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半个月里，我坐在中国新晋一线“沿海城市”成都目击了一场史上罕见的暴雨。

从小长在沱江边上的我住在九眼桥已经整整七年，从前我完全没有发觉这条不起眼的小河沟居然也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洪荒之力。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内涝面前，全副武装的现代化的成都竟然如此脆弱！

面对着泛滥的洪水，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尚且畏之如虎，那么，四千年前的尧舜时代，当先民们面对着传说中的史前大洪水，他们真实的经历和心情又该是怎样的呢？合上《史记·五帝本纪》的卷册，这个问题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最近刚刚看了一篇文章，作者用高分辨率的气候代用指标重建了“大禹治水”传说时期的气候背景，根据气候突变与东亚季风降水之间的关系论证洪水发生的可能性，由此探讨“大禹治水”的真相。

请大家原谅我直接把专业得近乎晦涩的内容就这么生硬地搬到了文章里，因为我也是出于无奈：虽然在气象学院做了几年的文科教师，但是对如此专业的气象学知识我实在并不了解，为了避免讹传，只好将专家的意见照搬了过来。

不过，读完了这篇高大上的研究论文之后，我非但没有醍醐灌顶的释惑感，反而生出了更多的疑虑。

这篇论文对大禹治水的研究让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发生在天津的一个故事：

1870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城乡发现了不少婴孩和幼童的尸体，这些尸体大多残缺不全。

于是流言蜚语渐渐在民间散布，传说附近的法国天主教堂用迷药拐孩子，挖眼剖心以入药。

当时的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在五月初六日亲自勘验了一处尸体现场：和平常死尸由内脏先腐不同，这两具婴儿的尸体都是从外先腐，胸腹皆烂的。

十几天以后，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子在桃花口村行骗时，让当地村民抓了现行。审讯中，拐子称说自己是被天主教教民王三迷入教堂并授予迷药的。

在“人证物证俱全”的刺激下，天津市民开始冲击教堂，侮辱教士和修女，甚至打死了前来天津府衙交涉教案的法国领事丰大业。这让天主教的护教国法国大动肝火，声称要武力护教。

由此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教案——“天津教案”全面爆发。

五月二十六日，朝廷在寄给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密谕”中指示他说：“匪徒拐卖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认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

曾国藩原本希望按照朝廷的指示查明犯罪事实，然后与法国人据理力争，却不料事实的真相是：这桩教案中的教堂和教士都是背锅佬。

天主教堂本有收容弃儿的善举，为了鼓励民众将弃儿送来教堂，教堂会给送交人一点报酬。那个拐子武兰珍正是贪图这点儿甜头才铤而走险的，而案发之后为了脱罪又将责任推卸在教堂头上。

至于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则是因为部分重病或已死的婴儿在收敛时，教方都是雇人掩埋。被雇之人往往敷衍了事。棺木埋得不深，以至于尸体被野狗扒出来撕咬得不成样子了。

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感觉，今天我们对大禹治水的研究态度就像清廷寄给曾国藩的上谕一样，走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路子。

清廷的假设是教堂一定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的恶行，然后根据这个假设去搜集证据，准备在外交上和法国人据理力争。没想到求证的结果是先前的预设崩塌了，给自己来了个釜底抽薪。

而我们的假设是：尧舜时代一定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史前洪水。然后根据这个预设，采用了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去论证它存在的可能性。

但万一这个预设并不完全准确呢？那再精密、再先进的研究手段岂不是都武功尽废了？良马、善御，焉知道不会助我南辕北辙？

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已经开埠的十九世纪的近代城市天津，尚且炮制出“迷拐”的荒诞传说，遑论四千年前蒙昧荒蛮的中国？

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说过：“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

这也就是说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背后极可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原型。

但是因为融入了先民的主观意识，导致了故事原型在叙述中产生扭曲。

故而当我们试图拨开大禹治水的历史迷雾之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分辨出传说中的哪些要素保存了历史的原貌，哪些又遭到了人为的讹传夸大。

