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政治思潮不仅没有将地处东方的中华帝国纳入东方专制主义话语，反而在乌托邦想象视野内，将中华帝国当作批判与超越东方专制主义的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国。

1、开明君主制的兴起

理想化的中华帝国政教形象，出现在西方绝对主义国家政治背景下，成为西方政治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甚至批判意义的象征。

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焦虑与关怀，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加强君主的权威，二是如何有效地限制这种权威。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代关注的重点是前者，启蒙运动时代关注的重点是后者，而关注中国理想化政教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的君主政体，有效地限制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强权暴政。

西方现代文化在正面利用中国的君主制，其意义不仅与波斯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绝对主义政体在观念上的区别在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君主拥有绝对的政治经济领主权，其他人都是他的臣仆与奴隶。

欧洲国家的君主在法理上拥有绝对权力，但在制度上该权力又必须得到贵族和等级会议的限制。欧洲绝对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要限制君主的权力，又要限制贵族的权力。因为贵族代表着封建势力，而国王与贵族在绝对主义国家历史上经常联合起来压制城市资产阶级。

中国的榜样意义在于：

中国不但有君主集权及其秩序，而且这种集权得到了有效的限制，最有价值的是，限制君主集权的不是那些飞扬跋扈的拥有世袭特权的贵族，而是知识分子或哲学家，和这个国家普遍的道德律令。马可·波罗与门多萨强调中国皇帝君权的强大与稳定，利玛窦与白晋强调的是君权下官僚体制的知识化，哲学家或文人在辅助皇帝合理地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

尽管中国没有贵族阶层或者贵族阶层的势力在中国微不足道，但中国开明君主政治的道德哲学在观念上的约束与科举、谏议制度在体制上的约束，都在中华帝国避免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发生。

2、为何需要一个东方的“开明君主制”帝国？

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治思潮，起初关注的是如何摆脱教权神权，建立世俗君主主权国家，马可·波罗与门多萨时代的中国形象，曾给他们启示。

一旦绝对主义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他们又关注如何限制绝对君主的权力，免于出现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绝对主义政治中潜在的东方专制主义因素。他们一度将这种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专制身上。此时西方想象的中华帝国，不仅不属于东方专制主义，还是克服与超越东方专制主义的理想楷模。

利玛窦推崇中国政体几乎具有君主制的一切优点。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又不能恣意妄为，必须受到大臣的制约，而最重要的是，大臣们都是经过考试严格筛选提拔起来的哲学家。

这种政府形式不言而喻是十分完善的。为了使这些分掌皇帝权力的官员不至于堕落和违法乱纪，这种政府形式要求这些官员是十分忠诚又是经过考验证明是正直廉洁的人。”

优越的东方形象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峰，也在高峰到来时开始衰落。从政治层面看，波斯、印度等被纳入东方专制主义话语，只有中华帝国形象依旧例外，发挥它最后的正面影响——开明君主统治下的平民政治。从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与启蒙哲学家越来越多地感到贵族势力的威胁，正是从限制贵族势力，提倡平民政治角度，中国政体在开明君主制下表现出“平等”思想。

中国的皇权具有民本基础：

中国皇帝“自己被人民授予最高权利，这一人民随时都在观察和批评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把自己封为宗教化身而随心所欲。他从不破坏其据以保持王权的那一神圣契约（即‘命’）”。

中国没有贵族，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有某一个阶层的人，无论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从幼年开始就注定比他人优越。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毕恭毕敬地对待，并且从幼年起就浸淫在绝对权威的意念中；他们很快就学会把自己当作与众不同的特殊一类，而且，因为已经安享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就不再付出任何努力以确保自己胜任。这个带给我们无数的平庸的大臣，无知的地方长官和糟糕的将军制度，在中国并不存在，在那里，贵族地位并不能够通过继承的权利而世代相传。”

3、“开明君主制”帝国形象的坍塌

歌颂中国的瑞纳神父，著作被禁毁，个人被放逐(1781)。从罗马教廷禁毁闵明我神父的著作《闵明我神父的旅行与思辨》(1679)、巴黎索邦神学院禁毁李明神父《中国现状新志》(1696)开始，一个世纪间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哲学家因为宣传中国的激进思想受到迫害，最著名的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教授，因讲授中国哲学被普鲁士国王放逐18年，并由此在思想界引起一场持久的争论(奇妙的是两个世纪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因为宣传西方的激进思想而受迫害)。

中华帝国开明君主专制形象，曾经帮助资产阶级确立绝对主义王权观念，限制贵族势力。继而又帮助资产阶级限制王权，将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文人政治上。

文艺复兴时期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期，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分解期，以法国大革命为终结。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剥夺贵族的特权，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权社会。

