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对，但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从夏商时期到东汉末年，北方经济一直处于优

势地位，其经济重心只有东西移动变化，没有南北

移动趋势。商周时期，经济重心在关中地区，司马

迁在《史记》中曾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 春

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秦国在关

中修建了郑国渠，大大提升了秦朝经济发展水平，

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经

济重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

使农业进一步发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建造了白渠、

龙首渠、六辅渠等。大规模的灌溉工程的修建，促

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北方农业的快速发展在

耕作工具和技术上表现为“二牛抬杠”耦耕法以及

耧车的广泛使用。并且此时的长安已经成为当时最

大的都会。反观南方地区，还是处于刀耕火种、荆

棘遍野的落后状态，一直到汉末，其人口总量远远

落后于北方。

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战乱不止，北方地区遭

到严重的战乱影响，生产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人

口数量骤减。特别是董卓之乱后，“长安城空四十

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

迹。”[3] 中原人士为避免战乱，举族开始了南迁的历

程，大批百姓渡江南下。人口的大量南迁，很大程

度上缓解了南方劳动力匮乏的状况，同时南迁的人

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再加上南方统治

者为了维护统治基础，加大了南方经济开发力度，

从而使得南方地区经济得以发展。也就是从这时起，

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才开始有了较快提升，为此后

的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但尽管如此，南方的

经济实力还是远不及北方，曹魏在北方实行屯田制，

大力兴修水利，招抚流民，从而使得大量流民又回

到了北方，曹魏的上述种种措施，有力地恢复了北

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使得整个三国时期，曹魏

的经济实力一直高于蜀、吴，这也为西晋统一中国

奠定了基础。有的学者指出 ：“中国经济重心从东汉

时期开始南移。”[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东汉乃至东

汉末年都不能作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而只能作

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准备阶段或者萌芽阶段。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地区经

历的三百多年的战乱灾难，生产凋敝，百姓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为避免战乱之苦，北方百姓开始了举

族南迁的艰辛历程。此外北方连年水患、蝗灾和饥

荒，从而导致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严

重破坏，昔日的繁华长安已是一片废墟。而南方地

区，随着人口的南迁，北方人民传授给当地农民先

进的耕作技术，从而有力地提升了南方农业的发展。

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是人口的增加。谭其骧先生考证认为 ：“永嘉之乱

时期南渡人口截至刘宋初年即达 90 万，占南方人口

总数六分之一。”但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在许多地

主田庄中，许多世家大族为躲避赋税，少报或者不

报人口。到了南朝时期，人口发展速度更盛，仅当

时首都建康，“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如

此快的增长速度，也有力说明了南方经济发展水平

的不断提高。二是水利事业的兴建。“句章县（今宁

波南）有汉时旧破，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

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5] 水利工程的修

建有力地支持了南方农业的发展。三是农业生产技

术的提高。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稻苗渐

长，复需璐，蒋讫，决去水 ；曝根令坚，量时水早

而溉之 ；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水稻栽培技术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水稻作为南方主要粮食作物的地

位日益凸显。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量的

南迁、水利工程的修建、生产技术的进步，优越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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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以及南方稳定的生产秩序使得新的生产力

在南方逐渐发展了起来。从刘宋开始，水稻已经成

为南方最基础的粮食作物，无论在耕作技术还是产

量上都已经超过北方。“米不外散，恒为丰国”[6] ，

江浙地区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地带。南方地区

的农业发展，已经不能与东汉时期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后，北方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后，南方正在逐渐成为

新的全国经济重心趋势愈加明显，也就是说从这时

起全国经济重心正在开始它缓慢的南移进程。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转折时期

唐代在天宝元年前后人口数量达到最高值，全

国约有 900 万户，大多数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此时关中地区粮食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如此多的人

