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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芋头微波

前言

       相信今天很多人已经开始遗忘中医药在非典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万民的功绩。

非典SARS

       2003年，华人易感、致死率高的非典SARS肆虐我国，因为中后期广东中医的介入，让疫情大大缓解，于是在中西医并重的广东医生及各地中医支援各地下，最终消灭了非典SARS。

非典SARS各地区病死率[1]：

台    湾   27%  （中国最抵制中医的地方）

香    港  17%  （回归前抵制中医非常厉害，非典时其死亡率太高，不得不借调广州几名中医支援才得以控制）

北    京  13%   （后期才有中西医并重的广东医生支援）

全球平均 7%   （病死率 =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痊愈人数 ）× 100 %）

广    东    4%   （最早爆发疫情，早期疫情最为严峻，也是因吴副总理批示而最早让中医介入治疗的地区，也是拉低中国大陆病死率，乃至全球病死率的关键所在）

非典用药激素后遗症（股骨头坏死）[2][3][4]：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广东   2.4%

他地   30% 

       如无中央的正确批示，请中医药参与抗疫，没有中西医精诚合作，在明显有“针对”华人的种族差异性的非典SARS面前，以上数字恐怕只会更为惨烈，后果不堪设想！

新冠肺炎

       2019年和非典SARS同是冠状病毒、同样对华人致死率易感率更高的新冠肺炎在我国爆发，还是因为中央的正确批示，中医药相应号召奔赴疫区参与抗疫：

新冠肺炎至今各地区病死率（截止到2021年7月19日）[5]

武    汉  7.7%（没准备+早期拒绝中医）

台    湾  4.9%（有准备+基本拒绝中医）

香    港  1.8%（有准备+后来给中医看轻症）

澳大利亚2.9%（举世皆知美国新冠肺炎数据造假，真实死亡率应该高于同样作死的澳国）

德国、英国2.4%；法国、加拿大1.9%

日本1.8%（有汉方医介入）；韩国1.1%（有韩医介入）

无论轻重，中医全程介入的——

北京 0.83%；山东 0.79%；深圳 0.7%；河北 0.53%；上海 0.31%；内蒙古 0.25%

广州 0.2%；山西、澳门 0

……

       武汉新冠肺炎在中医支援前，转重率10～20%（重症死亡率61.5%），中医主导的方舱0转重、0复阳，其他方舱学习中医方案，整个武汉转重率迅速降到2~5%！武汉危重病房一支中医团队更是100%存活+重转轻、0有创呼吸机和ECMO……

       中医抗疫的功绩太多太多，但是，今天部分机构、媒体已经有意无意忽略中医巨大的抗疫贡献，一些不良新媒体、影视节目已经开始虚无化中医，甚至造谣中伤攻击中医了。

       正如@得意学堂岱珈 所说，中医今天的局面，传播才是核心问题。就好像身高的短板，用体重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中医传播的缺陷，用疗效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是被摘桃子，就是背黑锅。伶牙俐齿的人欺负个哑巴，谁不会？

       面对不良媒体的恶意，不发声就会被诬蔑、被污名、被标签化、被妖魔化。舆论阵地的丧失，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会被洗脑。看看海外舆论如何妖魔化中国、苔毒如何洗脑湾湾、肛毒如何让大多数学子仇恨大陆……前车之鉴啊。

        今天，我们来看看近代肺鼠疫爆发的历史。看看舆论被抢占后，历史怎么被人遗忘，怎么被人偷偷篡改的。

       

正文

       近代三场肺鼠疫的历史信息、文献资料其实蛮多的，当时的局势也非常复杂，涉及列强、教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明争暗斗，还有政、医、民、商、吏、媒、兵、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不用说再纠缠中西医这两个欢喜冤家了。

       近代肺鼠疫爆发的历史，很多人只看医学专著和伍连德的回忆录，造成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有着严重误解和一大堆的想当然。要知道，伍连德也是人，也有其人性的弱点，也会避重就轻，也会撒谎，更不用说其身份利益的偏倚和历史局限性。要想真正了解那段历史，就应当把当时的报纸、电报、地方志、宣传单、各行报告、公告、中外涉事人物日记、传记等史料作相互印证，用逻辑串连靠谱的证据，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分析。

       芋頭很忙，实在没那么多时间一一给大家分析评论。这里挑一些大家应该知道，或基本看不到的历史真相来展示（就算挑着说也是信息量极大，很多毁三观，大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看吧）：

一、第一次肺鼠疫爆发时，东三省名义虽属中国，但实际上以南北满为界分属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两国在满洲、滨绥、哈大等铁路沿线攫取大量不受满清管辖的附属地，满清在此地区只有“有限主权”，为防止日俄借“中医不懂防疫”为由进一步侵蚀主权。满清不得不用当时列强承认的西医来主导防疫。[1]

