师、神父和意识形态佳则永远都在寻求政治庇护和财富供奉。
而这种权力的类型转换和延伸，最终促使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交换利益的精英阶层的出现。这种精英的输益性和共融性也就构成了我们精英社学模型最重要的根基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权利可以是相互支持的，也可以是对立的，或者二者敬而有之。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逐渐演变为精英之间以及精英和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想，如果商品或劳动成果不断被武力侵占，或者工人被谋杀和虐待而不受惩罚，商品和服务的积累和交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哪怕是再残暴和不平等的社会，都必须组织起力量来制止非法使用武力。相对的，那些提供保护的人也必须要有食物、衣服、住所、基础设施，这显然需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来保障生产和武力。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在这里就形成了最基础的互相支持的关系。但是，为了保护而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有序交换并不会自动发生，这就需要关于交换条件的合法规则。
这些规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交换可能是隐形的，而不具备明确的契约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社会中，礼物交换以及其所延伸出的贿赂和地位性礼物交换，比如敬酒，可能比任何一种市场交换都更为重要，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得地位和荣誉、政治谋友或婚姻伴侣，而不是财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换条件没有规范。
在某种程度上，掌握武力的一方能够强迫生产物质和提供服务的一方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事。但即使对于一些简单的任务，武力方也需要不断的监督生产方，这往往使武力成为一种低效的获取服从的方式，更不用说高精尖的复杂工程了。另一方面，如果武立方根本不尊重生产方的保留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权利，那么生产方通过给予或不给予商品或服务来激励或限制武力方，就是空摊。因为武力方完全可以直接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生产方就更不可能好好的生产适合的商品和服务。
因此，长期来看，具有武力者和生产者的行为都更具合法性，也就是遵守特定的规则，他们才会更加高效。然而，一件事或者一个规则需要谁的认可或者批准？有这 approval 才能让它变成是合法的。很显然，掌握武力和生产物资的人长期具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在通常情况下，掌握武力的人都想从他们所提供的保护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而生产物质的人则想支付的好处越少越好。这是从古至今的税务矛盾，它发生在精英之间，比如政客和商人，也发生在精英和大众之间，比如布尔乔亚和普罗大众。因此，一个可接受的折中方案通常就需要第三方的帮助，也就是某个相对中立的人，他的权力来源主要不是武力，也不是财富，而这就是地位精英，特别是意识形态精英的生态位。
然而， d 位精英所提供的认可这个服务必须惦记于所有人的认同，这里的所有人则包括精英，也包括非精英群体，它才能够作为冲突的调节者。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精英必须说服其他人，他们的利益与他们认可赐福或合法化的其他精英或矛盾的双方是不相干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精英和地位精英能够提供的最重要服务就是一种中立性，一种超然于世的绝对审判权。
因此，历史上最重要的地位精英是宗教领袖和文人学者，因为他们的权利主要来源于与控制武力或物质资源无直接相关的地方，比如奥秘的知识，上帝的箴言，中立的研究，数理的计算，包括各种意识形态，他们通常是另一个世界的专家。即使完全世俗，他们也被看作是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这种脱离感给予了他们权利来提供认可和合法性，可以合法化现实世界的城市结构。
总之，不同类型的权利可以相互支持，但他们也提供了许多潜在的利益冲突。换句话来说，不存在一块铁板的经营剑指精英阶层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如果你能识别出有价值的劣系，你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亦或者颠覆这个体系。
在建立了对精英以及其所依赖的权利和资源类型的相对深刻的认识之后，我们将正式提出一个关于精英和非精英的基本模型。
