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中的女性身影

本文原载于北美圣殿骑士团网站（我没写错，就是The Knights Templar of North America）本文仅供爱好者交流使用，一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妇女参加过十字军东征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她们参与了战斗吗？“另一边”的女性参加了战斗吗？在中世纪，不论是西欧的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社会的文化规范并不赞成女性参与到战斗中去。然而，一些历史资料指出，的确有女性积极参与进了宗教战争中，这些史料是真实的吗？抑或是诽谤或纯粹的宣传？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些基本概念，首先，什么是十字军东征？东征又是何时发生的？现代学者们普遍赞同的是，十字军东征是一段牵扯到宗教和战争的历史进程，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上则莫衷一是。

十字军东征是什么？

美国历史学家贾尔斯·康斯坦布尔将主流观点总结为以下四类：

1，一部分人（原文generalists，但是我怎么翻都有点说不过去）将十字军东征定义为任何以上帝之名发起的基督教宗教战争，并将现代准确定义十字军东征的努力视为有误导性的和人为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试图准确定义十字军东征的学者是在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强加给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2，大众主义者认为十字军东征本质上是一般群众和士兵，而非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

3，传统主义者认为十字军东征是旨在收复圣城耶路撒冷的军事宗教远征。

4，多元主义者试图考察十字军东征的招募和组织形式。并认为，任何符合这种招募和组织模式的军事行动都是十字军东征，反之则不是。他们同意，十字军东征本质上是中世纪的，到1600年，十字军东征几乎停止了。他们同意，那些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认为参加十字军是对罪孽的忏悔。中世纪一种常见的忏悔形式是去一处圣地旅行朝圣。而耶路撒冷是朝圣的共同目标，目标是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也被称为朝圣。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圣战：一场为上帝而战的宗教战争，以推进十字军认为是上帝旨意的计划。通常这是一场防御性战争，但它可能涉及试图夺回曾经由基督徒统治的领土。学者们也同意，那些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起誓要参加远征，并在他们的衣服上缝上十字架作为誓言的象征。“被十字架所标记”或“背负十字架”（中世纪法语中的se croisier，中世纪拉丁语中的crux suscepit，crux accepit或crucizo）在十二世纪已经出现在作家们的作品里，但“十字军东征”这个词直到十六世纪末才在英语中使用，而十五世纪在法国出现了等效的croisade一词。在中世纪，人们“背负十字架”，但他们称这次探险为“朝圣”，或“远行”（意为航行或旅行）或“基督圣事”。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十字军东征的定义在中世纪实际上是相当不精确的。

关于东征的开始时间，学者们也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始于1064年，西班牙基督徒对伊比利亚半岛上，由穆斯林统治的巴瓦斯特罗城发起的远征，这场远征中有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战士参与，并且可能得到了教皇的支持。1087年，一支来自意大利海滨城市比萨，热那亚及其他城市的联合舰队袭击并洗劫了北非海岸城市马赫迪耶。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伯爵夫人（卒于1115年）是这场海军行动的发起人。当代基督教对这场战役的表述与后来的十字军东征类似，都是针对异教徒发起的圣战。比萨人当时并未戴着十字架而是戴着圣徽。从“十字军必须戴着十字架”这一点出发，他们不是十字军，但无法否认，他们的人员构成和远征动机启发了后来的十字军。

更为主流的观点是，十字军东征始于1095年11月，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南部的克莱蒙教会会议上布道。其结果便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一场对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的军事远征，收复了直到最近才归属于罗马皇帝的领土。随后，远征军继续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更多要塞和城镇，最终于1099年7月占领了耶路撒冷城。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新的基督教国家。

其他“十字军战线”包括伊比利亚半岛（现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基督教战士在那里为夺取直到八世纪仍由基督徒统治的领土而战；而在波罗的海地区，基督教战士为保卫基督教领土和说服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而战；在意大利，教皇与敌人之间的战争不仅指对抗异教徒的战争，也包括对抗那些拒绝服从教会权威的基督徒。一些学者认为，“十字军东征心态”在十六世纪的远洋探索和征服新大陆的航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同代人指出，这项军事行动为游走宗教边缘的人提供了赢得上帝青睐的途径。诺金特的吉伯特是一位记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修士，他这样描述它：“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已经命定了圣战，以便骑士团和流浪的人群 — 他们以前一直在互相屠杀，就像他们古老的异教徒祖先一样 —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获得救赎。”但吉伯特的这一言论似乎只适用于男性。

