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和历史观点：中国古代五胡入华与欧洲古代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入侵

     历史领知识和历史观点，中国古代的五胡入华与欧洲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入侵

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惯于“自由分居”，那么中华各族群则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皇帝的讥讽时，不过回嘴说，我们不稀罕当罗马人。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因为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66。

　　这不是一句虚话。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出现了南朝大批知识分子“北奔”的现象。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饥似渴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书画文学，并加以创新67。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68。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与北人交游舌战后叹息道，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北朝是“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以“北人安可不重？”69。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融合创新。五胡这样的气概，是欧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与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相比，隋唐文艺更雄浑博大。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度。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异域之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琵琶本诞生于西域，亦成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70。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就会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南迁之战

　　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而改变。

　　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成为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真实历史是，南匈奴单于首先侦测到北匈奴的内部动乱，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2。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3万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3。可以说，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

　　这一幕，后世也屡屡重现。国际突厥学者列为始祖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伤抱怨：为什么回纥要与唐朝合作而围攻自己，为什么草原族群总是要迁徙到中原去生活。4

　　这是游牧社会不团结吗？不是。从地理气候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5。与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融合。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容易在荒年获得粮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进行贸易，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久而久之，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1500年后，一个囊括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

　　燕然山之战后，南匈奴深入汉土，在北方边郡游牧生息。由于汉朝怀柔远人的政策，他们不缴税赋，但要接受郡县制的人口管理6。今天在宁夏、青海、内蒙古、陕西、山西发现南匈奴墓地，既有汉式墓穴，又有草原的头蹄葬，青海还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领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骆钮铜印7，胡汉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8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9 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10，完全可以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由南匈奴开启。

　　五胡中第一个建立王朝并灭亡西晋的，是南匈奴人刘渊。他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因汉匈和亲而改为刘姓。作为贵族子弟，刘渊曾在晋朝宫廷中游学，他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为了说明“汉代之甥”与“兄亡弟继”的合法性，他竟将“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也设个牌位祭拜起来。

　　但刘渊的政权并未延续，被羯人石勒所灭。羯人“高鼻多须”，属于塞种人，曾依附匈奴为“别部”“杂胡”。石勒的出身与刘渊不同。刘渊是游牧贵族，混迹于宫廷；石勒是雇农奴隶，流浪于民间。但石勒也一样喜爱汉文化。他不识字，却“雅好文学”，爱听人给他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没有成功，统一北方的基业被残暴的后代败光。从后赵的废墟里，又诞生出了慕容鲜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中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前秦发家于秦之关中故地，领土一度“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但没几年，就因仓促伐晋而败亡。在前秦的“残躯”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鲜卑的后燕、匈奴赫连的大夏。

　　混战中，拓跋鲜卑从蒙古草原一路打来，力破群雄，定国号为魏。经过三代人励精图治，终于统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随后分别演变成了北周和北齐，再由北周统一北方并开出了一统天下的隋唐。

　　前秦与北魏，这两个最接近一统天下的政权，汉化程度最高，汉化态度也最坚决。

　　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兴灭继绝”的周政。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无数人劝他消除隐患，他却非要树立以德服人的榜样11。他刚在淝水战败，鲜卑豪杰们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坚对“仁义”的偏执程度，曾被讥讽成“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

　　有人说前秦亡于“过于汉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却比前秦更加彻底地推行“汉化”。道武帝拓跋珪说“为国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鲜卑子弟都得跟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孝文帝拓跋宏更是“体制性汉化”。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认为，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不尽然。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15。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16。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起于东汉的察举制，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场景。到东晋南朝时还产生了一个奇观，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虽然江南经济依然繁荣，但“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17。因为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税赋。门阀政治倡导清谈，产生了最优雅的魏晋风度和玄学思辨，社会衰颓与艺术高峰同时发生。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开创了科举制。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8。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汉化与罗马化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与“汉化”类似的概念是“罗马化”。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却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已经不是“罗马人的文字”，而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19。当诸多日耳曼蛮族王国抛弃了拉丁语口语，当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与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国不同语言后，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古罗马文明从此淹没于蛮荒洪流与普世教权之下，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20，直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发现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21。而这个“重新发现”的源头不在欧洲本土。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古希腊古罗马手稿，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欧洲就难以发生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启蒙运动。可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

    

　　一族一地王国

　　蛮族不是突然降临罗马的。如同汉人总是将远方族群称为“夷狄”一样，罗马人也将莱茵河、多瑙河外的异族部落称为“蛮族”，后来又泛称为“日耳曼人”。和汉朝一样，罗马沿着两河边境修筑了一道“日耳曼长城”，与日耳曼诸族勉强相安。而当北匈奴从东边一路挤压，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冲破了这道脆弱的长城。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夺杀戮，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到420年，西罗马核心地区只剩下9万野战军能用于防御22。各蛮族纷纷占地建国，苏维汇人占领了西班牙西北部(409年)，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439年)，勃艮第人占领了法国东北部(457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了不列颠(449年)。

　　上述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国，真正建立起“大王国”的，是哥特人与法兰克人。东西哥特王国占领了整个南欧(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南部)23，法兰克人则征服了西欧大部。

　　史家统计，参与476年灭亡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只有12万人24。后来进占北非的有8万汪达尔人，进入高卢的有10万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有30万东哥特人。由此估计，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当在75万到100万之间25。

　　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容易“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如哥特人建国，就刻意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一般选择在城外建立城堡。乡村中耸立的一个个独立城堡，犹如一座座孤岛，成为今日欧洲乡村城堡风貌的起源。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26。在治理上，哥特人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罗马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罗马人信奉基督教，哥特人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