这看起来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但历史上曾经有人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过非常精彩的成绩，他就是晚唐文学家陆龟蒙。

陆龟蒙写过一篇《象耕鸟耘辨》。这篇文章试图还原另一个变形的尧舜时代的传说。

传说当中的帝舜，在他还没发迹的时候，耕耘于历山之下。因为帝舜的圣德无边，通彻天地，所以，在他的圣德感召之下，大象和鸟居然都来助他耕耘。

陆龟蒙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首先声明，就算真的有人能够控制鸟和大象的意识，让它们都乖乖地去耕地，那么这种扭曲万物天性的本领也绝不能被称之为圣德，而只能斥之为邪术。

接着，陆龟蒙就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吾观耕者行端而徐，起坺欲深，兽之形魁者无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举手务疾而畏晚。鸟之啄食，务疾而畏夺，法其疾畏，故曰鸟耘。”

原来所谓的“象耕鸟耘”，不过是对劳动者姿态的形容而已！

如果“象耕鸟耘”的真相就是这样的，那么大禹治水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史记》中记载的史前传说吧：

浩浩汤汤的洪水，自帝尧时代就泛滥弥漫。它裹挟群山，充塞溪壑，淹没高岗。唯恐被洪水吞噬的先民被迫像鸟一样巢居在树上。

为了安靖黎民，鲧临危受命，治理水患，却没有想到，虚耗了九年光阴，终于一事无成，自己还惨遭流放而死。

就当所有人面对着洪水束手无策的时候，鲧的儿子禹又被赋予了治水的使命。

背负着先人失败的耻辱，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三过家门而不敢入。经过了十三年漫长的努力，禹终于疏浚百川，使之朝宗于海。并在洪水退去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划定了九州版图……

这个传说中的大禹故事明显地分为了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治理史前大洪水，其二是划定中国最原始的九州版图。

后一个故事根据顾颉刚和刘起釪等先生的研究，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当中才出现的（参见《尚书校释译论·禹贡》），大大晚于前一个传说故事的产生时间。

因此我们暂且将划定九州版图的故事排除在外，单聊一聊大禹治理的史前大洪水。

这场史前大洪水究竟发生在怎样的地域范围当中？

如果我们假设这场超乎想象的史前洪水一定存在，那么它的发生应该不会远离上古时期华夏民族活动的核心区域。

这样一来，能够担纲这场史前大洪水的主角几乎无不可避免地要指向：黄河。

如果洪水泛滥的主角是黄河，那么控制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黄河泛滥，即便对于拥有现代科技加持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一项极端艰巨的挑战，四千年前的大禹凭什么能够完成疏浚黄河的伟业呢？

这个疑问，早在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就已经在他的《天问》当中提出来了：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

——《楚辞·天问》

因此才会有研究者提出，洪水的消退不是因为人为的治理，而是得益于上古时期的气候好转。

这个解释貌似可以为史前大洪水的形成与终结提供一个科学的论证依据，但它其实经不起历史文献的对比检验。

传说中的大洪水并不仅仅发生在尧舜时代，也不仅仅发生在华夏民族活跃的黄河流域。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远古传说中都曾经出现过史前洪水的身影，因此关于洪水的传说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气候或地理现象。

我们且不去远求《圣经》里上帝降下洪水的诺亚方舟神话。近在我的家乡四川，望帝杜宇禅位给丛帝鳖灵的传说，也同样是借着洪水泛滥的背景而展开的：

传说中的鳖灵本是荆楚之人，一日不慎落水溺死。但是他的尸首并未顺流而下，反而逆流而上，一直被冲到岷山脚下。更奇怪的是，刚刚被人打捞起来，他便复活了。

这时的古蜀国，因为巫山阻挡了江水的去路，导致洪灾肆虐。

这让古蜀国的国王望帝杜宇深感忧虑。听说了鳖灵的故事，又鉴于荆楚之人熟谙水性，杜宇任命鳖灵治理洪水。在水患平息之后，杜宇因为鳖灵治水有功，自愧弗如，便将王位禅让与他。（见《路史》卷三八）