妇女支持十字军东征吗？

从十字军东征运动伊始，妇女就以各种角色参与到了东征中去。前面已经提到，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玛蒂尔达参与了1087年的马赫迪耶战役。但十字军的确对女性的参与抱有矛盾态度。虔诚的基督徒女性可以在为远征军的祈福中发挥重要的属灵作用，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如玛蒂尔达伯爵夫人），并可以鼓励她们的男人去参与东征。但基督教评论家认为，这是对基督徒战士属灵纯洁的性威胁。因此，十字军东征需要妇女——但教会当局试图阻止她们真正参与进东征中去。

由于十字军东征也是朝圣，最初，妇女也作为和平的朝圣者参与进了东征探险。基督教妇女作为男性朝圣者的伴侣和家庭成员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9）。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斯的雷蒙德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探险（尽管当时的作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妇女执行各种辅助性任务，例如在战场上给战士送水，承担劳动任务和向敌人投掷飞石。她们承担了基本的医疗和卫生护理工作，并激励战士们战斗。她们充当商人，向军队或工匠出售食物，制作箭和弓弦。但是，当十字军东征陷入困境时，她们又被指责为以性引诱了十字军，作为仪式性清洗的一部分，军队的宗教领袖将所有妇女送出军营，旨在恢复上帝对这项事业的认可。我怀疑“所有女性”并不包括已婚贵族妇女，被逐出军营的女性可能只包括那些没有正式法律伴侣的女性。

十字军中的传教士常常将女性描绘成阻止她们的男性亲属进行十字军东征的阻碍，并发出警告称，如果她们这样做，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他们讲述讲述婴儿被拒绝让丈夫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母亲所意外闷死的故事。事实上，乔纳森·莱利·史密斯教授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鼓励她们的男性亲属参加十字军，是东征的积极推动者。

一位英国牧师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亲历者，他在1187年的一部名为《Pilgrims's Journey》的作品中写下了那次十字军东征的招募情况：

“对新朝圣的热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已经不是谁接受了十字架的问题，而是谁还没有接受十字架的问题。许多男人互相送去羊毛和卷线杆（纺织用品），意思是如果他们谁逃避远征，他们就只适合去做女性的工作。新娘们敦促她们的丈夫，母亲劝说她们的儿子，唯一让他们感到悲伤的事情是由于天生软弱，她们无法和男性亲属一起出发。

而贵妇们则继续陪伴她们的丈夫进行十字军东征。阿基坦的埃莉诺陪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狮心王理查德在1191年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将他新婚的妻子纳瓦拉的贝伦加里亚和他的妹妹，西西里岛的女王乔安娜带到了圣地。1247—1254 年，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陪同她的丈夫、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前往埃及进行十字军东征。1271年，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陪同她的丈夫爱德华勋爵（即将成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前往圣地进行十字军东征。

这些王后们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阿基坦的埃莉诺似乎没有参加任何军事行动。简·马丁代尔最近在新的《牛津国家词典》中写道：“埃莉诺组建了一个由武装和骑马的女士组成的军事连队的说法，是基于拜占庭作家尼塞塔斯对亚马逊人及其女王的幻想而虚构的；更可靠的记录是，她和德国出生的贝尔塔皇后通过信件交流，因为罗马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诺斯试图为陪同法国军队的一位女士安排一桩希腊式的婚姻。为此，埃莉诺扮演了外交官的角色。她还因与叔叔—安条克的雷蒙德亲王的友好关系而引起丑闻。据推测，亲王希望埃莉诺能够说服她的丈夫路易国王向他提供永久性的军事援助，以对抗阿勒颇的努尔·丁恩·丁——与雷蒙德的期望相反，路易动身前往了阿卡，总而言之，十字军东征对东方的欧洲定居者而言弊大于利。

贝伦加里亚和乔安娜女王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事迹几乎没有被提及。她们与狮心王理查德一起抵达东方;穆斯林作家在理查德和萨拉丁谈判期间提到，乔安娜应该嫁给萨拉丁的兄弟（但她拒绝了）;女王在理查德于1192年秋天离开前不久离开了东方。理查德的表兄弟，耶路撒冷的西比尔女王和伊莎贝尔，在军事事务中扮演者更加积极的角色，她们指挥设防城市对抗苏丹萨拉丁的军队。但即使如此，她们也从未在战场上战斗过。1259年，当国王路易九世在十字军东征中被埃及军队俘虏时，他的王后，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在她的育婴床边指挥十字军继续战斗。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在十字军东征中没有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但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她在丈夫被刺客刺伤后挽救了他的生命。

因此，这些十字军东征的女王和王后们通常将她们的精力放在了外交或医疗护理上。只有法国的玛格丽特王后实际参与进了军事事务中，但她也并未挥舞兵器与敌人面对面厮杀，而是在丈夫沦为阶下囚时指挥城市的防御而已。