该模型将基于四个变量，1。精英和非精英之间的区别二、根据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三种类型的权利来区分精英，以及三、根据特定类型的权利所固有的紧张关系来区分非精英和每种类型的精英。而贯穿这三个变量之中的第四个变量是精英和非精英所处的社会体系或舞台的范围，也就是每个社会的时代背景，比如是处于奴隶制、封建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主义、农业、工业还是后工业时代，接下来我们一一详述。第一个主要变量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区分。当代学界对政治精英的研究集中于那些在强大的组织中处于最高位置的人，通常每个社会人数仅为几千人，大多数人即使是那些相对富裕的人，也只有相对较低水平的政治、经济和地位权力，因此他们不是精英。大多数自诩为精英的人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自作多情而已。
第二个主要变量则是不同类型的精英最常使用的权力类型的区分。政治经营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军事首脑，但他们拥有的潜在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权力形式，几乎都是武力。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性应经常争夺对国家的控制，并利用其这武力的垄断来支持他们的政策和命令。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他们也使用其他类型的权利。
经济精英通常拥有或控制生产手段，这些生产资料的具体形式因时代和社会而异。控制模式可能是中世纪领主的命令、计划经济中官员的决定或者市场中的交换。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市场力量则采取各种形式，如财富所有权、公会团结或人力和文化资本。
最后，地位精英则积累了高度的认同度，这可能与个人魅力或事迹或他们所担任的职位有关。历史上，大多数地位精英都是宗教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在阐明和灌输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个主要变量则是精英之间和精英、非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替代方案。这通常涉及特定类型精英成员所追求的替代性角色和策略，以及在非经营中的内部分割。例如，在经济经营中从事替代性生产方式的人之间通常存在一些差异和紧张关系，例如农民对商人或商人对银行家这些内部分割的趋势将在下面得到阐述。
第四个主要变量则指向精英或非精英活动范围及其权力深入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例如，在美国地方精英、周精英、国家精英和在国际层面运作的精英各不相同，而他们在奴隶制时期、废奴时期、进步主义时期、罗斯布时期、婴儿潮时期、新自由主义时期和 08 年之后的运作也各不相同。现在先让我们讨论前三个变量，就让我们从精英和非精英的区分开始。
如果有一项对监狱的研究，但他从来不讨论囚犯，我们是否认为这项研究是不合理的？显然如此。然而，许多对精英和统治阶级的分析很少关注非精英，也就是普罗大众在当下这个时代，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代，人民群众所过的生活被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支配着。与监狱里的囚犯无比相似，如果一项监狱研究都应该研究囚犯那一项，精英研究也应该研究非精英。我们必须对实力较弱的行为者多加关注，同时既要关注受人尊敬的个体，也要关注不受尊敬的个体。在我们这个框架中，就是既要关注典型的勤劳的工人阶级，也要关注越轨的犯罪的流氓、无产者。既不要如传统精英理论那样无视人民群众，也不要神像化人民群众。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非精英的大类中存在着许多的阶层和分裂，最根本的分歧是受到起码尊重的所谓体面的社会成员和在不同程度上完全不受尊重和排斥的人。不受尊重的人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的被排斥的群体，它包括流氓、无产者、下层阶级政治犯、奴隶、被污名化的种族或者主义群体、外国人、新移民或非法移民以及宗教少数群体。这种被排斥的群体的规模因社会而异，取决于理论家所使用的定义。例如，在印度，传统上，被排斥的群体约占人口的15%，尽管只因地区而异。在 16 和 17 世纪，欧洲的城市平民往往占到人口的 10% 至25%。而在 1929 年至 1953 年的斯大林时代，大约有 1% 到 2% 的人一直生活在古拉格。 2013 年，美国约有 7% 的人在监狱当中生活，有 14% 的人生活在贫困县以下，每年约有 1% 的人无家可归。简而言之，社会中声名狼藉的不受尊重的非精英通常占到总人格的 1% 到 15% 左右。
污名化和排斥不值得的人的通常效果是，在精英和值得尊敬的非精英就是体面的底层之间建立更高层次的团结。被驱逐者提醒，那些受人尊敬的非精英，他们的处境可能会更糟。受人尊敬的非精英人士反复面临的困境是他们的反感，是应该向上针对精英，还是应该向下针对被排斥者？精英们，尤其是我将称之为保守精英的那些人，经常强调可敬和不可敬之间的区别，以维持他们对精英建制和社会结构的构想和运作。