看看，何其相似的传说。

这两个来自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传说，共性如此之明显，让我觉得，与其说史前洪水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泛滥过，毋宁说，它曾经在古代先民的意识中泛滥过。

史前洪水象征着先民心中对水的某种共同的情结。解开这个情结，我们才能找到破译史前洪水传说的密码。

遭遇洪灾，对中国古代先民而言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无论他身处于中国的哪一个区域。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中国古代先民的居住选址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王畿之内的三川地区也就是泾水、渭水和北洛水流域发生地震，当时目睹这一灾难的伯阳甫说了这样一番话：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徳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史记·周本纪》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讲究凭山藉川，依地利而建。

山脉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成为军事防御的屏障。而川流一方面打通了走向外部的孔道，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农业生产必须的水利资源。西周的都城镐京坐落于关中平原上，就是这个原因。

从军事防御上看，关中南界秦岭，北阻高原，西有龙山延绵，东揽华、崤之固，号称“山河四塞”。

而群山拱卫中的这块区域则因为有了泾河、渭河与北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成为农业生产的天然沃土。因此周都镐京，秦都咸阳，汉、唐都长安，都坐落于这个地标上。

非但关中，它西南方向的成都也同样是在这种选址思路下形成的古都：龙门山与龙泉山东西拱卫，成都夹山而立，易守难攻。

同时岷江及其支流又为川西平原的农耕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这才有了历史上美名传扬的“天府之国”。

伯阳甫说得很清楚，对以农业立国的政权而言，土地的农业产出是立国的经济基石，而农业生产的丰欠则与川河水利的使用关系密切。

所以伊水与洛河的枯竭足以导致夏朝的覆灭，而黄河的干涸则直接葬送了殷商的国祚。

既然以农业为生的先民们必须傍水而居，那么这些川流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洪水泛滥的自然灾害。

所以先民治水的意图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史记》当中记载的大禹治水应该是这个意思。

《史记·夏本纪》中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帝舜为他安排了两位助手：益和后稷。益职司虞人，掌管山林川泽。后稷则是教民稼穑的农业官员。

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益随即“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继而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从这个记载看，益和后稷两位贤臣着手农业生产的时间和大禹治水衔接得很紧密，传说中的这个细节透露出的正是当时农业生产和治理水患之间的因果关系。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

如果大禹治水就是一个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寻常故事，为什么传说中的洪水规模会显得这么夸张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传说中对洪水的描写表现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先民们的主观感受。

对于从事脆弱的原始农业生产的先民们而言，寻常水患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远大于今天。更兼农业丰欠事关国运兴衰，水灾对先民们的心理冲击之巨大是我们今天难以体会的。

无法复原这种心理状态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1989年杨国立导演的《鲁冰花》。

电影中那个嗜画如命的天才少年古阿明在画茶虫的时候为什么把它画得跟蛇一样大？

因为山茶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经济来源，而茶虫正是蛀空家庭经济支柱的罪魁祸首。把茶虫画得像蛇一样大，这夸张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对自然灾害的畏惧啊！

在梳理了史前洪水的来历之后，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

其一，纵观《五帝本纪》的历史叙述，为什么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不见洪水泛滥之事，而到了尧、舜时期，洪水却似乎毫无征兆地自天而降？

如果将《五帝本纪》看作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我们会发现，从黄帝开始，原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

但是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这个执政的核心问题，从黄帝到帝尧，传说中的早期天子们的关注焦点都不在兴修水利而在观测气候、制定历法上。

所以《五帝本纪》中才有了黄帝“迎日推筴”、帝尧“敬授民时”的记载。

这说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最早是从制定历法、顺应气候这一点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当制定和使用历法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水利的薄弱便成为了制约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治水的必要性就被凸显出来了。