二、当时为法国势力控制，由满洲正红旗英敛之主事的《（天津）大公报》借东北鼠疫之机，散发谣言诋毁中医，自编自导自演炒作新闻，引发“第一次中西医论争”（天主教信徒英敛之并非西医，此事实为个别媒体人与天津医学界的论争，而非中西医论争）。[2]

三、面对世界首次肺鼠疫爆发，包括后来到任的伍连德，中国是依靠东三省的中医、西医、军队、消防员、警察、车夫以及关内医学生等大批人士参与抗疫的，同时清廷也在背后做了大量工作，是集体同心防疫控制，实非一人之功。[3]。

四、肺鼠疫爆发早期，因无外省西医响应卫生局号召，清廷最终应允给予愿往支援的外省西医丰厚条件：“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在第二次东北鼠疫，就算是地方的防疫医官也可得大洋6~40大元/月。以上优厚待遇，中医全部没有。[2]

五、当时西医治疗肺鼠疫的药物及方法全部无效！包括伍连德在内，西医没有成功救治任何一个鼠疫病人。按中医黑的标准，伍连德和现代医学并未战胜鼠疫。

六、首次发明并倡议民众佩戴防疫的纱布口罩，是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师，不是伍连德。[4]

1.纱布口罩第一版是避疫面具，是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6乘以4英寸的羊毛衬垫，最先由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发明（具体推理见下答疑部分），并在伍连德到哈尔滨之前由原哈尔滨防疫局推广到奉天（今沈阳）。

2.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回忆录《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实地调查”篇章中明确记载：在他初到哈尔滨时（1910年12月24日），原哈尔滨防疫局早就要求所有防疫人员佩戴纱布口罩。

3.第一次肺鼠疫时，伍连德虽名东北地区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实质医务权力仅限于哈尔滨地区，无权管制其他地区（奉天、长春等地）的防疫事务，不可能也没有在东三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佩戴口罩。

4.第一次东北鼠疫时，洋人主要集中在奉天抗疫，由东北总督锡良聘请的英国传教士司督阁创建了奉天防疫总局，并担任医务总指挥，并不受伍连德管制。无论伍连德到东北与否，奉天防疫人员都已经佩戴纱布口罩了。

       日本大阪府防疫事务官的松王数男回忆：在1910~1911年的肺鼠疫时期，纱布口罩是他和奉天的中国医师“唯一的防御装置”。后来支援的热带病专家司特朗（Richard P. Strong）和细菌学家杜格（Oscar Teague）也都记录了中国医师的纱布口罩。

七、原哈尔滨防疫局发明的纱布口罩防疫意义重大，中外西医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将发明权划归己有。

1、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下属的中国医官方擎（西医）撰写了大会唯一一篇个人防护装备的专题报告，并在大会上阐述了纱布口罩在制法、佩戴方式和成本优势。演讲中，称该纱布口罩为“我们的”，意指由中国一方医师所发明。

2、第一次东北鼠疫时，与伍连德主导抗疫的傅家甸相对，奉天防疫总局可谓标志着洋人抗疫。所以实质主导大会、负责撰写会议报告的洋人还是没有承认中国人的贡献。在《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中将避疫面具命名为“奉天口罩 the Mukden mask”，剥夺中国人的发明权与命名权，当作洋人的最新成果，以致一些未曾参加大会的中国医师以为“奉天口罩”就是由外国医师发明的。

3、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暨国际医学大会上，全力否定原哈尔滨防疫局一切的伍连德窃取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伟大抗疫成果，宣称“奉天口罩”是由他首先“引介 introduced”来应对1910年爆发的肺鼠疫。欺世盗名，可以做实。

4、伍连德于1922年首次公布将避疫面具的三绑带简化为两绑带的“伍氏口罩”。从现存照片和文献看，“伍氏口罩”的应用当是从对抗第三次肺鼠疫爆发时才开始。

5、伍连德将原哈尔滨防疫局的避疫面具发明权划给自己，营造抗击东北鼠疫乃一人之功的舆论形象，是其一生最大的学术污点，怎么都洗不脱的。这种制造抗疫一人之功舆论形象的手段，虽然彻底弱化洋人参与抗疫的成绩（当时大多数洋人、日本人确实也没安好心），但同时也淡化了，甚至否定了当时参与抗疫的中医、防疫组织、其他防疫人员、政府官员的功劳。

6、今天很多外国科普口罩都有意避开中国1910年肺鼠疫的历史，把戴口罩防疫发明权功劳归功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强制民众戴口罩的美国政府（包括一些中国网络科普）。其实美国的措施实是受东北鼠疫防控启发而来。

八、伍连德的实质历史功绩：

1、首次发现肺鼠疫，论证肺鼠疫的传播途径，并于1926年著成《肺鼠疫论述》，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WHO前身)，确立“肺鼠疫”学说，为国争光，为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2、统管防疫，指挥抗疫团队尽可能控制感染患者人数，阻止东北鼠疫无限制扩大化。

