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双塔寺建筑方位考
太原双塔寺建筑方位考
《文物季刊》 1993年01期 张宏（太原市双塔寺文管所）
太原永祚寺，原名永明寺，因寺内有双塔，俗称双塔寺。该寺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位于距古太原城4公里许的东南隅，坐南向北。寺内双塔巍峨俊秀，苍劲挺拔，前人誉为“晋阳奇观。
据万历《山西通志》记载：,'晋阳城重山遮障，开此平衍真一大形胜也。独龙稍不足，文明不开；虎稍强，故其民挚悍，而世家亦少。近有筑浮屠者，亦大有见。”本志《傅应期先生传》中记载：“郡地形左痹不胜右，缙绅学士建永明寺、宣文塔于东山，以辅不足，推公（傅霖）首事。”万历《太原府志》也载：“起自堪舆家言，谓塔在巽峰则文运胜。”由此可知，万历年间以傅霖为首的缙绅学士为“兴文运”，补辅郡地形之不足，而创建永明寺和宣文塔。其确切的创建时日据旧塔铁质塔刹铭文记载为“万历岁次己亥仲夏”（万历二十七年）。
据乾隆《太原府志》、道光《阳曲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六年五台山高僧、护国禅师福登法师以永祚寺旧塔微侧，更建新塔于旧塔与寺院之间。到清代又在两塔之间建过殿，在旧塔之前©建后殿。据梁思成教授三十年代拍的照片反映，新塔与寺院之间还有一个过庭，这样使东南方位的建筑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一组建筑群，或称为“塔院”（如图）。寺院的建筑方位以南北走向为中轴线，而塔院的建筑方位以东南、西北走向为中轴线，在同一建筑群体中形成走向不同的两条轴线,是极其有特点的，此种布局的形成也是一个特殊范例。
在这种布局的形成中，以傅霖为首的缙绅学士首先奠定基础，福登法师形成了定型的东南方位，以及后来在这条线上增建过庭、过殿和后殿，包括栽植牡丹和当时堪舆家的测探均末脱离东南方位观。可见受封建文化影响的术士、风水阴阳家们，对东南方位如此讲究；受封建文化熏陶的缙绅学士以及精通佛理的释门大师对东南方位如此看重，其中必有其深刻的内涵。过去由于对这种布局难以通释，而逐渐被人们忽略，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对双塔永祚寺的布局、方位提岀疑问。究竟这种建筑方位与什么样的思想有关，这种方位观是在什么观念指导下形成的？笔者査阅了有关资料，寻找了大量依据，认为这种崇拜东南的思想，包括塔院和寺院的关系，是由其方位观决定的。这种东南方位观，可归纳为“赤蛇绕印说”、“温厚之气说"和“气著于形说。
赤蛇绕印说
赤蛇绕印说”乃一种风水之说。在风水上主要是“气”与“风”的关系，是表明永祚寺建筑布局中诸建筑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据永祚寺《重修双塔永祚寺观音阁碑记》载：“按堪舆之说，东南为巽，巽与巳同宫。庙宇为印，巽方建寺谓之赤蛇绕印。又巽为风，高塔□口,文风昌炽。"从碑记中可以看岀双塔永祚寺的创建是有堪舆家参与的。在某种程度上，风水也是一门寻找“生气”（使万物生长发育之气，也指活力、生命力）的艺术。“气"乃古之哲学名词，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性东西。在中国古代，风水和道教尽管各有其不同宗旨，不同思想方法,但都热烈地追求和向往自然之“生气”，可见“气”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堪舆家讲，“气者，形之微；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气只有先观其形，才能判其气。故当时的堪舆家在太原城运用八卦九星的理法，以太原城为正北准位，用罗盘测得东南方位。根据九星分部原理，以正“坎”为伏位，变第一爻为巽，知东南方位有上吉“生气”。而后来到东南方位的“向山”，“觅龙"：见此处高劭，,'向山"东岀自太原东山，南北两边各有旱河，西奔汾水，蜿蜒向西又向北探头，是出自东山的一个小龙脉。小龙谓之蛇。“辩土”：认为此地为原沉生土，坚实难锄、色赤黄为上，谓之赤蛇脉。望气：见龙脉秀润端庄也。最后得出引赤蛇脉有上吉之“生气"的结论。
