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史家与史学》读书笔记

《史家与史学》/王家范著.—增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9 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125页 先生认为，史学之大用，从普世的角度说，乃在帮助人类认识自身。①在《与青年论读史》里，针对当时思想界的混乱，读史无用论的流行，他深情地告诫学人： 震民国之维新，则谓正史为廿四朝帝王家谱，《资治通鉴》为帝王教科书，俱可不读。不知正史之中包括一切社会演进事迹，岂惟记载帝王支系。又凡帝王所宜鉴戒者，今之人证不须知。徒谓其书胪列宗室、外戚、权臣、藩镇、佞幸、阉寺、方士、伶人、义儿、党锢诸事，似都缘帝制而来；苟非帝王世及，则种种秕政恶因皆不复作。斯实皮相之谈。苟一细按，则知名异而实同者不可枚举。有古有是事而今人袭之而不自觉者，亦有古已垂为大戒，今人明知而故蹈之，且讳其失而饰之者。盖物质演进而人情大抵相同。读史者能察其同异而通其邮，始为真善读书。 135页《风骨意境遗后世》 以上所检10则，据我理解大致有三个要点：（1)变与不变，是构成历史生命的阴阳两极，负阴而抱阳才是历史的真谛。从“变”的意义上，老师说“历史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陈代谢的”（1984/204）③。因此，说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变，近乎数典忘祖，是不明乎中国既有变易的高明哲理，其社会变之微、之渐每每深藏着数千年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故能数千年屹立而不亡。（2）说中国早有变易思想，无须乎进化论的引进；或说进化论古已有之，并非西人专利，是不明乎变易观与进化论之差异。两者的区别，正是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质的区别的思想投影，更是中国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观念转换点。“变易”的图式是“循环的（同心）圆圈”，呈封闭型，六道轮回，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故靠自身走不出中世纪，“进化”是“基因变异”，“新旧不断起承转合”，其图式是不断上升的螺旋，呈开放型。“古典哲学的终结,近代哲学的开始”，正是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的第一声“潮音”。（3）“变易”观的特点是使人容易趋向于乐天知命，返古保守，是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统治周密的封建帝国自足心理的真实写照；只有中国失去了世界先进态势，备尝落后挨打之苦，方有接受进化论的心理基础（所以先生说始于鸦片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外因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虽使国人不得不含着眼泪被动地接受进化论，但也容易只停留在八个字的字面理解上，伏下了日后进化论误读和歪用的祸根。（4）正是鉴于前面所说的国人长期对进化论的误读和歪用，先生特别说到“变”与“常”的关系，故第十则所言，意味更深长——这就关涉到了先生对进化论特有的批判性思考，需参阅下文。 137页 12.“近代中国就是别人无情地在改变我们，我们怎样对待改变，是有情地接受改变还是无情地抗拒改变？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变革与反变革的历史。”（1986/402）③ 13.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看到了三千年一大变局，要‘应变’，否定了历代的静止不变观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全变’，否定了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的‘器可变道不可变’的观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革命突变，否定了康有为等人的“渐变’观点，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变’的哲学。”（1983/159）④ 14.“开辟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即使功罪互见，毁誉不一，总是抹煞不了的。等而下之，如在一个领域或某一点上能独辟蹊径，也比那些抱残守缺的人高明许多。”（1978/19）⑤ 15.“近代中国人物新陈代谢快，事物的新陈代谢却很慢，譬如铁路就争论了20年；小脚从上世纪80年代就喊要禁止，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乡下还在给童女缠足。”（1979/63，另“1979/48”说：“……可见历史的惰性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许多事物的除旧比布新更麻烦。”“1983/161”又说：“布新难，除旧更难。” 141页 （2)走近历史，贴近历史，老师看出了中国近代的“新陈代谢”，其变也光怪陆离，新旧、中西绝不是简单地“东风压倒西风”，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的斗争。其情状复杂交叠：新必须先是寄托、依附于旧的躯体，才能破土而出；旧的尚未失去其生命力时，也还不可能遽然为新的取代；新也有真假、实虚之别，假冒伪劣的“新”不会有生命力，超越时空的“新”则往往酿成灾祸。新陈代谢是一种过程，从内涵说，是新旧反复较量比试，而达体用交叠互化；从进程说，必由局部而逐渐推进，最后才可能有全局性的变革，其中既有“反复”，又有“犀杂”，还有先生称为“倒行”的特殊情景，一波三折，绝对不可能直线行进，即使是新因素的发育成长，也不是人们所幻想的一哄而起，“一步到位”，往往观念先行，先进人物唱喊在前，“富于幻想”，真正落实到生活习俗、制度层面则需要时间和耐力，历史惯性不会戛然而止。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历史上先后更迭出现的各种“变革观“（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应变”，康有为的“全变”，孙中山的“革命突变”），正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变革过程的选择和回应，为变革的过程性所规定的、难以逾越的历史自然轨迹，故先生说：“迂回的革命来自迁回的社会。”（1986/442） 144页 14.“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从猿到人的突变，距今已有几十万年以至百万年了，人的身上还有猴气，再过几十万年，只要仍然是人，猴气也许还是要存留于人体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蜕变过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想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痕迹，或者硬要把社会主义说成纯之又纯，不容许它有资本主义的残余，那是否定人身上还有猴气的玄学。”（1978/21）③ 15.“过去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在民主革命实践中的认识，是对破坏一个旧世界的认识，却没有意识到革命胜利后的曲折，以及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曲折。把革命的前景说得太满太美，前景到来了，迎来的是疑团和不满。”（1986/358）④ 16.“对于传统文化的变革，是在批判中吸收与在继承中扬弃交叉进行的长过程。”（1986/354）⑤ 17.“事物是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更新的，但阳光下并没有对全新的东西。”（1983/173）⑥ 144-145页 对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启动，进化论的传播功不可没。然而，重大的历史失误，不无偏见地说，机械地、绝对地误信进化论，也不可逃其罪责。所谓变就是绝对的好，小变不如大变，脱胎换骨、横扫一切则更好，正如先生所痛除的“新”得出奇，“左”得出奇，排斥渐变、量变的合理性，幻想“超越”“飞跃”，结果在灾难、噩梦过后，对新陈代谢不是促进，而是起了“彼坏和阻滞的作用”，“仍要回到地上来”，重走一遍。 