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跟风黑民族主义？他们反民族主义的原因是什么？
特定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或“教随国定”的框架的确定——“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在一些地区、国家成功，在另一些地区、国家则失败——对于阶层群体的形成所造成的一种持续的压力要求“地方”通过真实的历史积淀，在一种人们能寻求到的方式上——如语言、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来构建一个统一体所不能没有的沉厚的气氛，并且在反抗世界经济的形成以及世界经济中较高阶层的压迫时，基于明确的（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选择特定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根据斗争策略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在人民-群众政治的“绝对”的国家-权力集团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
而“教随国定”的成功与失败或建立民族-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正与特定地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劳动分工所起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其作用的不同导致不同的阶级结构，而这又导致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如 @F-Hreinskilin的回答所说，语言、宗教和感情（对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热爱）的同质性恰恰是在世界经济的形成时期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困难时代的社会创造物。
于是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核心国家的地区的同质性因为它们复杂的内部劳动分工，在近代早期开始逐渐地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模式的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也即在由劳动的世界性分工所导致的地区的同质性在国际竞技场的不确定性中与在世界经济的专业化方面，先是以宗教的增强作用，接着是语言的增强作用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国家机器的演变——跨国经济实体不受阻碍的有效运作对世界体系形成的必要性，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整合各个地区资源的非单一民族、种族的权力网络：帝国。
正是只有在能够协调起复杂的工业-商业-农业机制的作用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及其管理者才不会被认为是“我们中间的一群地主”——这在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十分常见，例如拉丁美洲——而是作为可以向全体宣称理由的合法权威。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社会合法性的模式首先是为了防止在其他地方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障碍而进行先发制人，其次则是要假定存在民族共同的敌人——另一个民族——从中找到促成团结的力量，一种“我们”可以依赖的力量。只有敌人也就是另一个民族存在之时，不可分割的民族统一体才会实现。
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从来就不仅是一个描述性范畴，它还在不同层面产生了相互矛盾的意义和政治目的。因为“武器化”的『别人有，我也有得有』的民族主义倡导者所扎根的语言、宗教和感情还有领土认同是通过绝对的异质性，是通过排斥另一方来建立起统一的支配形式。但是它在排斥外部敌人的同时，内部的敌人乃至于内化于每个个体自身的排斥法则又会使它同时面对着由内部的敌人与诸多个体共同强化和叠加的敌意——只有每个人反抗自身个体性的特殊利益或意志，他才能在自身之中唤醒他自己的敌人：民族-公意。
这种强烈的既视感从过去的两个世纪直至当下与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或对康米主义的遏制和否定或肯定一种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混合”经济的“第三条道路”或“特殊道路”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结果很明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制问题与如何形成政治意志以及政治运动的方向成了所谓语言的、宗教的、感情的、领土的“民族主义”的核心。
完全是在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神学中，即对现代的再认识中，是将政治变成战争（内战）的决断本身给出了共同体——为什么斯大林会被许多俄罗斯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们视为“沙皇”、“国父”，虽然如果要在这涉及决断创造“俄罗斯”民族-国家的问题主要得谈列宁。
在这个问题上，回到前批判的或危机之外的可以扎根的整体性/完满的起源，这种开端的假设——例如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就是在“终结”之时才能被揭示出来的，并且几乎是马上就会重新陷入到建立新的政治程式的自我肯定自我的境地之中。
然后，没有比这更空洞的“民族主义”了，因为拥护它的人追求的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秩序维护者这一神圣使命，是以历史上的国际性放任政策（教随国定）为源泉的同质化的民族主义打造的功能性（敌-我划分）的统一体，是从未与（共同体）自身相一致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性基础上进行治理的复制的民族-国家。
如果不是在与现代国家有本质冲突的层面上而与内战相关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使民族主义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那种普遍的民族主义反抗已经过去了——那么革命性地转变具体民族国家的目标就会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用餐秩序顺着资产阶级的斗争路线返回到一国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