3、第一个明确提出“疑似病患”、“密切接触者”独立分区隔离概念，并实践之。

4、力主戴口罩阻断呼吸道疾病飞沫传播以防疫的首位学术权威。

5、稍微简化改良避疫面具，一定成效防阻东北第三次鼠疫的飞沫传播。

6、致力推广纱布口罩，使口罩防止呼吸道疾病传染成为世界医学共识。

九、伍连德在《中国医史》里说：“那时满清……对于中医抱有巨大信心，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方法在残暴疫情面前无能为力。于是他们不得不将救灾活人这任务交给技能新奇的西医，并答应他们可采取非常手段，如强制性地挨家挨户的检查、设置连营帐篷或车厢的隔离区，以及将堆积如山的病尸付之一炬”。

       事实并非所述，伍连德所用防疫方法无一是近现代西医，而是全部源自传统，而且大多来自中医。

1、口罩。

       中国不晚于元朝应用口罩用于卫生防护[5]，且早于西医认识到瘟疫可从口鼻而入[6]。而当时的西医没有肺鼠疫概念，鼠疫无需戴口罩是当时国际西医主流认识，西医此前也没有佩戴口罩防疫的认识和先例（伍连德一开始依据防疫所的经验和自己的调查认为要戴口罩，是个人意见，没实验没统计，更没权威西医认可，不符合中医黑们说的科学与循证医学）。而最先应用纱布防疫的避疫面具，就是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所发明。

2、隔离。

       源自中国医学的传统卫生措施。先秦时期就有隔离医学意识，不晚于秦朝就有规避消除病源的疠所隔离制，不晚于宋朝形成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且大力实施，延续至明朝[7]。虽说满清没有成体制的公共卫生制度，但中医一直倡导改变诊疗行为防止传染[8]。

3、处理尸体。

       妥善处理尸体（掩埋）来控制瘟疫，也一直为中医人所倡导，并不晚于宋朝就普遍施行[9]。直到今天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狂犬尸体都是深埋为主。中国不晚于宋朝就盛行火葬，且屡禁不止[10]，一定程度对部分瘟疫传播有所控制作用，但确实未见记载作为防疫措施。

       东北鼠疫是因冻土坚硬难以掩埋尸体才被迫火化的，并非掩埋不行。

       据现存文献显示，烧尸防疫，源自中世纪传教士“消灭恶魔、净化人间”的传统控疫法，也非现代医学而来。

       东北抗鼠疫方法全是传统的，和现代西医没一毛钱关系

十、伍连德的烧尸措施阻力不在民间，而在清廷。

       中国不晚于宋朝就开始就盛行火葬，小康之家也不能免俗，而且是历朝历代屡禁不绝，直到清朝也蔚然成风[10]。伍连德一定要得到清廷允许才烧，是害怕清廷有人以此为借口秋后算账，并非顾虑民众反对，更不是伪科普们泼中国人脏水的所谓封建迷信、什么愚昧无知劣根性。

       要知道，当时病尸绝大多数都无人认领，很多尸体就是被家属偷偷扔到街上的。就算有想保留病尸的家属，也会因为密切接触过死者而首先被扔进隔离区，在隔离区不被折磨死、不被传染，才有可能出来。这时尸体早就被人抬走了，茫茫荒野千百条尸体，家属愿不愿意接近，给不给接近？当时的形势，民间怎么可能有反对烧尸的群众声音？就算有，也没有任何作用。

       今天伪科普一看到烧尸就想当然认为是中国“民间和遗老”愚昧不科学反对烧尸，呵呵，恰好自证了谁才是愚昧不科学的人。

十一、鼠疫感染后潜伏期一般不超过七日，潜伏十日的十分罕见。所以当时满清的隔离时间限制是得当的。

十二、脱离宿主的鼠疫杆菌，在自然环境中耐寒恶热，喜湿厌干。鼠疫杆菌在寒湿条件下不易死亡，-30℃~10℃条件下生存没问题，在痰或脓液中可存活10-20天，蚤粪中可存活一个月，在尸体中能存活数周至五个月。但它们在温热干燥条件下则难以生存，日光照射几小时就可以杀灭。

十三、回顾东北鼠疫，抗疫确实起到控制传播的作用，中国近代三次肺鼠疫爆发都在四五月份天气转暖变干燥后，缺乏宿主，自然界难以生存而中止（第三次肺鼠疫也在东北，苏联远东到1921年10月才彻底中止，可知温度、湿度和人为抗疫都是灭疫之关键）。

十四、烧尸的意义不是防止天气转暖时尸体里的病菌散发出来，而是从源头切断“野狗等动物食冻尸感染 - 人捕动物被传染 - 人传人”的路径。所以第一次东北鼠疫在1911年2月开始烧尸，却还是没有阻止每天死人。直到4月底天气转暖变干燥后，鼠疫杆菌难以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疫情才真正终止。

十五、纱布口罩纯系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的物理学效应，包括后来的伍氏口罩都不含药物。防疫部门都不主张在口罩上使用任何灭菌剂。但是部分防疫人员太过害怕鼠疫，又在棉花上洒上煤酚皂，甚至是未稀释的石碳酸，致使嘴角和鼻尖被烧灼。

