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

      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

     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

       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

       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

      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

       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

      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

      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

       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

       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

      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

      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

      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

     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

      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