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作為範圍或方法：性別、身體與醫療史的反思

讀《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現代東亞的性別、健康與歷史)之導論有感。

文章資訊：

Francesca Bray, “Introduction”, in Leung and Nakayama eds.,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Hong Kung: Hong Ku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34.

本書是幾年前的一場東亞性別與醫療史的學術會議的論文集，涉及範圍涵蓋東亞地區多個國家的醫療史經驗，以性別史的眼光來討論這些議題，並且試圖以東亞作為一種歷史方法，來看待醫療現代化過程中在此地域的共時性現象。而本文主體是基於性別、身體與醫療史的課堂作業修改而成，在此希望相關研究領域者，多多指教。

    筆者對白馥蘭(Francesca Bray)在本書導論所寫的內容，最印象深刻的兩個段落分別是對於跨國脈絡下東亞與西學的知識交流史研究範式的批判，以及在政治現實的情況下，身體作為一種高度可塑概念的演變。因此接下來將挑選書中部分內容翻譯並以相關學術脈絡進行討論。

    首先，作者指出雖然近年來出現許多關於東亞國家生物政治與現代化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不過由於這類研究需要克服語言問題、掌握繁雜的文獻、理解各國歷史背景與地緣政治關係等問題。造成相關著作除了經常以多人合寫以外，著書的研究者也常聚焦在單一國家，或該國家直接影響的地區(a single nation or its immediate zone of influence)。即使有一些研究者以國家為基礎的研究處理區域網路，以及在其中實際經營的參與者，但大多數研究者還是關注西方與本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作者也指出雖然有些作品辨別一國之內特定西方科學學校、機構的意圖或貢獻，但這些在各地域相關研究積累成果，卻又過度強調通過機構合併、相遇或交流什麼，從而產生廣泛同質的、統一的西方科學等顯著共同因素的重要性。

Overall, this downplays or obscures the equally crucial circulation of local formulations of science and modernity, the flows and clashes of ideas and people, desires and values,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bacteria and commodities among localities, nations, or zones of influence with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It is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hat for East Asians emulating or borrowing from the West is not always the first priority: eve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ey were likely to first look to successful neighbors within the region for models.[1]

筆者翻譯：

總之，這低估或掩蓋與上述共同因素，同等重要的當地對於科學與現代性表述的流通關係，諸如思想和人、慾望和價值觀、制度和實踐、細菌和商品等，在東亞地區的地方、國家或國家所影響區之間流動和衝突。很重要的是承認對於東亞人來說，模仿或借鑑西方並非總是第一要務，甚至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他們可能會先向區域內成功的鄰國尋求榜樣。作者在此指出過往跨域研究的缺點後，又進一步闡釋晚近亞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轉向，筆者在此先不談論有論者對於當時亞洲研究服膺於政治現實的批評，而是就先以上段翻譯文字，探討本文作為一篇關於東亞共時性研究的導論，並以千年以降貫時性的身體醫療概念面向進行討論。

作為本書導論，關於流通觀念的闡釋，其實進一步指出該書有文章將會涉及東亞跨域交換的相關討論，特別是透過區域內部醫療與社會的關係，以彌補前人在強調由單方面影響下的研究框架的不足。如本書一章探討日本的中將湯能夠在日本島內與殖民地成為商品流傳的案例；又或是莊淑旂能夠成為台灣與日本的食療教母，除了體現人與思想在其中跨域交流互動的性質之外，在她所提倡的醫理本身也是傳統中醫知識與現代營養學知識的交會下的產物，並運用氣的身體觀概念解釋如何預防癌症等等。以上這幾點也是所謂當地知識對於科學與現代性的表述，與之類似的如皮國立討論虛弱概念時，所徵引的中醫對於腎虛的概念與現代醫學賀爾蒙之間的對應關係，又或是當歸素所使用的廣告論述與中藥藥性等等。另外，從共時性的角度來理解諸如中將湯、虛弱補品、當歸素等藥品，除了體現行銷策略訴諸於當時人們對於身體焦慮訴求的相似性之外，其背後也展現新式醫學典範在衝擊東亞醫療傳統後，舊有的醫學觀念並未完全消亡，而是轉型成為能夠與現代醫學相結合，甚至成為以此為口號被販售的一種論述。