不受尊敬的人并不等同于反对者或者敌人。反对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鄙视，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成为反对者。当然，不受尊敬的人可能也会成为反对者，通常是通过某种社会运动来达成这一点。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反过来又催生了其他弱势群体的运动。当然，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反对者也可能会变得声名狼藉。
事实上，大多数的精英理论都较少关注这些非精英，尤其是不受尊敬的非精英，认为他们与人类的未来发展基本无关。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留言家强调工人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对不受尊敬的飞行鹰，比如说平民无产，或者说流氓无产缺少理解。相比之下，我们希望提醒所有人，我们至少都需要考虑最弱势的社会群体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这些群体在履行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可能没有什么意图和动力。他们常常被精英定义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以此来增强精英和受人尊敬的非精英事件团结。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不受尊敬的非精英阶层通常直接被称为危险阶层。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成为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基础，比如各个时代的奴隶起义，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印度的达利特泄密运动。然而，动员这些不受尊敬的非精英进行抗议和改革的往往是那些至少受过相对教育或者享受特定特权的飞行鹰。在这些运动的早期，这些享受一定特权的非精英很少自己就是精英，但是逐渐的，随着这些社会运动的成功，他们也会变成精英。
在我们这个模型中，社会阶级的划分呈现出中间粗两头细的棱形结构，处于上层的是少部分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政治、经济和地位精英，最下层的则是少部分受到污名化的完全不受尊重的非精英阶层。社会中剩余八成非精英在上下两层中徘徊，在每个文明中都存在着天抗地狱人间的神话传说形象，便是对这一现实的回应。
如上所述，精英根据他们行使的主要权力类型，即经济、政治和地位而有所区别。那么为什么不把非精英区分为政治非精英、经济非精英、地位非精英呢？原因在于由于精英阶级的压制，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非精英人士既不能被视为专门研究，也不能被视为主要关注三种权利形式中的一种。无法将非精英分类，恰恰证明了在精英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失事，以至于他们可能穷尽一生都无法掌握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源和权利。
诚然，在复杂的社会中，有一些非精英人士的职业使得他们能够成为所谓的专家型角色，比如警察、低级的神职人员、股票经纪人等等。但无论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还是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都不像政治家、资本家、大主教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等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具有大量可被支配的资源和权利。
在复杂的科层官僚式社会中，他们通常被视为某一特定权利形式的专业人才，其资源和权利来自于其在特定组织中的匹配度和官僚系统所赋予的非人化的职业度。他们就像螺丝钉一样，需要依赖于一整个机器才能运作，当被单独拿出来时就会丧失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并称不上精英。
当然，在不同权力和资源类型和场域中，非精英与精英的关系是不同的。例如，非精英人士可能对一类精英人士特别反感或欣赏，但对另一类精英人士则不置可否或完全无感。在巴西、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人们更尊重主教，而不是任期很短的内阁部长。在当代美国，非经营人士对国会议员的批评通常比对公司董事的批评更多。然而，这并没有将非精英阶层划分为单独的社会类别。在某些情况下，非经营人士可能更关心某个行业的变化。例如，在美国，相对起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更关心同性恋婚姻，而在荷兰，可能相反，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因此，如果基于特定的分析目的，在某些历史案例中将非精英分成三个子类可能是有用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将使概念方案比经验现实更复杂，并使分析和阐述无止境的复杂化下去，永远无法达成一种理论抽象。因此，在阐明了非精英的状况之后，我们接下来将转向三种精英的概念化，以及每种类型中的矛盾和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家阶级不是农民、工匠或职业政治家，而是善用武力的军事专家。他们最开始是捕猎的精英，但随着农业化进程和粮食盈余的出现，他们开始精进自己的记忆和传承，逐渐变成专业的人徒。这些军事专家或者说武力专家，既有保护本族型人民的潜力，当然也有剥削他们的倾向。