十六、伍连德为了烘托自己的抗疫功绩，不惜抹黑锡良。

       伍连德在回忆录“总督锡良和钦差施肇基”篇章中写道，锡良私下和伍连德说，不让有成功指挥经验的梅尼作东北防鼠疫总医官，而让当时名不经传、年轻又无经验的伍连德做，纯属是看不起梅尼的态度。跟着就写道，锡良私下跟伍连德说自己不喜欢在府邸卫生间里排泄，更喜欢在府邸空地的僻静角落大小便。

       这样写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指对于锡良来说，防疫大事不如自己心里爽不爽，看你不爽，有能力有经验也不用你。防疫死多少人，控制与否都没有所谓，比屁大点，屎大点儿事而已……

       那历史事实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明显是伍连德污蔑抹黑锡良。

       伍连德出版回忆录时，锡良早已故去很久很久，这种死无对证的事，为何我会说是伍连德的故意抹黑？答案是：历史记载与文献相互印证，用逻辑和常识推演。

       锡良，是晚清里难得一见的清官能臣，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进士，是作风硬朗、包容兼蓄、高瞻远瞩、思想开明的栋梁之材。为官以朴实正直、勤政认真、廉洁仁爱著称：在任所在，严吏治、肃军制、建学堂、禁鸦片、引进人才、清理财政、整顿政务、发展经济，政绩十分突出，非常得民心。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能洞悉列强不轨意图，多次在任职所在地利用各种方法，有智慧地粉碎列强的阴谋。锡良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历史评价都非常高。[11]

       这样一个饱读诗书，自我约束力强的人会专门在府邸角落随地大小便？！这样勤政爱民的清官能臣会因为不爽洋人态度而拿东三省千万人民的命来赌气？！

       呵呵，谁信谁的签字笔是沙做的。

       因为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是第一次抗击肺鼠疫的真正总指挥，如果没有他，抗鼠疫很可能是惨败收场，那时不仅生灵涂炭，东北还很可能被日俄分裂出去。是疫，锡良引进人才、知人善用、监督机构、完善制度、平衡势力、阻止侵略、外交斡旋、贷款募捐、调动物资……实难一二句可涵盖之，贡献极其巨大，能力极为突出，是（第一次）东北抗鼠疫真正的第一功臣。[12]

       

伍连德为何要抹黑锡良？个人认为是：

1.伍连德一直在学术界、舆论场上自塑东北抗疫一人之功的形象，有淡化、虚无化、甚至黑化第一功臣锡良的需求。

2.迎合洋人对中国官员粗鄙庸陋形象的固化心态，促进自己东北抗疫一人之功形象的确立。

十七、近现代全国卫生组织、防疫组织理念，并非伍连德首先提出。第一次东北鼠疫抗疫也并非伍连德一人之力。

1910年11月，长春卫生院设防疫会，分派医生到日俄车站检疫。1911年1月17日正式名为防疫局。

1910年11月~1911年8月，仅在《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当时报纸中刊登的较完整的防疫指令、防疫规定等防疫法规就有60余件，其中以东北地区的《盛京时报》所刊载的防疫法规内容最全，也最有代表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里也汇集了大量防疫法规章程。大小法规达上百条，非常全面和专业。

1910年11月15日，哈尔滨官方领头各界组建防疫会（后为哈尔滨防疫局），订立章程办法，由当地医生和警察为主体，迅速建立养病院与检疫所（伍连德1910年12月24日才到哈尔滨）。

1911年1月12日，由省城警务局、卫生院同请的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成立，下设医务部、埋葬部、检诊部、消毒部、微生物试验部、药料部等部门。

1911年1月14日，奉天防疫总局筹设（具体医务防疫等不受伍连德管制），下设医务科、文牍科、报告科、调查科等科。省内各厅各县相继设立防疫所、隔离所、检疫所等临时防疫机构630余处。参加防疫医务人员和警察等达三千多人。[13]

1911年1月22日，天津学界名流与商会成立“临时防疫会”，一直积极实践近现代防疫工作，标志民间防疫组织。[14]

1911年1月26日，吉林全省防疫总局成立，下设诊疫所、检疫所、隔离所、庇寒所、掩埋场等14个所。

1911年1月28日，清廷成立“京师防疫局”，研究全国性防疫措施，开展实质防疫工作。[15]

1911年2月2日，清廷官员成立“中央卫生会”，标志近代全国卫生组织的建立在上层已有共识。[16]