关于非贵族妇女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事迹则更难考证，有两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记载提到，1189—1190年，基督教军队中有一名妇女参与进了围攻阿卡（1187年被萨拉丁攻陷）：她在帮助填平城市周围的护沟时被防御者的火力所伤，在临死前，她要求她的丈夫将她的尸体埋在沟里，这样她即使在死后也能继续支援围攻行动。一位穆斯林作家提到老妇人激励十字军作战；而一位基督教作家也描述了老妇人帮助男兵摘下他们身上的跳蚤和虱子。

贝弗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Beverley，生于1130年左右，卒于1210年左右，）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出现在圣地，并参加了一些战斗。根据她的弟弟托马斯写下的关于她的生活记录，玛格丽特是在英国受孕的，但是当她的父母西比尔和胡尔诺随后启程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她于圣地出生。回到英国后，全家定居在约克郡的贝弗利，玛格丽特的弟弟托马斯出生在那里，比她小十一岁。成年后，玛格丽特回到了耶路撒冷王国，1187年9月，当耶路撒冷被萨拉丁围困时，她正在耶路撒冷。托马斯是这样描述他的姐姐的：“像一个凶猛的少女一样，试图扮演男人的角色，”把一个金属烹饪过用作临时头盔：“一个女人假装成一个男人......她被吓坏了，但并未表现出来。她给那些在城墙上战斗的人带来了水，并被萨拉丁的一台攻城器械投掷的碎石击中；伤口愈合了，但留下了伤疤。

当这座城市向穆斯林投降时，她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了代价，他们出发前往拉奇什（老底嘉？），她的家庭认为他们最终能安全抵达，但他们在途中被穆斯林俘虏并被奴役。最后，一个来自推罗（今黎巴嫩苏尔，1187年仍被基督徒占领）的人支付了赎金。玛格丽特穿过沙漠，伴随着饥饿，孤独和恐惧，独自前往安提阿，因为她发誓要去那里拜谒圣玛格丽特墓。

当她在城里时，它也遭到了萨拉丁军队的围攻（1188年7月），但敌人最终被击败了。玛格丽特向南出发，但在离的黎波里不远的路上，她再次被穆斯林俘虏，自认为她的末日已经到来。在痛苦中，她呼求“圣玛丽”的援助，土耳其领主认出了耶稣母亲的名字，并释放了她。在狮心王理查德和腓力二世的军队到达那里并启程前往西方之后，她到达了阿卡。她最终在法国的一座修道院里找到了她的兄弟托马斯。他劝说她离开世俗生活，进入修道院修行。她当了十八年的修女，直到她去世。托马斯没有告诉我们她去世的确切时间。

玛格丽特不是一个十字军战士，因为她从未“背负十字架”：她作为一名旁观者参与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参加了耶路撒冷的保卫和朝圣，但她没有真正参与战斗。她的弟弟把她在东方的经历作为她虔诚的证据，而不是她勇武的证明。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记述提到，1219 年 8 月 19 日，在尼罗河畔的达米埃塔城外的一场战斗中，妇女们在场。“在水边是罗马人和妇女，他们携带淡水供步兵饮用。河上的贝都因人冲锋陷阵，杀害了他们。”再一次的，这些妇女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像贝弗利的玛格丽特一样，她们把水带到口渴的战士那里。但她们实际上也没有参与战斗。

一些学者认为，即使妇女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她们也不是真正的十字军战士，因为她们不能说出十字军誓言。澳大利亚修女和历史学家莫琳·珀塞尔承认，妇女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但断然否认她们是真正的十字军。她认为，当她们陪同十字军东征时，她们的身份是朝圣者而不是十字军，也就无法参与战斗，但是，英国王室职员，豪顿的罗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目击者，在他的《编年史》中指出，当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去世（1196年）时，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法国国王菲利普的妹妹，前英格兰女王作为年轻国王亨利的妻子， 背负十字架前往耶路撒冷，直到她生命的尽头，她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的阿卡地，为主服务。所以她是一个十字军，一个十字军战士。然而，珀塞尔在一点上仍是正确的：没有证据表明她在到达圣地时参加了任何战斗。

在中世纪的教会法中，如果妇女得到丈夫的同意，她们可以参加十字军东征，如果未婚，可以征求父亲的同意。寡妇可以在未经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十字军东征。彼得罗·科利瓦奇诺是教皇英诺森三世领导下的罗马教廷的公证人，他在1209年完成了修订教会法的工作，他写道：一个女人通常应该支付一笔钱来赎回她的十字军誓言，这样一个男人就可以代替她，如果她很富有并且有一群士兵陪同，则例外。