《碑记》载：“巽与巳同宫。庙宇为印，巽方建寺谓之赤蛇绕印。'‘巳，即天象之方位，巽与巳同宫是北斗之星指向东南开始与巳的时辰相连接的时刻。印，即印相，指佛家用指头结种种之形，以标法德。由小指数至大指，为地、水、火、风、空之五大。左手为定，右手为慧，以左右十指结种种之印相，标火德而结火印，标水德而结水印。建寺造塔是为“昌文风"、“兴文运”而祈求东南之气，也即东南之风，所以“庙宇为印”可能是原寺庙主巽之佛像所结的手印是风印，这种禅定智慧是将昌文风、兴文运的寓意借佛之手印予以展示和象征。寺院为太原城结风印，它与塔院的功用不同，所以它的朝向只能面北，而不能面南。这样从“巽方建寺谓之赤蛇绕印"中可以看出，在此处建寺，堪舆家认为是赤蛇脉之“生气”缠绕所结之走向。《相宅经纂》讲：“四正四隅，八方之中，各有其气。气之阳者，从风而行；气之阴者，从水而行”。那么《碑记》讲：“又巽为风，高塔口口，文风昌炽"，是指东南之风刮来时，加之在东南方位的高塔畅气，形成“气从风行”，就会文风昌炽，以达到“文运盛”之目的。至于为什么用塔来畅气、昌文风，《芳溪熊氏青云塔志》云：“形家之言以为畅山气、挹川流，因起文心之富有者，莫过于释氏之浮屠
从“赤蛇绕印说"中可以得知永祚寺布局中南北走向的寺院是做“风的展示，即文风的象征，东南、西北走向的塔院是起对，气”——东南风的疏导作用，也可以说塔是气与文运的中介。塔院与寺院是一种内涵上相互联系，外形上相互对照衬托的关系。至于东南轴线上除塔之外的建筑物是否与进一步畅气或还愿祭祀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温厚之气说
永祚寺的建筑方位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也有关系，《礼记•乡饮酒礼》记载：“四面之坐象四时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引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巽于东北，以辅主人也。”距今两千多年前规定的封建礼仪就已求诸天地之气，以定主宾之位，可见西北方向盛严凝之气、尊严气，东南方向盛温厚之气、盛德气之观念的古老和久远。“温厚"、“德"、“仁”显然是儒家的特征，“气”则是道家和风水的特征。纵观我国思想文化史，儒学一直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佛、道的思想也是两大支流，儒、佛、道（包括风水思想）三股思潮，它们之间既冲突斗争，又交渗互涵，融汇成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洪流。在温厚、德、仁中，“仁”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内容，也可以说是缙绅学士追求东南之气的一个思想内容。为仁必须有德，而德之生成，又必须去学习文化，去读四书五经。这也是孔夫子讲的“为仁由、己"、“默而识之可以说万历年间缙绅学£请堪舆家通过一些主观臆造、晦涩难懂的方式方法确定在东南方位建寺造塔，也与受“温厚之气”的影响有关。同时为“为仁”而修行养德，默而识之的行为，正是昌文风、兴文运而渴求的用意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用意，缙绅学士才会在东南方位建寺造塔祈求东南之气，以主宰文运。
万历三十六年，建新塔于寺院和旧塔之间，并使两塔形成以寺院为参照物的明显的东南、西北走向，在后人看来还是一个关键所在,如若福登法师采用传统的对称手法，建新塔于寺西南，或者任选一地造塔，同样属于太原城之东南方位•，那样永祚寺建筑布局的发展与现存建筑状况就大相径庭了，也就失去了它可贵的特点，那么也不会有“城中高处望之，依然如一”3的效果。就此还可以看岀当时堪舆家在太原城用罗盘对东南方向测定的这一线的重要性。然而受封建文化影响，佛学造诣极深的福登法师深知东南方位其内涵，是不会抛弃神秘的东南方位的。事实反映了福登大师不仅在巽方置佛塔，塔内置“如丹如粟”的佛祖舍利子，而且根据《永祚寺宣文宝塔舍利碑记》记载的“此一骨屑也，以为不异也，而地水火风空俱散也，此胡独不散也，……普愿大地众生共学也”⑥分析，福登法师试图以,'宝光射人”的舍利子替代寺庙所结之风印，或许将巽方之气以舍利子物化，以祈求佛光普照，科名之事有好的转机，使大地众生去安心学习。
气著于形说