1911年3月14日，军机处代锡良上奏《奏请订定往来验疫章程并防疫各种临时规则》。

1911年4月17日，清廷拟定了全国性的《防疫章程》，并下发各省。

……

       从东北各地方县志及当时的报道文献记录看，东北早期防疫并非伍连德所说不堪，当地政府也不是不重视。恰恰相反，锡良总督下的东北一开始就很重视疫情发展态势，防疫组织机构下设到县、厅一级，根据地方具体情况不同，责成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不同章程和防疫法规、宣传，联合民间各界共同防疫，参与抗疫人数上万计。奖罚分明，办事不力的官员一律彻查治罪，监管追责非常到位[17]。防疫经费严重不足时，银行贷款、举外国债、外交经费挪用、皇室捐款、官商筹款、民间募捐……晚清难得一见的上下同心共渡难关。可以说当时中国实控的东北地区已组建了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为防疫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伍连德抗疫后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撰写学术文章，凭此和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国际拥有了学术地位和一定话语权。满清腐朽糜烂，最终覆灭，遭万民唾弃，伍连德自不可能在朝代更替后为满清歌功颂德，同时，伍连德有掩过饰非，贬人抬己的阴暗面，回忆录+话语权+学术地位，让后世大多数人以为东北鼠疫乃一医生之功。非也。

十八、当时的隔离措施是将确诊的鼠疫患者（由西医医官判断是否鼠疫患者）送去时疫医院，将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以下简称“隔离者”）送去隔离区（相当一部分是用车厢作为隔离区）。

十九、当时部分地区下层防疫管理极为混乱（特别是沙俄势力地区），粗暴野蛮、荒诞不经、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等比比皆是：

借机大规模驱逐华人离开原来生活的土地；

在-20°C的环境，强迫民众脱光衣服，浇上冰水，裸走几百米来判断是不是鼠疫；

故意将不是鼠疫的人也拿去充数，强行极端治疗；

中断隔离者饮食并强迫他们脱光衣服，待在隔离车厢二日，故意冻死；

直接将“患者”强行活埋；

动辄把人家房子烧毁的

……

       这些令人发指、丧尽良心的事，大多都是负责防疫的士兵和隔离工作人员做的（包括日俄法），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部分检验西医也有所参与其中。因为患者是否鼠疫，由负责检验玻片的西医说的算，治疗方案也是西医说的算[18]。

二十、第一次东北鼠疫时期，哈尔滨地区的管理混乱，伍连德要背负很大的责任。

       从小在西方世界读书的伍连德，很难不被西方舆论长期洗脑，对中国基层产生刻板印象（此前归国两年，对中国上层应有所了解）。因此，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全凭个人喜好任事，完全不信任已经相对成体系的原哈尔滨防疫局：

1、看到别人不懂外语就说没法交流（当时不是太熟练中文的伍连德应是听不太懂闯关东+老东北话的口音）。

2、看到防疫干部精神疲惫、穿着随意就说人家是吸鸦片的，直接解职（当时关外基层普遍文化水平低，应答含糊不清是正常的，不代表人家没有行政管理能力。防疫工作恐怖而繁重，疲倦不顾衣着也很正常）。

3、先入为主将日俄等列强之措施视为“现代”和“先进”，将东北地方和民众的自主检疫、防疫，视为“守旧”和“落后”（现实是日俄的防疫措施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稍有怀疑就往死里整。要不是地方政府、商会组织和民众自发及时救助和防控，因此死人当以数十万计[19])。

4、不深入调查、也不顾事实，非常主观和任性地将疫情扩散归结前哈尔滨防疫局人员的不重视、无知与无能（文献资料显示原哈尔滨防疫局已尽力尽职[20]，疫情扩散主因有二：a、沙俄野蛮防疫，让哈尔滨周边华人患者和疑似患者全挤到中国人组办的傅家甸时疫医院，导致医院崩溃，后续不断来的患者只能进驻附近的村子和街道，造成聚众大面积传播[21]。b、原防疫局无法隔绝由日俄实控的铁路等交通。日俄同时还借机侵占中国主权，外国军队警察等阻扰原防疫局工作。伍连德上任后，在日俄配合防疫前、在大搞疑似病、密触者的隔离区前，疫情一样无法控制）。

……

       伍连德极端地摒弃原哈尔滨防疫体系所有人员（不包括洋医和中国西医） ，将从长春抽调来的1160名士兵、临时召募的600名警察，以及不到10名来自外省的西医和医学生，构建自己早期防疫系统的主体[22]。结果却很悲剧 —— 丧失富有经验官员的管制，这些士兵和临时警察干了一大堆变态且泯灭人性的事（参十九条），伍连德一度无法阻止和控制事态，让大量民众因恐惧/愤怒而拒绝配合防疫，造成不必要的疫情延续[23][24][25]。

       枉死那么多人，这笔账算到底，伍连德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原先不通人情世故的“书生”伍连德因此被狠狠上了一课，疫后成为社交达人，参与其他防疫也不再书生意气、任性妄为了。当然，这些真相，伍连德自传是不会写的，毕竟那么多条人命，不敢背，也背不起。理解理解~

二十一、与伍连德哈尔滨防疫局相对比的奉天防疫总局。

       奉天总局由总督锡良亲自监督（甚至一度严厉斥责整顿奉天防疫事务所西医和医学生的迟到早退怠工现象），从一开始就统一奉天省防疫行政，但具体的防疫则是依靠下面各地军政医商等原班人马执行，责成地方官员分管地方防疫事务所。当地商会亦纷纷组建防疫会参与防疫，与官府相互监督，防疫人员选定有标准有担保，制度分配、各司其职，秩序井然[26]。