许多贵族妇女确实雇用并指挥为她们而战的战士。在12世纪20年代的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的特蕾莎伯爵夫人（1097-1128）和卡斯蒂利亚的乌拉卡女王（1109-1126）对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发动了战争；她们没有亲自战斗，而是组建了军队，为他们提供装备，并建设设防的堡垒。1288年，布卢瓦的爱丽丝伯爵夫人率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前往巴勒斯坦的阿卡，并资助建造了一座塔楼，以抵御穆斯林的袭击。历史学家安东尼·卢特雷尔（Anthony Luttrell）追溯了1301年由一群热那亚妇女制定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她们推举了一位领导人，著名的热那亚海军上将贝内代托·扎卡里亚，并计划亲自加入十字军东征。教皇博尼法斯八世批准了该计划，指出“女性正在男人拒绝去的地方冒险”，但像许多这样的计划一样，它最终无疾而终。

在十四世纪后期，锡耶纳的凯瑟琳，神秘主义者和作家，提出了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十字军对异教徒发起东征的概念。1372年，一位托斯卡纳隐士写道，他听说一群虔诚的年轻男女希望出国 — 这是进行东征的委婉说法；到1374年，锡耶纳的凯瑟琳请求教皇允许她与一群虔诚的妇女一起去耶路撒冷朝圣，并写下了她预定的旅程，就好像她设想这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一样;1375年，她写了一篇关于对土耳其人发起的十字军东征的计划文章。但她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妇女是否为十字军而战？

十字军自己从未提到他们的女人在战场上战斗。作为十三世纪波罗的海十字军东征目目击者的一位中世纪作家记录了异教徒的普鲁士和立陶宛的妇女与基督徒作战;但他们自己的基督徒妇女没有参展。然而，穆斯林作家确实记录了十字军妇女与她们作战。

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伊玛德·丁和巴哈·丁·伊本·沙达德一致认为，在1189-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基督徒围攻阿卡期间，妇女在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伊玛德·丁记载，1189年秋末，一名贵族妇女带着500名骑士，以及扈从，侍卫和辅兵从海上抵达。她支付了他们所有的开支，并带领他们突袭穆斯林。他继续写道，基督徒中有许多女骑士，她们像男人一样穿着盔甲，在战斗中像男人一样战斗，直到她们被杀，盔甲被从身上剥离，才能将他们与男人区分开。

没有一个基督教编年史家提到这位欧洲贵妇，伊玛德·丁也没有说出她的名字。他们也没有提到任何女骑士，尽管伊玛德·丁声称这些妇女将参加战争视为一种奉献行为，”因此她们相信自己终将获得救赎“。不过，这些相当模糊的记载在伊米德·丁恩的作品和巴哈·阿尔丁的其他记述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支持。1190年7月25日，围攻阿卡的基督教十字军进攻萨拉丁的营地。虽然最初取得了成功，但这次袭击被严重击败，战场上到处都是基督徒的尸体。伊玛德·丁和巴哈·丁一起骑马去检查死者。巴哈·丁记录道：“我注意到两个女人的尸体。有人告诉我，他看到四个女人参与战斗，其中两个被俘虏。”伊马德·丁记录道：“我们听说一名妇女在战斗中丧生，死后仍泪流不止”

1191年7月，他们俩都记录了在阿卡的基督徒军队中存在一名女弓箭手。巴哈·丁留下了详细记载：“那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老人......是那天强行突入敌人城壕的人之一。‘在他们的城墙后面，’他告诉我，‘是一个女人，裹着一件绿色的mellûta，（一种外套）’，她不停地用木弓射箭，用它射伤了我们的几名战士。我们靠数量压垮了他们并杀了她，把她一直用的弓呈给苏丹看，苏丹大吃一惊。”伊玛德·丁的叙述更简短：“在一个防御据点中，有一个女人拿着一把木头，有条不紊地射杀我们的战士；她到死都没有停止战斗。”

这些是有关妇女参战的唯一具体描述。有趣的是，巴哈·丁还记录了1191年8月底到9月初从阿卡向南进军时军队中女性的存在，尽管基督教作家特别告诉我们，除了洗衣女之外，所有女性都被留在了阿卡。巴哈丁告诉我们，一个骑士，十四个法兰克人和一个女人，骑士的女儿，在向南进军时被穆斯林俘虏。这些都被关进监狱，后来在萨拉丁的命令下被处决。阿尔苏尔战役后，四名法兰克人和一名妇女被阿拉伯人俘虏并被带到萨拉丁面前，萨拉丁下令将他们严密看守起来。

