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精神的中国印象之探寻
什么是中国印象？伴随着个人成长经历，这伟大的印象如同一场漫长的戏剧，随着光阴的流转，场景的一步步、一次次推移转换，层层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我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六日下午四时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古城区头道营房。家乡在我年幼的头脑中，存留着灰色的记忆，如同位于马营街的奶奶家旁的五龙壁一般， 琉璃彩画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片片地剥落，只留下灰色的、精美的砖雕……
小学时的课本教导我们要像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然而祖国的大好河山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我无从知晓，只好像猴子一样努力攀上栏杆，自上而下地望着水泥地面上一排排的自行车，一层层的板楼上林立的烟囱，想象着祖国大好河山的模样……
现在回想起来，唯有红领巾和校园里的枫树叶留下了彩色的记忆……
再有的就是气势恢弘的九龙壁、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和云冈石窟，在党的光辉教育下的我，曾经以为那不过是迷信与愚昧的产物，应当付之一炬……
头脑第一次被中国印象所渲染和印刻是六岁时观看电影 《末代皇帝》之后，当时剧情完全看不太懂，只记得溥仪大婚时，电影屏幕像是被祭祀时的鲜血浸泡过一样，人物的衣着、配饰，仪仗的道具以及故宫全都是满满的红色……
再次观看这部电影，已是初中时代（中考落榜之后）。影片中途，当溥仪被冯玉祥的部队逐出紫禁城时，他内心的喜悦、恐惧和挣扎，被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所谱写得充满着对于无情的历史潮流所鸣奏的殉道一般的绝响、甚至近乎于对于未知死亡的惊恐、为逝者而呻吟的呐喊来刻画得无比动容与深刻：all my life I thought I hate it here, but now I am afraid to go……”，又一次对于“围城”的、无奈而又伤感的叹息……
相信没有坂本龙一的音乐，整部电影至少将丧失其一半的魅力，是音乐的魅力穿越了时空的阻隔，让我的精神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的紫禁城，否则，当我工作后，于2003年真正置身于故宫之中时，只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看客”。
由于这部电影在我大脑中对紫禁城的空间意象（包括人物、场景、色彩的铺垫）的虚拟建构，使得当我亲身置身于太和殿正门外，向内张望时，会深深感觉到：紫禁城的魅力绝不仅仅取决于建筑本身，它所承载的人、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所造就的历史事件，以及在经过漫长又无情的岁月打磨后逐渐成形的传统与价值观，才是其真正的灵魂与价值所在。而场所本身将这种抽象的、虚化的传统与价值观具象化，并充当了其载体的功能，同时以具有温度和生命力的方式若隐若现的将其展现出来。
只是如同《末代皇帝》的片尾，太和殿中空置的皇位，赤裸裸地呈现在观者面前一样，庞大壮观的紫禁城如今也如同空置的舞台，曲未终，人已散，所以总感觉当下我们民族的价值与传统处于漂泊与空置的状态，只是一味地、盲目地跟随着这个世界“匆忙而又慌乱”的脚步……
大二学期乡间采风，匆匆游览了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宏村，途中偶遇了悠然自得地骑着毛驴的妇女，恍惚间，穿越了……
就如同电影开始时，杨紫琼所饰演的于秀莲骑着马儿进入永定门，从北京的外城穿越内城，到达正阳门时，镜头忽然升起，三百年前的紫禁城以鸟瞰的方式呈现了！李安诠释道：这个镜头就叫江湖！当然钱钟书与杨绛对于“围城”的见解也同样适用于此。
电影《卧虎藏龙》御虚而行实地将一幅幅如卷轴画般的场景推移开来：庞大帝国的古城北京（灰色）-新疆（土红色）-安徽（木原色）-竹林（纯绿色）-古窑（黑色），宛如《韩熙载宴乐图》中由屏风所分隔和串联的歌舞场景，百转千回，一种心灵空间的写意化手法。
深夜，在承德的一家四合院的庭院正中，周润发所饰演的李慕白袭一身白衣，在皎洁月光的隐映之下，拔剑起舞，他的身影若隐若现，那是一种淡化的、单纯的、抽象化的“侠”的影像，但却隐喻着人性中不稳定的诱惑，包括：情爱、性欲、仇恨、杀戮——“青冥剑，你看它干干净净的，因为它杀人不沾血……”，伴随着马友友那苍凉哀怨的二胡与大提琴的混音合奏——谭盾的《剑之吟》，影像与空间产生了呼应和共鸣，导演李安画龙点睛般地将“囚”的意境传达出来，在那一刻，合院演化成为一张虚幻可供挥舞的白纸，整体氛围渲染上了一层蓝色的、淡淡的哀伤与忧郁，场所所承载的意境与情感瞬间从凝固的状态变得肆意的飞溅、流淌，从儒家中规中矩的楷体变化为道家的行云流水般的行书，那是对三百年前时光与人的追忆，为此，我感觉时光倒流了，在相同的地点，隶属于不同的时代的人之间，其实可以穿越时光的阻隔，进行精神上的交会、沟通……
2003年至2012年，我先后去了山西平遥，王家大院，悬空寺等名胜，还有在江苏南京紫金山一带、苏州私家园林、无锡寄畅园、以及四川西北的川藏一带进行了连续数月的旅行，当然也包括明十三陵等，感触最深的是：人为建造的建筑与景观场所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来讲，都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和相应的精神诉求，也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却注定高于生活吧……
然而现如今，包括苏州园林在内的绝大多数场所遗迹“形存神逝”、“物是人非”，如同博物馆里的标本一般，只是将自己的躯体像木乃伊一般地呈现在游客面前，而场所原本承载的人与人的生活已不见踪影，舞台上真正的主人已经退场，只有原本的观众登上舞台，不知所谓的自娱自乐，更无从谈起其场所的精神层面的演绎与重现。因此，即便是建筑、景观或园林专业的学生也只能是通过参观一具具“尸体场所”来学习专业的知识，更为可悲的是，在当东方文明以西化的方式（包括战争与革命）、快餐化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文脉，传统与价值流失，断代了……以至于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还需要去京都取景，惜哉，悲哉！
2016年，当我将修改数版后的作品集演示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丽方老师后，她评价道：你没能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完成设计……
与吕彦直，杨廷宝等民国著名设计师不同，虽然他们接受的都是纯正的西方建筑设计教育，但是无论是《中山陵档案》中的手绘施工图，还是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谭延闿墓、中央体育学院等中山陵一带的民国时期的设计作品，以及杨廷宝先生的学生张镈所绘制的故宫的测绘图，都渗透着浓厚的中国底蕴，弥漫着中国往日的精气神……
而现如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作品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的identity，我自己亦然，因为我们这代人眼前的中国印象已经添加了太多不伦不类的杂质，如果将她比作一个女人，她已经被人蹂躏、玷污和摧残多次，沦为了一双破鞋，连自己的子女都会觉得嫌弃；如果将她比作一本画册，她已经被人撕得七零八碎，又经过几番涂改、次序颠倒，早已丧失了本来的面目……
于是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我又断断续续地重新游走了一遍北京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宫殿、王府、府邸、祭坛、皇家与私家园林、帝王陵寝、佛庙、道观、清真寺、天主教堂，在重新梳理和拼贴了原本伤痕累累和碎片化的中国印象之后，再次修改了自己的作品集，尝试再一次营造场所精神的中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