       奉天终疫死亡2579人，是东北第一次肺鼠疫疫情中，交通最复杂、人口最多、乱象最少，死亡人数最低的地区。

哈尔滨 7 万人，疫死 5693人；（混乱防疫致死人数难以计算）

长春厅 59.99 万人，疫死 5827人；

奉    天 65.7 万人，疫死 2579人。

芋头小结：

       以上历史真相，大家能从那些号称客观理性讲证据的所谓“网络科普人士”知道吗？不可能的。

       伍连德有阴暗面，也有光辉的贡献。宣扬贡献的同时，不应该为了掩饰其阴暗面而把其他抗疫人的功绩一律抹去，甚至虚无化、黑化其他抗疫功臣。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已经多少认识到开文说的，舆论被抢占后，历史真相就会被人慢慢遗忘，历史事实就会被人偷偷篡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绝世瞩目的抗疫三场大战尚且如此，今天我们有何底气认为清者自清？

       任由舆论阵地的丧失，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后世的不负责，是我辈懦弱无能的表现！

（未完，持续……）

答疑

一、问：“万国鼠疫大会里，既然是西医方擎对外全英语演讲避疫面具报告，那他是否就是发明人？”

答：方擎是1911年1月6日才到哈尔滨支援的，比伍连德更晚进驻哈尔滨，不可能是避疫面具发明人。

二、问：“原哈尔滨防疫局有聘请洋人西医参与抗疫，怎么知道不是洋人西医发明抗疫纱布口罩？”

答：根据参与抗疫洋人西医的日记[1]和其他文献印证，发明用纱布口罩防疫的并非洋人。万国鼠疫大会上也无任何一国的洋人提出发明权争议可知。

三、问：“如何知道纱布口罩防疫是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所首倡，而非西医或其他人士？”

答：排除法和逻辑推理。

       万国鼠疫大会里，方擎的报告已较明确是中国医疗人员所首倡，但他并未告知发明人是谁。如果是西医，方擎当告知以彰其功。不明确告知，甚至暗示为集体成果，可能有三：

1.发明人不清 —— 但属原哈尔滨防疫局医疗人员无疑，查证并不难，很难不清。

2.发明人深藏功名，将发明权归功集体 —— 但伍连德为何后面会无所顾忌窃取发明权？

3.知道发明人，不愿意告知，又不怕发明人出来谴责 —— 以上两条现实可能性极低，此条可能性最大。

       不愿意告知是哪位中国医疗人员发明，那么就只可能是中医了。该名中医通过病症和传播规律认识到是中医书籍所论“邪从口鼻而入”[6]，因而提出用纱布夹羊毛垫做口罩。如此成本低下、简便实用、迅速推广，也就中医人一如既往的“便廉捷验”思维方式能想到[8]。

       要知道当时日俄相关人士可是用价格不菲、制作复杂、应用不便的“高科技”呼吸器，甚至是防毒面具[4]。西医一直标榜与科技联系，想到防止呼吸传染，必然是呼吸器、防毒面具这类。纱布口罩这样简陋的发明，是很难和当时西洋医学标榜的“技术支配”的思维相匹配的。

       那么为何不怕发明人出来谴责？

       第一，万国鼠疫研究会时，口罩发明权归功集体，中医人和知情者也不会说什么，传统道德观念使然，不好意思反对。

       第二，伍连德十年后能肆无忌惮窃取发明权，不怕发明人和知情者出来谴责，应该是抗疫纱布口罩发明人已经在抗疫中牺牲了（当时的纱布口罩根本无法阻止中医人密切接触患者时的气溶胶传染）。知情者也基本或死或退，没有了发声的力量和渠道。

       当时的伍连德如日中天，就算有知情者出来为中医鸣不平，也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一面之词。而且当时媒体基本都以西医西学为是，不甚认同中医，没有证据下不会愿意得罪名气极大、人们认为的抗疫首功、在官媒学医四界都如鱼得水的伍连德。

鸣谢：

@天南海北555  @寒士有书不虑矣  @醉酌寒江 @得意学堂岱珈 等同志提供相关文献与观点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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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红霞. 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 Diss. 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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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继光,王君君,刘新勇,等. 英国传教士司督阁东北施医办学研究[J].医学与哲学，2020,41（16）：77-80
  

• 醉酌寒江.东海仁爱中医脑康复医院.“战胜东北大鼠疫是中国人的胜利，读《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有感，兼驳中医无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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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引用

[1]杨俊峰.也谈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死率.《中国卫生统计》2003年第03期

[2]羊城晚报：感染非典医护者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2/25/22464687_0.shtml

[3]南方日报：钟南山回顾非典十年 

http://health.sohu.com/20130322/n369885183.shtml

[4]深圳特区报：非典答疑？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3/05/22743567_0.shtml