另一位研究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穆斯林历史学家支持伊玛德·丁和巴哈丁所描绘的景象。伊本·阿蒂尔是萨拉丁和法兰克人之间战争的目击者，尽管在围攻阿卡时，他似乎使用了二手资料，包括巴哈·丁和伊玛德·丁的著作。在他的《世界历史》中，他解释说，当欧洲基督徒被激怒，来到巴勒斯坦收复耶路撒冷时，许多女人跟着男人一起来了，在围攻阿卡时与他们并肩作战。他还讲述了他与一名基督徒囚犯的谈话，囚犯告诉他，尽管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但她还是卖掉了家里的房子，以便装备他参加十字军东征，并派他出去收复耶路撒冷。这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Itinerarium Peregrinorum的作者所描绘的画面，即欧洲基督徒妇女正在敦促她们的男人加入十字军东征。

伊本·阿蒂尔提到了妇女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两个具体例子。在描述了1189年10月4日阿卡城外的战斗后，他补充说：“在囚犯中发现了三名骑马作战的法兰克妇女。当她们被俘虏时，盔甲被剥下，她们的性别才被识别出来。”他后来记载，1190年8月，“生活在海外的法兰克人中的一位女王在大约一千名战斗人员的陪同下离开了她的国家。她被囚禁在亚历山大港附近，她的同伴也被俘虏。”

但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伊本·阿蒂尔的第一个故事让人想起伊马德·丁的论述，即欧洲基督徒妇女作为骑兵在十字军中作战，只有当她们被俘虏并被剥除盔甲时，她们才会被认出来。但伊玛德·丁没有说这些妇女是骑马的，也没有提到具体哪场战斗。更奇怪的是，他没有亲自叙述这一事件。由于伊玛德·丁是1189年10月4日战役的目击者，而伊本·阿蒂尔的则不是，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后者关于妇女在这场战斗中战斗的轶事是基于伊玛德·阿尔丁的故事演绎而来的，即有时在战俘中发现妇女的身影。在伊本·阿蒂尔看来，1189年10月4日这场激烈的战斗似乎是发生这种情况的合理时机。同样，伊本·阿蒂尔关于在亚历山大附近被俘的欧洲女王的轶事似乎是伊马德·丁未讲完的故事的组合：他的故事是关于欧洲基督教贵妇人围攻阿卡并带领她的部队投入战斗，以及他对1190年10月17日在阿卡外捕获两艘十字军船只和船上所有人的叙述， 包括“一个出身高贵，富有且非常受人尊敬的女性”。由于伊玛德·丁和巴哈·丁都没有提到这位欧洲女王的身份，也没有任何欧洲信源可供旁证，因此这可能是捏造的。

所有这些穆斯林叙述的问题是，它们没有得到任何十字军著作的支持。可能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不真实的。在欧洲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文化中，人们都认为善良、有道德的女性不应该参与进战争中，因为在一个文明、敬虔的社会中，女性不应该战斗。相反，妇女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邪恶的伤害。因此，基督教作家不会记录在十字军中战斗的妇女，因为这会诋毁十字军 。他们在所有行动中都必须表现出敬畏与虔诚。另一方面，穆斯林会乐于将基督徒描绘成允许他们的女人参战的人，因为这将表明他们是野蛮的、堕落的人。

穆斯林认为，欧洲基督徒在维护妇女美德方面是粗枝大叶的，这显示了他们本质的野蛮。穆斯林贵族乌萨马·伊本·蒙奇德在十二世纪晚期写道，他震惊地发现巴勒斯坦的欧洲基督徒如何让妻子独自一人走在街上，与另一个男人交谈，或者允许一个男性理发师给妻子理发，并且不会因为发现妻子的床上有一个陌生男人而感到过分痛苦。他描述了某些穆斯林妇女在面对攻击时的勇气，表明穆斯林妇女准备战斗或协助穆斯林战士保卫家园和家庭；但她们不会参与进某场战役，除非是例外。

伊马德·丁特别强调基督教妇女在圣战期间遭受的苦难，仿佛暗示这些妇女的痛苦揭示了基督教的彻底失败：基督徒甚至无法保护她们的妇女，她们成为胜利的穆斯林的牺牲品。甚至基督教城堡也被描绘成女性化的，她们会拜倒在胜利的穆斯林之前。医院骑士的考卡布城堡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女人，一个在婚姻中不能被强取的少女”;被俘的阿什舒格尔城堡是“一座被武力夺取的处女要塞。“苏丹萨拉丁要围攻耶路撒冷城，就像情人要向真主伸出求婚之手一样。为了围攻圣殿骑士的巴格拉斯要塞，他就像一个乞求一个女人向他屈服的情人一样。基督教围攻部队的士兵在阿卡城的城墙上投掷石块，就像“孕妇生下了最严重的灾难”。在使用这种意象时，他强调了欧洲基督徒的外来文化，他们的“他者性”，以及他们对穆斯林正常生活的威胁，其中公共领域由男性主导，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地在家庭之内。