在社会学家中，查尔斯蒂利经常阐述保护和勒索之间的联系，因此，与警察和士兵配对的类别是强盗或入侵者，或者有时候是强盗反贼。保护和勒索或者保护和镇压之间的潜在联系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很难区分强盗和警察，乃至于政治暴徒和秘密警察。正如查尔斯弟弟的研究所表示的那样，在人类意识早期，武力专家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和掠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逐渐形成，武力专家逐渐专业化为军队。然而，军队的双重性质并没有发生显着的变化，它既可以保护国家免受外敌陆侵，也可以用来压迫国内人民。现代国家建立更系统化的垄断武力后，部分武力专家逐渐演变为警察。警察也继承了武力专家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也会滥用暴力侵犯权力。因此，警察和士兵的本质并没有区别，他们都源自于早期的武力专家。
在所有国家，哪怕是所谓最正式的民主国家，比如马克龙之下的法国，当权者都常常操纵这个含糊信，以所谓维持秩序之名行镇压之时。而部分政权中的秘密警察往往结合了警察和暴徒的双重属性，既暗中监视民众，也无情迫害意义者。这种法外暴力渗透进合法的国家暴力机器，使得二者难以划分界限。
综上，从历史角度看，士兵与警察都起源于早期的武力专家，并继承了他的保护与掠夺双重属性。查尔斯地利的理论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去审视国家、军队、警察乃至暴力的由来与演变。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权力合法向积累的路径与暴力积累的路径同时并存，两种路径互为影响，互为制约，无制衡的纯粹暴利很难长期维持统治，无强力支撑的纯正统性也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所以，我们需要更全面的研究权力的积累，既要理解暴力的演变路径，也要理解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才能够构成稳定有效的国家统治。仅仅依靠暴力镇压终会失效，正如依靠空洞的合法性终会失灵。现代文明国家的建立需要在暴力与合法性之间求得动态平衡。而在历史上来看，当反对合法暴力的强盗成为匪徒、帮派，即成为一群有组织的非法暴力使用者时，他们就开始与政治相关，并会对警察、士兵系统产生剧烈影响，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组织、有规则的暴力替代方案，如果他们在一定的政治观念影响下成为起义者或者游击队，他们将不仅拒绝现有国家的合法性，并且将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一种组织和管理社会的新愿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 1959 年就曾用原始反叛者和社会强盗来指代那些反对既定权威的社会边缘人。
当然，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在强盗帮会、歧义者之间，或者在强盗警察、军队之间画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是极其困难的。士兵和强盗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基于某种合法性。在人类漫长的习惯法和传统法实践中，一个军事专家群体是否能够合法使用武力，与抵御外敌和维护群体规范相关。然而，在一个现代社会或民族国家中，随着政治价值观的普及和多元化，不同的群体可能在什么是合法的以及政治精英的行为乃至是武力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因此，在社会学家看来，哪怕现代社会已经大大减少了暴力叛乱或者暴力掠夺爆发的可能性和频率，但事实上，暴力的边界和使用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
了。根据列奥斯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理论观点，在现代社会，暴力关系的愈发复杂和模糊与合法性问题息息相关，这与前现代社会是不同的。前现代社会的暴力叛乱几乎只属于强盗阶层，他们并没有一套拿得出手的政治纲领和社会解决方案，是纯粹的立即降到主义者和掠夺主义者。而在现代社会当中，所有的暴力问题最终都必然指向合法，新问题都必然导向对当下政治秩序的不服从，这与自由主义国家之下的政治价值观普及和公民意识觉醒有关。