    另外，若要以長時段貫時性的角度，理解翻譯段落本身，或許有些難度，尤其是在前現代社會本身的國家交流，並非如上個世紀那樣頻繁的情況下，不過，在此筆者認為或許能將古代中國本身視為多個地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此一來，或許能夠將各地區提倡的醫療知識，視為彼此競爭的關係，同時也是互相吸收融合結合後的產物，尤其是將其放在婦科醫學的發展來看，如宋代婦科強調性別化身體的傳統，與金元的身體觀傳統相抵處，而隨著時間發展，宋代的觀念逐漸被金元的替代，並為明清以降男女同源的觀念提供思想資源，而在這個過程中，諸醫者何嘗不是對舊有經典進行重新闡釋，以符合或調整當時相對主流的醫療論述。

接著筆者想要討論另一個文中可以體現本書共時性與貫時性的段落，如：

Health, like gender, is a highly malleable concept. In East Asia as elsewhere, politics have often dictated the 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in a man or in a woman. In tracing the interwar history of Japanese proprietary tonics for women, marketed throughout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usan Burns shows a significant rupture in the ideals of female health portrayed. I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dvice columns of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1920s and early 1930s, readers were invited to think of their health as an expression of personal vitality and independence, even glamour, as well as fulfilled motherhood. But in the later 1930s we see a shift: the elegant, tennis-playing “modern girls” faded away. As expressions of female health, the fit, smart, independent woman was largely, if not entirely, displaced by images of mothers with their infants.The priorities of female health shifted from general fitn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as gearing up for war increased the national need for. [2] manpower.

 筆者翻譯：

健康如同性別，是個高度可塑的概念。東亞與其他地方一樣，政治常常決定男人或女人理想的健康特徵。如Susan Burns追溯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的專利女性滋補品在國內，及其東亞和東南亞的影響範圍內銷售的歷史時，她展現這些藥品所描繪的女性健康理想的明顯斷裂。在1920至30年代初的女性雜誌的廣告和建議欄中，讀者們被邀請將她們自身的健康視為個人活力和獨立性，甚至魅力，以及實現母性的表現。但在1930年代後期，我們看到了一個轉變：優雅、打網球的「現代女孩」逐漸消失。而作為女性健康的表現，健康、聰明、獨立的女性，雖然並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母親和嬰兒的形象所取代。女性健康的優先事項從普遍的健康轉向生殖(再生產)的健康，以應對戰爭使得國家對人力需求增加做好準備。

    從探討東亞共時性現象專書導論的角度來看，自然如同上一部分討論西藥引入後，激發人們對於虛弱感或不健康身體的想像，亦或是本段作者在此處討論中將湯的案例。然而若要討論作者在文中提及「政治常常決定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健康特徵」的概念，則能以貫時性現象來詮釋，在千年以降的前現代社會中，政治對於能夠再生產的身體的控制與關注，似乎隱含在古人的思想資源與醫療行為中。回望過去不論是在動亂的南北朝，生育的家庭透過生子不舉以避免政府繇役的現象頻發，於是在史料中出現官員為減少家庭舉子負擔，以滿足國家對於勞動力的需求的案例；或是從婦人方到宋代婦科的出現，再到明清婦科的轉向，其中無法忽略的是醫者關注女性身體的生育機能及與之相關的病症本身；亦或是老人保健知識中收入女性生產養育相關的知識；甚至連男性身體的虛弱，女性夢與鬼交等等也難以脫離生育本身等等。

    總之往事越千年，在貫時性視角下的「政治常常決定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健康特徵」，似乎與現代社會的案例十分相似，但需要注意的是前現代國家對於人群的控制能力極為薄弱，因此不同於現代國家能夠透過宣傳，或如導論其他部分討論東亞區域內更加 極 端、直接落實在個人生活當中的生物 政治。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前現代國家對於生育身體的需求，反而會有更多包裝在道德、宗教性的修辭當中，並成為歷史行動者本身在當時社會環境下，能夠支持其行為合理性所調動的話語。

註釋

[1] Francesca Bray, “Introduction”, in Leung and Nakayama eds.,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Hong Kung: Hong Ku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

[2] Francesca Bray, “Introduction”, pp.16.

後記

漫長的大正三下學期就這樣正式結束啦！大概....其實還有大學國文的期末報告要處理，但還不急，所以先來整理整理一下這學期的課堂報告內容，像是這篇就是修改自性別身體與醫療史的課堂報告應該算是一個開始。

而且在修改過程中，我要順便好好來鍛鍊我的文筆。

然後今天去逛歷史文物陳列館真的超有意思的說。還被老師請吃飯 

最後，依舊感謝 Lyt 幫忙借書支援，祝妳教檢一定能過，還有身體健康

累哇歷史2023年6月10日   台北城南宿舍    夜雨綿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