因此，如果这些穆斯林作者描述十字军妇女的战斗和妇女在基督教势力中的存在只是为了强调基督徒的狂热，那么有没有妇女真的参与进战斗中呢？

可能有，因为基督徒妇女有时确实参与进了欧洲的战争中。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关于女性在中世纪时期是否真的参加了战争，一直存在相当大的争论。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但目前最好的总结似乎是卡罗琳·拉灵顿做出的：“有一些历史证据表明，女性实际上自己进入了这个领域”......“女性可能从未理所当然地参加过战斗，但这个时期的作家都喜欢描绘战斗的女性。

事实上，“战斗中的女性”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中世纪作家受到各种传统和社会对女性参与战争的期望的影响，这意味着这个主题的叙事来源很难解释。古典文学中的女战士总是被视为计划外的因素，并几乎一定会回到她们在社会中应处的位置 — 通常是因为被英雄杀死。因此，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九卷中，战士卡米拉在阿波罗神的干预下被杀，因为她对她的男性敌人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然而，在取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中，战士阶级的女性有望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她们应该在战斗中支持他们的男人们，提供支援，鼓励他们战斗并提出军事建议，如果男人缺席，被杀或被击败，她们应该在必要时代替他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进行战斗。

在十二世纪古法语翻译和改编的《埃涅阿斯纪》中，卡米拉的死不是因为她的行为超出了她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而是因为她犯了战术错误，她停下来取走战利品，从而让自己被突然袭击。在中世纪的白话虚构文学中，战斗中的女性通常被描绘为占上风的一方，并且经常被作者用来衬托男性角色的失败。例如，在十三世纪的散文浪漫小说《罗曼·德·劳林》（Le Roman de Laurin）中，玛琳夫人穿上盔甲，拿起武器，自己打败了她的敌人，因为她的男人因恐惧而不能这么做。

在十二世纪初开始流行的“古法语十字军东征传奇”，和接下来几个世纪内不断的重写中，基督教妇女在战场上总是充当男人的支持者，而穆斯林妇女则显得富有智慧，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基督徒带来的危险向男人提供建议。穆斯林公主在小说中被描绘成潜在的基督教皈依者，因为作者认为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看到他们认为是基督教的基本真理，然后让她们的男人皈依。这个虚构的形象也许反映在法国作家皮埃尔·杜波依斯在十四世纪初提出的建议中，即高贵的基督教女性可以与穆斯林王子结婚，以便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现实中，女领主们有义务为她们的领主服兵役。但她们不应亲自服务，而是提供替代者。一位贵妇在自己的财产收到威胁时有责任保护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十一世纪，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玛蒂尔达指挥她的军队对抗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十五世纪，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告诉贵妇们，必须学习军事技能才能保卫自己的财产。尼古拉·德·拉·海耶，林肯城堡的世袭主人，在1191年和1216-1217年年保卫了她的堡垒，在圣地也是如此。1187年，提比里亚的埃希瓦夫人指挥她的提比里亚城堡防御萨拉丁的围攻部队。

如果丈夫不能这样做，贵妇们也被认为有责任保卫她丈夫的土地。作为丈夫遗孤的母亲，她也负责捍卫他的遗产。威塞克斯的艾瑟尔弗莱德（Æthelflæd of Wessex，卒于918年）是麦西亚领主艾瑟尔雷德的妻子，在她丈夫死后（也可能在他去世之前）成为了麦西亚人的统治者，并开始并领导军事行动。德布劳斯家族是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威尔士地区的强大势力之一。根据《诺曼底公爵和安格尔特公爵史》的作者的说法，玛蒂尔达·德·布劳斯是一位美丽的女人，聪明，温柔且富有活力。与对她的赞美相比，人们几乎从未提到过她的丈夫。她主持了对威尔士人的战争，并征服了他们中的大多数。

这当然意味着玛蒂尔达亲自在战场上战斗。据推测，她的丈夫在进行战争时呆在国王的宫廷里，因为他是约翰王的密友。有趣的是，一位评论家在1220年代初写道，他认为贵族妇女参与战争并没有错。1341年，蒙特福特伯爵夫人佛兰德斯的让娜为她的幼子让筹集了支持，让是蒙特福特伯爵的继承人，也是布列塔尼郡的主张者。她不仅集结了一支军队与查尔斯的军队作战，而且还武装了自己，对敌人进行了大胆的突袭。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英国的帮助没有及时到达的话，她的手下会背着她向敌人投降。查尔斯死后，他的遗孀继续在布列塔尼推进她的事业。弗罗瓦萨特在一篇骑士小说中也写道：两名指挥官的骑士 —佛兰德斯的让娜和布列塔尼的让娜 —以骑士的方式“为指挥官们对女士们的爱而战”;但也许这只一个笑话而已，或者一场战斗的借口。