在前现代社会，普通公民对国家权利并无多少概念，服从传统权威是主流做法，起义者与革命者也会借此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它依靠公民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但同时，它也需要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约束和镇压个人自由，以维持自身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本身就孕育着内在的暴力和不自由。
施密特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宪政秩序存在缺陷，因为它假设在正常政治过程中，个人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当国家遭遇内忧外患时，例如战争和经济危机，行政部门就会壮大权力以应对困境，这时合法的宪政程序就会被搁置，督促国家行使绝对暴力和控制来维持秩序。因此，从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的观点来看，自由民主制度中本就存在合法性与暴力的内在冲突。在动荡时期，合法性容易造成行政权力凌驾法制之上，导致更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出现。
这将导致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失落，也会导致起义者和革命者的产生。合法性的缺失，导致人民寻求一种替代的暴力途径来达成其政治目标，因此，合法性危机必然滋生暴利。综上所述，在现代股价中，合法性与暴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政治发展的动力，也使得何为合法更加难以判断。保持合法性与控制暴力之间的平衡。持续的获得非精英的支持是现在所有政权面临的持续挑战。也因此，获得非精英支持的一个最常见手段就是发动战争或者夸大战争的可能性。这对哪怕所谓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合作过来说也是如此。甚至按照施密特的说法，越民主和越自由的国家越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他们越无法调节宪政主体与个人的关系。当然，使用这种策略有被外来者击败或者被非精英阶层抛弃的风险。德三的失败和不实反恐战争之后，美国保守派的长期失势都表明了这一点。
统治者也可能通过其他高地位实体的认同来获求合法性，这通常表现为寻求各种形式的神奇和宗教精英的认可，亦或者追溯远古的正统。我将称其为杨秀清模式和希特勒模式。在当代社会，各种地位名人，包括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和知名知识分子的背书也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所有统治者的困境都是如何既使用武力来实现精英和社会利益，又通过表现出克制和尊重传统法律和神灵来保持内部合法性。而。
被统治者的困境则是外来者、罪犯或者土匪的威胁是否比政治精英及其下属的要求更糟糕，以及反抗者是否能够提供更好的政治愿景。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总结到，政治基因的传统职能是维持内部的秩序和抵御外敌。这两个职能分别面对两个难题，对内部秩序来说，难题是社会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较低阶层的反派。以法律和秩序之名的压制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精英阶层本身的，旨在限制精英对非精英的剥削的质疑。后一种情况主要是为了保护更大精英群体的生存能力而限制少部分的精英个体的利益的举措。例如国王会试图限制当地贵族对农民的剥削，以避免农民叛乱。
就对外关系而言，难题是一个团体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一支庞大全副武装的军队来保护自己，而不是通过与外部团体发展信任和合作关系。扩大武装必然会增加不信任的程度，导致军备竞赛增加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外部邻居咄咄逼人、口是心非，完全依赖信任关系，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无法收拾的灾难。这些不同的关注点都提供了政治经营内部分化的基础。这些标签因历史背景而异，但通常情况下，保守派或右翼专注于内部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维持外部的对外防御。而自由派或左翼则更加关注限制精英的内部剥削、维持长期统治，以及与其他社会的精英保持良好关系。
用于描述这些差异的术语当然会因为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异，比如社会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左翼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政治精英无法充分履行维稳和御敌职责的常见原因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僵局，或者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些更复杂的分裂。这可能导致内战其中一方或双方不仅被定义为游击队和叛徒，而且事实上成为外部敌人。美国历史上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奴隶制的僵局，这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除了内战，这种分裂和极化可能导致政治精英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合法性的下降。以下这段书的文字里描述了这种情况。