由“兴文运”而引发的东南方位观是永祚寺建筑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东南方位观中可以看出明万历年间的堪舆家、缙绅学士和释门大师对来自东南方向之“气”的执着追求和向往，试图进入“气生道成”的境界。其实，自然之生气、温厚之气都是大自然规律的产物，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对来自东南方向的自然现象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所以人们给予这种自然现象以附会之说，特别是堪舆家在东南方位观中掺入了一些带有玄虚神秘色彩的成份。尽管如此，风水还是有其朴素唯物主义的一面。
所谓“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和永祚寺碑记中记载的“巽与巳同宫'‘是指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中运用八卦、十二辰反映天体运行情况和天象所处的位置。在宇宙规律中，天体运转，当斗指东北时，天象在寅，为阴历孟春一月,“温厚之气"开始运动；当斗指正东时，天象在卯，为仲春二月；当斗指东南时，天象在辰，为季春三月；当斗指正东南，天象辰终止，巳开始时就是“巽与巳同宫”之时刻，即季春孟夏之交。此时是四月初的立夏之际，温厚之气也盛于此。此时，我国地理条件盛行的温暖、湿润的大陆性季风从东南方向开始刮来，此大陆性季风气候就是堪舆家追求的自然之“生气”的原本，也是“温厚之气”的原本，同时也是万历年间缙绅学士、佛门大师以及后来者为“兴文运”试图借助的原本。但仅此还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的，还有一个从“气"到“形”的过程。堪舆家言：“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气然而，什么样的“形"才能如实准确地反映“气"的到来，经选择唯有牡丹——紫霞仙在立夏季节到来时，花蕾最早也最准时绽放，且色纯、艳丽、花瓣大，香气浓郁，而其它品种的牡丹正处在筑蕾时期。
当东南方向的“气”到来时，牡丹开放,从“气”到“形"的过程岀现，此时一派生机盎然、生气勃勃的景象。这种景象就是堪舆家真正追求的自然之“生气"，自然之活力，自然之美好景观。这种从“气”到“形”的过程，就是万历间缙绅学士以及后来者“兴文运"试图借助和影射的过程，它也正是道学世界观的反映。在中国思想史上对“气"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就提出了“气本体论”的观点，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微细物质。发展至宋明时期的“气化”理论，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气”化生而出。因此，万历年间人们“兴文运”崇尚和祈求东南之气的道理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古人的这种兴文运方法，在今天看来，纯粹是一种客观唯心的努力.，这种努力最后只有，也只能有，以大自然恩赐给他们栽植的牡丹以群葩怒放为最后告慰。
永祚寺的牡丹在古人眼里可以说是其建筑思想的归结，是永祚寺的精灵。人们认为永祚寺的牡丹为明代栽植只是传说，不见其确切记载，最早的记载也莫过于傅山《霜红龛集》中的一段诗：“经历夏之初，芍药（指牡丹）红干在”。那么从双塔寺的整个创建过程和建筑思想中的东南方位观，以及“气著于形"的思想分析，特别是从旧塔和寺院建筑的装饰都刻有牡丹花卉的特征分析，永祚寺的牡丹应属何时栽植，人们会自有公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永祚寺的建筑方位就其理论上是有特定内涵的，就其建筑布局特点上也是较为特殊的。永祚寺的整体建筑位距东南，虽然它在外表上是一座佛寺，但其思想核心是为兴文运而崇尚和祈求东南之“气”。在其两条建筑轴线中，东南、西北之轴线的建筑物是其整个建筑布局的主要部分，是核心。它从现象上看是风水产物，而实质上它是道学思想的产物。在这条轴线上虽然有佛塔，但这是缙绅学士对它的一种窃用，正如《永祚寺宣文宝塔舍利碑记》云，“真人舍利之宝，浮屠氏所私也，浮屠不私而学士窃之"。©而南北轴线上的佛家寺院是兴文运之事的附属物，它除了做“文风”的展示物之外，只是为守塔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