口需求，因而漕运成为北方粮食转运的生命线，大

批的粮食和日用物资通过黄河、汴渠从南方源源不

断地运往长安等地，供当地人们生活需要。杜佑曾

这样评价汴渠，“自是天下利转输，运槽商旅，往来

不绝”。[7] 可见，南方已经成为北方粮食供给的重要

输出地，南方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安史之乱爆发

后，北方地区再一次成为军阀割据混战的角逐场，

“东至郑汁，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

烟断绝，千里萧条。”[8] 在四川等地“道路相望，村

坊市肆与蜀人杂。”[9] 南迁的汉族人民与南方各族人

民共同开垦荒地、修建水利，有力地提升了南方经

济发展水平。在农业方面，出现了一种新式耕作工

具——江东犁，这种犁可以深入浅出，操作方便 ；

灌溉工具则出现了筒车、水轮等先进设备，灌溉精

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安史之乱后，全国修建了大量

的水利工程，其中江南地区多达 49 项，居全国之

首。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有了显著

的发展，广州等地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业基地。

矿冶业发展速度更为瞩目，铜、锡的开采量超过了

北方地区。在造船业方面，扬州已经成为唐代最大

的造船基地，长江上的来往船只基本上都是出自扬

州产地。在商业方面，“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

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

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10] 可

见，扬州和益州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此

外，在海外贸易方面，南方充分发挥天然的地理优

势，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韩愈曾说，

朝廷的赋税基本上都由江南地区所承担。这充分说

明，南方已经成为唐朝最大的赋税来源之地，也间

接地证明了南方经济的发达，有足够的财富支撑一

个王朝的财政支出。

很多学者认为，“安史之乱……也是经济地理

分布明显变化的分野。由于战乱破坏和尔后北方藩

镇割据以及西线吐蕃等的压力，唐后期经济依赖南

方，从而加快了南方农业经济的步伐，使经济中心

南移。”[11] 这种结论基本上是合理的。北方地区经济

在遭到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不论是在唐朝统治区

还是藩镇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战乱影响，再

加上北方连年的旱灾、洪涝以及蝗灾，致使北方人

民大量南逃，留下大片无人耕种的荒地，种种原因

导致北方优越的经济地位进一步衰退。而南方地区

则凭借着稳定的生产秩序，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

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优越的地理环境，从而使得南

北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在安史

之乱后基本处于持平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安史

之乱不仅对唐王朝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更重

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也产生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安史之乱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

要的转折点。北强南弱的经济格局逐渐打破，取而

代之的是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经济

区域，并且南方的经济发展势头猛烈，而北方经济

发展势头却逐渐沉沦。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时间

北宋神宗时期，南方经济重心地位已经不可动

摇，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加明朗。上文指出，经

济重心的标准主要为某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的经济总

产量，占到全国农业总产量的 50% 以上，否则就

不能称之为经济重心。接下来我们就以衡量农业发

展最基本的指标人丁数、垦田数和赋税等具体数值

进行定量分析。元丰元年，在人丁方面，北方地区

有丁 5468420，分布在开封府、京东路、京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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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龙煤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 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七次、第十八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安排部署改革工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胡昌升，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

员黄建盛出席会议。

30 日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哈尔滨举

行，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省

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主任张庆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

书记、省长胡昌升主持会议，黄建盛、陈海波、张

安顺、李海涛、傅永国、张雨浦、王兆力、张巍、

陈安丽、聂云凌出席会议。

31 日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五督导组

督导黑龙江省见面会在哈尔滨召开。中央督导组组

长冷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关于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大决策部署，通报了督导任务

和安排。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省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张庆伟作表态讲话。中

央第五督导组副组长李晓全出席会议。

地区 ；南方地区有丁 24567534，分布在淮南路、两

浙路等地方。[12] 对比分析得知，南方地区比北方

地区人丁数多了 19099140，并且南方的人丁数占

比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垦田方面，北方垦田数为

1355757.94 顷，主要分布在开封府、京东、京西路

等。南方垦田数为 3184801.63 顷，主要分布在两浙

路、江南东、西路以及荆湖南、北路 [13]。对比分析

可知，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垦田数多 1829043.06 顷，

并且南方垦田数占比全国垦田数的一半以上。在租

赋方面，北方地区租赋分为夏秋二税，其实收税额

为 25637965 贯、石、斤等，南方地区夏秋两税实收

税额为 29578436 贯、石、斤等。对比分析可知南方

税额比北方税额多则 3940471 贯、石、斤等，并且

南方赋税收入占比全国赋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综上所述，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中，

农业生产总值的大小是衡量其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据，

而人丁数、垦田数以及赋税收入则是衡量一个地区

农业发展最真实的指标。在北宋元丰元年，南方地

区农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北方，就足以说明在北

宋时期经济重心完成了其南移的使命。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促使了我国新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史学界对此

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在何时开始南移、何时完成

南移等问题上百家争鸣。每种观点的提出都能开辟

出一片新天地，但每种观点的背后都要有一定的依

据。通过对经济重心含义的解释以及标准的核定，

文章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

后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持平，北宋时期南方经济

完全超越了北方。