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总统选举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轻微的推动就可以使跷跷板向反对党倾斜，让国会陷入政治僵局。诽谤成为一种在投票中获得优势的方式，便越来越受欢迎。政治的消极性和模糊性开始在新闻界导致煽情和伤感的故事，与事实新闻一样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不是对 21 世纪美国政治的描述，相反，他描述了美国内在后的镀金时代。当然，这种分割两极分化和僵局并不局限于美国历史。其他现代例子包括 1990 年内战结束后的黎巴嫩、 1998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后的北爱尔兰政治僵局、 2011 - 12 年欧洲债务危机解决僵局，以及 2013 - 14 年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内战。无论政治精英内部的两极分化和僵局会不会导致直接内战，但几乎总是会侵蚀政治政体的合法性。
最后，我们要指出，对某些分析来说，区分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是恰当的。虽然这种区分可能有用，但在我看来，它不应该成为精英基本类型的一部分。当军队和警察拒绝执行文职政治领导人的命令时，文官事实上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军事领导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政治精英，或者至少是潜在的政治精英。在前现代社会中，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国王和贵族通常是战场上的战士，也是政治家。即使在现代社会，军队和警察的上层也是准政治家，他们花同样多的时间处理预算、法律程序、公共关系等。而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往往也直接捅辖这个国家的军队，比如美国总统必须是三军总司令。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般模型中没有把军队作为一个独特的精英来对待。但是我承认为了某些分析的目的，这样做可能是有用的。
在物质生产领域，控制不同生产手段和方式的经济经营之间也经常出现分裂，通常这涉及到传统生产形式和新兴生产形式之间的冲突。比如在农业社会，农民和牧民之间就经常发生冲突。在旧约中，人类第一次谋杀就是耕地的该隐杀死他的兄弟，牧羊的亚伯，因为亚伯献给上帝的礼物被接受了，而该隐却没有。也就是说，人类影响力最大的宗教文献就记录了生产模式的冲突，并将其神圣化，认为一种生产方式的产品就是比另一种更具有宗教合法性。
在这个原型故事中，生产方式的差异也就是农业和游牧，或者说农业和狩猎采集的差异是人类第一次暴力和冲突的起源。该引和亚伯的故事显然是重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基督教和犹太教试经的核心，并且已经在各种形式的文学、音乐和现代媒体中被多次重复。在东方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农业定居者和狩猎游牧者不断对抗、此消彼长的历史，其背后的历史脉搏也与生产方式的冲突和变化有关。
而这种根源于替代生产方式的冲突并不局限于古代，他到现代才开始愈演愈烈。在现代化的早期，比如美国的殖民边疆，大量留学事件都围绕着不同生产方式的人的之间的冲突，牛仔与伊利安人，牧场主与农民，牧牛人与牧羊人等等。而随着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控制和管理土地的人受到了那些专门从事更易流动资源形式的人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威胁。例如商人和银行家。
更不用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英国圈定论当中，工业家为了创造城市劳动力对传统自耕自有农业所进行的无情的清洗了。而在 20 世纪末期的后工业社会中，这种冲突又演变成了一个植根于知识和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所以我觉得新布尔乔亚有些人将其称之为黑客阶级与老布尔乔亚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转移通常涉及到新技术和相应的新文化和新社会制度。从狩猎、采集、放牧到更固定的农业。形势的转变部分是基于新技术，比如梨和艺术，但也涉及到新的定居模式、亲属关系、财产观念和冲突解决机制。在受力和采集社会当中，严重的冲突通常会导致一方或多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畜牧社会的常态。因为移动动物相对简单，所以群体之间的有组织的冲突更加的频繁。然而，当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被投入到特定的土地上时，因冲突而搬迁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解决方案，要么没有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旷日使者的战争。
