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的评价困境与价值重估

金庸，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经载入了辉煌的史册，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进入了经典化的行列，但尚未完成，其认可度也因不同学者的争论而呈现出一定的分裂态势。从文本内部来看，经典化得以成形的原因在于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交互并行，任何单一的阐释途径都不能切近金庸文本的经典化本质，因为立场、评价视角、文化姿态等等因素都构成了金庸作品评价的复杂化与多元性。 毫无疑问，金庸的作品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范畴：重故事性、戏剧性，语言通俗，人物脸谱化（大多数），遵循一定的情节模式（可复制性）等等。但是金庸的文本也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它游离在所谓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边界上，为文学类型的严格界定提供一个分裂的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作品的评价就必然是复杂的、带有争议性的。 争论产生的原因首先是评价立场的不同，在文学乃至整个艺术领域里，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明确的评价标准，所谓的真理只有在特定的客观情境中才能成立。将金庸作品纳入纯文学的评价体系，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在严肃文学的论域内评价通俗性的作品，必然会导致文本的失衡与文本阐释的内在销蚀。严肃文学重语言实验、思想深度、艺术革新，这些都不是金庸文本所具有的明显特征，相反，有些地方甚至与其相背离。注重故事性、娱乐性，情节、结构遵循一定的套路和模式，仅就这两点，就可以为纯文学视角下的低水平提供理论支撑。但若从通俗文学的角度分析金庸作品，又可明显看出其文本内容层面的巨大张力与可供玩味、解读的空间，这是琼瑶之流所不具备的。金庸作品有思想深度吗？有，但深度有多深，就要看其与集体经验的切近程度和对个体经验的偏离程度。你可以从个人的角度，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去无限地构造和拟想所谓的作品深度，但它是否能被归入共性的经验传达与阐释的体系，就要看个体经验对集体经验的认同和归附程度了。 我对金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正是两难困境的体现。初读金庸时，对纯文学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深入和系统，还处于故事欣赏和戏剧性追求的阶段，而金庸作品在这两点上很突出，于是便爱不释手、奉为经典；随着后来对纯文学理解的加深，金庸又有被贬入大众通俗文学的危险，甚至在本质上将其与如今的网络文学等同，说它是网文鼻祖。现在想想，这些想法都是有失偏颇的，或许是受到网络上一些文章和人物的观点而产生这种极端化的评述思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金庸评价的复杂，没有人可以一概而论地给出一个明确的评价答案，如果有，那必定不够全面客观。 其实不止我，如今网络上的许多评价金庸的文章和有关观点都反映了这一分化的趋势。有将金庸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前几名的大家，将其与一些严肃文学作家并列评价的；也有将其视为网文鼻祖，认为它们无甚思想性，故事花里胡哨，不切实际，本质上是网文的。这里只列举了两种极端的观点，还有很多类似的观点，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有一类观点，就考虑到了评价视角的问题：金庸的作品为什么不被一些权威的文学奖项所认可，原因就在于评价体系的不同，权威的文学奖大多都是纯文学奖项，而纯文学有纯文学的评价标准，通俗文学也有通俗文学的评价标准，二者不能混同。道理很明显，观点也比较客观，但正如上文所说，金庸的作品在通俗性之中也蕴含着可供纯文学探讨的特质，不能将其完全划归通俗文学的行列，下面就简要地谈一谈。 金庸的六大长篇代表了其创作的最高水平：《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因此，这六部作品也成为评价金庸的重要参考。毋庸置疑，这六部作品的故事性都是极强的，它们之所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是因为其拥有极强的故事性，能够引发读者的阅读欲望，驱使其将小说看完。对故事的需求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只不过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故事可以满足我们的审美欲望，让我们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叙事中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沉浸于故事所营造的氛围之中。金庸的小说文笔流畅，读起来非常顺畅，没有滞塞之感。小说以情节取胜，叙述的曲折、跌宕使情节具有极大的张力，把读者拉进小说所构造的武侠世界中，带来极致的娱乐体验。 金庸的小说总是有很强的画面感，在细节的挑选与氛围的营造上都有一种影视化效果，这也是吸引读者的关键。能够把通俗的小说故事写得这么“好看”，金庸的写作功力不可谓不深。前面所说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争论更多的是对完成性作品的艺术评价，但要是从作者的创作层面来谈，论文笔、写作功力，金庸可是有实力与那些著名的严肃文学作家平起平坐的。金庸的写作技巧虽然师承西方（他模仿、借鉴了古希腊悲剧和法国大仲马等的写作模式），但他也有自己的东西，他将讲故事的技巧应用到中国的本土叙事当中，不但不显生硬，反而流畅自然，足见其功底之深厚。 金庸小说的独特性还在于其革新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表现形式，不囿于传统的小说呈现模式与表现方法，为武侠小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就是多元文化因素的交互渗透，以往的武侠小说非常注重“武侠”，故事的叙述都极力呈现出武侠该有的刺激情节和武打场面，在语言上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他们更看重的是故事，而不是用来讲故事的“语言”；在有意掺杂、融入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上，以往的武侠小说作家也做得不够充分。