对于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妇女来说，除非母亲必须保护她的孩子，妻子必须支持她的丈夫，否则她们没有参战的义务，虽然女性不可避免地作为战士的伙伴出现在军队中，但除了被斥责为“松散的女性”外，编年史家们极少注意到她们。但即使是这些下层阶级的女性，当她们的男人在其他地方作战时，她们也会被留下来保卫堡垒。已婚或单身女性在外面参与战争时，会因为违背丈夫或父亲的权威而被指责。然而，男性的自豪感和社会规范要求，当男性在场时，他们应该扮演积极的军事角色。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由于妇女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生育和照顾儿童，她们的身体不应在战争的剧烈体力消耗中受到威胁。还有一个事实是，男人可能会因为女人在前线而分心，并且花更多的时间试图保护女人而不是与敌人作战。此外，妇女在军营中的存在可能导致男子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因此，军事指挥官宁愿将妇女在军队中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

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穆斯林作家如何将欧洲基督徒妇女描绘成战士，以强调基督徒的另类性。但欧洲基督教作家也提到女性与敌人作斗争并击败他们，以强调她们事业的正确性。根据反对阿尔比根十字军东征的Chanson de la croisade albigeois的作者的说法，正是妇女导致了十字军东征领袖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死亡（1218年6月25日）。他在围攻图卢兹市时被一架由女士，女孩和已婚妇女操作的投石机投掷的石头杀死。因此，这说明德蒙福特的行为对上帝来说是如此可恶，以至于他允许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杀死他 —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战士来说，这是可耻的死法。

加泰罗尼亚作家拉蒙·蒙塔纳在十四世纪初记录了1285年法国对阿拉贡的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一次事件（腓力三世对阿拉贡的战争被教皇认可为十字军东征，因为阿拉贡人帮助西西里人反抗他们的法国国王）。纳·梅尔卡德拉是阿拉贡佩拉达的一名妇女，她带着长矛和盾牌走出家门，以便在必要时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围困该镇的法国十字军的攻击。她遇到了一个法国骑士，她俘虏了他。再一次，显然上帝支持加泰罗尼亚人，因为即使是他们弱小的女人也可以击败所谓强大的法国骑士，安东尼·卢特雷尔指出，“1350年，一位英国女朝圣者在罗得岛单枪匹马杀死了一千多名土耳其俘虏”。这可能是夸大其词，该事件由旅行者鲁道夫·冯·苏特海姆记录，他认为这个故事只是谣言。尽管如此，它还是展示了即使是弱小的基督徒妇女对穆斯林敌人所展现出的力量。据报道，一名希腊妇女在1522年的围攻中作为烈士在罗得岛与土耳其人作战时殉道而死：她显然是一名医院骑士团修士的伴侣。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十字军战士，但她们对土耳其人的英雄主义表明了上帝对她们事业的支持。

1419年6月14日，布拉格人民，包括许多妇女，阻止了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继承人西吉斯蒙德国王军队的猛烈进攻。布拉格已经宣布支持胡斯派。西吉斯蒙德和他的军队来保卫正统的罗马天主教。一位捷克当代人讲述了这个故事：他们猛攻...木制矮墙。他们成功地越过了护城河，并占领了葡萄园顶上的古老瞭望台。当他们试图用爬上土石堡垒时，两个女人，一个女孩以及大约26个仍然守在堡垒上的男人一起，用石头和长矛疯狂地保卫自己，因为他们既没有箭也没有火枪。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虽然没有盔甲，但在精神上压过了所有男人，因为她不想后退一步。所以她说，在敌基督之前，任何忠心的基督徒都不能退缩！一位德国作家提到156名身穿男装和武装的胡斯派妇女被俘虏。

这是捷克民族形成的关键一天：正是这场战役拯救了布拉格和胡斯派信仰，使其免受德国和匈牙利的入侵。对于捷克作家来说，战斗中勇敢的女性突显了捷克事业的正确性。对于德国人来说，在敌军中，穿着男人和武装起来的女人的存在表明了她们的与众不同。

显然，在某些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欧洲妇女有时确实会拿起武器。而十字军东征可以说是所有运动中最必要的。保卫基督教世界，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墓。更重要的是，编年史家们对在欧洲对抗邪恶的或被误导的十字军的妇女表示了肯定。那么，有什么理由让妇女不参加对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呢？

一些穆斯林作家的故事一定是虚构的。欧洲编年史家乐于记录那些在危机中为保卫男性朋友或羞辱男性而战的女性的故事。但他们没有提到妇女在东征中对穆斯林的战斗。也许伊马德·丁听说欧洲贵族有时确实带领他们的军队在欧洲作战。便插入了那些虚构的，女扮男装的战士的故事，以强调欧洲基督徒的陌生，野蛮和不敬虔。