因此，尽管农业社会的冲突频率远不如游牧社会，但是农业社会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就不可能以一方逃离作为结局，其烈度和持续时间将远远胜于游牧民族。因此，要想使新技术真正具有生产力，就必须存在新的冲突解决方式。也正是在这里，经济精英不得不需要政治精英和地位精英的帮助。
此外，在任何历史时期，那些控制旧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人通常需要那些控制新的生产形式的人的帮助。反之也是，即使他们想要过简朴的生活，前工业社会的地主贵族和乡绅们也渴望得到商业精英所提供的新商品和新服务，而商业精英的奢侈品创新的主要市场和贷款的主要来源也是地主贵族。
互联网播放器 next 的案例提供了这种妥协的最好例子。唱片公司最初反对大多数形式的互联网音乐发行，虽然他们在法庭上赢了，但他们实际上也清楚互联网传播的力量，因此赢得诉讼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争取技术革命中的主导权。在 next 败诉后，唱片公司反而越来越多的通过谈判和其他互联网平台达成各种协议，以相较之前更低的价格在互联网上销售有版权的音乐。这种妥协最初看似会侵蚀唱片公司的利润率和经济实力，但随着类似的压力和趋势影响了报纸、期刊、图书出版商、视频零售商和电影制片厂，最终导致了全面的网络平台化。唱片公司反而发掘到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并建立了比其他相关行业更规范的版权规则和共赢思路。
因此，尽管新旧经济精英在经济领域和寻求政治和宗教精英的支持方面经常处于竞争之中，但他们也经常需要彼此。然而，长期的趋势是，老牌精英很难在不让渡合法性和财富的前提下利用新兴精英的商品和服务。崛起的经济精英则面临着这种困境的另一面，他们很难在不接受老派精英的投资、分润乃至控制的情况下独立生长。因此，新旧精英的困境都是如何在不损害其长期利益的情况下制定互惠的合作条款。事实上，对于经济精英来说，很少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解决方案。典型的结果是旧精英做出一系列的短期调整，最终缓慢的让出他们的统治地位。
当然，新老经济精英在面对非精英，也就是佃农、平民和无产者吃，一般都是非常团结的。这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布尔乔亚的兄弟有爱。首先，无产的普罗大众的抗争通常直接威胁到布尔乔亚共同的经济权益，比如私有产权、财富分配秩序等。因此，维护这些既得利益成为了新旧资本的共同政治目标。不管新旧资本之间在市场机会、政策待遇等方面有何种矛盾，他们在私有产权的保护、财富分配结构的维持等问题上拥有着共同的利益。革命运动中的打地主、分田地的口号试图瓦解既有的经济权力结构，这将直接损害资本阶级的经济基础，进而成为新老资本共同抵制的目标。尽管新资本可能期待着打破旧资本的稳定局面，但也绝不希望看到激烈革命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而重新洗牌。因此，革命运动的激烈倾向会推动新老资本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旧有的经济秩序。
其次，革命运动中的平等主义思想与资本积累的基本逻辑是相左的。所以，哪怕新资本在旧资本特权上有所不满，也会选择站在旧资本一边，反对革命的敌我矛盾。平等主义思潮固然追求消除积极差异、消除财富差距，但这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是相冲突的。资本积累容许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财富不均衡持续存在，以确保劳动力供给和投资动力。因此，即便新资本渴望打破旧资本的垄断地位，也会反感革命运动中的人平等思想。
第三，下层民众运动中的暴力倾向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做法同样触动了布尔乔亚的共同神经。所以，即使新精英与旧精英在改革速度上有分歧，也会就维稳达成一致。对波尔乔亚而言，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生产经营的基础，任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都会打破既有秩序，威胁到资本的安全。哪怕新资本希望加快改革，也会害怕革命运动中广泛的政治骚乱，这增加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因此，保障社会秩序可以说是新老资本的共同期待，这也将促使他们在对待下层民众运动中保持高度一致，哪怕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仍有分歧。
第四，波尔乔亚控制着意识形态生产，能够塑造轻视下层民众运动的舆论导向，强化内部的团结。具体来说，波尔乔亚时刻通过把持教育系统、媒体机构等方式产生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如强调个人主义、淡化阶级意识等，这增强了波尔乔亚内部的认同感和团结精神。同时，通过控制话语权，波尔乔亚也可以轻视民众运动的价值，将其描绘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从而形成共识。所以，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也是维系新老资本关系并团结对付外敌的重要纽带。