正是因为这个关注点被突出，所以才有了关于史前洪水的传说，而并非洪水只发生在特定的尧舜时代，之前的时代就不存在。

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出现的时间点表明的是制定历法与兴修水利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上的前后相继关系。

第二， 为什么《史记》中记载，帝尧时代的鲧治水九年无成能，到了帝舜时代，大禹治水却取得了成功？这一成一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传说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为他采用了疏导的方法而鲧错误地选择了围堵洪水。

选择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控制水患，发展水利？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专业的技术问题，限于学力，我无法从这个角度给出科学分析。

但是，无论是筑堤围堵还是通川疏浚，这样的工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都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层面组织实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它的成败绝不完全取决于采用哪种技术，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微观因素都还不是影响工程成败的关键。

影响工程成败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国家在宏观层面是否具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对人、财、物的调配是否具有高效率。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治水记载，我们就会发现，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反映出，他们所得到的行政支持是不一样的。

作为上古之君的帝尧，孔子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执政特点：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论语·泰伯》

上天对人类繁衍生息的助力是润物无声，有质而无形的。所以我们虽然意识到上天的对人类有恩惠，却很难确指它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孔子说，尧的执政就是以天为榜样的。

如果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表述，帝尧执政的特点是“无为而治”。

如果用今天通行的政治术语来表述，因为政治体制的发展相当初级，所以帝尧领导的是一个弱势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之所以把“无为而治”这个褒义词与“弱势政府”这个贬义词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极有可能是同一事实的不同表述。

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滛。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簒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秦穆公的困惑是：中原诸侯国在严密的政治制度管理下尚且不时生乱，为什么缺乏政治制度建设的少数民族政权却表现得更加稳定？

由余的回答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

但这个“无为而治”并不真的意味着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组织形式较之中原诸侯国更高级，相反，它一定是处于更蒙昧的状态。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秦穆公向戎王赠送女乐以便腐蚀他的时候，戎王对秦穆公射来的糖衣砲弹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因此，由余的“无为而治”说，与其说是他对戎狄政治的褒奖，不如说是这个生长在戎狄的晋国后裔对中原政治的观察和批判。

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应该与此异曲同工。

尧领导的是一个弱势政府。

这个弱势政府之所以能够完成观测气象、制定历法的工作，是因为人类对气象只能顺应，不能改造，因而也就无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由此，尧成了孔子口中的“法天而治”的圣君，其实也就是无力做出大有为的事情。

这个弱点在治水的必要性被凸显出来之后就被放大了。

因为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必须有所作为，而帝尧领导的弱势政府达不到这一要求。因此鲧治水九年，功用无成，最后他还得站出来背锅。

鲧的儿子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较之帝尧，帝舜的执政风格更加强势，而且行政体制也更为完备。

尧舜时代执政风格的转变从鲧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帝尧执政时，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但是也没有遭遇任何问责。而帝舜上台之后立马就处置了他，导致大禹在此后十三年的治水实践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三过家门而不敢入。

政府的强势作风可能是大禹最终能够成功治水的原因之一。

另外，根据《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当帝舜执政之后，对大禹等二十二位大臣的工作职责做出了详细的区分与规定。

这些记载容或参入了后人想象的成分，但传说中体现出来的基本事实是，较之帝尧时代，帝舜时代的行政分工更加明确，政府的组织形式更加严密，而这将为大禹治水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

因此，大禹治水的成功，既是他对自己的成全，也是时代对他的成全。

治水的成功对上古时代的先民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流传下来的治水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特点：成功治水的大禹与鳖灵最后都被推上了王位。

这意味着在那样一个时代，谁能在治水这一关键的农业发展环节中取得成绩，夯实国家的经济基础，谁也就拥有了号令部落民众的资本。

王位，便是对上古时代的“水利专家”们最好的褒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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