即使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中，都可以发现中国形象的影响，中华帝国普经是西方在这个世界上“发现”或“发明”的一个表现平等、民权、精英政治与平民政治精神的理想国家。然而，魁奈歌颂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启蒙运动高潮时期出现的将中国形象纳入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传统的趋势，此时影响已大。中华帝国的开明形象似乎要结束了，东方专制主义话语将最后收容中华帝国形象，东方专制主义在东方帝国中没有例外，包括中国。

西方如果出现专制，那是特例，东方大帝国如果不是专制，也属于特例。法国大革命开始，革命者在巴黎街头宣讲民权、平等时，没有人记得起发动革命的思想深处，曾经有遥远的中国的影响；革命时期流行歌曲唱着：“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他一定会使你喜欢”，但已没有人认真地想一想这歌词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与另一种一直被忽略的意义。

4、孟德斯鸠与与中国形象的转变

启蒙运动高潮时代西方有关中国政体的想象出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开明君主专制的形象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限制绝对主义王权。另一种是东方专制主义开始“收编”中华帝国。前一种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尾声，启蒙哲学家歌颂中国已经达到高潮。

后一种倾向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论法的精神》标志着这一趋势的开始。

如果是东方的，就必定是专制的，没有例外。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造就了民族气质、习俗与法律。亚洲的奴役与欧洲的自由都是自然注定的。

孟德斯鸠先分出三种政体，然后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框架下论证三种政体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间存在的状况与必然理由。

他说：

“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从传教士那里获得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的信息，但根据他的三种政体的原则，传教士们的说法明显有问题，“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么，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

三种政体是理解世界政体的基本模式或原则。在坚持这种先在的理性原则上，孟德斯鸠是个坚定的笛卡尔主义者。他论证共和政体下的民主政治，最高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贵族政治的最高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既无品德，也无荣誉，只有恐惧。

从此原则出发，中国不可能同时具有品德、荣誉与恐惧，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中华帝国都是专制帝国，没有法律，只有君主的意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

5、中国何以最终被纳入“东方专制帝国”？

西方文化通过分类使世界符码化，分类的基本模式就是二元对立的，诸如男与女、善与恶、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符码化赋予世界一种秩序与意义，使其可认识、可掌握。古希腊构筑的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就是一种完整的符码系统，地理与人文、国家与民族、政治与法律、个人与社会的种种概念，都从这个符码系统中获得意义。

例如，在东方专制主义话语的符码系统中，如果你是一个东方人，你将具有所有的东方特征一你有奴隶天性，是那个盲目群体中毫无个性的一员，生活在专制暴君的淫威下，你懦弱、迷信、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总之，文化符码赋予异域的土地、人与制度以意义。

古希腊通过二元对立模式将世界符码化，确立了东方专制主义话语。古典世界衰败，基督教兴起，二元对立的世界地理模式没有变，但文化内容有所变化。

在西方人尝试理解与解释他们新发现的世界时，再符码化的时代开始，不仅东方与西方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模式重新浮现出来，而且相关的政治文化内涵也逐渐明确。

新发现的世界被一点一点地纳入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中，东方专制帝国的名单里，加上了土耳其、埃塞俄比亚、俄罗斯、莫卧儿的印度与萨菲王朝的波斯，世界范围已经扩大了，东方已推展到远东的中国，西方刚跨越了大西洋到达美洲。

中国与美洲、旧大陆与新大陆，恰好代表着世界东西两极。下面的问题是政治文化观念的外延也必须跟随地理观念外延扩大而扩大，彻底殖民化的美洲将彻底西方化，而处在东方尽头的中国在西方观念中也将彻底东方化。

地处极远的东方的中华帝国，尽管一时还属于“东方”的例外，但并不是因为中华帝国的形象中没有东方特征，而是西方文化视野一时没有注意到这些特征，或者说西方文化对异域的有选择的利用期待的不是这些特征。

孟德斯鸠在政体类型上将中华帝国定位为东方专制主义，其意义在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既有继承，又有创建。就继承而言，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传统由来已久。

就创建而言，《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意味着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一种新的定位。

它一方面将改变进入西方文化视野五个世纪之久的中华帝国形象，将其最终纳入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中；另一方面，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也在将中华帝国的形象整合到该话语体制中，证明了自身的整体性与包容性。

当然，中华帝国形象被“收编”或“消化”到西方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模式下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中，在观念史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孟德斯鸠只提出了原则，一时还无法将“原则”畅通无阻地运用于“事实”之中。

中国的专制帝国形象的最后确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迈出的这一步，是决定性的一步，原则已经确立，以后的努力将是如何证明这些原则的“真理性”。

文章转载于今日头条号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