最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波尔乔亚各派系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抵制革命浪潮也成为国际共识。全球市场的联通和跨国公司的兴起使世界资本阶级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交融也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任何国家的革命浪潮都会打乱全球资本的布局，因此，在对待民众运动时形成国际共识也变得更为容易，这也成为新老资本内部矛盾得以调节的重要国际背景。
要想理解地位精英的概念，首先我们有必要阐述其范畴。地位精英扮演的关键角色各不相同，有些人主要是模范个人，在特定行业内享有声望，有的是知名作家或者表演艺术家等文化精英，有些则是意识形态家或活动家，其主要的贡献是清楚地指出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应该如何运作，无论他们是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还是推翻他。
其次，只要是精英，一般都有比较高的地位。经济和政治精英本身也具有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分别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从某些方面来说，广义的地位精英是一个剩余的类别，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因为它实际指的是并非主要来自经济和政治来源的地位。这种地位基于非凡的勇气、美德、美学价值和几乎不可能被重复的光辉事迹，例如黑人民权运动标志罗莎帕克斯、拯救集中营犹太人的辛德勒和在南京大屠他时庇护中国人民的约翰拉贝，都因其德性和勇敢而成为地位精英，但他们几乎没有财富或政治权力，也并非文化或意识形态精英。他更接近所谓的 role model，也就是模范个人的概念。
与之相对的是，文化经营的地位只根于他们的知识、技能或口才。比如莫扎特、梵高、海明威和托尔斯泰都是著名的文化精英，但他们不是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精英必须积极参与文化和政治辩论，并提出事物应该如何的各种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属于世俗世界，也可能属于神性世界。他们可以是进步的、反动的或维持现状的，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伍斯丁、孔子到卢梭、卡尔萨特、施密特等思想家都属于这个范畴。
地位经营的重要性往往基于时代不同出现较大变化，这点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对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向来是地位精英获取权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合法性竞争激烈的时代，地位精英直接获得较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如东汉末年的地位精英孔融可以成为一方诸侯，张角可用太平道否定皇权合法性掀起席卷全国的起义。
同时，在明星之前的中国，以文化中立和意识形态释精权作为统治手段和来源的儒家精英是长期存在的。中国的超强君主专制其实直到清代下完全实现，这背后的原因也很复杂，和清本身是一族统治有关，也和清朝实现的清除其他所有游民族的完全大一统有关。因为儒家经营传统的重要的华裔之变，意识形态被续全了，甚至它也与新农产品进入中国，缓解了阶级矛盾有关。在越小的中国，地位经营的权力越强。在春秋和三国等混乱时期，对合法性争夺强烈的时期，地位精英的权力是很强的。而随着皇权专制的加强，专制逻辑似乎是不允许地位精英存在的。然而，少有人意识到的是，专制逻辑并无法真正消灭地位精英，只能够暂时压制。在明朝，皇权专制集中了几个时代，以洪武和嘉靖为甚，而只要掌握了绝对专制权力的君主死去，地位精英就被快速回朝，因为低位经营服务的对象既是普罗百姓，即以乡绅形态存在的地方疲劳作为一种超越特定皇权政府长期存在的地方治理力。同时他们也服务官僚精英，及以大儒和意识形态加形态存在的主要处理科举，以及世人知识分子在生产的地位中心力量和以义理教条为旗帜，团结世人共同对抗皇权，以维持地主阶级的文化中心力量。
地位精英的这两个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前者是安抚百姓，维持地方基层的所谓公平治理。后者是团结和管理事人阶层，提供一个中立和合理的晋升和评议机制，并维持长久的地主阶级统治。我们的观点是，中国的地位精英在清朝之前是很强大的，这以宋朝这种强调折中治理，与世人共天下的官僚统治阶级为标志。因为宋朝在外部面临强大的军事危机，甚至是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危机，因为基因也认为自己是华夏的正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