[5]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

正文引用

[1]Carl F. Nathan 《满洲的防疫与政治：1910-1931.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67-1-1

[2]路彩霞《中医存废的第一次大论争》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59785

[3]梅爽. 鼠疫与谣言. Diss.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https://www.deliwenku.com/p-235084.html?fs=1

[4]张蒙. "伍氏口罩"的由来.《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http://hrc.cssn.cn/xsdt/qycg/202105/t20210510_5332362.shtml

[5]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元朝的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 ”。

[6]吴又可《瘟疫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邪從口鼻而入”。

[7]《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可論？當千癘所處之。或曰当千，千定殺……城旦鬼薪癘，何論？当千癘千所”。

《汉书·平帝纪》：“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

《太平广记》引《纪闻·洪昉禅师》：“昉於陜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

《开元释教录》：“收養厲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

《事物纪原》：“開元二十二年，斷京城乞兒官，置病坊，給廩食，亦為悲田院，或曰養病院”

《太平圣惠方·时气论》“治時氣相染易著。即須回避。將息飯食之間。不得傳吃。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

《宋史·列傳九十七》：“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甲辰，改杭州安樂坊曰安濟”。下按：“軾以杭州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集羨緡得二千貫，復發私橐得金五十兩以作病坊，名曰安樂”。

《宋会要辑稿·食货》：“徽宗崇寧元年八月二十日，詔置安濟坊……所建將理院，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

郝玉领《福建通志》乾隆二年刻本：“（正德十三年福建闽县养济院）以處惡疾……月有米，歲有衣，禁其入城”。

《广东新语 ·人语》：“瘋為大癩，雖由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遊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為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

《南越游记》：“廣潮二州舊有麻瘋院，聚其類而群處焉”。

《岭南杂记》：“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為立麻瘋院，如養濟院之設也”。

……不一一枚舉。另，宋朝隔离治疫相当完备，明朝未仿照宋朝优秀隔离制，更多是因为明初人口因战争剧降没必要，明中因各种原因未有大疫，明末则是大乱没办法实行。而满清统治非常野蛮，公共卫生制度基本没有剩多少。

[8]趙學敏《串雅外篇》：“凡入溫疫之家，一麻油涂鼻孔中，然後如病家則不相傳染”；

陈耕道《疫痧草》：“凡入疫家視病……宜遠座不宜近對，即診病看喉亦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於病者之家”；

杨栗山《寒温条辨》：“須謹不封口，視今日何風。如屬東南風，則直向西北方側坐，切不可使患者之氣順風吹入吾口，又須閉口不言”。

[9]《夷坚志·张圭复生》：“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為疫癘．病者氣才絕．即斂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

《宋史·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其瘞埋之。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

《宋史 ·食货上六·役法下 振恤》：“置漏澤園……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宋》：“二月庚子，詔：‘淮南、江南民被災傷而死者，官為瘞埋，仍祭酹之’。先是，南方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困饑成疫，疫氣相傳，死者十二三”。

[10]《宋史·宋太祖》：“禁民以火葬”。

《宋史·志·禮》：“紹興二十七年……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甚者焚而置之水中……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

《钦定续通典·礼》：“明太祖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日知录》：“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

《禁火录》：“竊嘉屬向有火葬之俗，石門尤甚。雖歷奉邑尊諭禁，及舉等設法募資，創建灰局，勸令領灰營葬。而鄉民無知……遂至相習成風，小康之家亦都悍然為之……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

《清史稿· 列传·陈宏谋》：“按察江蘇，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淹親柩及火葬者”。

[11]《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九·列传二百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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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大公报》1911年1月24日“会议防疫”；

《大公报》1911年3月15日“天津临时防疫会紧要广告”

[15]《申报》1911年2月16日“北方防疫汇纪”。

[16]《申报》1911年2月2日“中央卫生会乘时发起”

[17]《宣统政纪》卷四十七、四十八；《清实录·第60册》：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因办理防疫不力，“屡受督抚两宪严责”，“锡督拟俟吉抚查明办理防疫情形，以定于道之去留”，终因“防疫因循”而被革职。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以防疫具报不实，革署黑龙江府知府黄维翰职”。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长公署档·3047号：“道台李因防疫不力已被撤”。

《申报》1911年2月16日“北方防疫汇纪”：“民政部卫生司司长唐坚，因关于防疫事宜筹办不甚得法，致滋外间口实，奉肃邸堂论，记大过一次……其防疫局长闻亦奉邸堂面谕申斥”。

[18]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0-32； 

胡成：《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

吴俊莹：《从东三省鼠疫问题看清末的内政与外交（1910-1911）》；

防疫队兵之扰民[N].泰东日报,1921-02-15（4）、此即谓为防疫乎[N].泰东日报,1921-02-25（4）：防疫人员有直接把患者强行活埋的，有把隔离所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大冬天脱去衣服“虽勺水不给，历两昼夜不死，然后为之施治，中有毫无疾病同遭荼毒，以致辗转毙命者”的，只因收取病人可领医药费，埋一个病人可得丧葬费。