而金庸之所以独特，就在于他对武侠小说的革新，使一种“新武侠”诞生并呈现在读者面前，金庸用一种新的语言来写武侠小说：生动、灵活、通俗，再加上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增加了语言的厚度和文化含量，使得武侠小说的语言也有自指性，具有呈现出独立的审美形态的可能。金庸小说的语言虽通俗，但较之以往的武侠小说也融入了大量“雅”的成分，这也源于传统文化元素的掺入，使读者在为有趣、跌宕的故事所吸引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金庸本人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此，金庸小说的语言是雅俗共赏的（这个成语也可用来形容金庸作品整体的美学样态）。 在思想方面，金庸小说也较以往的武侠小说更为复杂与深刻。金庸小说所蕴含的思想倾向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复杂的，所以它们有着更大的阐释和解读空间，解读角度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作品阐释和评价的单一化和表面化往往意味着该作品的浅表化，不具有进行症候式阅读的可能。金庸作品注重对历史的呈现，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设置在一个固定的历史朝代中，比如《天龙八部》所处的北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所处的南宋、《倚天屠龙记》所处的元末明初、《鹿鼎记》所处的清朝等等，将故事放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使小说的叙述环境得以呈现出一定的典型性。在大的历史框架下叙述故事，并不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最终结果，但在一些人物和历史细节上进行适度的虚构，这就增加了历史阐发的角度与深度。从作品的历史叙述中也可以看出金庸本人的民族观、历史观（比如《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中的正统观念和家国情怀），他借助特定历史情境来言说和传达自己的历史观，这也给读者理解历史提供了比较新颖的角度和更加开阔的空间。野史、传说等对历史文本的渗入（如《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的身世之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官方、正统的历史，为民间历史的登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大众读者从民间角度去填补官方历史的裂隙和空白。 金庸的小说虽不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等等这样较为单一的思想观念，但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思想观点，比如《天龙八部》中对人世的悲悯情怀、对人类悲剧命运的“俄狄浦斯”式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显出了解构的趋向）、对佛家人性观念的阐释等等；《笑傲江湖》中的政治寓言、对儒道等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对权力斗争中儒家因时而变的状态的隐性批判等等；《鹿鼎记》对《堂吉诃德》的效仿（颠覆、解构传统武侠）、对英雄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以低俗为表征的内在游戏精神（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等等。可以说，金庸的作品越往后越成熟（在叙事性方面，后面的几部作品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越散发出浓厚的批判气息、传达出复杂深刻的思想。 金庸以一己之力动摇了传统武侠的坚实大厦，在语言、思想、艺术性上都体现了可被纳入严肃文学评价体系的特征。因此金庸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可被完全划归入通俗文学的范畴，它们所引起的是雅俗观的辩证，我们需要重估金庸小说的价值，而不是人云亦云，受限于评价思维的惯性。金庸作品的价值不只是在故事性、娱乐性方面，它们给读者提供的不只是有趣的故事，还增进了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引导读者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去看待传统文化和一些既定的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一种辩证、客观、全面的批评思维。 金庸作品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官方历史的个人化表述，它们能让读者去从一个新颖的角度看待和解读历史，而不是囿于正史的定论。虽说金庸小说不能算是严格的史料，但也有利于读者历史观的塑造，读者可以认同作品所传达的历史观，也可以站在批判的角度去驳斥金庸的历史观念，从而丰富完善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感知，达到重塑的效果。 故而金庸的作品是雅俗共赏的，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以极端化的视角去评价金庸小说，它不是现在的网络爽文，当然也不是《红楼梦》《呐喊》《边城》，它就是一个独特的审美范本，是雅俗共赏的典例。普通读者可以喜欢作品讲述的故事，也可以受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专业读者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阐释金庸作品，挖掘那些潜藏于作品表层之下的深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