同样，当十字军东征失败时，对十字军的明显指控之一是，妇女参与其中，引诱十字军犯罪，从而使上帝的忿怒降临到他们身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家对十字军中的妇女提出了这种指控，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一些评论家也将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归咎于妇女的不当行为。但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指责这些女性在战场上战斗远远超出了社会规范。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Itinerarium Peregrinorum的作者指出，尽管妇女支持十字军东征并鼓励她们的男人去参战，但她们自己并没有去；后来关于那次十字军东征的作家坚持认为，1191年8月，所有的女人都被留在了阿卡，而巴哈·丁的叙述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基督教作家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提到的任何女性都必须是受人尊敬的已婚女性。在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中，普通女性只作为配角被提及。

“另一边”的女人参战了吗？

最后，的确有一位穆斯林贵妇指挥军队对抗十字军，尽管她没有自己战斗。沙贾尔·杜尔（Shajar al-Durr，卒于 1257 年）最初是一名土耳其奴隶，从1240 年起成为苏丹的妃子。她迅速成为了苏丹的宠儿，并被提升为他的妻子。这对夫妇有一个早夭的儿子卡列尔，沙贾尔的权力和名声的崛起是在她丈夫去世后，当时，她在埃及阿尤布王朝权力的终结和马穆鲁克人的崛起中发挥了作用。1249年11月，当法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国王路易九世正在进攻埃及时，苏丹阿尔-阿尔·马克里兹在近两个世纪后写道，沙贾尔·杜尔召来了埃米尔法赫尔·丁·伊本·谢赫·舒尤克，她是她已故丈夫军队的指挥官，以及贾马尔一同将苏丹的死亡保密，因为他们害怕这会使得使穆斯林士气低落，激励入侵者。三人共同努力让政府继续运作，直到继承人马利克沙阿（现在是土耳其东南部的哈桑凯伊夫）即位。沙贾尔说服埃米尔和政府官员发誓承认图兰沙阿为继承人。人们怀疑苏丹实际上已经死了，法赫尔·丁打算夺取王位，但沙贾尔继续表现得好像他还活着，并告诉所有人他生病了，无法见任何人。

已经占领了重要港口达米埃塔的十字军听到了苏丹死亡的传言，向开罗推进。法赫尔·丁领导穆斯林防御。经过一系列战斗，十字军在马恩被击败并被迫撤退（1250年2月8日），但法赫尔·丁本人被杀。沙贾尔·杜尔继续以她死去的丈夫的名义处理国家事务，直到图兰沙阿抵达开罗并被宣布为苏丹。与此同时，十字军开始撤退，但被穆斯林军队包围，被迫投降。许多人被处决 ——领导人，包括路易国王本人，都被勒索赎金。在处理了这种危险之后，图兰沙阿要求沙贾尔·杜尔将死去的苏丹的宝藏交给他。沙贾尔否认拥有宝藏，并向她已故丈夫的马穆鲁克寻求帮助。这些人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一支战斗部队，他们最初是奴隶，但被苏丹训练成他的个人精英部队，并获得了土地和权力作为赏赐。他们谋杀了图兰沙阿，并拥戴沙贾尔·杜尔成为苏丹娜。沙贾尔以自己的名义统治，与被俘虏的国王路易九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谈判，后者正在保卫达米埃塔，要求达米埃塔投降，并为释放路易国王和他的十字军同伴支付赎金。路易和他的军队离开了埃及。然而，叙利亚埃米尔不承认沙贾尔·杜尔是埃及的统治者，并威胁要入侵埃及，因此马穆鲁克任命了一名军事指挥官与沙贾尔共同统治，然后逼迫她退位。

与参与到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妇女一样，沙贾尔进入这一领域只是因为她代表她已故的丈夫行事，她的权威只持续到找到替代者为止。

结论

总的来说，显然妇女确实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但她们扮演的通常是传统的妇女的支持角色：外交，健康和卫生，为战斗人员带来饮水，帮助建立围攻工程，鼓舞她们的男人。富有的妇女组织了自己的远征，雇用战斗人员并支付防御工事的建造费用。贵族妇女指挥堡垒的防御；皇室妇女，如法国的玛格丽特女王和沙贾尔·杜尔，在她们的丈夫无法再担任指挥官时接管了指挥权。然而，由于没有欧洲基督教的消息来源，甚至是那些批评十字军的消息来源提到十字军东征期间在战场上战斗的基督徒妇女，妇女似乎不太可能在战斗中发挥突出作用。那些声称女性十字军参加战斗的穆斯林作家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基督徒的野蛮。可能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妇女只在紧急情况下徒步作战，例如穆斯林闯入基督教营地时，而她们从未在战场上骑马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