Mark Gam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 Present， No. 190， 2006， p. 183.。注：该书是俄国医师Budberg-Boenninghausen的德文回忆录。作者夫人是华人，作者还是东北第一次肺鼠疫期间在哈尔滨唯一能说汉语且与华人较多接触的外国医生。

关心民瘼[N].大公报,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第三张,（1）.：“染疫死者不下数千人，一切财产均被俄人付之一炬”。

关于防疫事宜之种种[N].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2张,（2）.：*“尽行收买付诸一炬以净绝病根”。

《申报》1911年2月14日“陆军伙夫险遭活埋”：奉天陆军一伙夫偶患寒病，与鼠疫症状相似，检疫员察觉后立即将其送交检疫所。该伙夫喝了某医生开的药水后迷糊不醒，随即被装殓薄棺付葬，正在挖土时该伙夫“跃然起立，埋葬队骇不敢前”。

《申报》1911年2月19日“北方防疫汇记”：奉天火车站顺兴店内有一名年逾五旬的苦力，素有痰疾，因天气严寒旧疾复发，横睡榻上，防疫人员怀疑其为鼠疫患者，拖起洒以石灰水，该苦力惊吓昏迷，防疫所即令人装棺掩埋。行至途中，该苦力苏醒，幸亏棺木由薄片制成，该人方能踹破出逃。抬埋人员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云该苦力“游尸而逃”。 

《时报》1911年1月18日“北方鼠疫记”：“俄医带同防疫队及通事挨户稽查，时有藉端勒索事情，如不遂所欲，即种种苛求，指其室宇不洁，必逼令迁出而后已。现闻各通事已索诈钱文不少，俄医及俄兵亦得分其润云”

《远东报》1910年12月17日“浮言之宜禁”：“俄国防疫卫生拘获之华人，无论其有疫无疫，甚半死之人，亦掘坑活埋”

[19]《申报》1910年12月18日“哀哉满洲里罹疫之华人”、《远东报》1910年11月25日：“满洲里防疫之严”：“华人窘辱至此，而官不闻问，三千余同胞，非尽死不止，议请俄员派人赴站查看，应用食物由华人设法供给，所费若干，全市均摊”。

《远东报》1910年11月19日“风雪庇寒所缓办原因”；

《远东报》1910年12月4日“捐助庇寒所经费者”；

《远东报》1910年12月12日“防疫会用款之调查”；

《远东报》1910年12月17日“傅家甸防疫会议裁减冗费”；
《申报》1910年2月14日“防疫耶？灭吾人种耶？”、12月18日“哀哉满洲里罹疫之华人”；

《时报》1911年1月19日“北方鼠疫记”：“济此闭锁华人，否则必悉成枯槁”；

《东方杂志》第12期（1911年2月12日）“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

《滨江商会会议防疫事宜》，载《远东报》1910年12月26日。

[20]《远东报》1910年11月16日“傅家甸防疫之计画”、“华人议定防疫办法”；

《远东报》1910年11月19日“傅家甸防疫详志”‘’； 

《远东报》1910年11月19日～11月22日、11月27日“傅家甸成立卫生局近闻”、“地方官防疫之殷”、“傅家甸防疫会之报告”、“官场慎重防疫之一斑”、“滨江防疫之效力”。

[21]《远东报》1910年12月23日“傅家甸病院有人满之患”：“故咸以瘟疫为极可惧之事，凡稍有疾病之人，决不肯容纳，以防传染。病者只得至傅家甸病院就医，奈傅家甸之病院规模甚小，不能容纳多人，现院中病人已满，病人只得到附近之村调养，其情形甚为可怜”。

[22]《远东报》1911年2月16日“傅家甸办理防疫者之情形”。

[23]《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军人不遵查验之危险”、《申报》1911年2月16日“北方防疫汇纪”：1911年2月中旬，伍连德致电外务部，称从长春调来的兵队“不守规则，至为可虑”。

[24]《远东报》1911年1月5日“救急队似催命符”：“讵所招集皆无知识之人，每遇病者，况昧却救急之本意，以野蛮性质视病人如罪人。甚至，不容着衣穿履，并有绑缚送至病院，种种怪象，令人闻而发指”。

[25]“The Plague,”in The North-China Herald,Feb.24,1911.：许多人害怕警察入门带走患病亲属，就把病人藏起来，趁晚上把尸体放在大街上，让政府无迹可查。欺骗防疫人员、隐瞒疫情之事时有发生。有人担心死者尸体被拉走，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于是把死者尸体藏在大雪覆盖的沟渠和深坑里。他们让小孩子在门口放哨，看见检疫人员沿街走来就放出信号，随即将所有能走或不能走的病人藏在柜子里或者院中的柴堆里，直到卫生警察离去。

[26]《盛京时报》1911年2月9日“防疫之慎重”、28日“搜疫队应募之踊跃”，3月2日“防疫队改期挑选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