172页《科学实证与人文诠释》 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诉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①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文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烈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像傅斯年那样，很有点像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20世纪30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174页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20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赡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176页 176|史家与史学（增订版） 史书所载只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其次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让我感到特别亲切。但我在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史景迁《王氏之死》》221页 该书主要写了山东郊城县，在明末清初穷乡僻壤的村落里，发生过的几件平常却又心酸的故事。史氏从当时的县志和司法档案材料出发，巧妙扩展和广泛嫁接一切可利用的其他史料，事境由远及近，挥洒泼墨与细微勾勒交融，使人物和情景凸显出很强的历史空间感和时代色彩感。书中较少“理论”的说教，若习惯于看历史诠译的人，会失望于未能如一泓溪水那样清澈见底。然而史家特有的“画笔”，托出的是今天城里人非常陌生隔膜的，330年前的乡土中国，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尽相同的滋味，真有几分看毕加索印象画的味道。读历史书，能激发读者想象力的驰骋，使其有自我思维张扬的空间，这样的感觉已经丧失很久了。历史书既然能这样写，能写成这等的模样，对向以拘谨自得的现代中国历史书写方式（包括编写中学历史课本），是极有鞭策意义的善意警示。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把目光转向下层、书写平民生活的社会史意识，但真做起来是何等的艰难！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故事唾手可得，今天帝王将相影视（特别是民间俗称的“辫子戏”）炒作得如此发腻，就是太容易随便抓“料”了，所以急功近利起来。社会史学者愁苦的则是芸芸众生从来都是被各种场合冷落的弱者，有关的史料如大海捞针，渺渺不可寻。凭着不惧“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耐心，史景还才可能收获“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乐趣。试问，史景迁要不是寻觅到前此少有人阅读，曾任郊城县令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再设法找来三种版本的《郑城县志》熟悉乡土，又苦心借同时代同区域蒲松龄写的《聊斋》故事增添心理的烘托，怎么能写出这等字字有据的故事，使人可悲可泣可恨可憎之情，不能不油然而动、勃然而生呢？ 300多年前郊城的农民，一如中国绝大部分贫困乡村，世代在生存线上靠耕织勉强度日，生活内容再平淡不过。他们之间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真说不上。死人无算的旱涝天灾与兵匪之祸，如书中详尽描述的康熙四年旱蝗奇荒，七年8.5级的特大地震，崇祯末年绵延到清初的白莲教动乱，以及清军的南下血洗郊城（康熙县志还保存了这段实录，到乾隆修志时就已经被蓄意抹去），给人以恐怖的感觉，…… 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很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虽没有明言，但主张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也是感觉得到的。《大分流》通过纵横捭阖的正反论证，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因为经济的发展终究是要依赖地理环境、资源（特别是能源）、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经济发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赖旧的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参与，以及新的组合能否摆脱旧有的危机陷阱（如人口、资源的发展瓶颈，或曰“斯密动力”)。在这里，突破的概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兰19世纪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经济的历史大转折，煤资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作者看来，美洲的发现，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才是帮助西欧跳出“斯密动力”峡谷的关键之关键。因此，西欧的领先一步，与其说是必然的，毋宁说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而侥幸取胜。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大分流》要实践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向：经济史的分析，必须摆脱旧社会理论的束缚，给经济分析以独立的位置，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293页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克尔凯戈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畅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不说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教训反正是不少。 294页 ……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极，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就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传》里的“火并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儿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结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不容易摆脱。 296页 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日情境，可一涉及赋税皇粮，口气就变，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声称凡作弊者格杀勿论。这比起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帝要厉害百倍。 我读明清的材料多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不改革旧制度本身，走马灯似的换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人打倒，拥戴一批人上台，对此不应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当我读到小说家洪峰说的“天大极了，人小极了”（《极地之侧》），立即联想到旧制度、旧意识就像“天”，在它的盖罩之下，个人的行为很难超脱，创造的空间很小很小。 我真正从事史学研究，起步很晚，大约40岁。所幸“文化大革命”帮助我从迷误中清醒过来，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如若不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真的已经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起，我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小问题，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辉煌何以会变成百年的沉沦？或者说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 头十年，我近乎疯狂地读西方的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哲学，什么“老三论”“新三论”。不懂外文，看中译本，翻译得差极的，像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近乎看天书——总之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硬着头皮读。头脑里，尽是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谬尔森、诺斯……福柯还敢看，就是尼采不敢问津，怕自己人迷了，得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